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古怪而狂野的西方育儿

第1章　世界上最“奇怪”的父母

那是2018年的春天，我在坎昆国际机场瘫坐着，盯着天上来来往往的飞机，思绪却飘回到我之前所目睹的一切。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养育孩子，真的可以那么容易吗？

几天前，我去了尤卡坦州中部的一个玛雅小村庄，为一个关于儿童注意力持续时间的电台报道做调查。在这之前，我读过一篇研究报告，其中提到在一些情况下玛雅儿童比美国儿童更能集中注意力，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在村子里待了一天后，我很快就发现，那些小小的茅草屋顶下，有着更值得挖掘的故事。

我花了很多时间采访玛雅妈妈们和奶奶们，了解她们是如何养育孩子的，观察她们的行为技巧——如何应对发脾气的孩子，如何激励孩子写作业，如何哄孩子进屋吃饭——基本上就是了解每个家庭的日常琐事。我还询问了她们如何应对养育孩子时最困难的那些事件，比如早上如何准备出门，或者晚上如何准备睡觉。

我所目睹的一切使我惊异万分。她们的教育方式与我之前见过的完全不同——与旧金山那些“优步妈妈”[1]的方法不同，与我小时候的经历不同，与我抚养罗茜的方式也大相径庭。

我自己养育孩子的经历，就像握紧双拳在激流中漂荡，充满了戏剧性、尖叫和泪水（更不用说我和孩子之间无休止的谈判和争吵了）。然而，和玛雅妈妈们在一起时，我感觉自己就像在一条宽阔、宁静的河流上漂流，水流平缓而稳定地蜿蜒穿过山谷。玛雅妈妈们是如此温柔，养育孩子是如此容易的事，几乎没有任何冲突。我听不到孩子们的尖叫，看不到家长对孩子发号施令或者喋喋不休，但她们的育儿方式却很有成效。哦，更应该说是成效卓著！孩子们对父母，甚至对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十分尊重、亲和，并乐于与他们合作。有一些时候，父母甚至不用要求孩子把自己的薯片分给弟弟妹妹们，孩子自己就会这样做。

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孩子们十分乐于提供帮助。无论在哪里，我都能看到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热切地帮父母的忙。一个9岁的小女孩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跑过去帮她妈妈打开浇水的水龙头。一个4岁的小女孩主动提出要去街角的市场买西红柿回来（当然，家长答应给她一块糖）。

后来，在我停留的最后一天早晨，我目睹了那里的孩子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它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一个还未进入青春期的放春假的女孩。

我坐在她家的厨房里，和女孩的母亲玛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通·布尔戈斯聊天，玛丽亚正在煤火上煮黑豆。她把黑色长发扎成利落的马尾，身穿一件海军蓝A字裙，腰带束得很紧。

“两个大一点的女儿还在睡觉。”玛丽亚坐在吊床上休息时说。她们前一天晚上看了一部关于鲨鱼的恐怖片，所以睡得晚了些。“我半夜发现她们都挤在一张吊床上，蜷抱在一起，”玛丽亚说着，轻轻地笑了笑，“所以我想让她们多睡一会儿。”

玛丽亚平时非常辛苦。她担负所有的家务，准备每一餐食物——用石磨磨碎的玉米做的新鲜玉米饼，以及打理生意。在我们停留期间，无论出现什么混乱的局面，玛丽亚总是很冷静。甚至当她让最小的女儿艾莉克莎不要碰炭火时，她的声音也很平静，脸上的表情也很放松，没有紧迫感、焦虑感或压力感。作为回报，她的孩子们对她也很好。他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按她的要求去做，不争论也不顶嘴。

又聊了几分钟之后，我站起来准备离开，这时玛丽亚12岁的女儿安吉拉从她的卧室里走了出来。她穿着黑色紧身裤、红色T恤，戴着金色耳环，看上去和加州的孩子们没什么两样。但她做了一件我在加州从未见过的事。她径直从我和她妈妈身边走过，一句话也没说，提过一桶肥皂水，开始刷早餐后的盘子。没有任何人要求她去做这件事，墙上也没有挂家务分配表（事实上，家务分配表可能反而会抑制这种主动的行为）。相反，安吉拉只是注意到水槽里的脏盘子，就自己去做了，尽管她还在轻松的春假期间。

“哇！”我叫道，“安吉拉经常主动帮忙做家务吗？”

我十分惊诧，但玛丽亚似乎一点也不吃惊。“她并不每天做家务，但帮忙的时间也很多，”她说，“如果看到有需要做的事情，她不会等别人要求她时再去做。有一次我带她妹妹去诊所，我们回来的时候，安吉拉已经把整个房子都打扫了一遍。”

我径直走向安吉拉，问她喜不喜欢洗碗。她的回答让我的心底柔软了下来。

“我是喜欢帮妈妈干活儿啦。”她刷着一个黄色的盘子，用语调柔和的西班牙语说。

“那你没有在帮妈妈干活儿的时候，你都会做什么？”我问。

“我会去帮忙照顾妹妹。”她自豪地说。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哪个12岁的孩子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碗，而且还是在放春假的时候？我想道。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因此，几天后，我在繁忙的坎昆机场盯着往来的飞机时，不禁又想起安吉拉，想起她真心的帮助和她对家人温柔的爱。玛丽亚和其他玛雅妈妈是怎么做到的？她们是如何培养出如此乐于合作、尊重他人的孩子的？

这些女性让养育孩子变得如此简单——说出“简单”这个词时我也不可置信。我想知道她们的秘诀，我希望我和罗茜的关系也可以变得那样平静缓和。我想离开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急流，去到宽阔蜿蜒的河面。

我的视线从飞机转向坐在我对面的美国游客，他们正准备登上回旧金山的飞机。我突然意识到，我和罗茜相处得这么糟糕，也许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坏妈妈，而是因为还没有人教我如何成为一个好妈妈。我所处的文化是否已经遗忘了养育子女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一个快速的小测试。在下面的这两条线中，哪一条比较短？图形A还是图形B？

答案显而易见，对吧？但你所想的是正确答案吗？

如果给一个肯尼亚牧牛人做这个测试呢？或者是以狩猎为生的菲律宾小岛上生活的人呢？谁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谁会被错觉愚弄？

早在19世纪80年代，年轻的德国精神病学家弗兰茨·卡尔·缪勒-莱尔试图研究人类大脑是如何感知世界的。在他30岁出头时，他就已经是这个领域的璀璨明星了。当时，视错觉在心理学领域风靡一时。弗兰茨认为他也可以在这一方面有所成就。于是他开始涂涂画画。他画了两条等长的线，一条线两端的箭头指向线段外侧，如图形A，而另一条线两端的箭头指向线段内侧，如图形B。弗兰茨很快意识到，虽然这两条线的长度完全相同，它们带来的视觉效果却截然不同。箭头的形状诱使大脑认为图B中的线比图A中的长。

凭借这幅涂鸦，他创造了后来历史上最著名的视错觉图像——缪勒-莱尔错觉。

1889年，弗兰茨发表了这一有关视错觉的发现，随即，科学家们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或者说我们的大脑——会给我们错误的认知。为什么我们看不出这两条线段的长度相等呢？这种错觉似乎揭示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普遍规律。

一个多世纪后，一组研究人员逆转了心理学领域已有的结论，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看待缪勒-莱尔错觉的方式，以及理解人类大脑的方式。

2006年，约瑟夫·亨里奇刚搬进他在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办公室，就和走廊另一头的一位心理学家建立了友谊。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段友谊会带来整个心理学领域的根本性转变，或者用约瑟夫的话来说，“对心理学直中要害的一击”。

约瑟夫是一位思想家。他研究促使人们相互合作或者发动战争的动因，以及人类如何因合作而成为地球上最具统治力的物种。

约瑟夫也是一位研究领域罕见的心理学家，被称为“跨文化心理学家”。他不仅以美国人和欧洲人为实验对象，还前往遥远的地方，如斐济和亚马孙河流域，观察其他文化中的人在相同的实验中表现如何。

在约瑟夫办公室走廊尽头的是另一位跨文化心理学家，名叫史蒂文·海因。他研究赋予人们生活以“意义”的因素，以及这一因素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变化。和约瑟夫一样，史蒂文想了解的是全人类大脑的运转机制，而不仅仅将研究对象局限于来自欧美国家的人。

约瑟夫和史蒂文都对其他文化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每个月都会共进午餐。他们会去大学的美食街带回中餐外卖，然后讨论他们目前的研究。约瑟夫和史蒂文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一个模式：来自欧美国家的人的行为模式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非常不同。“我们才是实验中的异常值。”约瑟夫说，“史蒂文和我都惊呆了。我们想知道，难道北美人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人吗？”

当时，这个想法只是在午餐时间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假设。但是约瑟夫和史蒂文很感兴趣，他们决定进行一些测试。两人说服了他们的同事阿拉·诺伦萨扬，一位研究宗教如何传播并促进合作的心理学家。三人开始系统地回顾心理学、认知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数十项研究。

这个团队立刻注意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前的心理学有所偏倚。绝大多数研究（约96%）只调查了欧洲背景的人。然而，有着欧洲血统的人只占世界人口的12%。“所以整个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约瑟夫说。

如果这项研究的目标是了解西方人的思考和行为模式，那么调查对象偏向西方人就不会构成问题。但是，如果目标是了解全人类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尤其是当已研究的人群与其他人群相比表现异常时——就像西方人那样——这种偏向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像在芭斯罗缤家冰激凌店只尝试有粉色泡泡糖的冰激凌，忽略其他30种口味，然后发表一篇论文，声称所有冰激凌中都有泡泡糖。

但如果你品尝了其他30种口味，会如何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约瑟夫、史蒂文和阿拉将少量实验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实施，然后将结果与对西方人的相对比，结果往往大相径庭。西方人的行为表现在行为谱系的一端，而来自不同土著文化的人则更多集中于整个谱系中间。

这些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该研究团队在2010年的研究成果中写道，西方社会的人，“包括幼儿，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不具代表性的人群之一”。他们甚至想出了一个好记的首字母缩写来描述这种现象——“WEIRD”[2]（后文称之为“奇怪”），指的是西方的（western）、教育程度高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裕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社会。

约瑟夫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奇怪的人群？》的论文，心理学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随即崩溃了。这并不是说心理学世界中的皇帝没有穿衣服，更像是他穿着名为“西方”的长袍跳舞，假称代表全人类。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来自“奇怪”文化背景的人在方方面面都异于其他文化的人，包括与他人合作的方式、施加惩罚的方式、看待公平的方式、思考“自我”的方式、价值选择的方式，以及看待三维空间的方式。

让我们以在第22页看到的视错觉为例[3]。

实验很简单。研究人员向人们展示了这一图像，并询问这两条线看起来有何不同。研究人员的发现令人惊讶，一些心理学家至今仍在争论产生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美国人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觉。平均而言，伊利诺伊州的志愿者认为箭头指向外侧的线比指向内侧的线长20%。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没有什么新奇。

但当研究人员观察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测试结果时，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一些来自土著文化的人，如非洲南部的狩猎采集者和科特迪瓦的农民，完全没有被这种错觉欺骗。他们看到的就是实际画在纸上的东西——两条长度相等的线段。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对这一视错觉的反应则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来自其他14个文化的人也认为这两条线段并不等长，但不如美国人认为的长度差别那么大。

研究人员推测，这种错觉之所以最有效地欺骗美国人，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木工环境”，即直角组成的环境之中。换句话说，我们是被一个个盒子所包围着的。放眼望去，生活中随处都是盒子。我们住在盒子状的房子里，睡在盒子状的床上，在盒子状的烤箱里烹饪做饭，在盒子状的地铁车厢里通勤，我们的家里充斥着各种盒子，如抽屉柜、桌子、沙发、衣橱等。

科学家们假设，我们不断接触这些盒子，训练我们的大脑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感知缪勒-莱尔视错觉（见第22页图形A、图形B）：当我们看到两个箭头时，我们的大脑会走上捷径——在潜意识中把纸上的二维线条当作一个三维的盒子的边缘（更确切地说，是对盒子边缘的图示）。为什么这种潜意识中的转化会让我们觉得上面的线比下面的短呢？想象这两条线是一座建筑物的边缘，箭头两端向外侧延伸的线类似于一条向视点后方倾斜的边缘，也可以理解为这条线离我们自身更远；而上方的那条箭头两端向内侧延伸的线，更像是向我们自身倾斜的边缘，也即它离我们更近。因此，由于我们觉得上方的那条线离我们更近，而下方的那条线离我们更远，所以我们的大脑在潜意识中拉伸了下方的那条线。

但在世界上的许多文化背景中，人们不是被盒子或直角包围着的。相反，他们的周围是弯曲光滑的形状。房屋和建筑通常都是圆顶设计，或者是用芦苇或黏土等更柔韧的材料建造的。人们走出家门后，不会沿着有灯柱的人行道直行（从而形成直角）。他们在自然环境中行动，周围是无数自然元素——树木、植物、动物和各种地貌。大自然并不青睐于直角的构造，它更喜欢曲线。

因此，当一位卡拉哈里沙漠的科伊桑人女性看到画在纸上的缪勒-莱尔视错觉图像时，她不会被箭头的指向愚弄。她的大脑不会自动认为这些线代表了一个三维的盒子的边缘。相反，她只是看到实际画在纸上的东西——两条等长的线。

通过对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缪勒-莱尔视错觉图像测试，研究人员窥见了心理学基础中的巨大裂缝。他们的发现表明，人们成长过程中所处的文化和环境会深刻地影响大脑的基本功能，比如视觉感知。

如果是这样，文化还会以哪些方式改变我们的大脑呢？还有哪些心理学中的“人类共性”或“普遍原则”实际上根本不具有普适性，而是西方文化独有的——在特定的“奇怪”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的结果？

换句话说，文化会影响认知，比如我们看待一张纸上的两条线段的方式，那么我们的文化又会如何影响更复杂的心理过程？它对我们的育儿思想或我们看待孩子行为的方式会有什么影响？在养育孩子方面被认为是“共性”的一些想法，会不会也是由我们的文化创造的“视错觉”呢？

从尤卡坦州的玛雅村庄回家后，我满怀激情，渴望投入养育孩子的战场。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充满希望。我想可能——仅仅是可能——我终于能搞明白育儿这件事，我也许能够驯服我家像野生鬣狗般的女儿，并教会她乐于助人、尊重他人。这番展望让我感到一阵幸福的晕眩。

于是我开始做我最擅长的事——开展研究。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玛雅父母养育孩子的方法。我深入研读科学文献，与科学家们交谈，阅读学术书籍。我还花了很长时间仔细阅读了当代的育儿书籍。

我的研究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在面向大众的育儿书籍中，我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玛雅人养育孩子的线索。事实上，我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非西方文化中养育方式的内容。小部分育儿书中的确会提到来自其他文化的育儿实践，但这些内容却更多地被当作满足猎奇心理的素材，而不是能帮助艰难的父母们的金石之言。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现今育儿建议中存在巨大的缺陷。我们接触到的建议几乎完全从西方文化出发，缺失了太多声音和观点。然而，要想了解如何让婴儿迅速入睡、小孩子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的，以及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趴在人行道上（只是想要一个玩伴）时该怎么办，西方世界似乎并不是寻找答案的最佳地点。

首先，西方文化在养育孩子方面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新手。在全世界的育儿舞台上，我们还是天真的孩童。我们的许多育儿方法只存在了大约100年，有些甚至只有几十年。无论如何，这些做法都还没有“经受时间的考验”。很多时候，我们的育儿建议在一代又一代之间反复变换，令人眼花缭乱。以对婴儿睡姿的建议为例。我妈妈生孩子的时候，医生建议她让刚出生的麦克林采取俯卧的睡姿。放在现在来看，不仅这一建议极其危险，甚至提出建议的医生也是失职的，因为让新生儿俯卧会增加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

另外，如果将西方的育儿策略与世界其他地方以及人类历史上的育儿策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做法都很“奇怪”。

早在约瑟夫、史蒂文和阿拉发表他们的标志性研究，给西方文化冠以“最奇怪的文化”的名号之前，人类学家大卫·兰西就已经在思考我们的育儿方式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的育儿方法是全世界的异类吗？我们是一个异常值吗？

大卫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分析人类学数据、人种志中的描述和历史文献，他的结论是：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许多被认为至关重要的普遍育儿方法，在其他文化中都不存在，或者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出现。“其中的差异不胜枚举。”大卫这样告诉我。在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童年人类学》中，大卫对这些差异进行了总结。“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可能有四五十件是你在其他文化中看不到的。”

例如，表扬是激励孩子的最好方式吗？让孩子保持兴奋和快乐是父母的职责吗？语言是与孩子交流的理想方式吗？口头指导真的是教孩子最好的方法吗？大卫说，西方的许多观念实际上使养育孩子更加困难，并且与孩子的自然本能相悖。

以核心家庭[4]为例。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一位母亲、一位父亲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构成了理想的家庭组织方式。为了让这种家庭结构更完美，有些人甚至可能会建议母亲待在家里，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顾孩子上。这是最“传统”的家庭，对吧？[5]

但其实并非如此。如果你环顾世界，研究全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核心家庭（其中包括一个全职妈妈）可以说是最不传统的家庭结构之一。99.9%的人类历史中，核心家庭根本不存在。“它只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极短的一段时间，”罗格斯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翰·吉利斯这样说道，他对西方家庭演变史已经进行了30余年的研究，“它还很年幼，也并不存在于传统中。在人类的历史中，它没有任何的根基。”

除此之外，核心家庭的养育条件并不符合孩子们发展的趋势。核心家庭中缺少关键的老师角色，而这一角色在孩子的生活中至关重要。几十万年来，养育子女需要多代人的参与。孩子们发展出向不同年龄的人学习的需求和能力——曾祖父母、祖父母、叔舅婶姨、家庭朋友、邻居、表亲，以及他们的孩子们。

在过去的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家庭已经从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缩小到只由父母、两个孩子，也许还有一只狗或猫组成的小单位。家里没有了奶奶、爷爷、费伊姨妈和比尔叔叔，也没有了保姆莉娜、厨师丹恩，以及一大批在前廊闲逛或在沙发上睡觉的邻居和客人。一旦这些人从家里消失，大部分养育孩子的负担就落到了父母身上。

结果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那些妈妈爸爸，甚至是单亲母亲或父亲，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了养育孩子这一疯狂而艰难的旅程。“完全靠父母照顾一个孩子的想法太荒谬了，荒谬至极，”吉利斯补充道，“这一工作本应该由很多人共同承担，现在却要让两个人完成。”

大卫·兰西将这种育儿方式比作一场暴风雪把母亲和孩子单独困在房子里。这种孤立于外界的状况迫使母亲成为孩子唯一的玩伴——成为关爱、社会联系、娱乐和情绪刺激的唯一来源。这种情况会导致紧张和疲劳。大卫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代生活环境——单亲家庭或核心家庭，婴幼儿无法与同龄的孩子接触会带来类似的结果。”

我们的家庭被困在实际生活的暴风雪中，其中的孤立状态可能对父母和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我访谈过的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大家庭的衰败是美国产后抑郁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日益频发的焦虑和抑郁的根本原因之一。父母们和孩子们确实都很孤独。

这种孤立状态还带来了另一个有害的后果：父母们失去了他们的育儿顾问，我们可能已经忘了这些顾问有多重要。

约翰·吉利斯在《一个自创造的世界》一书中写道，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倾向于认为母性是“女性的本能，就像男性的性冲动一样自然”。但实际上，育儿是一种可习得的技能。而传统的知识来源是那些自己已经养育了孩子的人——爷爷、奶奶、姨妈、叔叔，还有爱管闲事、乐于助人的邻居。一旦老一辈人从家里消失，他们养育孩子的知识和技能也随之消失。新手父母们需要完全靠自己弄清楚那些养育孩子的基本知识，比如如何让宝宝整夜安眠，怎样安抚发脾气的孩子，怎样让姐姐关爱弟弟，不要打他。

如今的结果是，妈妈们在婴儿车前惶然无措：她承担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养育子女的责任，但她却丝毫没有为这份工作做好准备。

“母亲们从来没有背负过如此重的育儿负担。”吉利斯总结道。

难怪我和罗茜一起度过周末后都会在周日下午感到筋疲力尽。连续两天，我一直在做3～4个人的工作。我不仅是她的妈妈，也是她的奶奶、姐姐和同龄的表亲。更糟糕的是，我几乎都是在临场发挥。

换句话说，核心家庭的建立重塑了我们为人父母的方式，也重塑了我们学习为人父母的方式。再见，奶奶。再见，卡罗尔婶婶。再见了，父母的教育知识、技能和用来抱孩子、做饭、在睡觉时按摩孩子背部的帮手们。你好，孤独、疲惫和压力。

---

[1]“优步妈妈”是指那些自己在家用打车软件为孩子叫车，送孩子去学校等地方，而不是自己驾车接送孩子的妈妈。——译者注

[2]这一缩略词与英文单词“weird”拼写一致，意即“奇怪的，怪异的”。因此这一缩略词不仅描述了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指出了它与世界大多数其他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注

[3]在20世纪50到60年代，科学家们对来自至少14种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了缪勒-莱尔视错觉测试，包括尼日利亚的渔民、卡拉哈里沙漠的采集者等。他们还对有欧洲血统的南非人，以及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的成年人和孩子进行了视错觉测试。——译者注

[4]核心家庭是由伴侣关系和父母关系结合形成的家庭单位，由一对成年人和他们被社会承认的、未婚的子女组成。——译者注

[5]在你所在的社会背景下，你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母亲应该全职在家照顾孩子的观点有点过时了。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报告来看，就在14年之前，仍然有41%的人认为母亲外出工作对社会有害。——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