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精神引领，紧紧握住赢得胜利的法宝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近百年来，一代代南湖儿女，特别是红船所在地的共产党人，始终被建党精神所感召，始终是红船精神的忠实守护者、坚定传承者和自觉实践者。

马家浜，位于今南湖区城南街道天带桥村，距嘉兴旧城7.5公里。1959年春，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组织的考古队在此挖掘发现，这是一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遗址。遗址分布于今南湖区及相邻区县。在这处被定名为“马家浜文化”的母系社会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兽骨、石锛、砺石、骨镞、陶片和厚厚的灰黑色黏土层，表明公元前5000年时的先民，已经学会了饲养家畜、渔猎、织造、制陶、种植稻米，学会了建造芦苇墙房屋，甚至死后都集中安葬在公共墓地。

“中国江南文化之源”，是人们对马家浜文化特殊地位的概括性评价，这一评价并不夸张。马家浜文化遗址下接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中国原始社会承上启下发展的重要一环，其意义非同小可；马家浜文化是世界稻米种植和稻作文化的发祥地，先民发现并完善了独有的中国江南水稻栽培技术，稳定并日渐扩大的粮食生产，解决了人类文明生存延续的首要问题。水稻之古语“禾”，还成了嘉兴的简称。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表明先人已能把平凡的石头打磨成精美的艺术品；发现的纺织品实物残片，表明先人已经掌握了复杂的纺织技术，并已应用于日常生活；发现的用于渔猎的船橹木桨、网坠鱼叉，表明在劳动工具的成套制作方面，马家浜文化走在了同时期的河姆渡文化等原始文明之前……

马家浜文化清晰而准确地告诉我们，洋溢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智慧、不屈不挠、勇于探索、走在前列之人文氛围、精神风韵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土膏沃饶，风俗淳厚”“能秉礼义，务耕织”“尺寸之土必耕，机轴之声不绝”，便是对包括今南湖区在内的一代代嘉兴人秉性的赞美。历史上，这里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水平领全国之先，制作的丝绸、漆器、金银器皿精美华贵，向来被视作罕见精品。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化的推崇和文脉流传的重视，“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在宋为文物之邦，至今士多兴于学，处廛者亦类皆鸿生硕彦”“田野小民皆教子孙读书”“衣冠之物，焕然可观”“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之类的记载，即是对此地崇文好学现象的客观描述。

对读书和文化的重视，对新生事物的乐于接受，对潮流和风气的积极适应，使得自古以来的嘉兴民众表现出鲜明的包容并蓄个性，观念相对开明。善于吸收、融会外来文化，接纳贤才良将，亦为此地的一大传统。如西周时吸收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直接影响到陶、金银器皿的制作工艺；接纳泰伯、仲雍奔吴，并推行周人的政治制度等，表明当地具有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开放性。显然，这样的文化禀赋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也使得思想观念始终处于开通风气、顺时嬗变、涤故更新的状态之中。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位于今南湖区辖区内的南湖即已形成雏形。五代之后，湖畔逐渐兴建园林，亭台楼阁相继出现，至宋代，南湖已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齐名，被称为浙江三大名湖，大批文人墨客在此流连，留下无数诗章。明嘉靖年间，知府疏浚嘉兴市河，把挖出来的河泥填入南湖，遂成今湖心岛，并在岛上筑起南湖最著名的古建筑群烟雨楼。烟雨楼因唐朝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而得名。清乾隆帝六下江南，曾八次登临烟雨楼，先后赋诗20多首。1932年，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被称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在上海多次从事刺杀日军高官的行动后遭到追捕，一度藏身于这南湖之中，还利用南湖游船召开韩国政府国务会议，商议抗日复国大计。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南湖多次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人文精神的非凡作用。

王会悟，嘉兴乌镇人，12岁后在南湖畔的嘉兴师范学校读书，开始接受新思想，后又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文秘。1920年，与中共早期党员李达在上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婚礼，成为中共早期活动的外围成员。

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中共一大正在进行中，正在会场外楼下望风的王会悟发现有行迹诡异者窜入会场，即把此情况反映给坐在门口的翻译杨明斋，后者随即报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全体一大代表确认上海已不适合继续开会，必须另觅续会地点。又是王会悟，她得知代表们准备前往杭州时，认为杭州西湖游人如织，人多眼杂，会议代表容易暴露，便通过李达向大家建议，能否转移至她的家乡嘉兴南湖，一是嘉兴距上海不远，乘坐沪杭线火车单趟不超过3小时；二是那儿游客较少，容易掩护。王会悟对于南湖情况的熟谙，对于南湖的深情和信任，使得代表们一致同意这一提议。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南湖，南湖也因这次开天辟地的历史性重大会议而名垂青史。

在建党史上作出特殊贡献的王会悟，仅是南湖及周边地区当年众多仁人志士中的一个。如上所言，踩着时代的节奏，积极吸收新思想，涤故更新、敢为人先者之所以在这片土地上层出不穷，是因为千百年来所积淀的深厚人文底蕴，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勤劳智慧、不屈不挠、勇于探索、走在前列的禀赋，是因为时代的风云漫卷于这片土地上，怀揣梦想的人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打开中共建党史，就在这嘉禾之地，涌现出来的重要历史人物为数甚众，重要历史事件动人心魄。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南湖畔。嘉兴秀州书院、省立第二中学、省立第二师范等10余所中小学数千名学生云集城内体育场讲演厅，举行“国耻纪念日”大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正义之举很快得到了嘉兴民众的支持和响应。随之，一批先进知识青年开始在嘉兴传播马克思主义。家住乌镇的沈雁冰、沈泽民兄弟等组织了“桐乡青年社”，出版刊物《新乡人》；新塍镇的沈选千、朱仲虎、朱亮人等组织“新塍青年读书会”，出版《新塍半月刊》。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使众多先进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4年夏，顾作之（油车港杨溪村人）、王贯三（嘉兴城区人）受中共上级指派，回到嘉兴筹建中共地方组织，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5年3月，顾作之、王贯三、沈选千三人会聚于嘉兴县城精严寺，举行党的会议，成立了嘉兴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嘉兴独立支部。“嘉兴独支”成立后，重点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扩大工作，开设于县城道前街一座民房内的“嘉兴公学”，培养了不少革命活动积极分子。至1926年底，“嘉兴独支”已发展到30名党员，共青团嘉兴支部也已建立。在党的领导下，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工会、农会、妇女会等各界联合会纷纷建立，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南湖畔成为党的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尽管1927年4月之后，党组织受到反动势力的破坏，然而在黑暗中，革命火种始终不灭，反抗运动风起云涌。至1928年，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南湖及周边就发生多起由中共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包括嘉善农民运动、枫泾暴动等。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于1963年深情回忆南湖建党历程而题写的一副对联。是的，古老的中国正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正是因为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凭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这南湖畔，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正是凭着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共产党人始终不惮艰难困苦，经受种种严峻考验，一次次抵达胜利的彼岸。而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这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之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和根本宗旨。

站在南湖畔，回忆辉煌建党史，感悟这片土地的美丽和厚重，更能深刻体会到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以及红船精神又何以凝聚起如此巨大的力量。

南湖作为共产党的诞生地，向来为公众尤其是广大党员所认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南湖畔，烟雨楼边，就开始筹建纪念场所。1959年10月1日，南湖革命纪念馆在烟雨楼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其主要展示内容即为南湖建党史实。1985年，邓小平专门为该馆题写了馆名。1990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始建设专用馆舍，并于1991年6月对外开放。2006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动工兴建，在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烟雨楼前湖心岛东南岸边水面上的那条著名的红色画舫游船，经过包括董必武等一大代表的确认，于1959年8月25日仿制成功，向人们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嘉兴南湖作为党的诞生地之一的历史地位被正式确立：是年6月，国务院公布“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湖和红船在建党史上无可替代地位的确立，使红船精神的提炼、研究和提出更具可行性和非凡价值。

2005年5月，原秀城区更名为南湖区，“南湖”这一在建党史上具有特定含义的地名，成为一座城市中心城区的区名，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疑又赋予“红色第一区”新的地位、新的使命。如此更名，“有利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诞生地。南湖位于我区范围内，更名南湖区后，有利于更好地传承红船精神，继承革命传统，宣传党的历史，为南湖儿女带来极大的政治动力和精神动力。”时任南湖区委书记赵树梅当年在谈及南湖区如何乘更名之东风、谋求加快发展这一问题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彰显党的诞生地的政治优势和特色，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的确，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每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发展阶段，南湖儿女始终不忘初心，高举红船精神的鲜艳旗帜，克服重重困难，勇于创新，取得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是的，多年来，努力把红船精神像血液、像基因一样内化和根植于身心，成为红船精神的忠实守护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是南湖儿女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最大法宝，也是南湖儿女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红船精神’是我们党创立时期坚持和实践自身先进性的一个历史明证。正如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红船精神’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要把‘红船精神’贯穿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红船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同时也就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真谛。”（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红船精神孕育于党的成立过程之中，产生于党的成立之时，是党的各种精神理念的源头。而身处党的诞生地和红船精神发祥地的南湖儿女，理应对这一精神感受更为生动、感情更为深厚、感悟更加透彻，理应更加积极、主动、长久地加以弘扬。

回顾以往，凭据史实，我们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中，在红船精神尚未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得以明确之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从一诞生就被无数先进分子所继承、所弘扬、所实践。“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近百年来，一代代南湖儿女，始终被建党精神所感召，始终被早期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实干精神和奉献精神所引领，在伟大而生动的时代发展进程中，他们从未停歇红船精神的自觉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