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从草原看农耕 从边缘看中心

一 “边缘的西州”：争霸的中心

“西州”是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在当时天下的政治层级结构中，是处于京畿与西域之间朝廷能够通过郡县体制控制的区域。在两汉时期，西州的内涵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所指区域扩大；其次是内涵重心转移。西汉时人以西州专指西南益州地区，例如，由于广汉郡群盗横恣，汉成帝册免丞相薛宣时说：“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汉成帝显然是在用西州指称广汉郡所在的西南地区。经历了汉武帝时期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汉朝收复河套、开拓河西并设立郡县后，西州所指称的范围渐次扩及西北。到两汉之际，西州成为涵括西南和西北的实行郡县体制的大西部区域概念。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变化，即“西州”概念的内涵重心发生转移。在东汉时期，虽然“西州”有时仍被人们用来指称益州地区，但用之指代凉州、朔方等西北地区的用法后来居上，变得更为常见，甚至是当西南和西北同时出现时，西州被用来专指西北。[2]例如，东汉初光武帝以陇、蜀为忧，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3]隗嚣控制着凉州，但是他首鼠两端，所以刘秀说“西州未附”；占据巴蜀的公孙述（字子阳）称帝自立，所以刘秀说“子阳称帝”。在这个语境中西北凉州和西南益州同时出现，但是此处的“西州”显然仅指凉州而言，光武所说的“西州方略”，是指对付隗嚣的策略，当平定隗嚣“得陇”之后，光武才得以“望蜀”。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的“西州”应该包括西南益州和西北凉州、朔方地区，但本书研究的“西州”暂不涉及西南地区，而是仅指西北的凉州和朔方地区，这是因为本书研究之重点在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国家之互动关系，而且越是往后人们使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情形越少，“西州”一词反而主要被用来指称后进的西北之凉州、朔方，在对汉代国势盛衰脉动的影响方面，西北地区显然起着比西南重要得多的作用，就整个西部而言，时人关注之焦点不在西南而在西北。

“国势”指国家的兴衰、国力的强弱形势，亦指立国规模、统治能力、社会风尚、时代气象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西州经略与两汉国势的脉动有着密切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国势”的强弱决定了朝廷经略“西州”的方式和力度；另一方面，经略“西州”的后果必定会对两汉“国势”之走向产生反馈作用。作为边疆地区的“西州”与汉朝中央之间的交互作用贯穿整个两汉时期，深刻影响着两汉史的走向，故而是一个重新梳理和思考汉代史的切入点，也是观察比较西汉、东汉两个时代特质的有效视角。两汉历史的演进有两条前后相继的线索，一条是西汉一代围绕“汉匈关系”展开的对西州之争夺、开拓和经营，另一条是东汉一代围绕“汉羌关系”展开的西州羌胡化、西州军事集团的崛起及其对东汉政权的冲击。本书将围绕这两条线索，对两汉的“西州”经略与国势盛衰之间的交互关系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多角度分析，以展现“西州”之开拓—“西州”地方力量之成长—“西州”武力对中原腹地的反馈冲击这样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并探究西汉与东汉不同的时代特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西州是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地区、华夏文明的边缘，是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交锋的关键地区。在族群资源竞争的背景下，边疆地区与族群生存的资源边界和空间密切相关，边缘成为牵动整体的重要地区，有时候边缘地区的某些变动甚至可能促使中心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整体图景也因而需要重新定义。当然，这里只是强调边缘、边疆的某种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当然有其限度，它在很多方面还无法与中心腹地地区相提并论，但本书亦希望通过对边缘变化的观察来认识中心的某些动向，考察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关系。

两汉朝廷西州战略的形成、执行及其最终的效果，必然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战略上是进取拓边抑或徙边避寇，是驱逐蛮夷还是内徙夷狄，每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决策都只是“冰山一角”，影响这“一角”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的因素，都潜藏在海平面之下。分析一个政权的边疆经略方针，需要从周边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考察。理论上而言，一个成熟的统治阶层所做出的决策，必定会仔细权衡内外各种因素及其利弊，然后做出最优的选择。但实际上做出正确决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情势可能复杂到当局者理不清头绪的地步；利更大些或弊更大些的界限，也可能模糊到即使最老练的政治家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更重要的影响决策的因素需要从国家政权内部去寻找，比如综合国力的限制、皇权的禁忌，以及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掣肘等。虽然皇帝在理论上是乾纲独断、权力无限，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环境中也必须面对各种在他控制之外和意料之外因素的制约，雄才大略如高祖却困顿于白登，强悍刚狠如高后亦忍冒顿之辱，汉初边疆战略的谨慎和保守，非常明显地受制于汉匈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东汉在处理西北“羌乱”问题上的失败，一方面固然由于东汉国势衰落，但朝廷对西北豪族的顾忌和防范，朝廷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和掣肘，也是“羌患”长期无法解决的重要原因。某种边疆政策制定后，能否得到有力的执行，更是受制于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主持与执行边政者的素质，军队的征集、装备和训练，要塞、交通线和边防城市的修建，后勤物资的征调和运输，方方面面都考验着帝国的综合实力。边疆虽然只是一个边缘，却关乎整个帝国的安全，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得之未必有利，但弃之必定有害。

最初的“西州”只是中央政策执行的客体，无论是修筑长城、要塞、边城，还是屯田、设郡县、移民实边，抑或派军征伐，“西州”都是一个人力和物力的输入地。逐渐地，在这个输入的过程中，“西州”地方力量得到成长，待这种本土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被输入的客体，渐渐地亦获得一定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最终，在外部情势变化的契机下，“西州”力量会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心，这种反馈力量可以是良性的，亦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两汉之际“西州”的地方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河西窦融集团以边地骑士及羌胡劲兵佐助光武帝完成统一，可以视为一种有益的反馈力量；而此时割据陇右的隗嚣和占据朔方与匈奴连兵的卢芳却成为光武统一的障碍；后来因为帝国“西州”战略的接连失误，羌患愈烈，“西州”摇动，帝国东方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关系失去平衡，在平定羌乱过程中形成的“西州”军事集团在董卓的带领下进入洛阳，废立皇帝，残破两京，则是极具破坏性的反馈。我们看到，从西汉之初的“西州”开拓，到东汉末的“西州”边兵入京，一个中央与边疆互动的轮回完成了。“西州”，从一个遥远陌生的异族活动的异域，嬗变成一个能够积聚足够的力量反噬中央，强烈影响东汉帝国国势走向的地域，我们不禁要问，“西州”在这四百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本书通过对两汉西州经略的研究，透过中央政府之西州战略的制定、执行和最终效果，力图从中窥视整个帝国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的具体状况和特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西州”亦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大文明体冲突与战争、和平与贸易的舞台，是双方历史演进的共同推进器。两大文明在这一地带持续的互动促使各自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与进程。我们通过“西州”这个视窗，庶几可以稍稍进入汉代历史之内部，同时也可以跳出中原中心论，以更宽广的视野考察农牧互动关系以及边缘与中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