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优势的游牧民

那么，在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之间能够维持友好关系的时期，贸易得以平稳地发展，但如果某些原因引起战争，游牧国家就赤裸裸地显露出军事性特征，其结果就是对农耕国家连年的侵犯和掠夺。但是游牧帝国的终极目的还是希望恢复与农耕帝国的和平贸易，而不是将对手彻底消灭。但是如果农耕帝国自身存在某种结构上的弱点，也可能因游牧帝国无意识的过激行动而被消灭。成吉思汗灭亡金帝国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管理农耕地带需要颇为烦琐的手段，游牧民族的征服者从来没有打算由自己直接进行统治，通常都是委托被征服地的土著豪族负责征收地租。耶律楚材就因被成吉思汗任命为中书令而成为地租的征收者和管理者。中书省被称为元帝国的最高政府机关，但实际上不过是负责征收支那农耕地带地租的税务所罢了，同时中书省也没有对游牧地带的管辖权。而且，中书省被设置在北京这个边境城市，而北京虽然在元代被称为大都，但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首都。虽然大都建有宫殿建筑，但元朝的皇帝们绝对不在那里常住，他们每年只在大都的宫殿中接见一次汉臣，而且，在此期间皇帝们也都住在大都郊外的帐篷里。总而言之，北京在元代不过是蒙古人借以统治支那地区的一个窗口罢了。

在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战争中，也曾出现过农耕帝国凭借极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暂时压制游牧帝国的情况。但是，这终究只是暂时的，而且农耕帝国还必须做好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准备。而这归根结底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战术上的本质区别造成的结果。

游牧民族的军队特点就是极为低廉的维持费用。此外，大体上也没有可称为薪俸的东西，夺取的战利品除去十分之一上交给指挥战斗的皇帝外，其余都归士兵个人所有。补给也较为方便，更没有辎重部队。在作战时，士兵们各自将奶酪和干肉置于腰间的皮囊中，这可以使他们持续进行大约三个月的作战行动。

与此相对，农耕民族的军队就极为耗费金钱。因为农民必须停止耕作应征入伍，一次出兵立刻就会影响农业生产，所以政府要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支付薪俸。而补给一直是最大的难题。农耕民族的军队在游牧地带作战时，在当地不可能获得粮食，必须预先将从内地征集来的粮食沿军队的行军路线运到前线。然而，辎重部队沿战斗部队的路线前进，就没有办法避开敌人的袭击，所以战斗部队也必须自己携带一部分粮食。但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有远超战斗人员数量的牛车和骆驼伴随作战，行军速度势必会极为缓慢。而如果编成这样的大部队，补给必然会变得更加困难，行军速度更是无从谈起。

此外，农耕民族的军队以步兵为主，必须以密集队形进行战斗，而游牧民族的军队全部是行动迅捷的骑兵，还可以轻松施展高速奇袭战术。所以，农耕民族的军队难以与游牧民族的军队进行较量，只有在装备比游牧民族军队更为先进的武器时才能获得胜利。汉军能打败匈奴，是因为汉军使用铁制武器，而匈奴还在使用青铜武器。洪武、永乐时期的明军能压制北元，也是因为明军装备了火器，而北元军的武器还以弓箭为主。但是即便有这样的优势，农耕民族的士兵大都没有接受过在游牧地带恶劣自然条件下的生存训练，于行军中接二连三地掉队并最终死亡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如果不付出巨大的牺牲，农耕民族就不能获得胜利。虽然支那地区素称富庶，汉族的人口数量又很多，但也不可能长期承受这种消耗。实际上到了汉武帝和明成祖执政的末期，消耗殆尽的国力已经再难维持任何远征行动了。

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作战半径大，又快速机动，对农耕民族的军队来说，这意味着侦察敌人的行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是永乐帝的五次亲征，也仅有一次因偶然的机会才遭遇了北元军。而且北元军看到形势不利立即全速撤退，明军未能给予其决定性的打击。因此，农耕民族的军队进攻游牧地带，就像在沙漠中追逐海市蜃楼一样困难。这就是农耕民族总是被迫采取被动防御的原因。

尽管如此，支那地区的农耕帝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帝国之间的战争，大都是前者为应对游牧民族的侵犯和掠夺而进行的预防性战争。

洪武帝时期对蒙古的远征正是这种预防性战争的体现。但是到了永乐帝时期，又增加了另一个动机，那就是永乐帝想要继承元帝国全部遗产的野心。在徒然损失了巨额军费和大量士兵之后，永乐帝最终一无所获。其结果就是明朝被迫退守长城沿线。

万里长城标示了明王朝统治的极限，也表现出其放弃长城以北的决心。永乐帝仿照大元帝国建立大明帝国的事业最终失败，换言之，明朝未能由支那进而成为中国，这也是明朝作为汉族王朝的悲剧象征。当然，万里长城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自然也是支那地区农耕经济实力和汉族繁荣昌盛的象征。但是以从“支那”到“中国”的历史视角来看，万里长城的意义仍是负面的。

其证据就是当清朝完成向中国的转变后，万里长城就完全失去意义，变成了多余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从明朝建国开始回顾支那向中国转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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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东突厥斯坦，特指清朝新疆西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及周边诸绿洲，下同。

[2] 即元世祖忽必烈。

[3]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民族。4世纪初，上述诸族相继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

[4] 此处有关内容参见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5] 此处的终点指上文提到的从蒙古高原进入支那道路的终点。

[6] 突厥斯坦，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城市，位于锡尔河下游右岸平原，曾为中亚的手工业和通商中心。

[7] 即黑龙江，下文不再另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