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牧交错：西州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

一 西州的生态环境与人地关系

首先深入分析西州地区地理的和历史的相关背景，或许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不了解该地区地理、生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对整个北方长城地带游牧兴起之历程及汉初汉匈双方的关系、西州的民族及政治局势等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我们将很难对汉朝经略西州的方式、过程和意义有深入的理解，也将很难理解东汉之后这一地区的羌胡化倾向及其种种后果是如何影响历史走向的。

汉代之“西州”是京畿和西域之间实行郡县体制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但正如绪论中所说明的，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西州的西北部分，对应的是汉代的凉州和朔方，相当于今天的甘肃、宁夏、青海东北部、陕西北部及内蒙古西南部地区。这是两汉王朝的西北边疆地区，刘光华将汉代西北的地理范围定义为“大致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由秦、西汉王朝北地郡向北延伸，由陇西郡向西延伸，其西、其北则限以秦、西汉王朝管辖之西界、北界，其间的夹角就是西北的地理范围”[1]。刘先生的这个定义十分精妙，但需做两点说明。（1）刘先生定义的“西北”包括了西域，但本书研究的“西州”是指中央王朝设置郡县并实施直接统治的区域，所以不包括西域。两汉王朝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西域，但实施的是羁縻统治而不是郡县制，控制力有限。（2）刘先生探讨的屯田区域包括朔方、凉州和西域，其著作论及了朔方最东边之西河郡的屯田情况，这样的话就不应该说是从北地郡向北延伸，而应该是从西河、上郡向北延伸。[2]模仿刘先生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说“西州”的范围是：以关中为参照，从西河、上郡向北延伸，从陇西郡向西延伸，两线所夹的以郡县制方式统治的地区。

西州属于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是华夏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的前沿和极限，自然生态差异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在这一地带骤然加剧。我们可以设想，在新石器时期的某个时候，当农耕文明在黄土高原西部某地取得第一个重大进展之后[3]，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下游大平原和长江流域扩张，这些地方的水土、温度和光热对于发展精耕农业非常有利，扩张所做的只是一种“同化”工作。“可是，当他们走近草原时，环境却逐渐不利于中国人。它使少数民族——不论他是谁——能够更为有效地抵抗他们。因此，这里少数民族的落后制度，不但不能被克服，而且更形强化。先进的文化与落后的野蛮制度要在每一寸土地上争高下。”[4]地理环境对西州历史的进程及特点具有深度的影响，自然生态逐渐变得不再适合农业发展，直至最后不再能够支撑农业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密度人口和高度阶层化的政治组织。历史在此走向另一条轨道，在这里逐渐发展起一种不再依赖农业而是依赖草原及食草动物的畜牧或游牧的经济类型及相应的政治组织。林沄提出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概念，“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部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5]长城地带对于华夏来说是边疆，对于整个亚洲大陆而言却是一个中心。[6]西州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西段部分大致吻合。

西州的土壤、水热、地形等条件限制了精耕农业的发展，除了绿洲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条件之外，其他地区则荒漠、戈壁、草原、高山草甸广布，只能发展畜牧经济和粗耕农业，形成了西州地区半农半牧、农牧交错的经济生业和人文生态。包括西州在内的北方长城地带是生态过渡带、交错带，形成的人地关系类型既不同于南方的湿润农耕地区，也不同于北方的干旱草原地区，地理环境对此区域内族群的生产、生活及交往的影响和形塑作用十分显著，所以欲理解西州，首先需理解西州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三大主题之一，其中的“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指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集团或集体；“地”指地理环境，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条件，也是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不断影响下形成的环境。[7]研究人地关系就是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在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两大领域中相互的与持续的关系。生产活动中的人地关系体现为：（1）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并决定着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2）自然环境以其提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3）自然环境以其资源的空间组合特点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地域分工；（4）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反作用，而且以负影响为主。生活中的人地关系体现为：（1）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们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2）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理特征具有重大影响；（3）不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心理和精神也有一定的影响。[8]

环境史家J.唐纳德·休斯对“环境史”做了一个定义：“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9]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自然环境因素对人类思维、行动及其结果的影响，不同的自然条件给予人类的选择空间并不相同；第二大类是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反过来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引起的回响并对之产生影响的多种方式；第三大类是人类的环境思想史，以及人类的各种态度借以激起影响环境之行为的方式。[10]当前国际环境史学界倾向于一种“人”与“地”综合的、互动的多层次研究，但是国内以往的研究则较偏向于对某个单一地理要素的复原和分析，缺乏对某一地理空间内各自然、人文要素间相互作用及变化过程的总体认识，统一的地理对象往往被强行分割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块[11]，造成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和说服力的降低。

研究西州地区的地理环境，需要力图避免和克服“人”与“地”的分离，地理环境的研究不能只列述地形、山川、土壤、植被、水文诸因素，还应该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在“人地关系”的框架下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王明珂对这种综合性的人地关系，特别是地理环境对人类政治组织形式的影响做出了卓越的示范研究。在回答为何匈奴能够形成“国家”组织，而西羌却“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的问题时，王先生强调了自然环境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环境资源上，匈奴各部落的领域（分地）资源不足以维生，而且这些资源难以预期。因此他们发展出超部落的‘国家’，将其经济生业领域扩张至与汉帝国、西域、乌桓、丁令等地人群相接的地区，因此得以由掠夺、贸易、贡税等‘对外’的辅助性经济活动中扩张其生存资源”。羌人生活在河湟地区，“由于河湟地区的地理封闭性以及高山河谷地形，使他们难以发展对外关系以取得远方的辅助性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一部落如能控制如大小榆谷那样的美好河谷，在谷地种麦，在附近的山地游牧、狩猎，生存所需大致无缺。因此其游牧之外的主要辅助性生业，农业、狩猎，使得肥美的河谷、山谷成为资源可预期而值得倾力保护与争夺的对象。如此，羌人的资源竞争对手，或向外获取辅助性资源的对象，都是其他羌部落。如此‘部落’成为保护本身利益及向外取得辅助性资源最重要的群体”[12]。通过匈奴和羌人的例子，可知自然环境对特定族群集团化和组织化的程度和强度有多么深刻的影响。

相对封闭的河谷、山谷地形和较为丰富的资源组合，使得以河谷或山谷为单位的部落成了羌人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一旦出现匮乏，则以相邻的同类组织为掠夺对象，各部落间互有积怨，很难团结。但是，当汉帝国的扩张危及他们的生存空间时，他们往往解怨盟诅，组成部落联盟共同抵抗。然而，一旦危机稍微缓解，或在汉人刻意的分化政策下，联盟很容易崩解。匈奴能够形成“国家”，除了交通便利的大草原利于各部落交流往来、匮乏的游牧经济需要外来资源补充等因素外，还因为匈奴各部落较早地与农耕国家直接交往，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匈奴“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匈奴与汉帝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也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匈奴活动的地区更靠近汉族的中心区域，相较于西部羌人的活动区更利于汉人开拓，所以较早地感受到了汉族的压力。战国中期匈奴的一些部落与秦、赵、燕等北方国家就发生直接冲突，蒙恬夺取河南地更是压缩了匈奴的生存空间，加剧了匈奴各部的危机感，促成了冒顿领导的匈奴帝国的形成，而西羌居于河湟，山水阻隔，晚至汉武帝的时候才感受到这种危机。

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中，二者究竟哪一个占支配性的地位，或者说，谁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类有选择自由权的“文化决定论”之间，存在一系列各有侧重的意见。显然，僵化地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是互动的和持续的，事实上，环境决定论者也在研究中论证了人类的选择，而文化决定论者也开始重视自然的真实存在和力量。[13]深化研究的路径或许是，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自然区域中，是人类的发展更受限于环境因素，还是人类的选择更能改变历史。一般而言，在历史早期人类活动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程度高，随着人类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其主动选择能力逐渐增高；在自然资源富裕的环境中，人类的选择性更多，而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并没有多少路可供人类选择。

西州处于生态交错区，也叫生态脆弱带，具有显著的“边缘效应”：即一方面因为具有多样的生态条件，所以在温暖湿润时期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因为处于过渡和边缘地带，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过分敏感，界面抗干扰能力差且恢复周期长，所以当人类破坏作用增强或全球大气候环境恶化时，很容易引起灾变。[14]在这类地区，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历史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研究西州的历史，特别是早期阶段的历史时，地理环境及生态变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西州处于三大地形区的边缘和交会处，包括黄土高原西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和内蒙古高原西南部，其地形为山地、高原、盆地相间，黄土、荒漠、绿洲错布，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1）西部河西区，包括祁连山脉、北山山地（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及其所夹的河西走廊，还包括流经阿拉善高原的弱水居延地区，这是连接匈奴与河西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内焉支山、黑山、宽台山将之分为三块盆地，即武威、永昌盆地，张掖、酒泉盆地和玉门、敦煌盆地，汉代在河西所设郡县主要位于这些盆地的绿洲地区。（2）从陇东地区斜向东北，北界到达阴山，东界至黄河南流段，是西州的东部地区，包括陇东黄土高原、陕北黄土高原、河套平原与贺兰山地、阴山山脉和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有名的“河南地”就在这一区域内。（3）西州之中部位于祁连山东麓与六盘山之间，并延及青藏高原东南缘河湟谷地，主要地形区就是陇西黄土高原和河湟谷地。

在气候上西州处于东南季风湿润区、西北内陆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交会地带，总体上以干旱、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为主。地理环境学者指出：“这一地区（指西北地区）接近欧亚大陆的中心，除了具有‘湿岛’效应的某些高中山地地区以外，广大的内陆盆地和高平地地区目前显示为干旱环境。干旱环境的形成时间人们普遍认为是从第三纪末或上新世开始的，还有人认为形成时间较晚，是第四纪期间内的环境事件。”[15]西州深处亚洲内陆，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要么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势力减弱，要么被高大山脉阻挡无法到达，降雨从东到西逐渐减少。西州东部受到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尾闾的影响，年均降水量在400～600毫米，达到发展农业的要求，特别是河套平原有良好的引黄灌溉条件，是汉代主要的屯田区域，“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六盘山阻挡了湿润气流的西进，陇西地区降水量较少，属半干旱地区，且降水多以暴雨形式集中在夏季，不利于有效地利用；绕拉脊山脉分布的河湟谷地降水较丰富，两汉时期这里的黄河、湟水水量较大且水流比较平稳，沿河川的黄土台地适宜发展农业，山地是优质牧场；河西地区的祁连山区降水较多，而走廊诸盆地和北山山地降水很少，且从东向西递减，但河西的山地冰川融水和地下水资源较丰富，发源于祁连山的三大内陆河系分别流经走廊中部的三块盆地，在山前冲积区和河流沿岸形成片片绿洲分布于荒漠戈壁中，具备发展灌溉农业的有利条件。[16]水资源在西州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镇番县志》写道：“地介沙漠，全资水利，播种之多寡恒视灌溉之广狭以为衡，……此本邑所以论水不论地也。”[17]

气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较复杂的变迁，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环境的面貌，对于处在生态脆弱地带的西州更是如此，这里的生态环境对于气候变迁的反应更加敏感。竺可桢指出，在最后一个冰川期结束后，气温虽然寒冷但在慢慢回升，到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暖期，西安和安阳生长有亚热带的动植物；周朝的气候，最初虽然温暖，但不久后就开始恶化，汉江有多次结冰的记录，气候变得寒冷干旱；从春秋开始直至西汉，气温又变得暖和了；东汉至南北朝气候转向寒冷，淮河竟然结冰，迫使曹丕取消了一次练兵行动；隋唐进入温暖期，但是宋朝之后直至19世纪，气温总的趋势是下降的，12世纪最为寒冷，之后有一个回暖期但十分短暂，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了厚达数尺的冰，而且此期最温暖的时期也没有达到汉唐的水平；20世纪以来气温开始上升，比较温暖。[18]气候的温湿和寒旱的交替变化，影响了农牧分界线的南北移动，对于游牧民族和中原国家势力的消长也有一定的影响。[19]

西州地区气候的变迁与中国总体气候的变迁趋势大体一致，但因为处在生态脆弱带，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强烈一些。从春秋开始的温暖期持续到西汉，当时西州地区的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得多，气候更加温暖，降水也更多，生长有大片的森林和茂盛的草地，鄂尔多斯高原分布着大片的森林，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在汉代都是设县的屯垦区，当时自然环境一定较佳，而毛乌素沙漠地区在赫连勃勃建统万城时还是一片青山绿水。[20]两汉时期的河湟谷地是非常优美的暖温带草原，牧草茂盛，山地森林覆盖，水文条件优越，黄河、湟水水量大且平稳，可以行船漕谷和放运木排，“四月草生”，草场返青比现在要早一个月。[21]汉代河西地区的绿洲与现代相比，数量更多，面积更大，疏勒河、黑河、石羊河之径流量较大，哺育了流域内众多的绿洲。这些自然条件是汉朝拓土西州的前提，若是西州地理环境、资源组合状况恶劣，则根本无法容纳上百万人的移民队伍对之进行开发。东汉之后气候转向干冷化，这种变化对于处在生态脆弱带的西州产生巨大影响，西汉时期大规模移民屯垦的破坏性作用在此时愈加凸显，“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波动性易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耦合，引发共振现象，使系统承载力超越临界阈值而严重失衡”[22]。从西汉后期开始，西州的自然条件开始恶化，人地关系出现恶性循环，“各大河中游的绿洲，在历史时期由于灌溉农田的不断扩大，用水量日渐增多，乃使各河下游由常流水变成季节河，终致成了干河道，原来的河道湖，变成终端湖，最后变成盐湖或盐碱滩”[23]。绿洲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戈壁荒漠增多，河南地的一些地方开始沙漠化，多个城邑淹没在沙漠中。东汉时西州羌患剧烈，与环境恶化导致的资源匮乏，进而引起汉羌间资源竞争加剧、矛盾冲突增多，是有一定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