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文学传记《一代才女林徽因》。第二年又意外地获得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首届优秀传记文学奖。
许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先后两次与作家出版社再版签约，并与台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签约，一印再印，还发现了两次盗版，至今还在印刷。大约这本书出版十年后，各种版本的林徽因题材和影视作品相继而出，此起彼伏，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据不完全了解，大约有二十种版本，一度成为不大不小的“林热”，林徽因也几乎家喻户晓，尤其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
作为林徽因传记作者，我无时不在关注着有关她的新史料的披露，特别是她的家人、共过事的人和海内外的研究者，又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那些诗文、信件和故事，无不隐藏着她的生活细节，闪动着她的性情。而且紧密地联结着一个不可或缺的精英群伴。
众所周知，一部传记不仅要掌握传主的大量事实，更要从这些事实中梳理、消化和抽象出灵魂中的性格特征，才能写出人物的“精气神儿”。这是客观的定位，而不是随意的主观定义。叙述故事易，深入心灵难。作者必须在史实中戴着镣铐跳舞，且又不能跳出事实的边界。要张弛有度：太实则味同嚼蜡，太虚容易失去人物本真，否则不能还原历史和历史中“另一个”立体的林徽因。
林徽因是一个跨界人物。她学的专业是建筑、美术和舞美设计，然而她又长于文学创作，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无所不能，其作品完全可与专业作家比肩。她还是一位出色的教授和学者。只写她的文学一面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如果不去碰建筑、美术等方面的知识（写《林徽因传》时我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功课），写出一个完整的林徽因就很难。或者旁逸斜出，把林徽因写成一个风花雪月的女子，或是把资料连缀成篇，干瘪无味，都难于写出一个“活”的林徽因。
1992年春，我把《一代才女林徽因》交作家出版社后，因公务繁忙，再无暇顾及这个传记，再版时只是修改了某些瑕疵。这些年，随着网络的发达与传播，又发现了林徽因不少新的材料，或诗，或文，或信件，如繁星散落在人生历史的不同阶段，如果再在原作中补充，势必增添书的篇幅，破坏原来的结构。而这些资料，透着一个庞大的社会背景和鲜活的精英群体，它有着新月时期英国伦敦“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的影子和余绪，每个人身后都有某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大都是文坛或杏坛大师级人物，皆非平庸之辈，让他们与林徽因展开对话，睥睨天下，更能展现林徽因的思想境界和生命形态。思虑再三，干脆变换一下视角，用逆袭方式，写出这个精英群体与林徽因的纠葛，来展示林徽因的道德情操、人生气象和生命特征，以及他们之间不同凡响的忧患人生。
写好林徽因一生，人物背景不可或缺。在最初写《林徽因传》时，我曾走访过林徽因及其父母在北京的住所和她就读的培华女中，都无所获，因而只停留在字面。直到写这本书时，根据有关线索，才找到林徽因父亲林长民来北京后三次因工作而搬家的地点。然而时过百年，又经历了如此之大的社会变革，可说是物是人非。有的胡同还在，如前王恭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归入棺材胡同，因不雅改为光彩胡同。这里离参众两院林长民上班处很近。有的因修路已被拆除，如南长街织女桥西街与中街已不存，只有东街还在，织女桥也已被埋入地下；有的完好如初，如景山西街雪池胡同的家，至今保存完好，是西城一个敬老院。林徽因读书的培华女中在所有文本中，只闻其名，不见其踪。我从台湾一篇回忆陈韵篁的文章中知道了在北京有一个叫太平湖饭店的地方，判明位置所在，几经查阅，皆一脸茫然，我一家家排查终于确定在今新文化街路南40号，与克勤郡王府相对，几经变迁，今已不存，总参和北京市二轻局的粮油店合并盖成高层大楼。再如梁思成和林徽因租住过的北总布胡同3号，拆迁后盖成大楼，后在人们呼吁下大楼又被拆除，复建了那座四合院，原正门坐东朝西，今正门移到四合院东边，成为北京典型的四合院门楼。
林徽因从六岁起便成为她父亲林长民的“通信员”，十多年间，林长民通过她给祖父、母亲和二娘写过二十多封信。还有其祖父林孝恂的全家福照片，这是我写《林徽因传》时收集到的，对这些信我只引证过若干封。这批信，林徽因逐个做了批注（有不确之处）。我做过一些考证，这些信件非常珍贵，从中可看到一个大时代变迁中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林徽因传》出版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从我的参考资料中看到了这些信件，遂与我联系说，他对梁家历史比较熟悉，对外公林家不甚了解，向我要这些信件，随后我复印给了他。后来梁从诫又向我要了冰心《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这次写《林长民尘封百年的二十四札手书》一章时，为保存史料，我把这批信件全部引入。从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林长民对女儿的厚爱和父女情深。
另一部分资料是近年新披露的林徽因给陈岱孙、李济等人的信件和李健吾等人的回忆文章，伴随着一批精英人物而来，大都未写入《林徽因传》中，我在写《林徽因的蓝颜知己》中做了引用。
是为序。请各位方家指正。
林杉
2017年夏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