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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公”的“营养费”·滋味迥异的“红烧肉”
1977年春暖花开的一天黄昏，我和哥哥弟弟相继放学到家，惊讶地发现，母亲父亲爷爷都已在家，父亲更是难得的在灶头前后忙这忙那。而往日从不闲得下来的母亲却端坐在靠背椅上，那么安静，那么慈祥。唉，不对，平时红扑扑的脸颊此时却是苍白的，没有了血色。
屋里已弥漫着“红烧肉”特有的浓香气息，看看八仙桌，一大碗垂涎欲滴的“红烧肉”赫然摆放在正中央。
年不是早过了吗？难道待会儿有重要的亲戚上门？“阿妈，今天哪个亲眷来呀？我们有红烧肉吃了！”
母亲满脸慈爱地来回巡视着兴高采烈的三兄弟，刚要张嘴，一旁的爷爷狠狠地开了口，“你们的妈妈献血了！就为了你们三个小囝能吃得好一点、多一点啊！”
——义务“献血”，多么高尚、神圣的志愿行为！可不知为啥，在当时的新场农村乡下，老百姓口里的“献血”却变成了“卖血”，据说献一次血能得到一百多块的营养补助费呢。那时的大多数原住民的心目中，用“血”换钱，实在是走投无路之后的无奈举动，被视作不上台面、不管人的死活，抵触情绪特别的明显，不到万不得已，哪个、哪家都不会出此“下策”的。可以，在当时的农村，“无偿献血”工作推行起来该有多难啊。由此，把“献血”等同于“卖血”的观念，在那会儿的农村民间一开始就形成了且根深蒂固，唉。
看到我们一脸的震惊和诧异，爷爷接着说道，“待你们妈妈好点！等会儿让妈妈多吃块肉！”
——此处的“待”，不是简单、平常的“对待”，而是专指“照顾”、“呵护”之意。
——此处的“好点”，绝不是“好一点”的意思，而是“亲近”、“贴心”之意。当地原住民表达这层意思的标准说法应该是“好滴”，其中“滴”要拉长音。
“没事的，爸，我身体没啥。和我一起去的有好几个认识的呢。”母亲露出一脸的轻松和无所谓。
父亲边为母亲盛饭，边接上话，“明天就不要出工了，多休息几天总是好的。”
“不要紧的，自己一点也没觉得啥。不去，要被扣工分的。”母亲显出无辜的神情。
这“无偿献血”呀，在当时绝对是新生事物。一听说“献”了血立马会给慰问金的，母亲哪还有啥犹豫啊，家里谁也没告诉就自个偷偷去新场医院报了名、抽了血！
为了让献血者尽快恢复身体，医院的确当场给了若干样慰问品。到底发了啥，我已记不起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新鲜玩意都被我们三个家伙“享受”掉了，妈妈一样都没舍得吃。
重点来了，医院还一次性发放了现金补助，好几十块钱呢，美其名曰“营养费”，供献血者自己买些吃的喝的补补身子。
对捉襟见肘的我家来说，母亲用身上流淌着的滚烫的鲜血换回的这笔意外收入，无疑是笔“巨款”。三个孩子读书、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一样少得了钱啊！
母亲没把一分钱独自用在自己身上，所谓的“献血营养费”，全部心甘情愿地“充了公”！
原来如此！我的亲娘啊！
望着母亲明显不同于往常的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模样，大家心里都不太好受。这顿饭吃得呀，那么的“平静”，“平静”得把整个吃饭间填满了沉闷和不安。吃饭的过程中，除了父亲、爷爷的“多吃点肉吧，恢复起来快点”，和我们三兄弟一声接一声的“阿妈，吃呀，吃呀，吃‘红烧肉’”，还能听到的就只剩下碗筷的碰触声和每个人的嘴巴开合声。
也真是邪门了，那晚我吃到嘴里的“红烧肉”，怎么咀嚼也没吃出“红烧肉”该有的满口留香、满心欢喜来。你说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