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来的欧洲传教士
传教士是随着商人和兵船来到中国的西洋人，他们不仅来了，而且留下来了，不像商人和士兵那样来了又走了。他们中一些人一住就是数十年，从翩翩少年到须发皆白，终老在中国这块好客的土地上。早在1552年，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元老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çois-Xavier，Saint，1506—1552）就来到了珠江口外的上川岛，探索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和途径。30余年后，耶稣会士不仅终于进入中国，而且到了北京，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起，为了上帝的事业而长期居留在中国，成为对中国最了解、最熟悉的西洋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有欧洲的“中国热”。
1. 基督教与中国的早期接触
明朝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附近出土了一块石碑，高近一丈，宽约四尺，顶端为金字塔形，并镌有十字，下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共约2000字。此碑的发现，揭示了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播的一段历史。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elliot，Paul，1878—1945）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敦煌发现若干景教文献，日本学者也收藏了一些发现于敦煌的景教文献。所谓景教，是指基督教的聂思托里派，这个教派为出生于叙利亚的聂思托里创于公元5世纪，主张神与基督是两位两性，而不是一位两性，被罗马天主教教会斥为异端，禁止传播。聂思托里于是转向中亚一带发展。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上述文献记载，景教于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那年有一个名叫阿罗本（Alopen）的教徒从波斯或叙利亚来到西安，唐太宗派遣宰相房玄龄前往迎接，并亲自在皇宫接见，询问有关该教的一些情况。三年之后，唐太宗下诏，准许在中国随意传教，并在西安附近建造一所寺院，供景教徒使用。唐高宗继续执行准教政策，并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师”，下令天下各州普遍建立景教寺，于是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繁荣景象，教徒逾千。阿罗本等西来的基督教徒在中国站稳脚跟后，立即着手翻译基督教经典。现有资料表明，基督教景教中的主要内容，诸如天主自有、三位一体、上帝创造宇宙和人类等，都已介绍给中国人。武则天佞佛，景教在她执政期间受到打击，但唐玄宗即位后景教再度复苏，这位皇帝竟让他的五位兄弟去景教寺参拜，还下令将唐朝五位皇帝的画像悬挂在景教寺中。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皇帝严禁佛教，令天下僧尼一律还俗，声势之猛，殃及其他宗教，景教寺被毁，神职人员被勒令还俗，景教从此一蹶不振，仅有极少数教徒留存。
13世纪，蒙古人大举西进，欧洲为之震惊。教皇因诺森四世（Innocentius Ⅳ，1243—1254年在位）在法国里昂召集欧洲各国主教共商对策。会后派遣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Pliano Carpini，Giovanni，约1182—1252）往见蒙古大汗，一则探听虚实，二则力争劝说大汗皈依基督教，从而消弭蒙古人西进的威胁。1245年，他带着教皇致大汗的信件从里昂出发，于翌年到达蒙古大汗的都城哈拉和林，适逢贵由继位为汗，他参加了继位大典，后来又觐见贵由，递交了教皇的信件。同年年底，柏朗嘉宾带着大汗的回信踏上归途，1247年回到当时教廷所在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选派法国方济各会士卢布鲁克（Rubrouck，Guillaume，约1215—1270）携带国王信件从地中海东岸出发，往见蒙古大汗。与柏朗嘉宾不同，卢布鲁克不承认自己是使臣，而仅是一个传教士。他抵达蒙古汗廷后曾要求留下传教，1254年在哈拉和林两度会见大汗蒙哥，同年8月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回信返回地中海东岸。遵照方济各会的要求，卢布鲁克书写了出使报告，连同蒙哥的回信一并转呈路易九世。哈拉和林在今蒙古国境内。虽然贵由和蒙哥分别会见柏朗嘉宾和卢布鲁克时，蒙古人尚未入主中原，但由于贵由和蒙哥后来分别被谥为元定宗和元宪宗，所以称这两位欧洲教士的东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接触是完全有理由的。基督教在元朝被称作也里可温教，其中包括聂思托里派和天主教，一度也曾有过它的辉煌时期，汗八里（北京）、扬州、泉州等地都曾建起了也里可温教的寺院，教徒总数多达3万余人。这一成就的主要缔造者是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Montecorvino，Giovanni da，1247—1330）。1289年，孟高维诺带着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s Ⅳ，1288—1292年在位）的信件，经印度到达中国，1294年抵大都，翌年觐见元成宗，呈交教皇信函，获准留在大都传教。到1305年教徒已有6000人，其中多数是蒙古人和随蒙古人进入中原的中亚各族人，汉人教徒极少。1307年，教皇获悉孟高维诺传教成绩显著，遂设立汗八里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大主教，并陆续派遣教士前来支援，其中到达中国者三人，其余均死于来华途中。此三人除留在大都协助孟高维诺外，还南下主持泉州的教务活动。孟高维诺于1330年去世后，教廷于1333年派遣鲍特拉（Botras，Jean de）率领26名教士前来中国，四年后抵达汗八里。元顺帝于1336年应教徒之请，派遣在华的一位法国方济各会士为代表，带领十余名中国教徒，前往当时教廷所在地法国的阿维尼翁向教皇陈情，要求续派主教来华。代表团带去了元顺帝的国书，证明这些代表具有使节资格。教皇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团。鲍特拉使团的成员之一马黎诺里（Marignolli，Giovanni）于1342年抵达汗八里，向中国皇帝献上良马一匹，获得皇帝和官员的好感。1346年，马黎诺里经由杭州、宁波、泉州扬帆西返。元朝的基督教虽然拥有众多教徒，但大多不是汉人，加上孟高维诺去世后无人继续他的事业，因而明朝取代元朝之后，基督教便骤然衰落。
2. 利玛窦开创在华传教事业
基督教在中国沉寂了近二百年后，于明末清初再度复兴。无论从纯宗教角度或是中西交往角度看，唐代的景教以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教都无法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相比，它不仅在当时形成巨大的声势，而且对后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新航路的发现不但为殖民国家向外开拓提供了条件，也刺激了天主教东来的热情。葡萄牙和西班牙既是当时的海上强国，又是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结合，使得这两个国家向东扩张特别积极。正在此时，西班牙人罗耀拉（Loyola，Inigo Lopez de，约1491—1556）于1528年创立耶稣会，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并以积极向外传播基督教为己任，1540年教皇颁谕批准耶稣会成立。同年，罗耀拉指定方济各·沙勿略前往东方开展传教活动。1541年，方济各·沙勿略离开葡萄牙，先后到过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后来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在这些年中，他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在亚洲的巨大影响，深知若要让天主教在远东扎根，必须首先了解中国，于是决心先去中国传教。1552年4月，方济各·沙勿略从印度的果阿出发，来到广州湾外面的上川岛，由于中国海禁严厉，未能登上中国大陆，同年年底病死在该岛上。
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耶稣会士是罗明坚（Ruggieri，Michele，1543—1607），他奉耶稣会印度省巡视员范礼安（Valignano，Alessandro，1539—1606）之命到中国传教，1579年到达澳门，在那里悉心学习中文，为进入中国内地做准备，1579年至1582年间他曾三次前去广州。直到1583年才终于获得进入中国内地的许可，在肇庆落脚。由于罗明坚没有语言障碍，加之学识渊博、谈吐文雅，因而博得当地官员的尊敬，被允许建立传教场所。从此，欧洲传教士终于在中国内地有了传播福音的基地。
紧随罗明坚而来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eo，1552—1610），他于1583年与罗明坚一同进入中国内地，两人共事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习并掌握了汉语口语和文言文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中国的基础知识，为他此后的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和罗明坚初到中国之时，出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无知，以为基督教的传教士类同佛教的和尚；为了便于接近中国民众，遂削发剃须，身披袈裟，以僧人面目出现，结果却是疏远了文人。直到1594年，利玛窦才听从友人瞿太素的劝告，蓄发留须，改着儒服，自称“西儒”，这才渐渐扩大并加深了与文人的来往，进而建立了友谊。1595年，利玛窦游历南京，试图北上进京未果，南归居留在江西南昌。1598年，他终于进入北京，但没有获得长久居留的许可，只得返回南京。1601年，利玛窦第二次进京，终于获准长期居留。
利玛窦在罗明坚的带领下，开始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罗明坚于1588年返回欧洲后，利玛窦与庞迪我（Pantoja，Diego de，1571—1618）等人继续努力，终于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严格地说，利玛窦在中国仅仅博得了巨大的名声，却并未在传教中取得惊人的成就，听了他的宣传而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并不多。他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确立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为后来者指明了通向成功的途径；二是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利玛窦把自己获得巨大名声归之于五个原因：一是能相当正确地说和写汉语；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能背诵“四书”；三是有数学知识；四是有钟表、三棱镜等西方奇物，可以示人或馈赠；最后一个原因才是他所传播的基督教教义。8我们认为，他所以能够取得出色的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学识和才能外，主要得益于他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做法。第一，利玛窦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深知绝对不能搬用基督教在南美洲等地使用的方法，而必须在尊重中国古老文明的前提下，采取适应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教方法。为此他主张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附和、补充和超越，在避免与儒家思想发生正面冲突的条件下宣传基督教教义，使他的传教对象不但不觉得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太多的相悖之处，而且还有所补充和发展，因而乐于接受基督教教义。第二，利玛窦摒弃急功近利的做法，采取迂回曲折、徐图缓进乃至欲擒故纵的策略。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文人的反感，他甚至将传教意图完全遮掩起来，与他的传教对象热烈讨论中国经典，闭口不谈基督教，待双方建立信任后，方在适当时机提出皈依问题。第三，为了激发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和基督教的好感，利玛窦充分展示他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并介绍西方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一则用以表明欧洲并不比中国落后，欧洲人完全有资格同中国文人探讨学问，再则用以破除士大夫中习见的闭塞保守乃至夜郎自大的心理，使他们乐于接受西方的学问，为接受基督教教义并最终皈依基督教创造条件。第四，鉴于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专制集权国家，利玛窦十分明白“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始终把文人和官宦等精英和上层人物视为传教的重点对象，并把争取皇帝皈依基督教作为在华传教的最高目标。作为传教士，利玛窦在华的业绩也许谈不上辉煌，因为接受他洗礼而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并不多，但是他在中国争得了许多同情者，为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创造了受人喜爱的形象和良好的立足条件。
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机遇。对于利玛窦来说，传播基督教福音是目的，进行学术交流是手段，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然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主次关系恰好颠倒过来，他们接近传教士乃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基督教教义，主要原因是希望借此获得西方的科学知识，基督教教义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继利玛窦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凡是继续执行他的传教策略的，都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在为皇帝和宫廷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既传播了基督教，又推动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3. 法国耶稣会士为在华传教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明末清初基督教东来初期，在华法国籍的传教士人数远在葡萄牙籍和意大利籍的传教士以下，但从17世纪80年代起，随着法国国力增长和海外事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此后近百年中，在华法国传教士不仅人数大增，在全部在华欧洲传教士中所占比例甚大，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非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所能匹敌。
继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一面要为皇帝和宫廷服务，一面要传播天主教，深感人手不敷所需，迫切希望更多的欧洲传教士来华工作。1678年5月，已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Verbiest，Ferdinand，1623—1688）写信给全欧洲的耶稣会士，呼吁增派传教士来华。这封信引起了欧洲教会人士的广泛注意。法国财政总监柯尔伯（Colbert，Jean-Baptiste，1619—1683）接受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Cassini，Jean-Dominique，1625—1712）的建议，此时正准备派人前往东方进行科学考察。鉴于耶稣会士普遍具有广博的学识，是既可传教又能进行科学考察的最佳人选，他便建议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东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欲扩大法国在海外的影响，增进与远东的贸易，因而对柯尔伯的计划给予大力支持。经卡西尼与耶稣会磋商，一个六人名单很快就确定下来，他们是洪若翰（Fontaney，Jean de，1643—1710）、白晋（Bouvet，Joachim，1656—1730）、张诚（Gerbillon，Jean-François，1654—1707）、刘应（Visdelou，Claude de，1656—1737）、李明（Lecomte，Louis-Daniel，1655—1728）和塔夏尔（Tachard，Guy）。由于法国当时尚无直航中国的商船，而法国人又不愿意借道里斯本搭乘葡萄牙船只，被选中的六名耶稣会士因而迟迟不能成行。1683年柯尔伯去世，派遣计划遂被搁置。1684年，比利时籍传教士柏应理（Couplet，Philippe，1624—1693）自中国返回欧洲，在巴黎逗留期间拜谒凡尔赛宫，向路易十四当面陈述了派遣传教士去中国的种种好处。在路易十四的亲自过问下，这项搁置了数年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1685年3月，洪若翰等六人从法国的布勒斯特港扬帆起航，前往中国，塔夏尔中途滞留暹罗，其余五人则于1687年7月抵达宁波。
法国耶稣会士与先他们而来华的其他各国传教士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其他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受教会派遣而来，法国耶稣会士却是法国国王派来中国的。第二，其他传教士来华的唯一任务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法国耶稣会士则除了传教外，明确地肩负着科学研究任务，临行之前，法国国王还特地授予他们“国王的数学家”头衔。法国耶稣会士的这两个特点，使他们在所有在华传教士中间，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有很强的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愿望，与本国的政府、教会、学术团体和学者的联系比较密切，著述比较多。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传统虽然在耶稣会士中间得到继承，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仅仅把包括为皇帝和宫廷提供技术服务在内的各种与文化交流有关的活动，当作取悦皇帝、结交中国士大夫，进而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手段。法国耶稣会士则不同，对于他们来说，科学活动既是传教的手段，也是他们来华的任务之一，而且就为他们的祖国服务而言，进行科学活动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大于传教本身。因此，他们无论在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还是在了解和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方面，都较其他传教士具有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特点显现在首批来华的五位法国耶稣会士身上，同样体现在此后陆续来华的众多法国耶稣会士身上。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法国耶稣会士在18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欧洲的“中国热”，他们同样起了催化作用，因为许多欧洲人，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是在读了他们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以后，才对中国发生兴趣，进而研究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