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变局：从里根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 (美)杰克·拉斯马斯
- 18818字
- 2023-12-25 10:36:55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披着古典自由主义羊皮的狼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这个主题的图书已经出版了数百种，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写一本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著作只记录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的演变过程，并未涉及历史实践。另一个原因是，从新自由主义兴起（1978—1982年）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执政[1]，新自由主义政策经过了多次迭代，但过往图书中均未谈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之前的诸多论著都没有对推动新自由主义演变的物质力量进行说明，而这对评估新自由主义的前景是必需的。
对于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已经有太多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以至于它们几乎毫无意义。有人认为，不同的人对新自由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将其作为分析对象不会有什么结果。正如一篇著名的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对其概念的不准确使用似乎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之一，甚至有些以它为中心概念进行分析的人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对这一概念的滥用降低了其分析价值。”[2]
也有批评家们认为，此种现象源于新自由主义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它是由信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学者创造出来的，旨在用它取代之前以阶级冲突和帝国主义概念为中心的分析。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只是“帝国主义”的另一种更柔和且更易被接受的表达方式罢了。
还有一个原因，即对于全球化理论下的政府计划与政策，以及该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阶级”分析来说，新自由主义反映了其另外一面。
另一类批评认为，我们过去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过于关注像自由市场这样的抽象概念，而缺乏对这些概念背后的推动力的基础分析。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过去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被简化为对政府计划和政策的描述和罗列，而没有对推动它们的更深层次的物质力量进行解释。因此，我们过去对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是肤浅的，关注的只是抽象的概念，最多也就到政策层面，缺乏更深层次的现实分析。
“新自由主义”一词从根本上就是含混不清的，人们普遍认为它与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转型有关。这种转型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复兴。不过这种复兴牺牲了多数人的利益，只是让少数富人受益。因此，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比较含糊的、大的概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在发展和变化，其中也包括20世纪后期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部变化和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一般采用的是两种方式。
（1）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或一组思想。它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演变为一组紧密相关的经济、政治和哲学思想。它最早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然后缓慢地传播到了全世界。
（2）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系列的实践，例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发和实施的一些计划和政策。这些计划和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得到了深化和扩展，其中一些要素最终传播到美国和英国之外，并被欧洲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所采用。
那些将新自由主义解释为一组思想的人认为，从因果关系上讲，是先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然后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践。知识分子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相结合，创造了这一思想。这些聪明的知识分子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说服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家及社会精英，以带有“新自由主义”鲜明特征的计划和政策将他们的思想付诸实践。相反，那些在分析中认为新自由主义实践占主导地位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他们认为是一些“狡猾的”知识分子发现了现实的趋势，并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抽象思想，据此宣称自己早已预见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但他们都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及其各种子要素和主张出现的时间确实晚于对它们的现实实践（计划、政策、政治变革等），发明它们的目的是为已经实施的实践辩护，使其更具正当性。
思想和实践对新自由主义来源的两种解释方式反过来影响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批评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也是沿着同样的思路：一些人试图从批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角度来批评新自由主义；另一些人则主要攻击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比如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政策和它们的影响等。
但这两种方式最终都只是在肤浅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不完全批判。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批评都没有全面地理解新自由主义——它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系列计划和政策。不管认为它是思想还是实践，只要不对产生新自由主义的深层次物质力量和发展过程进行思考，就无法充分理解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分析中缺失的现实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都根植于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重组需要。这就是它的现实基础。但在大多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中，对这个现实基础的解释往往是缺失的。然而，这种重组不只发生过一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资本主义重组周期性地出现过几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1909—191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后（1944—1953年）；紧随其后的是距今最近的第三次重组，其目的是应对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全球资本主义萧条和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基本上是用来形容第三次资本主义重组事件的术语。这次重组的第一阶段大约为1981—1988年。[3]
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出台，即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是为了实施资本主义的重组，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提出，则是在为这些计划和政策做辩护，帮助其合法化并获得公众和政治家的支持。新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重组，其“实践”和“思想”都是重组的衍生品。
重组的含义将在本章末尾和第二章中进一步阐述。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个初步的“工作定义”：重组指的是商品和服务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即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如何生产以及由谁生产（私人部门还是政府部门）的问题。重组也包含市场和分销方式的变化，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所谓的资本市场（即金融市场）。它还包含技术和货币本身性质的变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市场、技术以及货币和信贷体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实体经济增长缓慢，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却在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因为生产、市场、技术以及金融、信贷体系的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金融不稳定，所以原本为了确保经济及金融系统增长并稳定的计划和政策会逐渐失效，进而完全失去作用。此时，政府就需要新的计划和政策。这种循环每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为了再次恢复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增长和稳定，政府需要新计划、新政策和新机构来适应系统中的实质性变化，还需要新的思想（或旧思想的变体）来证明重组和新计划、新政策的合理性。为了推动新计划和新政策的实施，政府可能还需要改变政治结构。[4]这一恢复和改变的过程，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成功，但重组和实践与思想上的改变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再延续几十年，直到固有的矛盾再次倍增，则需要再进行一次重组。在整个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随后的重组至少发生了3次，即前文提到的1909—1916年、1944—1953年和1981—1988年，最近的一次也可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重组。
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既是实践也是思想，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最近一场资本主义重组紧密相关。这一重组一直在持续演变（即深化和扩大），直到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才告一段落。过去的10年，即2009—2019年，是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试图复兴的10年。但是，奥巴马领导的复兴失败了，这导致特朗普想要通过更激进的“新自由主义2.0”来复兴资本主义。如果特朗普的当前复兴计划最终也失败了，那么在下一个年代肯定又会发生又一场危机。到那时候，危机后的重组在形式上不太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在性质上也不会是。
新自由主义思想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名字里似乎暗含了它是从古典自由主义演变而来的意思。这种不太恰当的用词，在它刚出现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不过，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上，新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
古典自由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所以，让我们来选取一些古典自由主义的著名观点，与由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及哲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提出的一些与新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有关的观点做一个比较。
自由市场
从表面上看，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乎都提倡自由市场，即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有时此观点被称为“最小国家观”）。
但古典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约翰·洛克等人，之所以支持自由市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在道德上更有优越性，能促进个人发展，与古典自由主义出现之前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相比，它更符合“人的本性”。在重商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君主、贵族与商人、探险家和冒险主义者联合起来，创建了第一批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以开发新世界及其资源。重商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和垄断者。他们将开发“新世界”自然资源过程中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利润献给了国王和贵族；而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开发这些资源的垄断权。作为17—18世纪的主导经济体系，重商主义反对对国内工人实施最低工资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将不工作视为一种犯罪。如果被判定为“不愿工作”，工人们就会被送到“济贫院”，然后被转包出去，此时的工资甚至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即使会造成国内产品短缺和通货膨胀，重商主义仍会加强本国制造产品的出口，同时倡议尽量减少进口。换句话说，它寻求的是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带来的黄金积累是经济和贸易活动的主要目标。国王、贵族和商业剥削者以黄金的形式积累了大量财富。
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人提出的古典自由主义对所有这些“非市场”和“反市场”的重商主义思想及实践进行了抨击。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思想摧毁了人类生产和在市场上买卖产品的天性。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以物易物”（在市场上买卖）是人类的基本天性。自由市场解放了人类的天性，市场因此首先与道德有关。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体制下大公司尽其所能破坏自由市场和阻止竞争的行为感到震惊。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全书都是在谴责重商主义。[5]他反对追求出口最大化、进口最小化的贸易观念（即确保贸易顺差）。他认为，社会的目标不应是积累黄金或货币，而是生产真正的商品并以有竞争力的最低价格出售。他认为，这将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收入，而不仅仅是为垄断企业和利益集团谋取利益。
因此，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代新自由主义也是相悖的，后者与重商主义的共同点，远多于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的共同点。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开创者中，有些广为人知，比如欧洲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提议在政治上规避自由民主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鼓吹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安·兰德（Ayn Rand）等。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开始走向“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轨道。这一转变始于一个分水岭事件，即1947年在日内瓦召开的“朝圣山学社”会议。[6]与会的主要知识分子包括哈耶克，他作为主要辩手，与凯恩斯（Keynes）正面辩论过“奥地利经济学”；美国“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战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确保经济和金融增长及稳定的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前提进行了抨击；与会的还有极端个人主义哲学家，如波普尔和诺齐克；其他政治右翼学者和权威人士接过了由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点燃的新自由主义火炬，并将其用于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霸权服务。
哈耶克早期的建议是，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国家主导，将古典自由主义推向下一个层次。1989年，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将其表达为一个更具体的论点，即让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超主权国家”，并行使“普遍统治”。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走向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Toward a New-Reaganite Foreign Policy）中提出了美国“仁慈的全球霸权”[7]——只是将帝国主义的旧酒倒入新自由主义的新瓶中而已。
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也宣称自己支持自由市场。但它不能宣称自己会这样做，是因为市场能培育高尚的道德行为，促进个人的发展，更符合人的本性；或者是因为自由市场对每个人都有利。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下几乎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着经济，并尽其所能压制自由市场和竞争，使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成为一个谎言。在美国，仅有20%的企业是公司，但它们生产了全国80%的商品和服务。不过，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他们并没有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商品，或者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商品，这是因为他们占据着近乎垄断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这些公司已逐步将数千万个工作岗位从美国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个人的关注仅此而已，因为美国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对数千万原本制造这些产品的工人来说是下降的。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但这并不适用于21世纪美国的资本主义。相反，这些“不自由”的市场加剧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如今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与亚当·斯密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中的企业描述相比，现在的全球跨国公司与重商主义体制下的公司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
“有效市场”
新自由主义并不认为自由市场能提升个人的道德状况，它拥护自由市场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比政府干预或生产公共产品、服务等“更有效率”。这里的效率是指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产量。这种“有效率”的生产，剥夺了个人或社会能获得的所有好处，并使其自身的许多实际成本外部化。新自由主义认为，低成本生产能增加产量，因为节约成本提高了利润，进而又能聘用更多的工人。但现实情况是，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下降很少是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由于人们的工资收入不足和其他经济原因造成的需求不足。更多的结余和投资也没有增加就业。效率带来的收益都流向了公司、高级经理和股东。
虽然新自由主义一直在鼓吹“市场比政府更有效率”，但这一次次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导致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英美银行业及金融业“自由市场”是多“有效率”？这场危机造成了多少产值和产品损失？市场的效率体现在何处？美国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期间：
●养老金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
●近2000万工人数月乃至数年没有工作或收入。
●1400万个家庭的抵押贷款被取消赎回权，从而失去了他们的房子。
●为帮助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银行家和影子银行家解困，美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在第一时间以接近于零的利率提供了50000亿到1000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和补贴贷款，而其他行业的人则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工作和收入。[8]
这些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吗？新自由主义关于有效市场的理论其真实含义是：“由于竞争减少，可以将以最低成本生产的商品以最高价格出售给消费者。”因此，它从根本上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以最低成本生产商品，并因为竞争最大化，所以以最低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最多的商品”。其结果是，新自由主义以牺牲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为代价，使企业及其股东的利润最大化，而古典自由主义的有效市场思想则是通过与消费者尽可能多地分享利益，使企业及其股东的利润最小化。此外，新自由主义理论没有将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影响包括在内。因此，其“市场更有效率”的理论不仅不正确，而且存在严重缺陷。实际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让银行家和投资者乐在其中的“自由市场”在2008年之后就已经非常“低效”了。
新自由主义也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美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的数十个双边自由贸易条约。但这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实施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充斥着关税、配额和其他对自由市场的限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在贸易伙伴国获得投资优惠条款和条件的保证。这些条款和条件确保了大量利润能汇回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总部（或者为了避税，汇到其他一些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界定从美国流入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货币资本的条款和条件方面，花费的笔墨比用在降低美国与其他两国经济之间关税和定额方面要多得多。美国企业被允许购买、建造、迁移到这些经济体，或以其他方式获取在这些经济体内的生产能力和分销渠道（以及自然资源），然后将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取得的财富送回美国。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自由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政府干预
另一种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相关的“思想”，认为要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但在这一点上，观点再次出现了分歧。
虽然亚当·斯密是公认的古典自由主义之父，但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自封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注意到，亚当·斯密实际上是政府干预的倡导者，即政府并不仅仅是国防和公共安全的提供者。亚当·斯密本身并不反对“大政府”。事实上，他认识到，随着社会发展，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社会都会变得愈加复杂，因此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自然也会增加。而且，它需要适当的税收来支持其活动。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也是公共工程的强烈倡导者，并且支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因为公共工程对商业（实际上对社会本身）来说肯定是必要的。市场并不总是能为私人投资者提供足够的“利润”来建设公共工程或服务。[9]公共供水设施、道路和其他公用事业通常被认为是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或者至少是以低得多的成本提供的（这实际上使政府成为一个更“高效”的提供者）。因此，亚当·斯密认为政府为公共工程征税是合理的。亚当·斯密特别赞成政府参与公共教育，正如他所说，“在一个文明的商业社会中，普通人的教育也许更需要政府的关注，而不是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的关注”。亚当·斯密还认为政府通过税收提供公共教育是正当的，正如他所说，“政府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推动、鼓励甚至强迫人们去获得必要的基本教育”。
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自由主义者攻击“大政府”以及为其买单的税收。或者，他们攻击的至少是政府支出的某些部分，因为他们对用于军事支出的税收毫无例外地予以支持。在政府的税收支出中，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减少的是社会项目和公共工程领域。因此，新自由主义只是“有选择性地”反对“大政府”。它更愿意以所谓的“紧缩”之名，让政府在公共工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减少支出。“紧缩”指的是减少政府在社会项目和福利方面的支出，这并不适用于军事支出。至于在公共教育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寻求减少资金投入，从而缩减公共教育支出。新自由主义热忱的代言人之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根本不应该有公共教育体系。虽然新自由主义无法取消公共教育，但它找到了将公共教育支出缩减到最少的方法。因此，新自由主义强烈支持建立特许学校。它提议为在家教育提供教育券，以减少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并越来越多地要求学龄儿童的家庭承担更多的公共教育成本，同时减少政府在教育上的实际支出。
税收与就业
给企业、投资者和最富有的家庭减税，是新自由主义的基石之一。这样一来，就能为企业和投资者节省更多成本，（据推测）这些成本将被用于扩大投资、生产、聘用更多的员工和提高经济产出，并最终产生更多的税收。因此，减税会创造就业机会！但本书将在第八章中揭示，对企业和投资者减税与就业及税收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实证证据。因为削减营业税创造就业机会的假设代表了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观点的另一种新自由主义观点，这种假设有时被称为“供给侧”经济学。事实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因果关系：对企业增税会迫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更多能降低成本的机械、技术和劳动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投资、就业机会和产出，进而增加税收收入。简而言之，创造就业机会需要提高营业税，而不是削减营业税！
放松管制和私有化
对工业领域和广泛的社会保护（如环境保护）领域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从1981年开始，美国逐渐解除了对通信、银行和运输等部门的行业管制。而英国不仅早已如此，还开放了之前已经国有化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私营化是指彻底解除对国营公司原有的管制，将公司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然后按照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来经营。然而总的来说，放松管制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行为监督的减少，即使在它对公众和消费者造成有害影响时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此举助长了金融业过度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仍然没有放弃走放松管制的道路，其40年来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放松再放松。
私有化现象在欧洲更为引人注目，因为与美国相比，欧洲政府经营的企业比例更大。私有化现象也在美国发生：负责向美国南部农村地区供电的前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被出售；属于联邦、州和地方的建筑物和地产被出售；公立医院系统被出售；公共教育系统也经历了重大的私有化改革，具体方式为特许学校政策、家庭教育补贴、为“赚钱”的大学（“骗”取学生学费的）职业学校提供优先财务支持和企业经营的“编程学院”大量出现。在美国，私有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将大量联邦土地以最低成本出租给木材和采矿利益集团的情况，这种现象自1981年开始愈演愈烈。美国式的私有化还反映在美国军方将军事服务转包给私人承包商，这是亚当·斯密和古典自由主义绝对不会同意的。美国军队、国家安全局（NSA）、中央情报局（CIA）和其他机构的情报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专业雇佣军，这也是一种私有化的形式。
古典自由主义支持政府应对“外部性”进行监管的观点，即市场活动的影响对第三方或环境造成了损害，如工业污染对第三方（一般是公众）造成了严重健康危害，而他们并没有销售和购买产生污染的产品或服务。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需要对这种负面外部性进行监管。新自由主义可能在理论上接受这种监管，或者有时会象征性地接受这种监管，但过去40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实践，特别是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它们一直在努力削弱旨在减轻负面外部性的监管。
赤字和公共债务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赤字运行并积累国债，然后借钱来偿还债务的过程，“阻碍了新资本的积累或获取”，也就是说，这样做将减少政府实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政府借款只有在战争时期是合理的，因为此时仅靠税收无法支撑支出。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债务利息的支付不是什么难题，因为这只是资金从一个部门内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建立在商业体系诡辩基础上的辩护”。当国家债务过多时，债务永远不会得到偿还，最终会以政府违约和国家货币贬值告终。因此，亚当·斯密认为，应该只在战争时期允许国家借贷，并在和平时期予以清偿。
这种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与相应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自1981年以来，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债务一直在持续增长，并且在清偿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支持扩大国家债务的观点。美国在1981年的国债仅为10000亿美元，2000年为40000亿美元，2008年上升到100000亿美元，到2019年则达到了220000亿美元。[10]新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外国投资者，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投资者，继续将美元循环回美国，购买美国国债，那么国家债务的增长就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能够偿还或抵消年度国家预算赤字，而这些赤字是日益增长的国家债务的基础。这种安排是新自由主义的“双赤字”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是长期的年度贸易赤字与预算赤字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国家债务的结合体，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对它做更详细的解释。这里的重点是，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或公共债务的观点实际上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货币的作用
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之一是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坚持“货币是中性的”。这意味着，货币本身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它是中性的。如果商品和服务的产量很少或没有增加，货币过剩只会导致现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实体经济的产出和增长有赖于生产要素供给的增长，比如耕地数量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加或固定资本和生产机械的增加。因此，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关的“古典二分法”对“货币中立性”观点进行了补充，即从长远来看，经济的实体面和实体经济增长是与价格和货币分离（二分）的。经济增长不是由货币决定的，而是由生产要素的数量决定的，如土地、劳动力、资本存量及其生产能力（即质量）。
与这种“中立”和“二分法”的货币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自由主义高度重视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水平，认为将货币注入经济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提高货币供应并降低利率，可以为公司和投资者提供额外的可支配现金，然后假定这些多余的现金会立即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那么就促进了就业，进而会推动生产活跃和经济增长。因此，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货币供应驱动了实体经济，所以对于扩大生产，货币（利率）政策比减税或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更为关键。因此，新自由主义严重偏向于货币政策，而古典自由主义则将货币的作用视为实体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倡导者之一弗里德曼认为，每年以固定的速度缓慢而稳定地增加货币供应，是确保实体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这一想法根植于弗里德曼的“货币增长规则”，被他的门徒们一直坚持至今。只要增加货币供应，忘记其余所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这些政策会扰乱和妨碍货币增长规则。如果不遵守这一增长规则，衰退就会发生。[11]
前面的例子只是就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比较。很明显，在自由市场或有效市场、限制政府支出（又名“紧缩”）或政府干预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税收对就业的影响、平衡政府预算等方面上，都显示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从古典自由主义那里继承多少思想。在持续用歪曲了的“自由主义思想”面对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现实时，它从古典自由主义继承的那一点点东西也被彻底颠覆了。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根本与“自由主义”无关，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其他的。相反，在20世纪中后期，它选择性地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进行了转化，来服务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资本主义调整。同时，新自由主义也致力于美国全球霸权的合法化和帝国的扩张，以及为美国资产阶级更多攫取其他阶层的利益，并将这些收入转移为资本提供正当性。
然而，在当代知识精英中，仍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不知何故，20世纪20—3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被一些滑头的知识分子挪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人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游说下，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被当权的政治领袖采纳，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有人认为，朝圣山学社与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等美国“极右翼”智库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最开始，他们先让大家相信了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重组的结果。然后，这些滑头的知识分子（即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等）将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荐给政治家和企业精英，之后由政治家和企业精英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和计划。据称，“传导机制”就是这些滑头的知识分子说服资本主义精英和政客们采纳他们关于自由市场、私有化、紧缩、放松管制等方面的建议。
这些滑头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被成功地注入务实的政治家、统治精英和政策制定者的头脑和计划中，但美国左派记者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在自己书中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12]她的作品被其他人准确地总结为：
但这一切都是“唯心主义”的，即先出现了思想之因，进而决定了历史之果。这种哲学认为，是一些滑头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成为20世纪末的形式，而不是因为那些经济杠杆和政治力量的真正使用者，即精英们和政客们从滑头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思想中，选出了那些有用的思想来证明他们已经实施或决定实施的重组与政策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一切都源自思想本身的实质力量，这些思想在一些滑头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创造出来，并由这些知识分子提供给当权者，最终说服了这些现实世界中的参与者（资本主义精英和政治家）接受它们。因此，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颠倒的。正如本书将解释的那样，构成一个思想的关键要素和主要主张之间因果关系的反向或颠倒，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操控的标志之一。
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点是假定相关性等同于因果关系。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思想还是一种实践，许多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当他们在同一章节或同一段落中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案例时，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逻辑上是思想先行的，而历史上却是实践先行的。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就落入了“相关性即因果”的陷阱。[14]与其他许多批评家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哈维正确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然而，他认为是朝圣山学社的美国参与者，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将新自由主义思想引入了20世纪70年代。然后因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被当时不断扩大的美国右翼智库所采纳，这些智库又以某种方式把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灌输给了里根的竞选团队和随后的政府。[15]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说服了里根在实践中实施了里根版的新自由主义。但是由思想驱动政策并不是思想在历史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更多的时候，思想提供的是事后服务，以使实际行动合法化和合理化，比如为了达到向其他精英、媒体和公众推销一个计划或行动的目的。但是，正如哈维所述，当思想与历史实践“并列”呈现时，会向读者强烈传达这样一种假设，即两者之间是相互决定的。
这其中缺失的是对所谓“传导机制”的实证验证，该机制是思想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从建议者到实际项目和政策创造与实施的过程。只有在对传导机制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时，相关性才能代表一种因果关系。此时才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思想是由知识分子创造（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或随后的克劳萨默或卡根），然后这一思想又创造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践（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来被克林顿或布莱尔在90年代扩大和深化了）。
历史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
真实的新自由主义历史实践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计划和政策组合。这些组合有时是旧的，有时是全新的，它们定义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新自由主义。换句话说，在20世纪70年代，为适应让资本主义陷入了普遍危机的变化，政府不得不在20世纪后期对这些计划和政策进行调整。为解决危机和适应根本性变化，调整成了必须执行的任务。这种调整主要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的新计划和新政策来实现的，它们现在被归类为新自由主义政策。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调整是资本主义内在需求。这个系统内在地改变和“调整”自身，以应对其需求和挑战。生产过程、市场、信贷和金融、国际交换、货币本身等都在发生演变。然而，这些变化催生了矛盾，导致经济增长率放缓，金融和其他方面的不稳定性增加，旧的政策和做法无法再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社会稳定。
所以，调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自然”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推出新的项目和政策来满足这些目标，使金融体系走出危机，重新走上复苏和增长之路（这一过程通常不会超过几十年）。因此，调整既是“自然的”结果，也是政策和计划变化的结果。计划和政策的改变是实现调整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内在的（自然的）变化和人为的（政策和计划）变化，共同构成了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16]
资本主义的自然调整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资本主义内在地、自然地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生产过程方面，当时的美国已经明显落后于欧洲和日本。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快速崛起，用最新的生产技术进行了“装备更新”。因此，他们的生产效率更高。到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和国家大多数公司的生产成本都有所下降，他们的竞争力总体上超过了美国同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工业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竞争，美国商品充斥着似乎有着无限需求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外国竞争对手进入美国国内市场。美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既没有挑战，也不受限制。
因此，美国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压力推动他们在创新或重新装备国内实业方面进行投资。垄断和寡头垄断（通常定义为2～5家生产商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主导着美国经济。美国当时只有1家通信公司（AT&T）、3家大型汽车公司、5家大型钢铁公司、不到5家大型石油和能源公司、数家航空公司、3家电视广播公司、几个大型铁路运输公司。垄断和寡头垄断不会去创新，也不需要去创新。他们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利润。因此，除了军事和航天工业领域，美国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放缓。此时数字化革命还没有出现。施乐、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安培（Ampex）[17]、柯达和其他一些公司虽然已经存在，但它们生产的是消费级相机、卖不出去的传真机和使用真空管运行的大型计算机。1970年，加州硅谷刚刚诞生。当时如果有人问加州圣克拉拉和圣何塞地区以什么闻名，答案会是果园和罐头。当地最大的工厂是食品机械公司（Food Machinery Crop）。
在产品市场上，从1970年开始，美国汽车第一次在与欧洲同行的竞争中失败，日本产品也在此时进入了美国市场。美国钢铁的价格也高于欧洲或日本。越南战争、冷战和太空竞赛导致美国用于战争的设备支出不断飙升，而对非战争设备的投资相对于总投资则在放缓。用于教育、反贫困及福利服务、新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的政府服务支出也在扩大，战时生产管理方面的支出当然也在增加。1970年，随着北非和中东地区国有化浪潮的涌现，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日益加深。
国际贸易、货币兑换和国际资金流动（这三者有时也被称为“外部市场”）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美国出口增长放缓、进口增长，导致了所谓的“净出口额”（进口额减去出口额）的变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净出口额都是负数，这一时期的GDP都受到了影响。
20世纪60年代，导致美国出口放缓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加速，其原因是美国政府在战争、太空和社会项目上的支出快速增加，对石油的依赖增强和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垄断企业通过更高的“管理”费用转嫁成本。除了造成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美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也通过过多的货币注入和低利率刺激已经“过热”的经济。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采取了冻结工资和物价的应对措施，但这也只是暂时遏制了通胀。1973年年初，尼克松总统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崩溃了，在1970—1972年的过度财政和货币刺激基础上，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1973年爆发的中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美国进口石油的成本持续上升。以前，石油的成本是可以控制的。后来，在中东油田普遍国有化之后，为仅对美国在1973年的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拒绝向美国供应石油，这导致了美国第一次重大的“石油危机”，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性。
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压力使美国更加缺乏出口竞争力。由于美国通货膨胀加剧，美元币值被推低。在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汇率为每盎司[18]黄金35美元。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美元在海外，特别是在欧洲的积累，出现了一个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市场”。在这里，可以直接借贷美元。随着美元因美国通货膨胀而贬值，持有大量美元的欧洲人开始要求美国遵守布雷顿森林体系，用黄金兑换欧洲人持有的美元。黄金开始大量流出美国。换句话说，1944年为服务美国经济利益而建立的国际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瓦解。
包括贸易和货币汇率在内的外部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自然调整在发生。其结果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不稳定性增加。为了避免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重组贸易关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然而，解决贸易问题和美元汇率问题的方案直到1973年之后才提出来。由此美国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973—1975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19]
20世纪70年代，也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动荡的10年。工会变得更强大了。汽车、钢铁和货运工会已经能够进行所谓的“模式”谈判。独家承包合同覆盖了整个汽车行业，以及钢铁和其他行业。工会会从寡头垄断公司中挑出最弱的一家，发动罢工，获得大量的合同收益，随后再逐一向该行业的其他公司扩展。建筑工会和卡车工会获得了重要的区域合同。1970—1971年，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会，然后是运输行业工会，掀起了美国自194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3年谈判协议，仅第一年工资和福利的涨幅就达到了25%。汽车、钢铁和其他行业的巨头，根本没有能力去阻止工会的斗争和胜利。[20]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劳动力市场见证了工会向以前没有工会组织的新部门的扩张：农场工人和卡车司机联合工会吸收了农业收割行业从业人员；护士和服务业雇员工会进入了各个医院；州、县、市的工作人员进入了美国州、县、市工人联合会和服务雇员国际联盟，教师行业在这10年中也经历了快速工会化。在此期间，美国还制定了《劳动安全保健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退休金重组法》（Pension Reform）、《扩大工会纠察和罢工权的要求》（Demands for Expanding Union Picketing and Strike Rights）等支持劳动工人的法律。这也意味着工会对企业更多的监管。与此同时，其他社会立法也对企业施加了新的管制要求，特别是在环境和反歧视权领域。而对企业投资起到抑制作用的，除了社会不确定性外，还包括其他社会阶层行动起来要求权利保障的行动，比如妇女、墨西哥裔和美国印第安人。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国军队的士气处于历史最低点。美国正在发生变革，而其企业和经济面对的来自国内工人和国外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挑战也日益严峻。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发生资本主义“自然重组”的领域中有一个领域特别重要，那就是金融体系和货币市场。如前所述，欧洲美元市场的崛起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前5年的崩溃，反映出金融和信贷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73年之后，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被赋予了确保经济体汇率稳定的责任，而这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责任。不过，这项任务各国央行完成得并不好。
其他根本性变化也在发生。一般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即所谓的“影子银行”，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并快速发展。它们身处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小型金融危机首次出现，先是在1966年，然后是1970年。新的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和商业票据是诱发这些事件的中心。美国央行（美联储）不得不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像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这样的大型非金融企业，发生了债务违约可以任由其倒闭，但像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这样进行房地产投机的金融机构，则必须得到救助。[21]
1974年，当时美国正值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发生了一场更为严重的金融不稳定性事件。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了，紧接着其他银行也濒临倒闭，其中一些被迫与其他银行合并才得以幸免。纽约城市银行实际上已经破产，但得到了救助，其他许多影子银行和非金融公司也是如此。1970年和1974年发生的事件，是美国经济体系内日益增长的金融不稳定性正在接近顶峰的证明。作为金融不稳定性的指标，美国债务总额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急剧上升。根据美联储的“资金流动账户”统计，美国公共和私人净债务总额从1970年的14320亿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39480亿美元。新的信贷和金融市场提供了可用于在金融市场和全球市场进行投机的多余资金（债务），从而导致了私营部门的债务增加。在过去10年，政府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实际上在下降。作为由债务驱动的金融投机性投资不断增加的渠道，影子银行在当时显著扩张，它们在提供传统金融证券投资服务的同时，也提供新的投资形式。
这期间的政治危机也造成了不确定性升级，而不确定性通常会抑制实际投资，也就抑制了这10年经济的增长。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造成了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及其辞职的水门事件；越南战争的失败及其对美国军队组织的严重影响；1973年的阿以战争以及水门事件，让美国已无力有效干预造成的这些影响；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1979年紧接着的又一次石油危机；美国在伊朗和非洲的外交政策惨败；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人质危机和美国救援行动的惨败。
美国和全球经济的所有这些变化相叠加，形成了一种贯穿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滚动重组”。这些都是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在内部发生根本变化时“自然”出现的力量。为实施有控制的结构调整来恢复经济增长和稳定所提出的计划和政策，不是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的计划和政策在控制体系内部加速的变化方面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而这些变化正在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和资产阶级在美国国内的主导地位。为了恢复和稳定经济，需要新的计划和政策——新自由主义的计划和政策。
新的计划和政策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励新的实际投资和技术创新，以削弱与美国形成竞争关系的资本主义对手的竞争力（反过来说，就是增强美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加大力度破坏美国工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和影响力，削弱工人的权利，夺回工人在过去几十年获得的工资和福利增长，并防止各种社会运动取得民主和社会成果。从卡特总统执政的最后几年（1978—1979年）开始，美国引入了一系列独特的“混合”计划和政策；在里根执政期间，这些计划和政策得到了显著的拓展和深化。它们在后来成为“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推动的重组
从广义上讲，为了重新稳定美国经济，并确保美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需要进行以下结构性重组。
（1）恢复美国的实际投资、创新和实体经济增长。
推动这一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削减对企业、私人投资者和富裕家庭的税收，对关键行业放松管制，消除造成不确定性和抑制投资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对经济部门进行广泛的私有化，破坏工会的力量（这些加速投资的计划和政策是以牺牲美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为代价的，工会会成为这些政策和计划的障碍）。所有这些政策都将增加企业和投资者的可支配收入，按照假设，这些收入将成为企业和投资者在海外和美国的新投资。
（2）削弱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国的竞争，恢复并确保美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霸权。
当时出台的政策包括：税收激励措施；鼓励美国制造业迁往海外（这也将导致工会工人大量流失）；与日本和欧洲各国重新谈判贸易条件，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放松对全球货币资本流动的管制并帮助美国的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控制资本流动；促使美联储转向长期低利率政策（即看跌期权），通过保持美元低价来促进美国出口；引进有利于美国企业向其他经济体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贸易项目和条约；建立所谓的“双赤字”解决方案，使由于贸易逆差、外国直接投资和美国海外军事支出流出的美元，以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再循环”回美国。
（3）增加美国的战争和国防支出，以弥补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后出现的国防支出放缓，同时通过扩大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进一步确保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
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加大政府国防支出以建立一支拥有600艘军舰的海军；加速导弹和核武器的制造能力；启动所谓“星球大战”太空军事计划；将更多的后勤职能私营化；向全志愿部队转变，并将军事支出的方向从人力转向技术。随着政府军费支出加速上涨，社会项目支出的削减（紧缩）也随之加快。
（4）促进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从而推动美国资本有计划地全球化，增强美国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全球影响力。
所需的政策和计划包括：首先，放松对全球货币资本流动的管制，从住房和商业地产开始放松对国内金融的管制；随之实施支持不受政策监管的银行（影子银行）扩张的政策，比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公司，以及通常所说的“资本市场”；将企业养老基金私有化，以401k个人养老金计划[22]取代雇主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放松对储蓄和贷款金融机构的管制。
（5）破坏工会，向临时雇用制转变，以降低工会工资，并使工会无法提出反对意见并要求其执行前面的政策。
去工会化的计划中包括：制造业外包；对关键行业（卡车、通信、航空等）放松管制，以降低价格，进而降低工会工资差距和工会会员数量；授权政府机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阻挠工会组织活动，放松对取消工会资格的限制，加强对罢工和纠察活动的限制，增加被禁止加入工会的临时工人数量；转向服务业就业，使成立工会更加困难；推动雇主的让步谈判，目的是收回之前协商取得的工会利益和政府对不合作的工会组织[如职业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PATCO）和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的控制权；让管理层和投机者更容易窃取养老金计划；拒绝提高联邦最低工资和其他法案规定的最低工资（如戴维斯-培根及相关法案、沃尔什-希利法案等）。
这些形式多样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和政策，就是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与1944—1953年美国资本主义重组中的计划和政策相比，或者与1909—1916年及1934—1938年两次被战争和政治危机打断的努力相比，或者是与尼克松时期（1971—1972年）的早产的和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资本主义部分重组相比，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面向的是不同的重点领域，并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引出一系列新的独特的政策“组合”。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既关注危机后经济重组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关注为诱导重组而设计实施的具体计划和政策。这是新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唯物主义基础，而大多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些计划和政策的问题，它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和（持续的）结构变化，特别是最新出现的变化和危机——这就是实践中的新自由主义。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把新自由主义重组及其计划和政策组合与之前的资本主义重组进行比较，从而发现更多的细节。从第三章到第八章，我们会将重点放在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演变（从里根到特朗普）。第九章探讨在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中正在演变的各种新旧现实力量，这些力量正在破坏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制。这些现实力量促进了最新的“自然重组”，可能会使特朗普以一种更激进的形式恢复新自由主义的努力化为泡影。在之后结论性的第十章中，我们给出了一个结论——新自由主义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的有限形式的民主是不相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进伴随着民主实践、规范、政党特征、选举实践的衰落，并正在改变美国政府机构，以继续推进自身进步。美国自1981年以来的政治发展史，以及在此期间稳步偏离民主的事实，证实了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根本不兼容性。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对特朗普政府统治下民主受到的攻击和出现的衰退进行了总结和评估。虽然遭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强烈的抵抗，但特朗普一直在试图复兴一种更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制，这强化了对民主的攻击和民主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