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获奖作品·自吕梁而下 李敬泽

李敬泽

作家、评论家，生于天津。出版评论集《为文学申辩》《致理想读者》《会议室与山丘》，散文集《青鸟故事集》《上河记》《会饮记》等。现居北京。

此山自黄土高原站起，左手按下去一个晋中盆地，越晋中遥指太行；右手隔黄河指陕西，黄河浩荡犁开黄土，奔赴壶口而去。

这是吕梁山，一山断秦晋，分出西北华北。

关于吕梁山，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吕梁，儿时看过连环画《吕梁英雄传》，后来读过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吕梁，是山西一个地级市。

由《吕梁英雄传》，我知道，抗日战争中，这里是日军所抵的最西之地，在这里，吕梁英雄们拦住了他们，再不能向西。

马烽是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自山西来京，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我曾在不同场合远远见过他。

吕梁有好酒，汾酒。

有好酒处必有一条好水，汾水。

汾水之南有汾阳，现在是吕梁辖下一个县级市。

汾阳有郭子仪。郭子仪平安史之乱，立不世之功，功比天高赏无可赏，最后封了汾阳郡王。“好一条老汉他本是关中人，救唐王平天下他封在汾阳。”

汾阳姓郭的人必定不少，比如郭德纲，祖籍汾阳，不知从哪一代离了汾阳去天津，生了个小儿子就叫郭汾阳。

汾阳有贾樟柯。贾樟柯的电影里，汾阳是宇宙的中心，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大卡车、小汽车、自行车，来来往往载着那些人在世上奔忙，自汾阳出走，向汾阳归来。

最后，我到了汾阳才知道，汾阳有个贾家庄。贾家庄本不是贾樟柯的庄，但贾樟柯现在以此为家，办一个活动叫“吕梁文学季”。此来正是为此。

这一晚，贾家庄里上演山西梆子《打金枝》。

广场上，黑地里站满了人，男男女女，指指点点，忽然风翻荷叶，笑成一片，有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仰天看月。此情景仿佛贾樟柯的《站台》。《站台》里的野台子是在遥远的、无限遥远的二十世纪之末，台上台下鼓荡着野地般荒凉的欲望和苦闷，眼下这台戏却已到2019年，鲜花烈火、富丽堂皇。

锣鼓起，大幕开，汾阳郡王把寿筵摆。

郭子仪今日庆寿诞，金玉满堂好儿孙一双一双上前拜，偏剩下小儿子形单影只名叫郭暧，却原来，郭暧的妻唐王的女升平公主她摆起了架子不肯来。

小郭暧，气冲冲，回宫找公主说明白。说明白就说明白，天下事有黑就有白，公主道：君是君来臣是臣，哪里有为君的倒把臣来拜！

郭暧闻听气冲斗，没我老郭家卖命，哪有你老李家的江山来！

——这个破韵押不下去了，总之，郭暧急了怒了，一抬手，打了公主一巴掌。

打老婆啊，这是家暴！下午几位女作家女学者刚刚在村里的另一个台子上讨论了女性地位和女性权利，晚上这个台子上就一巴掌打出了父权、夫权和男权的威风。郭暧这厮他是不是觉得他是个男人就比皇帝还大就比天还大，他这是要用一巴掌来宣布世界是他们的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他这是丧心病狂啊！他就是比封建皇帝还大的反动派！

但台子上下，戏照唱，戏照看。多大的事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下不会大乱，我们之所以在寒风中看戏，不是因为我们没看过，《打金枝》谁没看过呢？我们看的就是我们了然于心的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就是要在戏里把我们熟知的人生温习一遍。

《打金枝》，根本要义就是三个字，北方话叫“和稀泥”，南方话叫“捣糨糊”，南北同心，天下同理，说的就是一个过日子难得糊涂。戏台上，郭暧和公主青春明亮照人，年轻，所以不肯糊涂，公主论君臣，郭暧讲父子，忠和孝针尖麦芒；公主论名分，郭暧摆功劳，名与实如火如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世界眼看就要翻车。谢天谢地，还有唐王有郭子仪，年纪一大把胡子一大把，早知道这个理讲不清，这个架打不得，我大唐靠的是老郭家拼命冲杀，老郭家反大唐又得拼命冲杀，这个架打起来，就要从家里的坛坛罐罐打到山河破碎一地，一场安史之乱，总人口减少三分之二，难不成再减三分之二？于是，唐王骂闺女、郭子仪捆儿子，哄得小两口重归于好，从此后和和美美过日子，红红火火，地久天长。

此时月朗星稀，台上台下的人，最终都是笑了。这戏唱了几百年，从封建主义的明清唱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唱到了新中国。山西梆子唱、京剧唱，几乎所有地方戏都唱，唱遍了天下州府，所唱的就是时间中的智慧、老生老旦长须白发的持重稳当。

——倒也不仅是中国，自有人类大抵如此。山洞里走出一个人，一抬头，前边还有一个人，两个人往前走，前边又有一个人，三人围兔总好过一人逐兔，于是合作打兔子。但三人行必要吵架，打到兔子烤熟了必有四条兔腿三张嘴的分配问题。那就谈，比一比谁的功劳大。谈好了，继续一块儿打兔子，蛋白质供应充足。谈崩了，分道扬镳，各追各的兔子，忙几天各自追不到眼看要饿死，人类文明危乎殆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阿喀琉斯就狂怒了，宣布兔子不打了，自己要回山洞了，因为他作为强者未能公平地得到强者的报偿。这个郭暧，也是一个阿喀琉斯啊，打老婆当然是绝对错误，但是，他真正充满怒气地提出的问题是：郭家为王朝立下了如此巨大的功劳，我们是否得到了公平？年轻人的血气和冲动把这出戏把世界推到了悬崖边上——你要的是什么公平呢？莫非你要当村长当皇帝不成？唐王和郭子仪必须把这个悬崖上的问题糊涂到平地上去。所有胡子长的人包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站在唐王和郭子仪一边，他们接受世界的不完美，他们深思熟虑、老奸巨猾，他们通过《打金枝》宣传推广老年的、安静的德行。

戏散了，贾家庄的路上清辉如霜，路两边是高树，早春疏朗的枝杈印在幽蓝的天上。回到住处，是几幢仿建的老式洋房：徽因水坊、焕章别墅、正清金屋等等。徽因是林徽因，焕章是冯玉祥，正清是费正清，他们都曾来过汾阳，他们来过贾家庄吗？应该来过的吧。现在，吕梁山下，中国的肘腋之地，他们毗邻而居，可以开会了。

我本一俗人，当然希望住到林徽因家，白日里被人领着一路走来，一抬头，却是站在冯先生门前。我真的不想住在他家，我是文人书生，冯看不起我，地久天长、一夜安眠，还是住在林家。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夫妇相偕来到汾阳考察古建筑，彼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希特勒已经上台，五洲震荡，天下欲沸，他们却注视着那些老的、旧的事物，那些在岁月中经受磨损经历风雨、地震、兵燹而依然幸存依然屹立的事物，那些不变的、具有长须白发的恒久品行的事物。而冯先生，很难想象他对此有什么兴趣。1930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蒋介石一方，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一方大战中原，阎冯战败，冯借阎一角地暂且容身。这个人注定不能在吕梁山下安居，他身上有洪荒之力，他的天命就是破坏一个旧世界：1927年北京事变，冯先生大闹一场，到最后撕毁1911年的《清室优待条例》，驱赶溥仪出宫。他对历史作为戏剧具有直觉的理解，通过这出其不意的“震惊”，他宣告：《打金枝》的戏已经唱不下去，不再有悬而未决，不再有犹豫留恋，不再有揖让和糊涂，从此后白刃相见、水落石出。这个民族意识到自己正身处生死存亡的危机，并在危机中把一切视为例外，更何况不过是一纸《清室优待条例》。

这座房子小了，这张床也小。冯先生会撑爆这间卧室，我不知道他的确切身高，我看过照片，他比合影者高出一大截，他是巨人猛虎，他有一种身体的、血气的洪荒之力。这个人必对他周围所有的人形成威迫，他会在乱世中啸聚起庞杂的大军，他会在暴怒或故作暴怒中狠抽部将的耳光，他的将军立正接受他的惩罚，然后他会命令将军在他的卧室外彻夜站岗。现在，我的房门外就站着这样一个倒霉的将军，对他来说，《打金枝》的世界无限遥远，他的心中野马尘埃，安史之乱正在展开。

忽然想起，多年前读陈公博回忆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被日本迫上悬崖，汪精卫、陈公博等结成“低调俱乐部”，他们认为他们有“理性”，对世界大势了然于胸，他们断定中国无法与日本抗衡，中国太弱了，必须寻求妥协。但是，冯玉祥这个“莽夫”，他坚决认为只有打、必须打。陈公博在回忆录中带着蔑视，带着秀才遇见兵的无奈写道，每次谈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不可能时，冯大爷根本不听，只有一句话：打！打到胜利！

——历史站在这高昂壮硕的血性汉子一边，把那群整洁消瘦、彬彬有礼、“体面理性”的绅士扫进了垃圾堆。在危机中，历史由血气翻腾的激情和决断所写定。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轰出紫禁城，绅士们莫名惊诧，他们被冯的决绝鲁莽吓住了，胡适甚至说这是民国史上最不名誉的一件事。后有鼠目寸光者看大事，以为没有当年的仓皇出宫，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伪满洲国，其实只要脑筋稍微转个弯就能想到，假如溥仪仍留在故宫北平，在日本掇弄下难保不会搞出更大的烂事。但在1924年，胡适见不及此，冯先生自己也没想那么多，胡适讲客气，冯先生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掀了桌子。哪有什么地久天长，真要长久的话，皇帝现在还坐在宫里。时间猝然提速，开着汽车、开着飞机，决心绝尘而去，现在，需要一个鲁莽无畏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一抬手就解决了它，顺便以绝对的轻蔑，宣布了那个长须白发、请客吃饭、揖让雍容的温良恭俭让的世界的完蛋。胡适吓了一跳，王国维吓了一大跳，吓得都不想活了，他们未必多么爱大清爱溥仪，他们只是深刻意识到了这件事背后的逻辑。

在这个太行与黄河之间、吕梁之下的村庄里，林徽因、梁思成、费正清和冯玉祥成为邻居，他们被博物馆化，被从各自的世界中提取出来，如安放在玻璃柜中的藏品，各自被灯光照亮。现在，冯玉祥从这幢房子走出去，在花园里，碰见了深夜未眠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会谈些什么？在1930年或1934年，他们或许无话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但如果再过些年呢？比如1944年，林徽因千里流亡，僻居宜宾李庄，卧病在床，据说，她的儿子梁从诫曾经问她：如果日本人打进四川怎么办？林徽因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此时这一腔血，林先生和冯先生是一样的。

再过五年，1949年，冯玉祥昔日的部将傅作义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固然是兵临城下、大势不可挡，但战场双方的商量何尝不是出于对这古都、这故宫，对民族生活的长久岁月和恒久价值的眷念和珍重？而此前一年，冯先生已殁于黑海的船上，彼时，他正满怀憧憬地奔赴新的中国。

贾家庄里，梁思成、林徽因、冯玉祥，见那边遥遥走来一个童子，走近了，却是马烽。1930年，马烽八岁，1934年，马烽十二岁，1958年，马烽三十六岁，在贾家庄完成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初稿，1959年，电影在国庆十周年前夕上映——夜里，我在冯玉祥的房间从电脑上搜出了这部电影，那是六十年前的中国故事。2019年，我来到了这个故事的根基所在：贾家庄。这吕梁山下的村庄，千百年来贫困、孤独，四千亩可耕地中二千八百亩是盐碱地，它在封闭、脆弱的生存循环中耗尽全部能量。一代一代人老去，时间周而复始。但是现在，时间挺直了，时间获得了方向，这里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要打开这个村庄，劈开两座大山，跨越三条深沟，从远方引来清水，洗去盐碱，让这里成为流淌奶与蜜的地方。

在网上，我读到了两位山西学者合写的论文，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了剧本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尽管片名是“年轻人”，但在马烽的行文中，却始终贯穿着一个无姓名的、抽象的指称——“青年”：“一伙青年正在锄地，一个个汗流浃背”“青年们纷纷报名”“歌声继续着，青年们在未打通的那段崖上和塌下来的巨石上打着炮眼”……在山西人的口语中，其实是不使用“青年”这个词的，这不是吕梁山和贾家庄的词，它来自北京、来自普遍性的现代汉语，从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的“少年”，到李大钊的“青春”，到陈独秀的“新青年”，青年是决绝地向未来、向现代而去，是血气、激情和梦想，是断裂然后创造，是旧邦的新命。必须是“青年”，不能是“一伙年轻人正在锄地，一个个汗流浃背”“年轻人们纷纷报名”“歌声继续着，年轻人们在未打通的那段崖上和塌下来的巨石上打着炮眼”，这将会使一切归入自然的生命周期、浸染周而复始过日子的气息，而“青年”，这个使山西人、使贾家庄人感到陌生的、不自然的词，以它超出日常经验的光芒和强硬，喻指着、召唤着宏大的历史力量，将这个村庄向着未来和现代打开。

——忽然想起，我其实是很近地见过马烽的。1990年年底，我从被停刊的《小说选刊》调到《人民文学》，去八里庄鲁迅文学院的招待所和《人民文学》的主编程树榛见面。老程和马烽都是从京外调来，暂住招待所。马烽苍老，就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他和夫人正围着一个电炉子下面，山西人啊，想必是自己擀的面。他当然不认识我，像招呼一个来串门的年轻人一样，他说：来一碗？

我很后悔没有吃一碗马烽的面。

归去来兮，调到北京的马烽大部分时间仍在山西，过了几年终于彻底回去。这不是他第一次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就在中国作协工作，1956年终于在三十四岁时回山西，挂职汾阳县县委副书记，从此，他在贾家庄有了家。这里不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在吕梁地区的孝义，但汾阳、贾家庄离吕梁山更近。在一张1980年的照片上，我看见马烽走在贾家庄的乡亲中间，整个人明朗舒展，是走在他的风光、他的山川里。

天亮了，一群人去看马烽当年所居的小院，进得门来，迎面是马烽的坐像，他端坐在椅子上，依然老年形象。我忽然想，这是不对的，马烽在根本上是青年是新青年，他属于那种在二十世纪塑造中国的青春洪流。二十二岁的马烽和比他小半岁的西戎写出了《吕梁英雄传》，来此之前我专门找了一本带上。这是一本多么粗糙的书啊，但正是这种粗糙令人震撼折服，事件与行动、抉择与战斗，密如疾风猛雨，作者和读者都不能停留、无暇沉吟，必须奔跑，在混乱的战场上拼死和求生，没时间，也不应该把这一切编织成严密周详熟练得包了浆的故事，战争和危机中的书写不是绣花，是立即开枪。

但在这一切的底部，有一个根本的逻辑：生命、时间、历史的循环必须打破，为了使世界获得前行的动力，必须张扬身体的澎湃“血气”，老成持重、深思熟虑是怯懦的，糊涂和忍让是可耻的，悬崖之上，只有搏斗，再无苟活。吕梁英雄们秉青春之血气，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楞，这些康家寨的年轻人，说服、带动、反抗他们的长辈，义无反顾地把这个村庄推入了滚滚向前的历史。当青年们和强行入侵的日本鬼子干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就把康家寨打开了，从此这个村庄进入了现代历史，奔向一个现代世界。

“青年”和“青春”由此不再是仅仅年轻，它们具有根本的现代价值和历史意义。直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决心创造新生活的高占武依然不得不与长须白发的高忠爷争辩，在后者看来，年轻人畅想的未来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在影片上映的1959年，黄河那一边的柳青正在对《创业史》第一部做最后的修改。年轻的梁生宝力图打破祖祖辈辈的命运循环，在此地，走异路，变成别样的人们，他的身上却不仅是血气，而更多俄罗斯式的沉思甚至是马烽暮年的苍老……

现在，贾樟柯走进马烽的小院，马烽会对他说什么？以我的直觉，垂暮之年的马烽不是一个喜欢教导别人的人，很可能，他只是从大碗上抬起眼，说一句：来一碗？但是，如果是写《吕梁英雄传》的二十二岁的马烽、写《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三十四岁的马烽，贾樟柯碰见他、我碰见他，我们又会说什么？2019年，我五十五岁，贾樟柯四十九岁，我们已是比马烽更老的老人。

谁知道呢？贾樟柯的电影，终究也是关于“我们村里”“我们县里”的年轻人们，马烽在片名中使用“年轻人”是对口语、对日常经验的妥协，而在贾樟柯这里，“年轻人”似乎正在从“青年”中离散出去，变成加速器中向着四面八方漫射的粒子。

但谁知道呢？也许有些事仍然在。马烽把康家寨、把贾家庄置入了广大的空间、广大的世界，历史不再是时间问题，不再是仅由时间标定的价值，他和柳青，他们把时间空间化，向着远方和远景、向可能和不可能敞开和扩展。当马烽遇见贾樟柯，他会发现，空间仍在，但那已经不是隐喻和转喻，那是必须使用交通工具去跨越和抵达的地理空间，这不再是《伊利亚特》，这是《奥德赛》，奥德修斯们是否记得回家的路？

在贾家庄，我待了两夜。第一夜是《打金枝》，第二夜是音乐会。

暮色降临，钢琴声在流淌弹跳飞翔。这不是音乐厅，这是幽蓝的天之下的一个广场。乐声透明、饱满，如山涧中激溅的水滴，似乎广场上空膨起一个巨大的玻璃的气泡，收拢着珍惜着所有的声音，让所有的声音闪闪发亮。

我忽然想到，此行竟不曾看见吕梁山。我想起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到吕梁，那是二十多年以前，大概是1994年，由太原奔孝义，在孝义大醉，上车一路西行，醒来时，下车，见一片荒烟蔓草。余醉未消，我问：吕梁山何在？

我记得，同行者笑道：醉了醉了，脚下便是吕梁山。

原载《十月》2022年第2期

《散文海外版》2022年第2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