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与致谢

将军不能仅凭自己赢得战争。本书讲述了六个国家的七位经济学家在1935—1955年世界频繁爆发各类战争期间扮演的角色，其中涵盖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些经济学家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的立场，面对不同的挑战。这是一个关于好与坏的经济思维、好与坏的政策、好与坏的道德立场的故事。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七位经济学家也有相似之处或者互有联系。

1935—1955年是一个充满冲突、对抗和毁灭的时期，可能有多达8 000万人死于这一时期。以此衡量，这是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的技能被用来为军队融资、识别经济脆弱性以帮助战后重建。经济学开始被视为一种政策工具，经济学家作为顾问越发受到重视。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计算科学全部诞生于这一时期。

战争带来了许多创新与进步，经济学也不例外。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多夫曼（Robert Dorfman）认为，凯恩斯宏观理论、投入产出分析、国民收入核算、线性规划、博弈论、一般均衡理论是20世纪最重大的六项经济学发展成果（Dorfman, 1995，第305页）。所有这些成果都与本书中的经济学家有关，而且都是他们在战时斗争中发展或使用的。

战争也带来一些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学家从他们的经济管理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正是在这一时期，经济学从古典的自由放任原则和封闭经济体的临时财政管理，发展出了管理经济的多种新方法：这就是我们今天已了解的更为复杂的财政和货币稳定政策、对动态增长过程的理解、各国际机构在国际经济互动中的作用，以及利用经济理论、计算能力和数据方面的技术进步建立更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些新方法加上政府职能的增强，最终在战后帮助人们实现了较好的生活水平。

本书聚焦的七位经济学家全部为男性（女性在经济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分析、计算、规划和组织的角色，书中也提到了几位，但多数情况下她们都是在幕后），他们当中有日本人、中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罗斯人和移民到美国的人。他们的经济学背景不同，有人自学成才，也有人学术性很强；他们的动机不同，有人爱国，也有人追逐私利；他们的职位不同，有人是政府高官，也有人是大学学者；他们的角色不同，有人处于核心决策层，也有人在大学从事象牙塔式的学术思考。

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来自从事专业工作的中产阶层家庭，父母知识渊博，经历过艰难时期。几乎所有人年轻时都曾经历动乱和分裂，多数人在革命和战争期间经受过苦难，有时还会为个人和家庭的安全而逃亡。他们聪明过人，父母欣赏他们并给予支持（尤其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位既支持他们又有影响力的母亲）；他们设法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尽管有时是在极端情况下；他们挑战自己的良师，多数人还有颇具影响力的妻子。他们兴趣广泛，多数人因偶然机会才开始学习经济学；他们聪明又傲慢，在那个困难且不寻常的时期四处游历；他们有国际视野，愿意承担风险，勇于探索；他们与政治现实作斗争，不寻求利用经济学知识为战争服务；他们都很有韧性：这造就了他们的洞察力和影响力。

这些人都相信经济实力能够发挥作用，都对经济做出了贡献，这些贡献对政治结果和军事目的产生了影响。他们在不同制度下工作，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每个人都有一个强大的经济思维框架。他们种族不同，但都是（或成为）信奉决定论传统的基督教徒。从不同的方面来说，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

这七位经济学家都不是“战争贩子”（也许有一个人例外）。他们中的多数更喜欢安静的书房而不是战场，更喜欢钢笔而不是步枪。虽然他们下定决心执行战时任务，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同样满足于研究经济发展、探索新思想，以及挣钱。他们并没有寻求战争，而是战争找到了他们。

这些经济学家中的大多数都知道其他人或互相认识。他们是否曾经想过他们之间是直接的对手，是梦想用新的经济武器打败另一方的经济学家，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争期间，蒙哥马利将军把隆美尔将军的照片放在自己的营房里那样？或许没有，但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能够如何改变国家的战时前景，也知道敌对国家是如何使用经济学家的。

他们的故事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大致按时间顺序讲述。每一章讲述一位经济学家的故事，通过他的战时经历，回溯他的早期生活和经历，将故事连接起来。本书不是这七个人的完整传记，相反，叙述的重点是他们每个人面对的几个重大经济问题，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叙述按时间前后进行，并突出他们之间的互动。

故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开始，一直讲述到冷战时期。我们的第一位经济学家是日本的高桥是清，他比其他几位都年长。事实上，本书是以他的死亡开场的，然后再回过头来解释，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并多次出任日本大藏大臣的政治家，一个曾出色开拓债务市场并将日本从严重衰退中拯救出来的人，为什么在1936年却因他的财政信念而惨遭杀害。叙述接着转向被侵略的中国以及当时担任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的孔祥熙的混乱生活，他周旋于士兵、军阀、帮派头目之间，在极为动荡的环境里筹措战时资金。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的腰包填满，满到即使是今天的寡头们也只能在梦里想象。当中国需要援助时，他通过亚尔马·沙赫特与德国搭上关系。沙赫特是德国经济重建和军备重整的设计师，当时正心神不安地为纳粹工作。沙赫特是一个独断专行、纪律严明、教条主义的经济学家，与孔祥熙完全相反，他目睹了由自己提供资金的武器最终被用来入侵西欧。

由于对全面冲突毫无准备，英国不得不为战争努力筹措资金，从而严重依赖那位无所不知、固执己见的经济学天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洞察力，他开创了经济管理的一种新思路，并展示出这种思路如何帮助支付战争费用。此时的欧洲风起云涌，苏联正陷入残酷的战争，那里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经济学者列昂尼德·康托洛维奇，他发现自己身在前线，处境危险。他一直在探索新的方法，以提高苏联工厂的运营效率，但被偏执的斯大林阻止，无法将他的技术应用于整个经济。

最终德国和日本战败，流亡美国的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和冯·诺依曼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以各种方式运用经济学和数学使轰炸更有效和更致命。停战终于带来了和平，但随着冷战的爆发，东西方之间的对峙变得日益尖锐。随着紧张气氛升级，美国的冯·诺依曼和苏联的康托洛维奇运用他们的思想以帮助自己的国家，而里昂惕夫则试图促进和平的经济。

这些经济学家不都是道德上的英雄：没有某种程度的经济管理，重大战争将不可持续。也许有人会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复杂的经济管理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屠杀并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附录概述了这些经济政策发挥作用（或失败）的许多不同方式，以及各种背景条件如何影响这些政策的有效性。

从根本上说，本书不是一部战争经济史，不是一部经济政策的学术研究，也不是一部传记研究，更不是一部关于在战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指南。相反，本书描述了这些经济学家所处的复杂，有时甚至是可怕的境地，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经济学和个性去解决问题。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但也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

军队一向知道人力、物资和补给线的重要性，但通常不考虑如何筹措资金，也不会考虑如何管理面临大规模军事破坏的经济。单凭战术高明的将军和聪明的政客无法赢得战争。他们也需要顶尖的经济学家。

我在此感谢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人，我在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特别要感谢罗伯特·巴克尔（Robert Buckle）、珍妮·莫雷尔（Jenny Morel）、阿尔伯特·博拉德（Albert Bollard）、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凯蒂·毕肖普（Katie Bishop）、约翰·斯莫尔曼（John Smallman）、沙曼·巴克尔（Sharman Buckle）和迈克尔·詹斯（Michael Janes）。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此外，我还要感谢原来的同事在注释、翻译和音译方面提供的帮助，特别是有关日本、中国和苏联的外文材料。相关版权已确保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