1850年10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建号太平天国。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当地百姓群起响应。9月11日围攻长沙，郭嵩焘兄弟和左宗棠兄弟一起带着家人跑到湘阴东面的玉池山梓木洞亲戚家躲避。因为这个地方山水特别好，郭家和左家相约老了就在这儿养老。这就跟我们和朋友去了一个地方，说这地儿不错，咱们以后到这儿来养老一模一样。
一个月以后，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迎聘左宗棠。这个差事是贵州知府胡林翼推荐。左宗棠比较犹豫，守城的江忠源从长沙来信劝他，郭嵩焘也力劝。左宗棠同学才激起了慷慨胆气跑到了长沙去帮助张亮基。
以常理来看，这未必是大家劝的功劳，从此后左宗棠一生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是文人共同目标，但愿为此舍生取义的人极少，左宗棠无疑算一个。此时长沙被围，他避乱被邀请，肯定是在考虑自己怎么才能解围，自己怎么才能帮到江忠源，这是一个正常的有抱负也不愿让朋友失望的敢当之人的正常逻辑。应该是收信之后，一直在多方收集情报，研究形势，思索对策之后的系统决策。
事实上，很多劝服，往往是当事人听到想听到的建议就坡下驴，或者是通过别人提供的论据、论点验证自己的判断。如果一个人没有想法，只是因为别人的建议采取行为，这种人也不可能成为一方大员。
长沙守城之功有左宗棠一份，这成为左宗棠发际之地。几个月之后，张亮基又把郭崑焘招入幕府。主要做后勤粮草和文书工作。
这一年已经成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因为母亲死了回家守丧刚好在湘乡荷叶塘。十一月份的时候，朝廷下诏命他赶紧帮练团练。对这种事儿他也始料不及。
我认为曾国藩有三个忧虑：
第一，一个相当于现在外交部副部长的领导，突然让他带兵练军打仗，压力是很大的。抛开文人那套东西，换你是他，也会害怕搞不成。一介文人，兵书或许都没有看过几本，不懂军事，没当过兵，突然让他就地募军保护家乡。搞不好身败名裂是小，误人误国是大。
第二，古代文官比武官地位高，升迁快，搞好了未必比现在升职快；搞不好可能是战死或被朝廷难看闲置，这事风险太大。
第三，如果要搞就必须搞成，搞成就是要搞强搞大，这样朝廷肯定会忌惮，那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功高震主是取死之道，一败涂地更是无法苟活。
反复权衡，既然国家乱局如此，现在又诏命在身，不如全力以赴，如果搞成，大不了自动解除兵权或者解散部队学郭子仪也是可以保命全节留芳百世的。
在这个思考权衡的过程中，12月13日又收到寄谕以后。曾国藩就写了奏章，恳请停止守孝，开始练兵。奏折还没有发出去，太平军从长沙撤掉，取道宁乡、益阳、岳阳，在年底攻下了武昌。
同时，郭嵩焘跑到曾国藩家来吊丧。趁机劝曾国藩出山搞团练。结果曾同学死活不吭声。郭嵩焘迂回说服，找曾国藩老爸，用保卫家乡的说法劝服老先生。老先生肯定希望儿子能保护家里亲朋和财产安全。
曾国藩需要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利益、动机、目的，以此来判断出山的时机、姿势、步聚和需要的支持、人脉与资源。郭嵩焘及各路朋友代表的是友情，父亲代表的是亲情，朝廷代表的恩情，这些恰恰是传统中国文人思维体系的基点，忠孝仁义每个点都要站稳，不然师出无名，对个人，对组织都是要命的，有大义有小节有方法有组织有目标才是一个理智人选择的根本。
郭嵩焘劝说的理由，曾国藩懂得肯定比郭嵩焘多，只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本身的复杂和艰难程度的权衡预判要比郭同学要多。如果说郭嵩焘是直来直去随心所欲的直人，曾国藩就是外圆内方和光同尘的能臣。曾国藩深得王阳明的真传，凡事在世上磨。作为礼部侍郎，也就是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对清朝官场所有问题谙熟于心。但他能把入世做事的官场规则和他学圣贤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毕竟只有先入世以后才能经世致用，你得先经历这个世界，不然怎么致用呢？曾国藩这段时间必须琢磨这件事儿，用我们现在话就来说，就是在做第一性原理的思考。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和逻辑链条。这件事儿从何起，怎么做？谁来做？什么流程？最后怎么收场等等都要考虑清楚。
此时的郭嵩焘和曾国藩父亲等亲朋友的劝说只是催化剂。
曾国藩决定出山是在1853年年初。此时他赶赴长沙准备募兵募饷讨伐太平军，这是曾国藩筹办湘军的开始。在这之前，罗泽南已经遵照湘乡县令的指示开始在家乡训练子弟，所以才有了罗泽南是真正湘军之父的说法。
不久，时任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来信要郭嵩焘出山，信中说你就算不跟着我干，你得考虑一下天下的老百姓吧，这种国家大义显然戳中了郭嵩焘或者说文人的心结。这个时候他敬仰的大哥曾国藩已经开始练兵，连自己兄弟曾崑焘都帮张亮基干活了，自己再闲着，真没脸了。
这个时候太平军已经攻占了南京，改名天京，然后立刻北伐，西征，围攻南昌。江忠源带兵守南昌，一再催促他们赶紧去。郭嵩焘、夏廷樾、罗泽南率领1400多人就向江西进发。到南昌以后驻扎在永和门外。
1853年8月28号，他们和太平军在南昌大战。被太平军打败，死了很多人，只好收兵入城。在围城里，郭嵩焘认识了曾任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陈孚恩，此时陈孚恩刚好在南昌守丧。过去的读书人官员，家里老人一死按照传统就要居家守丧三年。经常有些朝中大员会在地方上遇到当地官员或年青俊秀。当然这个“遇“是需要人脉的。古人对于人际结交和今天一样，都乐此不疲，客观来看，这也是积极推销自己。纵有报国大志，治国雄才，你也得让人看见，看懂，认可，否则只能被埋没。
那种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等靠思想真的会害死人。等着等着人就老了，心就死了，一辈子就没了。
陈孚恩很喜欢郭嵩焘，他们朝夕相处，讨论兵事、国事、天下事。陈孚恩分享了很多在官场上的经验和世故，在此后一生里都对郭嵩焘指点提携不断。
在守城督战的时候，郭嵩焘发现太平军都住在船上，他们的大营三面靠岸，一面靠水，攻守都在船上。这样行动快捷，你陆上打来，他就逃到船上，开着船就走。你走了，他要攻击你，随时上岸打你。典型的游击战。
审问俘虏知道太平军有十几万条船，郭嵩焘意识到不赶紧搞个水师这仗没法打。这个建议给江忠源后非常欣赏，马上让郭嵩焘写个奏章《请置战舰练水师疏》。里面大概介绍了太平军作战主要是靠劫掠民船当战船用，江南水网密布，我们一打人家就跑，我们撤了人家又来打很被动。请朝廷允许搞水师。
前面救灾数船数人头，现在打仗发现关键点，从这些事情来看，郭嵩焘是一个很善于发现问题的人。但在解决问题的执行力上，郭嵩焘比较弱的。曾国藩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一直不主张郭嵩焘当老大，提建议可以，做的时候郭嵩焘遇到挫折会躲避，这种性格贯穿他一生。
这个建议提出来以后不到半个月，朝廷就是要求四川，湖北，湖南各地尽快制造战舰。于是郭嵩焘受命在樟树镇督造巨筏。曾国藩在衡州创办水师。
郭嵩焘制造了八艘巨筏准备回南昌的时候，太平军已经撤军向北占领了九江，攻打湖北田家镇。升任湖广总督的张亮基向江忠源求援。江忠源二话不说立即率兵前去。一路上山路崎岖，人烟稀少，草木凋零，十室九空。到湖北境内以后连吃饭都找不到地方，士兵们都很饿。那会儿帮办团练朝廷是不给你银子的，都需要你自己去筹款。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想回家了，搞不好没命还吃不饱饭，郭嵩焘也是其中代表。
此时他既心疼百姓流离战乱之苦，也是思乡心切。甚至得出了自己不适合从军的结论。
1853年10月底，郭嵩焘辞别江忠源回老家了，三个月后江忠源战死庐州，全了他以“忠烈死“的名节。
郭嵩焘作为一介文人，长这么大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危险，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朝不保夕的惊吓，这一次之后都不敢从军了，人生中他都在躲避从军这件事儿。但曾国藩、江忠源、左宗棠等朋友虽是文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治世普通人尤其汉人很难掌握国家大权，但乱世就不一样了，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不就正当此时么？江忠源的豪气、曾国藩的理性、左宗棠的霸气与郭嵩焘的才气虽然不同，但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是一样的。也正由此，他与左宗棠产生嫌隙，与曾国藩却能始终相好，本质上是曾能兼容郭，但左不愿兼容郭。这也是个体性格上的差异。
11月10日他回到湘阴，因为江忠源向朝廷上报他协助守城有功，郭嵩焘没参加晋升考试还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此时更觉得对不住江忠源，毕竟半路跑了，人家还是这么挺你。他这会只希望种种地读读书老死家乡好了。
可是，老大哥曾国藩不想让他闲着，得出来做事，来信让他去衡州去帮助曾国藩料理军需，主要是筹饷。
1854年2月25日，湘军奉旨剿匪，曾国藩发表的《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说洪匪“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写得非常好。不过我估计很少有人能看懂，毕竟那会识字率极低。仔细想想，主要是写给朝廷同僚、各地乡绅读书人看的，毕竟他们有钱有权有号召力。
我们中国人做事讲究一个师出有名，曾国藩带着自己编练的陆军水军上万人，从衡州浩浩荡荡出发经长沙到岳州。刘蓉和郭嵩焘一起随曾国藩出征。
打仗打赢是最重要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朝廷号召大家练兵却不给军资，只能靠自个去筹饷。在战局焦灼、战况不顺手时饷银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胜负。你看古代打仗只要把对方粮草一烧对面就败。曾国藩让郭嵩焘筹饷就是信任，这也是郭同学喜欢和擅长的事情。他建议设卡抽厘。
什么叫设卡抽厘？我们要好好介绍下，厘金最初是一种临时筹款方法。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初定税率为1厘(1%)﹐故名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厘金创行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可以代替当时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这就是商业税。
郭嵩焘自告奋勇的负责湖南厘金总局筹集军饷。1855年初，曾国藩一度攻下的武昌失守，接着在九江战败，被迫退守南昌，形势狼狈。这个时候郭嵩焘从湖南跑到南昌去安慰曾国藩，加上刘蓉三人重新聚在曾国藩的大营，让曾国藩很高兴，专门写了一首诗《会合诗》。
三个人友情珍贵，却不会因此公器私用，何况曾国落素来有识人之明。他曾多次劝解朝廷不要对郭嵩焘不恰当的任用。他认为郭嵩焘只是一个著述之才，不能担当一地长官做好地方政务，因为他不愿意适应官场生态，也受不了曲里拐弯的人、事、钱纷争。
这此论断在郭嵩焘后来人生中一一应验，曾国藩能引领一帮文人成就平天下的伟业，不得不说很有些圣人做事的模样。
郭嵩焘引用朋友易笏山的话劝慰大家：与天地气数争胜，自当求胜气质始。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要先战胜自己，才可以战胜命运的安排；改变自我的气质，才能影响天地气运、气数。这和今天的自我成长一样，凡事先改变自己，坚持做对的事，反复做。所谓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也是这这个意思。
此时，湘军出战湖北、江西以后军资已经用掉了一百余万两，这马上没钱了，又打败仗，士气非常低。有人向曾国藩建议，除了在江西设卡抽税以外，还可以奏请朝廷经营浙江的盐，但需要本钱，从哪里筹借本钱呢？这个事情当然是交给郭嵩焘了，郭嵩焘办这种事儿好像挺靠谱的，虽然办事过程中经常游山玩水，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