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篇
关于乔治·萧伯讷的戏剧[1]
乔治·萧伯讷（George Bernard Shaw）于一八五六年生于爱尔兰京城都柏林。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一八七九年。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间，萧氏参加称为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写了他的《未成年四部曲》。一八九一年，他的批评论文《易卜生主义的精义》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出版。一八九八年，又印行他的音乐论文The Perfect Wagnerite。一八八五年开始，他就写剧本，但他的剧本的第一次上演，是一八九三年间的事。从此以后，他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功，已为大家所知道了。在他数量惊人的喜剧中，最著名的《华伦夫人之职业》（一八九三）、《英雄与军人》（一八九四）、Candida（一八九七）、Caesar and Cleopatra（一九〇〇）、John Bull’s Other Island（一九〇三）、《人与超人》（一九〇三）、《结婚去》（Getting Married，一九〇八）、《The Blanco Posnet的暴露》（The Shewing Up of Blanco Posnet，一九〇九）、Back to Methuselah（一九二〇）、《圣耶纳》（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萧伯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本世纪初叶的英国文坛，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作家们并不努力于美的修积，而是以实际行动为文人的最高的终极。这自然不能够说英国文学的传统从此中断了或转换了方向，桂冠诗人的荣衔一直有人承受着；自丁尼生以降，有阿尔弗莱特·奥斯丁和罗伯特·布里吉斯等。但在这传统以外，新时代的作家如吉卜林（Kip-ling）、切斯特顿（Chesterton）、韦尔斯（Wells）、萧伯讷等，各向民众宣传他们的社会思想、宗教信仰……
这个世纪是英国产生预言家的世纪。萧伯讷便是这等预言家中最大的一个。
在思想上，萧并非是一个孤独的倡导者，他是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一八三五—一九〇二）的信徒，他继续巴氏的工作，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文物法统重新加以估价。萧的毫无矜惜的讽刺便是他唯一的武器。青年时代的热情又使他发现了马克思与亨利·乔治（按，乔治名著《进步与贫穷》出版于一八七七年）。他参加当时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八八四年，他起草该会的宣言。一八八三年写成他的名著之一《一个不合社会的社会主义者》（An Unsociable Socialist）。同时，他加入费边运动的笔战，攻击无政府党。他和诗人兼戏剧家戈斯（Edmond Gosse）等联合，极力介绍易卜生，他的《易卜生主义的精义》即在一八九一年问世。由此观之，萧伯讷在他初期的著作生涯中，即明白表现他所受前人的影响而急于要发展他个人的反动。因为萧生来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所以第一和易卜生表同情，其后又亲切介绍瓦格纳（他的关于瓦格纳的著作于一八九八年出版）。他把瓦氏的Le Crépuscule des Dieux比诸十九世纪德国大音乐家梅耶贝尔（Meyerbeer）的最大的歌剧。他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尤具独到之见：他把属于法国通俗喜剧的Comme il Vous Plaira（莎氏原著名As You Like It）和纯粹莎士比亚风格的Measure for Measure加以区别。但萧在讲起德国民间传说尼伯龙根（Nibelungen）的时候，已经用簇新的眼光去批评，而称之为“混乱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诗的境界”了。这自然是准确的，从某种观点上来说，他不免把这真理推之极度，以至成为千篇一律的套语。
萧伯讷自始即练成一种心灵上的试金石，随处应用它去测验各种学说和制度。萧自命为现实主义者，但把组成现实的错综性的无重量物（如电、光、热等）摒弃于现实之外。萧宣传社会主义，但他并没有获得信徒，因为他的英雄是一个半易卜生半尼采的超人，是他的思想的产物。这实在是萧的很奇特的两副面目：社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在近代作家中，恐怕没有一个比萧更关心公众幸福的了，可是他的关心，只用一种抽象的热情，这为萧自己所否认，但的确是事实。
很早，萧伯讷放弃小说。但他把小说的内容上和体裁上的自由赋予戏剧。他开始编剧的时候，美国舞台上正风靡着阿瑟·波内罗（Arthur Pinero）、阿瑟·琼斯（Arthur Jones）辈的轻佻的喜剧。由此，他懂得戏剧将如何可以用作他直接针砭社会的武器。他要触及一般的民众，极力加以抨击。他把舞台变作法庭，变作讲坛，把戏剧用作教育的工具。最初，他的作品很被一般人所辩论，但他的幽默的风格毕竟征服了大众。在表面上，萧是胜利了；实际上，萧不免时常被自己的作品所欺骗：观众接受了他作品中幽默的部分而疏忽了他的教训。萧知道这情形，所以他怒斥英国民众为无可救药的愚昧。
然而，萧氏剧本的不被一般人了解，也不能单由观众方面负责。萧氏的不少思想剧所给予观众的，往往是思想的幽灵，是历史的记载，虽然把年月改变了，却并不能有何特殊动人之处。至于描写现代神秘的部分，却更使人回忆起小仲马而非易卜生。
萧氏最通常的一种方法，是对于普通认可的价值的重提。这好像是对于旧事物的新估价，但实际上又常是对于选定的某个局部的坚持，使其余部分，在比较上成为无意义。在这无聊的反照中便产生了滑稽可笑。这方法的成功与否，全视萧伯讷所取的问题是一个有关生机的问题或只是一个迅暂的现象而定。例如《人与超人》把唐·璜（Don Juan）表现成一个被女子所牺牲的人，但这种传说的改变并无多大益处。可是像在《凯撒与克莉奥佩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康蒂妲》（Candida）二剧，人的气氛浓厚得多。萧的善良的观念把“力强”与“怯弱”的争执表现得多么悲壮，而其结论又是多么有力。
萧伯讷，据若干批评家的意见，并且是一个乐观的清教徒，他不信metaphysique的乐园，故他发愿要在地球上实现这乐园。萧氏宣传理性、逻辑，攻击一切阻止人类向上的制度和组织。他对于军队、政治、婚姻、慈善事业，甚至医药，都尽情地嬉笑怒骂，萧氏整部作品建筑在进化观念上。
然而，萧伯讷并不是创造者，他曾宣言：“如果我是一个什么人物，那么我是一个解释者。”是的，他是一个解释者，他甚至觉得戏剧本身不够解释他的思想而需要附加与剧本等量的长序。
离开了文学，离开了戏剧，离开了一切技巧和枝节，那末，萧伯讷在本世纪思想上的影响之重大，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史迹了。
这篇短文原谈不到“评”与“传”，只是乘他东来的机会，在追悼最近逝世的高尔斯华绥之余，对于这个现代剧坛的巨星表示相当的敬意而已。
在此破落危亡、大家感到世纪末的年头，这个讽刺之王的来华，当更能引起我们的感慨吧！
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
[1] 本文初刊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的《时事新报·欢迎萧伯讷氏来华纪念专号》，题为《乔治·萧伯讷评传》，后经修改，又刊于一九三三年二月的《艺术旬刊》第二卷第二期，改用此题目。萧伯讷（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又译“萧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