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突厥的“祛魅”

商务印书馆编辑提议，由我主编一套以突厥语人群为主题的丛书，我欣然应允。思量再三，我们决定将丛书命名为“突厥学研究丛书”。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突厥”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犹如远山叠影一般，让人看不清本质。我们有必要廓清“突厥”和“突厥语人群”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从而对“突厥”的认知误区进行澄清。

“突厥”一词最早见于汉文史料记载，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年间。学者们一般认为，汉文 “突厥”的语源是*Türküt，词尾的-t是某种（蒙古语或粟特语的）复数形式。在突厥碑铭中“突厥”有两种写法，分别是和，换写成拉丁字母则分别是t2ẅr2kẅ和t2ẅr2k2。根据如尼文的拼写规则，理论上它可以转写成türk、türük和türkü三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更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关于“突厥”一词的含义，最早的一种解释出自汉文史料。《周书·突厥传》：“（突厥）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现代突厥学家一般将Türk释为“强有力的”。

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推翻了柔然人的统治，自称“伊利可汗”，正式肇建了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汗国。不久，由于内乱，突厥汗国便形成了以西域为中心的西突厥和以漠北为中心的东突厥的东西分治格局。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颉利可汗被唐朝大将李靖俘获，东突厥汗国灭亡。唐廷将东突厥降户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在此设立都督府州，以东突厥首领为都督、刺史。显庆三年（658年），唐朝派兵消灭了阿史那贺鲁，标志着西突厥的统治彻底终结。调露元年（679年），突厥降户阿史德温傅和阿史那奉职反唐，未果。永淳元年（682年），骨咄禄率众起义，复兴了东突厥汗国，史家一般称之为“第二突厥汗国”或“东突厥第二汗国”。天宝四载（745年），末任阿史那家族白眉可汗被回鹘击杀，东突厥第二汗国灭亡。突厥汗国的统治阶层几乎都迁到了唐朝境内，作为被统治阶层的草原部落，经过短暂的整顿，形成了新的政治体。

突厥汗国崩溃之后，漠北草原兴起了回鹘汗国。回鹘在北朝时期是高车或铁勒的一支，汉译“袁纥”，属于原生的漠北草原游牧势力，在唐朝是漠北“九姓”之一。中古时期，回鹘的音译除了“袁纥”之外，还有“韦纥”、“回纥”，其中“回纥”较为常用。安史之乱后，回鹘统治者要求唐朝廷把本族的族名从“回纥”改为“回鹘”，取“捷鸷犹鹘”之义。无论是从汉文史料来看，还是从回鹘汗国时期的漠北碑文来看，他们都是把前朝政权称为“突厥”，自称“回鹘”，这一区分是很明确的。

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在汉文史料中“突厥”一词几乎被废弃，历代的中原王朝也都同步地更新了各自时代内西域和漠北民族的称谓。“突厥”作为部族名，在汉文史料中年代最晚的例子是辽代的隗衍突厥和奥衍突厥。由于《辽史》中仅有只言片语，所以很难确定这个隗衍突厥与唐朝的突厥有何关系，可能是袭用了唐朝的旧名，因为《辽史·兵卫志》提到辽属国时，不仅列举了突厥，还提到了乌孙、吐谷浑等，这些显然都是历史上的旧称。宋以后史料中提到突厥的，多为类书从正史中摘录有关北朝、隋唐之际突厥汗国的内容。

虽然“突厥”在汉文史料中成为过时的历史名词，但它在中国以西的不同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被继续使用着。自6世纪以来，拜占庭史料中就有关于突厥（Tούρκοι）的记载，它指代的对象当然是突厥汗国这一政治实体，具体应该是室点密系的西突厥。同时，“突厥”在东罗马的历史叙事传统中又被赋予了“异族”、“他者”的文化内涵，取代了“斯基泰”成为游牧民族的泛称。因此，随着突厥汗国的灭亡，拜占庭史料中“突厥”的指代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9世纪的拜占庭历史编纂中，Tούρκοι一词一般是指哈扎尔人。10世纪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录》中提到Tούρκοι，并且将其与其他突厥语人群诸如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不里阿耳人区分开来。该语境中的“突厥”指的是马扎尔人，也就是匈牙利人。拜占庭关于“突厥”的看法，还影响到了穆斯林史家，10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突厥”概念，也包括马扎尔人。

早期穆斯林文献中的指代的对象并不固定，包括马扎尔、吐蕃甚或基马克，要视具体的语境而定。总的来说，早期穆斯林文献（例如《世界境域志》）中的“突厥”（），泛指欧亚草原上的非穆斯林游牧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定居人群用以建构自我身份的“他者”。11世纪喀喇汗王朝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为了让阿拉伯人更好地了解突厥语人群并学习他们的语言，特意用阿拉伯语编纂了一部《突厥语大词典》。喀什噶里在“导论”中列举的“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名单上，有许多不是讲突厥语的人群。这说明，喀什噶里观念中的“突厥”，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

13世纪的漠北草原，兴起了一个以蒙古语人群为主体的帝国。在穆斯林文献中，蒙古只是“突厥”的一部。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在《史集》中使用的概念，就包括蒙古诸部落，而“蒙古”只是后起的一个族名，它本属于突厥部落。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西征，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梦魇。西欧人用与“鞑靼”（Tatar）读音相似的Tartar（“地狱”）来称呼蒙古人。随着拔都在东欧建立金帐汗国，以及成吉思汗后裔在中亚统治，西欧语境中的“鞑靼”一词逐渐成为内陆亚洲民族的泛称，包括漠北的蒙古语人群和东欧、中亚的突厥语人群。东欧和中亚的蒙古统治阶层，在语言上经历了一个突厥语化的过程。例如，17世纪希瓦汗国的统治者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在血统上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说的语言却是突厥语，他撰写的王统世系，也叫《突厥世系》。

近代早期西欧语境中的Turk，特指奥斯曼帝国境内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奥斯曼人的自称是“奥斯曼人”（Osmanli），所有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人，也都被称为“奥斯曼人”。奥斯曼人反感欧洲人称他们为Turk，在奥斯曼人看来，Turk这一称呼只适用于中亚人以及在呼罗珊荒漠里过着单调生活的人。在19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没有任何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突厥汗国的尝试，甚至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近代西欧的Turk概念在指涉对象上有一个延展，主要是因为学者发现了奥斯曼语与内陆亚洲所谓的“鞑靼语言”之间存在着联系。欧洲东方学家们借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中亚、中国新疆、东欧鞑靼、俄国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这一语言学成果，被19世纪后期的突厥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发展出了一套基于语言学概念的“泛突厥主义”政治话语。

19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流域发现了后来命名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石碑，用汉文和突厥文两种文字镌刻。这种外形酷似北欧如尼文的突厥文字被释读之后，迅速在西欧学术界引起轰动。鄂尔浑碑铭之于突厥学的意义，不亚于罗塞塔碑之于埃及学的意义。在鄂尔浑碑铭释读的推动下，湮没于汉文史料中的“突厥汗国”得以重见天日。一些“泛突厥主义”理论的鼓吹者把突厥汗国视为土耳其人历史上的王朝，并从汉文史料中断章取义，试图重构昔日帝国的辉煌。“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家还企图建立一个囊括欧亚大陆所有操突厥语人群的政治共同体。

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的概念虽然在拜占庭、穆斯林、西欧等语境中继续使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它所指涉的对象都不一样，根本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统一的所谓“突厥民族”认同。19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基于比较语言学发展出一套理论，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范畴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突厥语人群”或“操突厥语的人群”（Turkic-speaking people），它是一个语言学范畴。汉文中的“突厥”是一个历史名词，专门指公元6—8世纪的草原游牧政权。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这套“突厥学研究丛书”能够普及有关突厥和突厥语人群的知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突厥“祛魅”（Entzauberung，韦伯语），还其本来面目。

陈浩

2019年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