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概述工业全球化的第一阶段，1815—1918年

两百年前的世界与今天差异极大，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也是确凿的事实。我们的叙述要从1815年说起，在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农业社会，依靠土地或海洋的产出生活。农事历指导着他们的生活，从耕种、生长、收获，到捕鱼、狩猎、采集，数百年来一直如此。即使是城市居民（大约仅占当时人口的3%），他们的生活也仅限于某一地区或区域，他们的社会习俗、风俗传统与宗教活动都由其所处的社会与当局政府（可能是帝国、王国、部落或是共和国）所决定。掌握权力的通常是一小撮精英，其余的人则为这些精英服务。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社会变化的步伐缓慢而审慎。抛开罕见事件——例如战争、侵略、政府更迭、饥荒、瘟疫或是自然灾害等，人们的生活相对而言是可预测的，但又常常伴随着动荡不安。绝大多数人一生的足迹，都停留在距出生地数英里[1]的范围内。

但当然也有例外：既有商人、贸易者、海豹猎手、捕鲸者、银行家、企业家、地方官吏、外交官、探险家、殖民者、传教士、士兵和劳工；又有那些想前往大洋彼岸或新大陆追求新的人生的人；还有那些在迁徙途中买卖奢侈品与贵金属，交换新发明、新知识和各种作物，并带来各种疾病和病原体的人；更有那些被迫离开故土的人。长途旅行耗时漫长、花费不菲、依赖天气并且常常危机四伏。举例来说，当时从伦敦坐船前往纽约耗时三到四周，有时甚至更久；从伦敦去往印度则要整整六个月。新闻、信息与信件的传递速度同样缓慢：在陆地上运输依靠人力、马或骆驼，在海上则依靠航船。

然而，在近300年的进程里，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实现了互补。成千上万的欧洲殖民者将糖、咖啡、棉花、靛蓝和水稻带到美洲，他们发动战争，驱逐了美洲的原住民，建起一座座种植园与定居点，引进非洲黑奴和欧洲契约劳工来完成劳役。这些人制造的产品，则搭载在将这些奴隶送往“新世界”的同一艘船上，被送回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与非洲。据估计，在16到19世纪，共有1200万名非洲黑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被运往大西洋彼岸。这种强制劳动使整个欧洲富裕起来，历史学家所谓的“大西洋世界”也正是以此为核心。

与此同时，位于亚洲、疆域辽阔的清朝，将丝绸、茶叶、香料、黄金、瓷器、地毯以及其他奢侈品卖给亚洲、中东与欧洲的精英阶层，从中抽取税款，获利颇丰。到18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一，红着眼的商人来到中国的港口，买下各式各样的货物，而中国则从中获取巨额利润。欧洲的白银多出产于拉丁美洲，而其中近三分之一最后都流入了中国，用以支付、购买这些奢侈品。

印度洋地区也支撑着一个体量巨大的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体。自16世纪开始，富庶的莫卧儿帝国便一直统治着南亚次大陆，也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做出了大量的贡献。源自印度的香料、丝绸、纺织品和各种奇珍异品远渡重洋，在世界各地流通。在太平洋海域，波利尼西亚人穿梭在众多岛屿之间，扩张着领土和贸易网络。与此同时，在历史学家所称的“早期现代时期”内（约1500年以后），欧洲的许多王国在美洲、南亚、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东印度群岛和非洲沿海地区设立了诸多殖民地前哨站和定居点，由此建立了“蓝水帝国”。所有这些殖民前哨站和航运联系使1815年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内部相互连接的整体。当时，英欧国家[2]（其他学者可能称之为“西方世界”）控制着全世界超过35%的土地。中国占据了大约10%，比当时横跨欧亚的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俄国领土略多一点。

当时的世界并不和平安宁。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大半个欧洲就陷入了纷争动荡之中。1789—1815年的战争把欧洲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400余万人因此丧生，战火延烧到了4块大陆（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与大西洋上。这些战争导致了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解体，使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获得独立，也使获得自由的奴隶脱离宗主国、在海地（Haiti）建立新的共和国。大英帝国的全球海上霸权，俄国和德国的（陆上）军事霸权以及中国的商业核心地位——虽然中国当时由于地理距离和外交政策，并未干涉这些外国事务——也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1815年，也就是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之后。这个时刻标志着三大重要的和相互依存的事态的发展融合，它们会对未来的整个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这三种事态也就是欧洲列强之间的全面和平协议，世界各海域对于商业和移民的开放，以及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向欧洲、美洲和全球的扩张。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内，这三件事影响了大多数社群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并对地球动植物群和自然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英欧国家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其经济、外交和政治实力会有惊人的提升。在1815—1914年，“一战”的爆发也带来了现代性，创造了一个比起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社会更令当今的我们熟悉的世界。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全世界的人将会有更加紧密的联系、更加深刻的关联，也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书描绘了这些19世纪的变革，我们将之称作“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3]

对于那些熟悉19世纪广泛领域的大量文献的人，一提到“时代”他们便会想起一些学者及其深刻的作品，如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艾瑞克·琼斯（Eric Jones）、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等。诚然，这一集体性学术研究之深之广，令本书作者受益匪浅；而在如此短的篇幅内，也不能指望本书去涵盖这些篇幅更长、更复杂、更深刻的著作所讨论的每一个主题和涉及的每一个时代。例如，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就类似的主题写了整整三卷书，每一卷本身即是一个“时代”，分别为《革命时代》（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资本时代》（Age of Capital,1848—1875）和《帝国时代》（Age of Empire,1875—1914）。他的这几本书为本书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证维度。

在其他学者的笔下，本书所谓的“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完全可以替换成“欧洲的崛起”［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西方的崛起”（威廉·H.麦克尼尔）、“现代世界的诞生”（克里斯托弗·贝利）、“大分流”［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权力的追求”（理查德·埃文斯）、“非欧洲世界的消失”（保罗·肯尼迪）、“西方力量的崛起”［乔纳森·戴利（Jonathan Daly）］、“世界的转变”（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欧洲奇迹”（艾瑞克·琼斯）和“相互连接的世界”［艾米莉·罗森伯格（Emily Rosenberg）］等术语。虽然上述每个作者都分别强调19世纪不同的元素，但是他们都承认，那个世纪的关键在于巩固工业化的进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业革命的力量对于全球化进程至关重要，因为它加速了业已相互连接的世界的变革，把1815年既有的贸易、生产和商业关系转变为一套更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工业化进程涉及技术和科学创新的大规模应用，机械劳动取代手工劳动的进程，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加速。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并在1815年之后迅速影响到全球。在19世纪，一大批新机器、新材料和新的加工方式被发明并投入使用。19世纪也出现了很多新发明，例如：机车、蒸汽船、铁路线、电报（使信息能够通过有线网络传递）、电力、合成染料、后装步枪、摄影、廉价印刷方法，以及一段时间之后的汽车、电话系统和飞机。工业生产依赖由煤提供动力的工厂，同时也把工人和原材料带入围绕着大城市而发展起来的制造业中心。在加速商品生产的同时，工业化提高了产量，降低了商品的价格，并推动了消费者与雇佣工人阶层的出现与壮大。它也加速了交通和交流，以及人口、货物、资金和思想（相较于以往）的传播与流通。到1914年，一艘蒸汽船从伦敦到纽约仅需花费几天；通过苏伊士运河去往印度的旅程连三周都不需要；电报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传送到大洋彼岸。跨国的人员和货物运输变得更快、更便宜、更可靠，也更司空见惯。

当时的工业化本质上是全球化，这也就是本书将19世纪工业时代描述为“全球化时代”的原因。高效的工厂生产仰赖原材料和燃料的稳定供应，而工厂所在地的资源却很少能完全满足生产需求，因此要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原材料。这又促使人们在全世界建立庞大的农业种植园、开采矿产，以及开发动物资源。大量的原材料随后被运回千里之外的工业大都市加工成产品，而为这些产品寻找市场同样也是一项全球性的工作。

因此，工业化发展了全球经济，重新定义了货币体系，规范了贸易和汇率，并推动了全球时间观念的标准化。这些工业化的全球要素也依赖于便捷的海上交通、航运路线的延伸、港口的开放、铁路的建设以及电报电缆的普及。到了1900年，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已经触及并影响了世界上每一个社群。

工业化同样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它依赖于国家的霸权扩张和对其领土、人口和资源的控制。通常而言，本土的大城市负责工业生产，而其余地区则为其提供初级产品，又为这些制成品提供市场。商船通过大海把原材料从殖民地前哨站运往工业大都市，再把加工制品从大都市运到市场。在1815年之后，那些工业化开始得早或进展得快的国家，成为19世纪最大的赢家，他们成功地控制了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到1914年，英国、欧洲、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工业核心支配着全世界84%以上的土地与人口。相比之下，中国在工业化上慢人一步，因此成了其他国家帝国主义扩张的受害者。到1914年，中国的领土规模已经缩减到世界陆地面积的10%以下，而俄国的领土却另有扩张，到达了14%。莫卧儿帝国的工业化进程过于迟缓，因而迅速沦为英国扩张主义和经济剥削的牺牲品。在1858年，南亚大部分地区被纳入了英国的统治之下。

同样重要的是，19世纪的工业实力也建立在对全球经济、商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控制和扩展之上。1850年的欧洲已经铺设了长达1.45万英里的铁路；在30年内，这个网络延长至10.17万英里，相当于地球周长的4倍多；到1900年，印度拥有世界第四大的铁路网络，轨道长度超过2.4万英里。跨洋海底电报线路的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而到了1870年，电报通信网络已遍及全球。在19世纪的海外航运网络中，英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到了1890年，英国船舶的总吨位超过了其余国家的总和。甚至到1910年，也就是美国与德国实现工业化成为海军强国之后，英国依然控制着世界40%的贸易。由于资本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大城市，因而其他国家的金融也在这些国家的支配之下。到了1914年，40%的海外投资来自英国，其余大半都来自欧洲和美国，在亚洲则主要来自日本。英国的英镑是当时世界的主要贸易货币。

以下的数据清楚地展示了工业化的根本性影响。世界人口在1815—1914年由11亿增加到了18亿。七分之一的人口（大约14%）住在城市中心（相比于1815年只有3%）。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人们在社会、政治和福利层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大约有1亿人在19世纪远赴重洋，在全新的地方定居并做出全新的事业。这个过程中当然存在着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发展影响了各社群的社会构造和政治凝聚力。这样同时也确保了人们对于变化和革新的期待（相对于可预测性和静态而言）成为常态。工业化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易导览、四处交流，最终也变得更易操控，因为这个世界在1815年之后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全球化。正是这个世界工业化的特殊方式，告诉了我们有关全球霸权、全球经济和全球价值观的兴起的诸多信息。

继农业出现之后，工业化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工业化的脚步至今也未曾停歇，它一直在塑造着今时今日的世界轮廓。有一些学者把今天这个由电脑、人工智能、卫星通信和社交媒体组成的高度融合的世界称作“第四个工业时代”。

我们当今的高度全球化，很显然就是19世纪的工业化与英欧国家（包括美国）崛起的结果。英语是当今全世界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因为英国首先完成了工业化，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优势。在19世纪，英国始终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几乎统治了全世界24%的土地）。依靠世界上最大海军，英国同样也可以“监控海洋”，并确保英国的贸易能获得相对自由的发展机遇。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

而正是为了复制英国的这些成功经验，欧陆国家和美国在1815年后才迅速加入了工业化的浪潮，虽然用了一整个相对和平的全球化时代才完成了工业化。至少在一开始，工业化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但不会一直如此。同样的，因为英欧国家主导了工业化的第一波浪潮，它们也进而主宰了世界的经济、政治制度还有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文化价值观念。随着世界在1815年后变得愈加全球化，不同的国家在贸易、交流，甚至是语言、社会习俗、法律规范、财产权和服装等方面的标准愈加趋同。其中的许多国家都受到了今天所谓“西方文化”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也就揭示了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西方的规范仍然主导着“第四个工业时代”。其过程当然是充满悲剧性与破坏性的，因为“西方世界”的崛起是以其他许多人和文化的牺牲为代价的。

当时的人不会忘记欧洲在全球实力和工业进步方面的主导地位。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谭嗣同描述了“西化”和完全融入国际经济、外交体系的利害关系。他十分担心，如果中国不能赶上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化步伐，那么中国有朝一日将不复存在。谭嗣同的话值得引用以供思考：

我们（中国人）应当铺设电报线路，建立邮局……提供生活用水，烧电灯和煤气灯以供民众使用。如果能够及时清洁街道，便能够切断瘟疫的根源；如果能够建设更多医院，那么就能提高医疗的质量。应该建设公园，这样民众就能放松休闲，同时也有益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应该每七天都有一次假期，这样文职人员和军官能够劳逸结合；应该全面学习所有国家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以便翻译西方书籍和报纸，由此才能知道周边的国家都在做什么，才能把有能力的人才训练成为外交官……我们应当派人去海外长知识、开眼界、观察其他国家的兴衰优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此，世上便不会有我们造不出来的轮船和武器，也不会有我们改良不了的机械。

谭嗣同担心中国未来有一天会向“西方世界”屈服。他希望中国能够迅速实现现代化，夺回丧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虽然，中国也走上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道路（有些学者把这个过程叫作“防御性现代化”）。基于相似的观念，明治时代（Meiji）的日本统治阶级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开启了快速且非常成功的现代化进程。到了1900年，日本已经被视作大国，是中国的潜在竞争对手，也是越来越多在亚太地区建设贸易港口的欧洲帝国的竞争对手。

中国和日本的例子也告诉我们，19世纪的工业化和全球化不只限于“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的霸权地位也不是简单、统一乃至一边倒的进程。现代化有许许多多的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应用、表现和结果。每一个地区同现代化的进程和影响的联系都是不同的。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但所有这些国家都有一大共同点：他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联系越发紧密的国际环境，并与之产生互动。这个环境的主要特征是世界不同区域间的财富与实力差距过于悬殊，工业化的原动力作用则日益显著。

对于19世纪的英欧国家，工业、经济和帝国霸权的崛起成了它们自吹自擂、自命不凡的源头，也赋予其一些种族优越性的暗示。欧洲白人要比其他所有人种都要高级（也更“开化”）的想法，在当时英欧国家人的文化观念中根深蒂固。从1904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教授哈尔福德·J.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一次学术演讲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种族观念的盛行。在他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研讨会上，麦金德教授认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400年后，哥伦布的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到1900年，地球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未被“文明”的力量所开发或利用。也就是说，全球没有任何地方不曾受到欧洲人影响。他们通过高级的技术、工业化手段和征服的欲望，取代了他们口中的非欧洲社群中的“未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根据麦金德的说法，20世纪初，世界的社会经济统一性特点已然显现，而它则是由工业化的欧洲中心地带所支配和主导的。在麦金德看来，正是因为欧洲人曾经征服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所以全球现在得以作为一个有机体运作。人们通过铁路、蒸汽机、新闻、电报线路、货币的交换和人员的快速流动将彼此联系起来。

麦金德是当时欧洲学者的典型代表。他对欧洲文明的进步性和教化性深信不疑，并且对其他的社会及其价值观和影响嗤之以鼻，甚至将其斥为蛮夷和野人。他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曾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地缘政治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创始人。他通过地理因素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态势。但今天，很少有学者接受麦金德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史观。最近，为了还原19世纪人类社会一系列的多样性和深刻性，历史学家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历史学家还记录了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对全球社会的破坏与颠覆。例如，玛丽莲·雷克（Marilyn Lake）和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认为，19世纪对于确立“白人”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而言十分重要。19世纪的工业全球化并不是一个良性或善意的过程，它涉及大量的暴力、文化互渗和适应。

与现在人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当麦金德等人考虑到英欧民族、他们的价值观和帝国的迅速扩张时，他们主要看到的是自己在推动“开化”进程时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功。他们认为“进步”的标志是科学和技术发明、人口的快速增长、医学的飞速进步、工业生产和军事力量的扩张、全球经济的兴起，以及欧洲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的不断扩大。如果他们知道，其行为结果会给当今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遗产，这些人无疑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因为任何能够延续这么久的东西一定是“好”的。当然，对于科学和技术改善生活的力量也值得细谈。但是，创造这种19世纪形式的“文明”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不仅对于欧洲之外的社群和文化，而且对于环境与全球动植物而言也是如此。换言之，当时所谓的“进步”只是“某些人的进步”，从不是“所有人的进步”，甚至都算不上是“多数人的进步”。

然而，英欧国家的惊人崛起确实改变了19世纪的世界，这一点麦金德并没有说错。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有时也被描述为“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的起源都可以在19世纪找到。本书试图回答与麦金德在1914年所提出的相同类型的问题，即世界如何以及为什么在19世纪变得更加全球化？1815年后在英欧世界（包括美国）掀起的工业革命，是如何扩大移民和贸易网络，并改变了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为什么要这么做？英欧体系和文化价值观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全球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

与麦金德一样，我们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解释。与他不同的是，我们并不强调欧洲文化所谓的优越性，也不认为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些欧洲的价值观念就是唯一重要的。我们的关注重点在于工业化是一个始于欧洲的全球化进程，并利用这一进程来解释英欧世界如何以及为何能够主宰国际环境。在本书中，我们承认工业化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既创造又毁灭，既造就了新的赢家和许多输家，又改变了国际权力关系。那么本书可以从许多层面视作西奥多·H.冯劳尔于1987年发表的题为《西方化的世界革命：国际权力关系的转变》（The World Revolution of Westernization: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lobal Perspective）的研究的“前传”，因为本书强调了，19世纪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如何驱动“西方世界”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的。

我们的故事从地缘政治开始。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宣告了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它确立了一系列原则和做法，其对于推动工业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秩序至关重要。欧洲各大势力在维也纳签订了契约，其首要目的是维护各国君主的统治，以抵御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和法国大革命（1789年）之后肆虐于欧洲和美洲的革命力量。在保护这些君主国免受国内威胁的同时，列强也意识到，国际关系亟须稳定。战争是危险的、昂贵的和具有破坏性的；防止下一个拿破仑的崛起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维也纳达成的条约重绘了欧洲及其帝国的“版图”，在它们之间平衡权力，建立缓冲区以防止冲突和危机，并确定了避免战争的原则。在此过程中，维也纳的“设计师”们建立了后世历史学家所称的“大会制度”或“同盟体系”；其本质是一项协议，即大国对国际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的普遍和平负责。虽然在1815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也有战争，但在此后欧洲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是18世纪死亡人数的七分之一。

为了遏制欧洲内部的潜在冲突，维也纳会议的设计者在大国之间设立了缓冲区。他们甚至将其中一些缓冲区中立化，包括瑞士、波兰和（后来的）比利时，以期消除为了这些缓冲区而开战的理由。随着时间推移，中立的作用日渐显著。欧洲的强国和弱国在其他国家开战时都保持中立，以保护其经济、帝国和外交政策利益。中立有助于工业化，因为通过避免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中立国规避了与世界经济脱轨的风险。对于19世纪的大多数政府来说，战争代价高昂，而中立则不会。由此，“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帝国时代”和“革命时代”，同时也是“中立时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个“中立时代”，也宣告着“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的终结。

由此，本书解释了始于1815年的大国协议和实践是如何使工业革命走向全球的。当欧洲国家不再专注于大陆上的竞争对手时，就可以重新分配人口和资源，集中精力开展帝国主义与商业扩张。正因如此，在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的工业化使英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认识到这些优势的同时，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也在试图模仿英国。维也纳的和平协议使英欧世界的人民在工业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昔日的“大西洋世界”没有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于是这些大国可以致力于全球扩张，乃至不惜采用军事手段。欧洲战争被视作危险的和应当避免的，而对非欧洲国家的战争（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则有利于帝国扩张，因此往往被视作必要的。换言之，国内的和平使工业帝国主义在国外蓬勃发展。或者，正如英国记者W.T.施戴德（W.T.Stead）在19世纪90年代所解释的那样，在英欧国家内传播“文明”要依靠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理念，而对于欧洲之外的文明或人民则常常要借助暴力与镇压。

然而，这并不是说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推翻了此前社会原来所有的运行方式，更不是说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不断扩张的工业城市里。历史学家阿诺·迈尔（Arno Mayer）指出，社会和文化连续性将前工业化时代与1900年的世界联系起来（尽管他可能夸大了其对“一战”爆发的推动作用）。非欧洲世界和原住民社群的历史学家也强调，当地文化仍然主导着人们的信仰体系和优先考虑事项。数亿人继续生活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农业社会中，甚至在处于工业化中心地带的欧洲也是如此。很难改变的是，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君主国里。但这些现实丝毫不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触角往往因激烈的帝国竞争而得到延展，伸向每一个与不断增长的全球商业网络、移民和通信网络相连的社区。这些网络包括所有的海港，所有那些不断增长的跨越整个大陆的铁路路线的站点，还有那些铺设有电报的地方，几乎覆盖了全球各地。

本书使用地缘政治学的框架（这个概念是麦金德在1904年提出的）来描述19世纪的工业全球化进程的作用。地缘政治学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正式结束时，“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也由此告终。那场战争打破了自1815年以来主导国际外交体系的原则。1914年7月在欧洲开始的这场战争，将全球各大工业帝国拉进了旋涡，几乎没有国家（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非欧洲国家）能从这场冲突中逃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全球经济，数千万人因此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更多的人则死于随后的内战。四个在1815年国际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帝国（即俄国、奥匈帝国、德国/普鲁士和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崩溃瓦解，另外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的实力则被大大削弱。只有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美国和日本从这场大变革中受益。而这两国之所以能受益，部分原因是前者以中立国的身份长期置身于战争之外，后者对抗的则是德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薄弱的前哨基地，战争投入较少。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国家都是19世纪国际体系核心政策的成功践行者。

1917年，随着美国以协约国的身份加入战争，一个新的“第二个工业全球化时代”开始出现。而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声称要为全世界的工农阶级提供一个不同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未来。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并于1918年退出“一战”，这标志着其与罗曼诺夫家族在1815年帮助建立的国际体系一刀两断。1918年，美国军队首次出现在西线战场，这标志着美国与欧洲列强自1815年以来所主导的体系再次决裂。这两个行动共同开启了“短暂”的20世纪的“第二个工业全球化时代”。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第二个工业全球化时代”在1991年结束。

在对1815—1918年的历史进行阶段划分时，本书利用了两种类型的分类方法：国际历史学家“自上而下”的分类方法（他们关注国家、国家治理、国际关系和精英阶层，以及维持国家运作和支撑政权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学家“自下而上”的分类方法（他们关注社会中的个人、群体和各种社群，因为后者定义和展示自己，并与政府和精英们的权力结构互动和影响）。在解释定义19世纪的发展轨迹时，传统的国际历史学家优先考虑解释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决定，特别是思考他们如何、为何参战，如何管理国际危机，以及如何处理或塑造国际外交体系。[4]19世纪的国际史一般始于1815年，这是一段关于在维也纳建立的旨在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欧洲）“同盟体系”的历史，该体系在1914年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解体。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历史叙事描述为“从战争到战争”，它将外交危机事件放在首位，并主要关注国家和全球势力的变化。

社会经济和文化史学家往往对国际历史学家持批判态度。与此相反，他们更倾向于从社会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文化观念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释，并弱化国家在其分析中的作用。他们往往从1789年的法国革命开始叙述19世纪，并且强调思想和身份在解释权力动态变化中的重要性。19世纪的社会史不会是“从战争到战争”的历史；相反，他们更关注革命这一概念，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以及在争夺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斗争中随之而来的暴力。他们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强调代表和身份，并将19世纪归类为一个发生巨大动荡的世纪，同时也促进了现代世界的形成。正如传统的国际历史学家很少会阐释外交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一样，社会经济和文化史学家也很少从国际外交体系的角度解释19世纪的权力转移。即使是克里斯托弗·贝利在2004年出版的惊人之作《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这本书也几乎没有提到1815年在欧洲诞生的维也纳会议或国际体系，尽管它使英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得以成功。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理解政治外交权力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就无法解释1815年后出现的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同样，如果不能认识到世界各地的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就不可能正确地解释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为此，以下九章对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分析，不仅从政治和外交方面，也从社会、经济、环境、知识和文化方面进行了分析。就像优秀的历史学家S.A.M.阿德塞德（S. A. M. Adshead）一样，我们优先考虑以机构和网络的崛起为重点的解释，这些机构和网络将全球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最重要的是，以下9章介绍了19世纪的历史；在此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波及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当然，有些群体受到的影响比其他群体更强烈，但哪怕是那些生活在亚马孙丛林或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隐居者也受到了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本书是一部关于冲突的历史，既有新旧事物相遇时发生的物质、情感和观念上的冲突，也有个体、群体、国家在面临工业化的诸多表现形式时所产生的冲突。

因此，这本书也是一部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历史类图书。工业化为所有被其波及的社会带来了快速的变化。有些变化是精心设计的，有些变化则“纯属意外”。当然，凡有变化，必定会有受益者与受害者、接受者与抵制者。因此，工业全球化的故事是一个有输有赢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统一”和“分裂”力量的历史。一方面，在这个世纪中，组织社区和组织国家的普遍方式得到建立，规范社区和国家内外关系和政治价值观的规则得到制定，乃至出现了共同的“起居规范”（如何着装、吃饭、生活和思考）。另一方面，19世纪文化和社群之间的互动增加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感，有时会诱发冲突和对身份和权利的激进主张。

例如，到1900年，“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开始主导人们对身份认同和政治忠诚的思考。民族主义既是一个统一的理想（为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个体建立共同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带有挑衅意味和分裂作用的概念；它使不同民族和种族群体相互对立，或使后者反对其所附属依存的更大一级的帝国。民族主义是19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它也决定了20世纪全球权力的发展轨迹。

但民族主义并不是19世纪出现的唯一重要政治概念。它是帝国主义思想的对手，常常还是“国际主义”理念的盟军。国际主义是一个具有众多变体的模糊概念：有自由派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费边国际主义者（Fabian internationalists）、宗教国际主义者，等等。所有的国际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关注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对超越国家（和帝国）的普世人性的主张。与民族主义一样，国际主义也塑造了20世纪世界的轮廓，包括推动了两项同等重要的全球性原则：人道主义和人权。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概念，两者都是19世纪全球化加剧的产物。

本书的其余部分是围绕一些关键议题而组织的。每一章都集中在一个中心主题上，从而描述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的全球发展概况。第2章始于讨论地缘政治学说的重要性，以此理解1815年后英欧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第3章将地缘政治与经济相联系，并阐释英欧外交体系的稳定如何使列强能够征服海洋，并使工业化国家能够迅速地在全球扩张。在此过程中，第3章将19世纪的帝国主义描述为一个工业化过程，并展示了那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帝国，将如何在国际环境中占据经济、外交与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第4章讨论了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使资金、货物、人员和思想能够相对开放和便捷地流动。这一章既讨论了物质环境的变化（如铁路线的建设、电报线路的铺设和沟通大洋的运河的开凿），也讨论了概念上的变化（包括时间、货币和科学价值的标准化，以及规范国家和公司行为的国际规则）。它强调了识字率上升、书面文件、报纸和政府官僚机构的发展的重要性，由此政府才能了解人民，跟踪掌握其财富和思想。第4章还展示了英欧标准在主导全球化的物质和概念方面的基础设施时，如何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第5章转而描绘全球化之下的人类面貌，描述了19世纪人类在地球上的大规模迁移，并将其与“正式和非正式”的帝国网络的扩张联系起来。全球化和帝国主义同样建立在大量的暴力和破坏之上。第6章探讨了工业全球化对环境的影响。它使众多物种濒临灭绝，破坏了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与生态系统，并动摇了许多社会的稳定。第7章讨论了战争在19世纪所起到的作用，并特别关注在工业化帝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开展的军事行动。这些战争不仅表明，工业化能使这些大国在军事和技术上超越对手，而且还凸显了外交克制和规避战争在帮助这些国家专注于自身发展的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

第8章集中讨论了19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思想，并强调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思想，及其对当时的人审视自身以及国际地位的方式的影响。它强调了工业化、全球互联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对推进族群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种族分化、阶级意识、国际主义、社会保守主义、民主、妇女权利等思想的重要性。这一章既提及了那些帮助稳定工业帝国统治的思想，又提及了那些挑战、批判并破坏其统治的思想。由此，这一章强调了创造“国际”并将其作为社会政治的舞台，在19世纪有多么重要。到了20世纪初，地缘政治领域出现了新的挑战，其中许多挑战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第9章讨论了“一战”在世界各国中的起源，其中描述了自1815年以来主导全球关系的外交体系的崩溃。1914—1918年，这些建立了该体系并从中受益最多的欧洲大国，也一手将其带向彻底的灾难性结局。第10章则是对“一战”的概述，这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重塑了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态势，结束了冲突不断的“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并引出了下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纪。

我们绝不会将这本书看作19世纪的通史。然而，我们确实希望它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实际的出发点，以此思考这个关键性世纪的轮廓，因为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所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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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2] 在这里，我们倾向于使用“英欧”一词，而不是“西方”，因为“西方”可以代表在19世纪过程中所有“西化”的地区（对一些学者来说，其中也包括日本）。我们希望把英语世界（包括美国、英国本土和大英帝国的所有殖民地前哨基地）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及其殖民地区分开来，也同时承认当时的人们将这些地区视为“西方”的观念十分根深蒂固（现在也是如此）。

[3] 历史学家对现代早期是否构成“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存在一些争论。“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农业革命”肯定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例如，其他学者就1870年前后是否有“第二次工业革命”展开了辩论。 我们选择将19世纪（1815—1918年）描述为“第一个工业全球化时代”，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直接影响并塑造了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轮廓。学术界对“全球化”一词在历史上的恰当性也存在着大量争论。

[4] 关于什么是“新国际历史”，学术界有一些争论。它的分析对象远远超出了国家、政府和统治精英等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