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产业的区域分布：理论解析与文献综述

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地区特征的现象，区域是文化的载体。讨论文化产业的区域分布离不开产业区位理论的指导，而文化产业由于其规模收益递增、知识密集性强等特征，十分符合产业集聚形成的条件，因此，本部分首先回顾区位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然后阐述关于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

1.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研究经济行为空间选择的理论。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对区位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不同的理解。根据理论产生的时间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一般将区位理论区分为古典区位论、近代区位理论和现代区位论，此外，还有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理论。

（1）古典区位论

古典区位论是区位理论的基础，主要讨论运输成本在区位选择中的决定作用，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基于几何图形的描述，它们都有非常严格的假定条件，从而得出近乎完美的区位分布格局。主要的理论包括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

农业区位论由德国学者屠能（Von.Thunen）在出版于1826年的著作《孤立国》中提出。该理论认为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空间分布最重要的区位因素是运费，并以运费为指标划分出农业生产活动的圈层式分布格局，即著名的“屠能圈”。

工业区位理论是随着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应运而生的，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他在1909年出版的《关于工业的区位——区位的纯理论》一书中，集前人之大成，指出有三大因素影响工业生产活动的区位选择，即运费、劳动力和集聚，其中以运费为最基本因素，而劳动力因素和集聚因素会引起工业区位偏离由运费所决定的地点。

（2）近代区位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主要把利润作为决定区位的核心因素展开研究，包括中心地理论、市场区位理论和贸易区位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在他完成于1933年的博士论文《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原理》中提出的。不同于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对产业区位的分析，中心地理论致力于讨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及其服务范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门槛距离”，其含义是某一级中心地得以存在所需要的最小腹地。门槛距离的提出将区位的研究视角从单纯的供给成本转向市场规模，认为市场需求决定产业的区位。在此基础上，克里斯塔勒认为每个经营者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市场范围，会在空间上展开竞争，最终形成的稳定格局就是六边形的中心地网络体系。

市场区位理论是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 Lösch）在1939年出版的著作《经济空间秩序》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区位选择的最终目标是寻求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点，而成本最低、运费最少都不能保证利润最大，只有收入和费用之差最大的点才是最佳区位。在廖什的分析中，稳定的市场体系也是六边形网络，但不同于克里斯塔勒的描述性分析，廖什直接运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假定和分析方法，明确提出从利润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的边界，讨论了市场空间的划分。

贸易区位理论是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贸易决定工业区位选择相关理论的概括，主要代表人物是瑞典经济学家俄林。该理论认为各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区际贸易的开展，同时决定国内工业区位的形成，强调原料产地、工业区位、销售市场三者的依存关系。

（3）现代区位论

现代区位论是20 世纪下半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区位论流派，其特点是更加重视总体经济结构及区位的动态变化，更多地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工业区位，而不再局限于分析个别因素对区位的影响。该流派主要包括运输成本学派、行为学派、社会学派等。

运输成本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胡佛（E.M.Hoover），他将运输成本区分为运行成本和站场成本，并提出运费率递减规律。

行为学派和社会学派则考虑了更多的区位因素，包括人的主观感受、社会关系、人口迁移、政府政策的制定、国际军事因素等多方面。

（4）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一个流派，其特点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空间区位问题，强调规模报酬递增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决定作用，该流派对区位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产业集聚的模型化分析方面。此外，新经济地理学还将区位研究的对象从以往区位理论所关注的制造业扩展到零售业区位、办公区位等话题，更适应现代经济现象研究的需要。

综上，古典区位论的实质是“成本决定论”，近代区位理论的实质是“利润决定论”，现代区位论的实质是“综合决定论”，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理论则是“多重均衡”的区位理论。回顾区位理论的发展历程，对分析文化产业的区位因子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实践证明，传统区位理论对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和距离因素的讨论在文化产业的研究中依然适用。

2.产业集聚理论

产业集聚理论是关于同类产业或相关产业在地域空间上相互集中，并使所有企业都能从中受益的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一般认为最初是由工业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韦伯和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分别提出来的。由于产业集聚现象由来已久并且十分普遍，阐释这一现象的理论也层出不穷，不同学科运用的理论不同，同一学科中也有不同的角度，概括起来，各种理论关于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解释。

（1）降低运输成本

古典区位论之一的工业区位论提出集聚因素会引起企业的最佳区位偏离运输成本最低处，而倾向于地域上的相互集中。该理论认为集聚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由企业简单的规模扩张引起的，另一种是大企业的存在吸引相关企业集中。因此，产业集聚的原因在于能够降低运输成本。在产业集聚理论中，运输成本的概念被泛化，指的是一切与距离有关的成本，既包括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也包括消费者到达市场和消费地点的交通成本。产业集聚的地点可以是原材料地、市场地。而某些特殊的产品，也应该兼顾消费者的可达性，比如文化产业中的旅游服务。

（2）外部经济的存在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分析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的现象。他指出，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能够使专门人才、专门机构以及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并将这种同类企业在特定区域相互集中而获得的好处称为“外部经济”。马歇尔所分析的外部经济产生的原因后来被人们概括为中间投入品和服务的共享效应、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由于外部经济的存在，同类产业或相关产业倾向于在空间上相互靠近，以获得外部经济带来的好处。

（3）规模收益递增

规模收益递增是指同类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不仅能够扩大产业活动的规模，而且能够促进分工，而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从生产和利益的比较来看，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往往就是规模收益递增。随着分工的深化，每个阶段生产的都是半成品，在固定成本的同时，可变成本大幅度地降低，收益递增的效应也逐渐明显。引入空间纬度后，规模收益递增的原理就发生在具体的空间或区位范围内，这时收益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就体现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

（4）知识外溢的空间局限性

知识外溢是指包括信息、技术、管理经验在内的各种知识通过交易或非交易的方式流出原来拥有知识的主体，而被他人共享。知识外溢源于知识本身的稀缺性、流动性和扩散性。知识根据表现方式有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与地理无关的机制传播，公司之间并不需要接近。而缄默知识则依赖于个体的经验、直觉和环境，难以通过语言和文字完整地表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商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显性知识已成为稍有实力的创新主体的共有资源，甚至已成为一种公共资源。而缄默知识的传播及获取通常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是一种典型的“干中学”知识，所以缄默知识最好的传播方式是面对面的交流和连续、重复的接触与联系，难以脱离具体的情境而跨时间、跨空间进行传达。由此就产生了知识外溢的地方局限性特征，为了获取彼此无法言传的重要信息，企业往往倾向于在空间上集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集聚可以被视为企业为获取缄默知识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空间组织形式。

3.影响文化产业区域分布的因素

如前文所述，中国文化产业是一个由2个部分、10个大类、50个中类、120个小类及延伸层所组成的产业群，影响其区域分布的因素不仅繁多，而且同一因素对文化产业中不同类别产业的影响往往也有所差别。总体而言，影响文化产业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地区经济发展是影响文化产业分布的物质基础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加，需求逐渐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社会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升级，用于文化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文化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产业得以发展。来自于消费者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量较大，同时人口比较集中，文化设施比较完善，各种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也较强；而在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低，居住分散，文化设施难以完善，制约了文化需求和供给的增加。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而经济发展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2）地域文化因素是影响文化产业分布的人文环境

地域文化因素可以从文化资源禀赋和文化创新氛围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文化资源禀赋是一个地区拥有的文化相关资源的数量。从形式上，文化资源可划分为有形文化资源（如历史遗存遗址、特色民居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特色服饰、民族民间工艺品等）和无形文化资源（如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绘画美术、音乐舞蹈、神话传说、风俗习惯、民族节庆等）；从内容上，可分为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地域文化资源（如都市文化、乡村文化）等。[4]文化产业的生产就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过程，由于这些资源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这决定了特定的文化产业必须分布在特定的空间。地域文化资源禀赋的差异影响一个地区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的可能获利空间，进而影响文化企业的地区选择。

另一方面，文化创新氛围则是能够激发更多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的环境和气氛，相较于其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离不开创新的氛围。文化创新氛围能够吸引、激发和释放人们的创意才能，有利于社会多元化、产品多样化，因此拥有文化创新氛围的地区往往是文化企业选择的地区。

（3）人力资本是影响文化产业分布的核心要素

劳动力是各种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投入品，而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通过接受教育、培训等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文化产业作为一个以创新创造为主要生产过程的知识密集性产业，一个需要大量知识资源、智能资源、信息资源的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劳动者数量，而是拥有一定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创意型人才，这些知识和技能必须经过专门的学习才能获得，因此，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知识和技能是文化企业的独特资源，而人才又是知识的载体，所以文化产业的分布与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储备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力资本密集，有利于隐性知识的溢出与创意生成，通常认为只有那些集聚了各类科研机构、培训机构、文化团体、大专院校的城市才能源源不断地满足文化产业对各类各层次人才的需求。

（4）风险投资是影响文化产业分布的外在驱动

文化产业的产品是某种形式的文化内容，有的依托于某种载体，也有的是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因而其生产难以采用统一的标准。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发展性，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消费的多变性，生产者难以确定自己的产品价值，其价值往往依赖于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认可，因此文化生产的投入产出具有不确定性，文化产业的投资风险比较大。但文化产业高风险的背后也有着潜在的高收益，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可以实现风险与效益的统一。这样的投资从传统的金融机构难以获得，只有风险资本能为具有增长潜力的文化企业缓解融资困境。因此，风险资本是扩大文化产业投资的一个主要途径，获得风险资本成为文化企业选择区位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对文化产业来说，风险投资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5）相关产业的支持是文化产业分布的基础

任何产业都不是孤立发展的，都必须依赖外部环境的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支持性产业和互补产业的密切合作。文化产业是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工业、技术、信息、服务等产业的发展是文化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通过与其他产业的互动、融合，文化产业才能得到发展。首先，信息、交通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流通、销售的条件，现代化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文化产业生产过程的改进；其次，其他产业不断对文化产业提出新的需求，拓展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丰富了文化产品的载体形式，使文化产业得以升级，具备更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文化产业通过与其他产业的合作，不断发现新的文化资源，寻找新的素材，创作出新的作品，增加文化产品的供给。这一切都能够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增加产出规模，使其具备产业升级的能力。

（6）政策法规是影响文化产业分布的制度保障

一个产业的发展，除了离不开自身运行的规律外，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体制和法律环境，影响文化产业区域分布的主要是相关的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它们是文化产业在某一特定区域健康发展的保障。

产业政策通常是由政府针对产业发展而制定的，带有某种特定导向性的有关生产、流通、消费的条款，对于处在起步阶段的产业，各种优惠性政策十分有利于其成长。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或地区政府所制定或采取的产业发展政策决定的。完善的文化产业政策对于改善文化产业投资环境、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也会成为指引文化产业分布的风向标。

法律法规是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维护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由于文化产业的高度知识密集性特点，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法律法规尤其重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可以有效保护文化产业生产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企业的商标权、广告权、发行权、经营权和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和非法侵占文化生产成果的非法行为，文化产业只有在法制化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得到成长和壮大。

管理体制是决定生产要素配置的一系列制度，涉及机构设置、职能界定、管理手段、责权利划分等。相较于其他产业而言，文化产业的属性比较多样，管理体制比较复杂。从消费来看，文化产品主要是由个体或群体消费的，但从生产供给来看，文化产品和服务可以由政府供给，也可以由市场供给。因此，一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环境是否成熟，政府的管理职能是否已经明晰、是否做到政企分开，管理手段是否已经从行政手段为主向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转变，文化产业部门是否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这些都会影响文化产业的区位选择。

4.文献综述：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外文献主要将文化产业限定于文化创意产业，也就是狭义的文化产业，其中与区域分布相关的研究包括创意产业区位选择、产业集群、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1）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区位的研究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选择，研究证明，无论是创意手工业还是现代信息产业，区位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其中的原因不同于传统区位理论中的运输成本，而更多的是缘于创作的氛围。比如普拉特（Pratt，2000）通过对纽约硅谷新媒体开发者的分析，证明地点与距离对于文化产业的区位选择仍然是重要的。波韦尔（Power，2002）以瑞典1994～1999年的数据验证了总体上文化产业的就业和企业活动增长都十分显著，但是企业活动比就业的增长更快，反映了商业环境的快速转变。从区域角度来看，瑞典的文化产业高度集中在城市地区。空间机制是产业素质的特征和成功的关键。格雷厄姆（Graham，2003）认为特定的地点能触发个人的创作激情，他通过对英国创意产业中手工业和数字设计部门工人的采访证明了这一观点，并且解释为一个从事创意工作的工人对特定地点所产生的主观情绪反应将刺激他们的美学灵感。吉娜（Gina，2004）运用实证分析法检验了文化产业数字领域中区位的作用，他分析了纽约市新媒体产业6年间900多个社会网络案例的数据，证明区位对创意生产很重要。库克（Cooke，2008）、拉泽雷蒂等（Lazeretti L. et al.，2008）指出，创意产业的区位在文化地理集聚方面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2）对于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研究

文化产业对区位的选择必将导致产业集群，这一点也在相关的文献中得到证实。普拉特（Pratt，2002）认为，文化产业集群发生在那些能为熟悉的、不同的生产者及使用者提供大量偶然相遇和交流机会的特定地方。格雷厄姆（Graham，2003）指出，文化产业的集群是提高创造和革新速度的催化剂。斯科特（Scott，2004）指出，创意公司在特定地点的集群能够通过相互影响而形成特定的产业氛围。他从生产和销售角度分析了文化产业集群的产生。从生产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有5个主要的技术组织上的特征：对大量有技巧的劳动力的需求；生产的组织总是通过中小企业间强烈的相互依赖形成的浓密网络来进行的；网络中的众多公司因其多样化的产业内容，产生对多种人才的需求；众多公司形成的产业联合体有许多外来经济的参与；联合体也依赖于一系列制度体制的成功运行。他指出，由于这5个方面的特征，企业间表现出强烈的相互联系，结果导致产业集聚。汉斯（Hans，2005）通过对荷兰5个文化园区的分析，探讨了文化产业集群的策略。他认为文化产业集群的创造必须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强化区位的特性、吸引力和市场地位；刺激艺术和文化的企业化途径；刺激革新和创意；为老建筑和废弃的地点发现新的用途；刺激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民主主义。

此外，也有关于文化产业是否集中在大城市的讨论，大多数研究认为艺术活动会集中在特大城市是毋庸置疑的。马库森和施罗克（Markusen and Schrock，2006）用一组艺术从业者的数据，以区位商为指标，证实在美国，艺术相关就业最高的两个集中点是大纽约区和洛杉矶地区，而旧金山地区位居第三名。奥尔弗和帕特里吉（Olfert and Partridge，2011）利用文化从业者的数据，也发现美国文化产业就业最多的地区在最大的4个都市区内。内森（Nathan，2007）研究了英国的情况，发现伦敦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为什么艺术家如此压倒性地集中在大城市中？最初的回答是集聚经济使然。波莱塞（Polese，2009）研究了7个集聚中心的特性，其中5个与艺术相关：规模经济、向心性、地方化经济、多样性和交流。他认为艺术家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与规模经济有关。但也有一些研究观察了小城市的艺术集聚地。马库森和施罗克（Markusen and Schrock，2006）观察了一些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用一种无规律的方式将自己从美国的大城市分离出来。另一些研究者用各种创意的分类指出小地方的吸引力来自气候和地理，比如在加拿大，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海岸有较强的吸引力，而且靠近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主要城市中心的小地方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3）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波韦尔（Power，2002）以瑞典1994～1999年的数据验证了文化产业总体上对瑞典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产业的就业和企业活动增长都十分显著，但是企业活动比就业的增长更快，这反映了商业环境的快速转变。马库森和施罗克（Markusen and Schrock，2006）在文章中使用“艺术红利”来描述这种影响。他们认为地方生产的艺术产品卖到该地区以外，或者外地的消费者到本地来欣赏本地生产的艺术产品，比如本地艺术家的画廊是旅游者的主要目的地，而且旅游者也会购买大量艺术品，这些现象都反映了艺术可以作为一个出口的产业来分析。弗卢（Flew，2011）的研究引用了数据来证明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发现在2007年，英国的创意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超过6%，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在8%左右，堪比金融服务业，更为重要的是，创意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部门。波莱塞（Polese，2012）也从就业的角度讨论艺术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他使用加拿大135个城市35年间（1971～2006年）与艺术相关的就业量，成功地检验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区位模式、跨区位模式以及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与艺术相关的就业高度集中在特大城市的中心，而且没有变化的迹象。具有某种特殊条件的小一点的地区（比如自然环境有吸引力和邻近大城市的地区）在吸引艺术相关活动方面有快速增长，但是这不足以吸引就业增长或者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

布朗塞等（Blance et al.，2012）讨论了创意产业集聚对于解释欧洲区域财富集中的重要性，这些产业实际上是低技能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特定部门的集群，正因为如此，它们的重要性与制造业部门对服务业过去的依赖程度有关，也与制造业对笔者称之为知识型服务经济的依赖程度有关。

5.文献综述：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研究文献的大量出现始于2005年，早期的研究讨论较多的是文化产业的含义、内容、产业特征、产业政策等，后来逐渐转变到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化产业的地区差异和产业集聚、文化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等方面。考虑到与本次研究的相关性，这里主要梳理后面一组的相关文献。

（1）关于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王林和顾江（2009）根据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 1992～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文化产业的发展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存量、资金流入规模等因素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增长效应。

（2）关于文化产业的地区差异和产业集聚的研究

顾江、吴建军、胡慧源（2013）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文化产业就业人数，探讨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显著不平衡状态，主要表现在行业发展不平衡和空间分布不平衡。

袁俊（2013）对影响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因素进行了重要性排序，结果依次为规模经济、劳动力素质和成本、产业政策因素、文化环境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行业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袁俊、张萌（2013）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整体集聚程度一直相当高，但未来在空间布局上将呈现分散的发展趋势，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对人才、知识、技术要求较高的创新性行业空间集聚水平高，越来越向沿海省市集中，而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的行业，空间集聚水平较低，呈分散布局趋势。郭平、彭妮娅（2013）认为，我国文化产业供给的空间不均衡现状，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地区多，中部、东北部次之，西部最少的阶梯递减特征。从文化产品的需求角度对这种现状加以解释，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文娱消费基本与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成正比，即各地区文化产业供需平衡。

（3）关于文化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的研究

李兴江、孙亮（2013）采用马奎斯特指数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06～20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技术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同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集聚性，而且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不断增强；通过从内生和外生角度分析影响文化产业技术效率的因素，发现经济发展、文化体制、科技创新等是主要因素。王家庭和张容（2009）对200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进行了效率评估分析，发现环境因素对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在剔除环境和随机因素影响后，各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技术效率整体偏低，规模效率尤为低下。马萱和郑世林（2010）、蒋萍和王勇（2011）、王家庭和高珊珊（2012）以及白积洋（2012）等分别采用不同的数据，运用 DEA 模型对中国区域文化产业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整体较低，原因主要是纯技术效率不高，并且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差距逐渐缩小。马跃如等（2012）利用2003～2008年省市（自治区）数据，运用 SFA 模型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效率，并分析了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和环境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对文化产业效率的作用。梁君和黄慧芳（2012）通过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我国省级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指出我国省级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其GDP有较大的相关性，但又并非完全一致，各省市（自治区）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