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自2007年这部传记首次出版以来，其中心人物身上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她变得更酷了。

此类事情在出版前几个月，当我在一档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中谈论阿加莎·克里斯蒂时，似乎是全然不可能的。当时的主持人同几位犯罪小说作家，颇有些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看似是为了我好）：她是化石，是反动分子，是兜售被扭曲成复杂假象的木偶剧的商人。我为什么要致力于赞美这个势利的老太太呢？

当我终于在讥嘲和偷笑中觅得机会开口时，我问道：如果克里斯蒂真的那样糟糕透顶，为什么她仍然如此受欢迎？一连串傲慢的回答随之而来——“哦，她老派、亲切，擅长谜题”——其中最出色的答案是：“哦不，我非常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我只是不认为她的水平有多高罢了！”

此类伏击式的提问固然令人生厌，但更多地让我感到无聊。对此，我早已经听得耳朵起茧了。这些20世纪末的观点伴随了我的成长历程，由战后的换岗仪式和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对成功嗤之以鼻的知识分子塑造。自1976年去世以来，阿加莎·克里斯蒂已然成了一个名号，一个形象，一块像纳尔逊纪念柱一样的英国巨石。而她是一位创造者的事实——在某一刻，她那奇特的大脑构思出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情节，这个故事和《嘿，朱迪》的曲调一样为世人所熟知——倒几乎变得次要了。

换言之，这位广受欢迎的超级畅销作家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是被低估了。我想，我从最开始就有此类怀疑：十岁时，我被母亲床边那些由汤姆·亚当斯设计的作品封面所吸引，开始阅读《高尔夫球场命案》。这是个不寻常的开始，因为这绝非她最好的作品之一，但我的反应却近似坠入爱河：许多地方不可思议，一切都如梦似幻般神奇。有人告诉我，这些作品只是在结尾时才能得知谁是谋杀犯的侦探故事罢了，阅读单纯是为了知道结局，但我从未如此看待。我总能感觉到文字下面有一股寓言般的暗流在涌动。很快我就对某些段落烂熟于心，譬如《无人生还》中有某种咒语般力量的留声机录音。我无所顾忌地重读这些作品，毫不在乎自己已然知道是“谁干的”。我把它们偷偷带进大学，像从前人们对待色情杂志那样，将其藏在《贝奥武甫》的书页里悄悄阅读。我可能并不是当时唯一做过这种事的人。但在20世纪末，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声誉的低谷，我必须在暗中进行这一切，或者一笑置之，尽管我始终坚信只有某种天才才能施展这一属于日常的魔力。

直到最近，我对待她的严肃态度才算得上寻常。我乐于认为，自己在本书中所展现的方法也许在克里斯蒂复兴中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它使我能够写出一部完整的传记。尽管阿加莎的女儿罗莎琳德行事极为低调，但人们都知道她十分反感时评的攻击性态度，例如第四频道的纪录片指责克里斯蒂谋杀了侦探小说这一类别。当我到访现在由罗莎琳德和她的丈夫安东尼居住的格林韦宅邸时，我和她坐在书房里，墙上挂着她母亲作品的不同版本，克里斯蒂的作品和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的作品被放在一起，我们认真地谈论了它们。那场富有趣味的对谈是我的荣幸，也是一段珍贵的插曲。

有些人说罗莎琳德难以相处，但自我进入格林韦大厅，看到她坐着座椅电梯向我飞驰而来的那一刻起，我认为她待人很好。她确实有些莽撞和生硬（她在午餐时责备我没有提醒她自己对鱼过敏：“你应该知道我们在星期五会吃鱼的！”），她的热情、幽默和机敏的智慧远甚于此。身为一个名气盖过天的人物的女儿是什么感受？她用她那隐晦的方式提供了一些线索。她的生活显然自出生那一刻起便注定了，而她务实地接受了一切，不论好坏。她不是那种会哀叹没有“自己的生活”的女人，因为很明显，她过的正是自己的生活。尽管如此，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亲缘关系还是决定了她的生活轨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6年发生的事件，当时她的母亲“消失”了11天，作为对自己第一次婚姻破裂的反应。那是一场被可怕地、破坏性地公之于众的私人创伤，其给阿加莎带来的无尽痛苦一直绵延到她去世。从七岁起，罗莎琳德也始终生活在其余波之下。她对母亲的保护意识延伸到了父亲阿奇·克里斯蒂身上，她与他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阿奇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并要求离婚，这件事带给阿加莎极大的震惊，她从未完全释怀。但罗莎琳德拒绝责备父亲，她也不是那种人。她邀请我去看所谓的“传真室”，里面凌乱地存放着许多家庭文件。其中一封信里——我回来时已经不在原处——她写到了阿奇，语气满怀喜爱与保护之情。这封信紧接着批评了她的继父马克斯·马洛温，后者闯入她的生活，使其雪上加霜，而且她认为他得到了本不应有的好评。

传真室里还存放着罗莎琳德炮轰电视制作人的信件，质疑荧幕上对作品的改动，比如对粗制滥造的《古墓之谜》的评论：“那本里没有黑斯廷斯！”她致力于做自己认为母亲所希望的事，这意味着保护原作的完整性。因此只有上帝才知道，罗莎琳德会对自己2004年年尾去世后出现的部分作品做出何等评价。的确，阿加莎·克里斯蒂又会怎么想呢？

改编的基调开始发生变化是在2003年，即我初次见到罗莎琳德的那一年。我记得我们讨论了一篇我的文章，关于某部空洞的现代版《闪光的氰化物》。我们就《五只小猪》也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其中一个人物被错误地处决了，这与作品的逻辑和精神相悖。然而，已故剧作家凯文·埃利奥特的改编版标志着一个重要时刻，当时独立电视台的《大侦探波洛》放弃了矫揉造作，不再只将人物视作装饰艺术中的小雕像。这一点有时被执行得很好，如2008年的杰作《清洁女工之死》，有时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新的《马普尔小姐探案》剧集亦如是。它们都始于2004年埃利奥特的《藏书室女尸之谜》，其中罪魁祸首之一的情况被更改（尽管原作的破案方法未经改动），以暗示某种同性恋倾向。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变革，在保持克里斯蒂原意的同时，将她一把推进了21世纪。尽管其他重启项目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例如被亵渎的《逆我者亡》，其间莫名加进一处乱伦情节。

于是，一位全新的、潇洒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现了：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完美无瑕，但唇上的大红口红又与传统有出入。这里还包含一个奇特的悖论。这些涌现出的改编作品起初是基于深深的敬意，人们意识到有许多长期被忽略的、隐藏在光鲜外表下的丰富内容，并试图将其挖掘出来。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常常忍不住要为那些匠心独具的素描上色，填补那些被认为是上流社会老太太的理解空白。毕竟，她对现实生活能有多少了解呢？

那么，这里提供了一种答案。它取自《加勒比海之谜》，这是一部极为复杂巧妙的作品，充满了酒店里会发生的那类阴谋（我尤其喜欢其中一位富有客人和大块头女按摩师之间隐晦的调笑）。作品的开头是马普尔小姐的一段话，她将自己有限的经验与侄子雷蒙德·韦斯特的进行了比较，后者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为自己的开阔心胸和深远见识而自鸣得意。

“像雷蒙德这样的人是如此无知。在乡村教区工作期间，简·马普尔对农村生活的事实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她没有谈论它们的冲动，更不要说把它们诉诸纸笔了——但她都知道。大量的性，自然和非自然的。强奸、乱伦、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确，其中一些即便是读了牛津大学又会写书的聪明年轻人也未曾听说。）”

这种对人类弱点的冷静接受是多么有效，多么讨人喜欢，又多么潇洒啊！但是，克里斯蒂的现代诠释者们倾向于选择雷蒙德·韦斯特的立场，强行扯进“自然和非自然的”性爱，还有老式侦探小说的终局都是绞刑架的准色情提醒。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写的：“现代世界认为必须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中强加绞刑和凑对——死亡的现实和被禁止的激情，这些她在书中不曾提及的东西。”如果说2007年时是这样，那么今天的程度则10倍于此。英国广播公司2015年首次播出的改编作品满是偏差，仿佛将瘾君子和施虐狂引入一个以结构化克制而闻名的作者的世界中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本着同样“不屑一顾”的精神，剧情被拉扯、扭曲和滥用：《控方证人》的结局和题名被改变了，《奉命谋杀》的破案手法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对英国广播公司而言最重要的事业——身份政治——糊满了每一部作品，克里斯蒂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仿佛被误认为是一张诱人的空白画布。事实上，这种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动选择，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牙医谋杀案》中有一场关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相对优点的简短辩论，而胜出的是前者。冷战时期的作品，如《地狱之旅》和《他们来到巴格达》，各自以欺骗性的方式对当时根深蒂固的立场进行了激烈反驳，并反复为之。不出所料，2018年的《ABC谋杀案》谈及当代政治，作品中的波洛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欧洲人，被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国所拒斥。这有趣吗？是的，在理论上。在实践中，这就像他被困在四下皆是小打小闹和方形小饼的玩具城里一样，沉闷至极。克里斯蒂从未面临过现在强加在她身上的那种现实——事实上她的所作所为经常不甚真实——但她落笔之处不曾有任何虚词。这便是引领那些最好的改编作品的原则。

然而，新的处理方式是兼而有之。无论是在电视戏剧家提出的反对英国脱欧的观点中，还是在戏剧导演尝试表现主义的舞台上，阿加莎·克里斯蒂都可以被随意摆弄戏耍。但与此同时，她又是事业的核心所在，不仅因为她的名字本身就意味着票房。她是一张安全网。那些利用她的人知道，她总会给他们兜底，防止他们摔得遍体鳞伤。他们在内心深处也为此尊敬她。那些去伦敦郡会堂看最新上演的《控方证人》或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时髦观众也持有相似的认知。在潮流的诱惑之下，有些更简单的东西正在召唤，即对好故事的渴盼。

今天的文化倾向于将一切政治化，且缺乏智慧，因此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许时常不为人所“理解”，但她明显处在核心，她在20世纪50年代所占据的席位已然恢复。当时，《控方证人》在全城一票难求，广告语“圣诞节的克里斯蒂”让出版业获利甚多。诚然，时髦的东西终究会不再时髦，现在萦绕在这位参加牧师寓所茶会的白发妇女头上的酷炫光环最终也会黯淡。她可能会回到“仅仅”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状态，为普罗大众所喜爱，为文本分析专家和法国知识分子所钟情，继续做独立电视台第三频道和戏剧巡演公司的中流砥柱。尽管如此，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她的价值，巨石的重量已经得到评估：在我的有生之年，她绝不会退回到被当成笑话处之的那些岁月中去了。

尽管阿加莎·克里斯蒂会对近期那些对其作品过分自由的创作深表震惊，但她也会为此感到高兴。同样，尽管她不会喜欢本传记中谈及的事实，但她肯定会很高兴这本书出自一位欣赏她的人之手。这同样适用于索菲·汉娜对波洛的“续写”。相比我在广播恐怖秀中遇见的那两位，像汉娜和瓦尔·麦克德米德这样的犯罪小说家都是公开的崇拜者。我想，即便疑虑重重，克里斯蒂也会认识到21世纪正以特别的方式向她致敬，即便手段时而讽刺，时而侵入，时而痴迷，时而自私，时而天真怪异。它们都在向她笔下动机的永恒感、故事的奇妙性，以及她低调的天赋与工作伦理致敬，向她覆盖自己所属世纪的方式致敬，向她的不灭致敬。

正是如此。她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构思于战时的医务室，当时她还是阿奇·克里斯蒂的娇妻，在这部作品出版百年后，她仍然为人所铭记。她会为此感到惊讶吗？会，但不会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惊讶。作家们常常梦想着某种特殊的来世。而在一切身份之上，她首先是一位作家，这便是现在公认的、她身为创造者的内在价值：这也是本书真正的主题。

劳拉·汤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