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两汉时期

1.先秦

夏、商、周时期是《春秋》学的产生、兴盛时期，尤其是在周代，《春秋》随着史官制度的发达而非常兴盛，上至周王室，下至诸侯国，都有《春秋》。这些《春秋》实际上为孔子《春秋》一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方法之基础。

在春秋时期，《春秋》学大兴于世，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已经相当成熟，比如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史书，表明编年体是这一时期史书的主要形式。各国编纂《春秋》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记载军国大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君臣的言行，所以多秉笔直书，如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便是例子。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他根据鲁国历史以及周王室的史料编撰了《春秋》一书，这部书基本上是对之前《春秋》学的继承和发展。孔子《春秋》的产生有重要的价值，它以历史叙述的形式来宣扬周礼、宣扬王道政治理想，这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先秦时期，《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是最早研究《春秋》的著述。其中《左传》主要是解释《春秋》中的历史事实，这就让我们对孔子《春秋》的内容认识更加深刻，否则我们就很难知道“郑伯克段于鄢”“赵盾弑其君夷皋”等史实具体在说什么。而《公羊传》《穀梁传》主要是解读春秋笔法与春秋大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与目的，借助它们，我们知道了孔子为什么要用“弑”而不用“杀”，为什么会有语言、称谓、名称上的种种不同。还有，《春秋》三传也根据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春秋》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左传》发扬了民本思想、德治思想等，《公》《穀》则发扬了《春秋》大一统、纲常名教等思想。另外，《春秋》三传作为解释《春秋》的不同著作形式，对后代研究《春秋》或其他经书来说，也基本上奠定了两种经学解读的模式，即：以事解经与以义解经。

孟子是最早提到孔子作《春秋》的人。在今天《孟子》一书中，有三处与《春秋》相关的文字，分别就孔子《春秋》产生的背景、特征与意义作了解释。孟子强调，孔子以周礼为价值依据作《春秋》，目的就是挽救社会政治于混乱中，希望以历史叙述来规范当时君臣非礼的行为。孟子对孔子《春秋》一书性质的揭示，对汉以后影响非常大，比如董仲舒、司马迁等今文经学家基本上都秉承了孟子《春秋》学的思想，并作进一步的发挥。

荀子是战国时期为《春秋》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根据历史记载，《左传》《穀梁传》就是经过他传到汉代的。另外，由于荀子强调礼法，所以他更注重《春秋》中所宣扬的微言大义，并将这部书看成是学习礼仪、成就圣人的重要经典之一。他在《劝学篇》中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篇》）

这段话翻译过来便是说：学习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终结？答案是：从学习的科目来说，是从诵读《书》《诗》等经典开始，到阅读《礼》为止；从学习的意义来说，是从做一个读书人开始，到成为圣人为止。……《尚书》，是政事的记载；《诗》，是和谐的音乐所附丽的篇章；《礼》是行为规范的要领、具体准则的总纲，所以学到《礼》就到头了，这可以叫作达到了道德的顶点。《礼》肃敬而有文饰，《乐》中正而又和谐，《诗》《书》内容渊博，《春秋》词意隐微，但道理深刻。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道理都包括在这些典籍中了。从这可以看出，荀子强调《春秋》蕴含着微言大义，是学习礼仪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所以他希望通过《春秋》来获得对礼仪的体认，最终成就圣人。

总之，《左传》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书了，并且有多种文献援引《左传》章句，比如《荀子》《韩非子》等。

2.两汉

《春秋》学真正开始发展是在汉代，不过《春秋》三传发展状况不一样。其中，《公羊传》率先在汉景帝时期被立为官学。到了汉武帝时期，受到董仲舒、公孙弘[17]等人的推动，《公羊学》大兴，这也和它开宗明义宣扬“大一统”“尊王攘夷”“君尊臣卑”等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穀梁传》在汉宣帝时期才开始被立为官学，随后大兴。《左传》只有在王莽、汉光武帝时期被立为官学，之后被废。在东汉明帝之后，开始形成了《春秋》三传并立的局面。不过，有汉一代，《公羊传》最为兴盛，地位也最为稳固。

就《左传》而言，在汉代远不及《公羊传》《穀梁传》受重视。具体来说，《左传》在汉代的最初传授者为秦博士张苍，张苍曾经师从荀子。秦汉之际，张苍《春秋》学一直属于私学，而且在民间传播，用的都是先秦古文字。《左传》在刘歆之前一直被看作史书，被称为《左氏春秋》，还没有人将它看成是《春秋》的传文，即使是《史记》也没有将它称为《左氏春秋传》。

《左传》虽然不像《公羊传》《穀梁传》那样被立为官学，但实际上，由于《左传》本身丰富的历史事实和深厚的思想底蕴，也一直得到了朝野上下的重视，《汉书·儒林传》记载：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据以上史料可知，在西汉，《左传》尽管一直没有被立为官学，但研习的人很多且多为高官，如北平侯张苍、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太子太傅萧望之、将军王莽、丞相尹咸、翟方进等人。汉景帝时期的河间献王刘德还为《毛氏诗》《左传》立地方博士。而刘歆是《左传》兴起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在刘歆之前，学者们研究《左传》一般也是了解历史、讲解大义，刘歆研究《左传》，曾向尹咸、翟方进等人请教，相互探讨，并开始用它来解读经书《春秋》，同时将《左氏春秋》改名为《左氏春秋传》，将它看成是和《公羊传》《穀梁传》一样解释《春秋》的经传之书[18]，希望朝廷将它立为官学。在刘歆的积极努力下，《左传》和《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被王莽立为官学，《左传》由此成为儒家经典之一，但王莽之后即被废除。

东汉时期的《左传》学，一般都出自刘歆。比如郑众便是师从刘歆学习《左传》。更为主要的是，受到刘歆的影响，东汉班固也将《左氏春秋》改称为《左氏传》或《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这就标志着《左传》作为《春秋》的传文开始得到朝野的认可，正式成为经书之一。从此以后，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当然，东汉时期针对《左传》发生了今古文的三次争辩[19]，对《左传》的兴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是《左氏》大兴”[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