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是清如何学到专业技能？

东京，一个寒冷的冬夜，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士兵们安静地准备好步枪和刺刀，军官们身穿厚重的军大衣，佩戴着军刀。他们悄无声息地在军营前集结完毕后，沿着白雪覆盖的街道列队行进。在一座美丽的传统木结构宅院的大门前，队伍停了下来，门卫试图阻止他们并拼命打电话呼救，但一切已经太晚了。在军官的一声令下，士兵们粗暴地撞开大门，冲进住宅，在一间卧室里找到一位正在睡觉的老人，为首的两名军官拔出了军刀和手枪。

这位老人就是德高望重的日本政治家高桥是清。他曾担任过日本首相，并曾七次出任大藏大臣（即财政部长）。正是他运用现代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相组合的一揽子方案，成功阻止日本陷入大萧条。他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设计出这样一套政策的人。在经济学理论尚未认识到可以将这些政策手段相互关联使用之前，高桥是清就已在1934年将其付诸实践了。通过实施一揽子政策方案，他帮助日本建立了强大的经济。然而，不幸的是，强大的经济却被用来服务于军队，进行战争准备，最终使数百万人遭受了深重的苦难。高桥是清是20世纪30年代唯一一位敢于直面日本军部的政治家，与不可阻挡地滑向军国主义的大势进行抗争，通过制定有约束的现代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1935年及之前军费的过度支出。为此，他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动了两场重要战争，对东亚地区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高桥是清从这两场战争的经历中逐步学习到他的专业技能。第一场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给予衰落的清王朝以羞辱性的打击，占领了朝鲜半岛，使朝鲜成为附庸国。第二场战争发生在10年后的1904—1905年，日本无可争辩地击败了俄国海军舰队，趁势扩张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力，军事实力膨胀。

高桥是清是那个时代一位非常独特的日本绅士，他的人生经历极为丰富。1854年，高桥是清出生于江户（旧时的东京），他不寻常的成长经历与正处于巨变之中的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他的父亲川村守房是江户幕府的御用画师，一个大吃大喝、喜欢参与各种热闹活动的人，并以酒量大而出名。尽管他已经有两任妻子和多名子女，而且年纪也大了，但他还是与一个名叫北原金的16岁漂亮女佣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和喜次。和喜次出生后不久，就被邻近的高桥家收养。高桥家是一个低级的武士家族（为江户幕府时期称为“足轻”的步卒），和喜次改姓高桥，由寡居的祖母喜代子抚养，祖母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桥是清出生的那一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舰队打破了日本的对外封锁，迫使其开放门户，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执政的幕府将军把权力交还给明治天皇，后者意识到需要与外部世界交流，并向西方学习。祖母喜代子是一个理性、独立且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她在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中养育着高桥是清。高桥是清从小就表现得机灵、早熟，具有惊人的学习能力。他引起了一位现代派高级武士的注意，他把高桥是清送到一位传教士的妻子那里学习，当时高桥是清只有10岁。高桥是清英语学得既快又好，与外国人交流也充满了热情。他11岁时就被横滨的英国特许商人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雇为僮仆，开始了他漫长而多姿多彩的金融职业生涯。

大多数日本年轻人都被培养成安静和有礼貌的人，高桥是清则不同，他从小就非常喜欢社交，这种个性有助于他学习外语，但与其生父一样，高桥是清也喜欢寻欢作乐，如酗酒、赌博、加入欺诈妓女的东京帮派，这很快就给他带来了麻烦。后来他与其中一位年轻艺伎开始交往。他的家庭试图对他加以约束，但丝毫没有作用。

高桥是清向往能够出国旅行，去看看日本之外的现代化世界，这对当时的日本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稀有的机会。1867年，高桥是清只有13岁，他说服了一个武士家族为他安排去美国旅行。祖母喜代子尽其所能为他的旅行做准备，甚至把他祖父的武士刀也赠给他，并教他在需要的时候如何剖腹自杀。

跨越太平洋的海上之旅枯燥乏味，高桥是清与一位年轻的日本人同行，他们俩以捉弄其他乘客为乐，但也常常给自己惹来很多麻烦。轮船最终停靠在旧金山码头。高桥是清原以为他可以进学校读书，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最后只能给旧金山的一个家庭做了僮仆。接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又签了一份卖身契，把自己卖给了奥克兰的一个农场主做仆人。不久，他与农场的一名中国厨师发生了激烈争吵，那位厨师甚至举着斧头扬言要劈死他。年轻的高桥是清受到农场主的惩罚，他试图逃走，但被警告不能离开。后来，他被卖给另一个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日子不比奴隶好到哪儿去。

没有人愿意被奴役，高桥是清一直在寻找机会逃走，最后他终于逃到了太平洋沿岸。1868年，他设法登上一艘轮船并返回了日本。他发现国家正处于动乱之中，因为幕府军阀发动了武装起义，反对新成立的联合文官政府，高桥是清及其朋友加入了与政府对抗的地方武装。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得不逃离东京，躲藏起来。

最终，高桥是清回到东京安顿下来。他在教会学校得到一份教职，先是教英文，随后又增加了其他科目。虽然高桥是清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他的外向性格和语言表达能力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没有什么新的科目是他学不会的。然而，他的私生活依然放荡不羁，在教会的清规戒律以及与艺伎、帮派的酗酒狂欢之间任情恣性。

在出发去旧金山之前，他曾想与在帮派里认识的艺伎女友御君结婚。令人意外的是，他的祖母竟然同意了，也许是希望他能就此安定下来并确保他一定会回来。但御君已经签了另一份艺伎合同，她的雇主不同意放她走。高桥是清回到东京时已20岁出头，他的祖母担心他继续胡来，就为他安排了一桩婚事，与一位名叫西乡里的女孩结婚。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高桥是贤出生，又过了几年，第二个儿子高桥是福出生了。

随后的20年里，高桥是清在多所不同的学校里工作。他的天赋——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交际能力和学习能力——很快就引起东京一些政府官员的注意。他在财政、内政、农业、商业等政府部门接连不断地得到了一些工作机会。随后，他在一所主要的农林学院工作时，曾获得“精明管理者”的称号。他还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对那个时代的年轻日本官员来说，这是一条非同寻常、跨度巨大且不可预料的职业生涯轨迹。这种多元化的角色，给予高桥是清难得的机会去广泛接触正处于重要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政府体制。虽然他还没有确定具体的职业发展规划，但前景看起来是光明的。

此时的高桥是清已从矮胖圆润的小伙子成长为衣着得体的年轻人，矮小强壮并已开始脱发，留着帅气的翘八字胡，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着幸福的家庭，而在1884年，他的夫人去世了，幸福生活也随之被打断，但高桥是清在困难面前从来都是坚强的。三年后，他又与一位名叫志奈的年轻女子结婚。

1889年，36岁的高桥是清被任命为政府专利特许厅长官，参与制定日本第一套西方风格的产业政策。他后来回忆说，他工作的第一步就是阅读《大英百科全书》中有关产业政策的词条。这份工作给予高桥是清再度访问美国的机会，此次旅行舒适很多，也是在旧金山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在访问期间，他的好学态度和交际能力帮助他学到了很多其他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产业援助和竞争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在同一年，他还经历了一起让他付出巨大代价的不寻常事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冒险精神和适应能力。虽然过程十分严酷，但他还是通过这一事件学到了很多。日本几乎没有矿产资源，但其工业需要原材料，因此日本把目光第一次投向国外去寻找资源。拉丁美洲是日本投资者最喜爱的地方。有人劝说高桥是清参与投资一个地处遥远的秘鲁安第斯山脉高海拔处的银矿项目。他不仅投资，还被要求管理这个项目。他长途跋涉向安第斯山脉进发，途中遇到无数危险，艰辛的海上旅行、险恶的高山跋涉、艰苦的居住环境等。在终于抵达矿山现场后，他很快就发现了坏消息：矿山早已被开采殆尽，商业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骗局。

经过漫长而危险的返程之旅，高桥是清终于回到东京，也把坏消息带了回来。他努力工作，以尽量减少股东的损失，也学到了很多有关贵金属及其交易方面的知识，尽管如此，公司最后还是破产了。他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款投资于矿山，此时的他已经债台高筑。他别无选择，只能节俭度日。他卖掉了现代化的日式豪宅，搬入附近出租的一所小房子中。高桥是清失业了，只能用他微薄的抚恤金来维持两个儿子及他们继母的生活（他不是本书中唯一陷入过个人财务困境的经济学家）。

虽然高桥是清的适应能力极强，但仍然花了很长时间才使自己的健康、精力和声誉从这次危机中恢复。终于在1892年，即他出发去秘鲁三年之后，他原来的一个支持者帮他找到一份新工作。日本银行[1]是当时着力于促进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现代化金融机构，正因为如此，它们打算建造一座宏伟的新风格的东京总部大厦。这是日本的第一批西式大型建筑项目之一，但陷入了重大建筑设计、工程以及财务上的困境。日本银行聘用高桥是清来解决问题，虽然他此前从未做过类似工作，但和以往一样，他很快就能进入角色，证明自己完全不负重托。

他的能力给日本银行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任命他担任地处西南部山口县的地区经理。在山口县任职期间，高桥是清经历了第一场战争。1894年，日本与清王朝开战，山口县所属的广岛市是军部的大本营，日本天皇和政府都临时搬到那里，以便更好地指挥战争进程，日本帝国议会也在广岛举行会议。由于日本当时处于战时状态，因此广岛成为一座繁忙的港口城市，军舰和部队频繁出入。它与东京通过新建的三越铁路相连，是距离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最近的日本港口。在海峡对面，就是附庸国朝鲜和正在衰落的清王朝。

作为日本银行的西部地区经理，高桥是清的工作是为当地工业的发展以及军队的扩张融资。战争需要花钱，政府希望在国内募集资金，高桥是清的任务是在当地推销战争债券，这就需要他去说服地方政府和商业领袖或者向他们施压来购买这些债券，并以他们为榜样向其他人出售更多的债券。高桥是清做得非常成功，他利用人们对战争的狂热或通过施加压力等手段取得了比预期高得多的销售业绩。

但战争也给该地区带来了苦难，军部征用了大量的物资、库房和粮食储备。高桥是清意识到军队带来的破坏，并设法减轻这种破坏。中日甲午战争使高桥是清看到了未来的景象：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军费开支增长、高额负债，以及民众生活困难。

高桥是清对于如何运用经济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率，以及如何建设更为强大的工业基础很感兴趣。他发现，地方小型企业很难从银行系统获得融资，因而他请求日本银行动用资金为这些企业提供帮助。高桥是清的请求被总部否决，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帮助农民以较低的利率借到钱，而不必支付传统的地区利差。他还获得了处理银行问题的第一份经验：当严重的洪灾和高负债的填海项目给一家地方银行造成财务危机时，他动用日本银行的资金来支持这家地方银行的运营，前提是他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尽管该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但仍然具有偿付能力（这种针对经济可行性而不是财务流动性的测试方法是由白芝浩[2]在19世纪提出的，迄今仍为银行监管者使用）。

高桥是清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的兴趣在于经济发展而不是军事扩张方面。1895年，停战谈判在广岛举行，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极为严苛的惩罚性条款：清朝军队投降，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若干城市并控制当地铁路，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以及给予日本投资者特权待遇等。此外，清政府还需支付巨额战争赔款。高桥是清警告日本政府，如此严苛的停战条件将会在中国引发大范围的反日浪潮，可能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反对。他的国际主义倾向和中庸路线成为他一生的特征。

到1895年，高桥是清超出常人的才能逐渐得到认可，他被日本银行任命为横滨正金银行的经理。横滨正金银行持有日本大部分官方贵金属，既是一家进出口贸易促进银行，也是接受并管理中国战争赔款的机构。高桥是清发现，这是一家旧式金融机构，他发誓要对其进行重组，以期建立完整的具有现代化商业和国际概念的新借贷规章制度。

日本在这个时期采用的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是一种固定汇率，但它也被看作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标志，体现日本应该被视为一个世界大国来认真对待。其实，在当时对于应采用哪种货币本位制以及采用何种汇率，存在相当大的争议。

1898年，日本银行派高桥是清出国考察各地的银行分行运作情况，并学到了更多的现代银行业知识。他乘坐蒸汽轮船先后访问了中国上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最后抵达伦敦。在亚洲旅途中，他目睹了贸易港口的繁荣景象和中国商人的充沛精力及进取心。这次经历使他确信日本的未来应更加倚重于拓展与中国商人的贸易往来，而不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干预。

在伦敦，高桥是清拜会了一批银行家，并与其中的一些人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友谊。高桥是清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伦敦和欧洲主权债券市场的运作机制，包括如何向市场发行债券、政府债券的发行金额、债券持有人对收益和发行先决条款的要求，以及如何建立正式的信用评级等实际操作流程，所有这些对东亚国家来说都是陌生的，也从未尝试过，但很快就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高桥是清从伦敦前往欧洲大陆，访问了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金融市场，随后再次访问美国。他善于与人交往的个性，很快帮助他建立起一张有价值的银行人脉网络。他希望，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打造一个高起点的借款人地位，与其不断自我膨胀的世界强国形象相匹配。高桥是清对于如何利用国际金融市场、通过购买重型工业装备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也很感兴趣。然而，他的资本市场经验被用于战争而不是和平，这令他非常失望。

1899年，在回到日本后不久，高桥是清因其成功的国际经历，被提升为日本银行的副行长。这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职位，他的新任务是代表中央银行处理商业银行的财务危机。高桥是清曾富有诗意地描述他任职日本银行副行长最初几年的情况，“在横滨正金银行工作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朵在田野中开放的菊花，不引人注目但环境优美舒适；来到日本银行，恰好相反，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朵美丽芬芳的玫瑰，工作闪光且引人注目，但谁也躲不过花丛阴影中的棘刺”（Smethurst, 2007，第137页）。

此时，高桥是清已人到中年，成为东京社交圈的成功人士，拥有优渥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修建了一座融合了日本和西方建筑风格的新住宅，坐落在东京高档地段的青山，距离太子官邸不远。他还购置了位于叶山的一座海滨度假屋，同样也靠近皇室度假别墅。

作为日本银行的副行长，高桥是清确立了新的政策取向：人为压低贷款利率以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这项政策挑战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秉持的儒家理念，即在道德上，勤俭光荣、奢靡可耻。高桥是清不是唯一持有该新理念的人，但他的做法是对传统的重大突破。在他担任副行长的10年中，日本银行放款的速度加快了一倍，却仍保持着谨慎的信贷标准。他的做法很有纪律性，侧重点在于增长而不是节约，目标是发展日本经济并使其在世界上获得更强大的地位，但同时也注重寻求政府预算的平衡。

随着国力的增长以及在东北亚势力的扩张，日本不可避免地与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上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随着战争风险的增加，日本开始扩张军备，并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订购战舰和武器装备。中日甲午战争的代价很高，因此东京方面清楚，如果与俄国开战，必将需要大量军费开支，不可能全部由国内税收和国内借债解决，特别是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的正常预算范围内解决。高桥是清熟悉欧洲资本市场，尽管他不太情愿，但仍被紧急派往伦敦，动用他之前建立的关系为战争筹集资金。1904年，高桥是清带上20岁出头的大儿子高桥是贤一起出访。

东京方面估计，对俄战争大约要花费4.5亿日元（在当时约合2.2亿美元），与中日甲午战争的花费差不多。故此他们测算，至少需要向国外借贷1亿日元。从某个角度说，这是一场关于资金的战争：俄国（国家预算要比日本多得多）预期，它能够筹集到供四年战争使用的资金，并认为日本不可能做到。在东京，也有很多人对筹集巨额资金的前景感到悲观，特别是在此前几年国内储备下降了近一半的情况之下。

高桥是清被告知，国家的命运就取决于他的努力。他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原本希望向英国政府借款，但由于英国王室与俄国王室来往密切而变得不可能。从策略上考虑，他会见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的一批主要的犹太裔银行家，这些人对俄国虐待犹太人的做法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愿意提供帮助。事实证明，他非常擅长与伦敦城的关键人物打交道，在纽约市场同样如此。为了证明借款给日本的合理性，几个月来，他游说银行家、金融家、记者和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一些大人物，如华尔街的雅各布·希夫[3]、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接触到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七世。经过努力，高桥是清设计出一个1 00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元）的债券发行计划。对任何国家来说，此类债券都是在市场上的第一次公开发行，高桥是清必须做大量的工作。面对俄国的反对，他不得不大力宣传日本作为可靠债务国的形象。最后，债券成功发行并出人意料地在国际二级市场上大受欢迎。此外，媒体打造的日本勇士形象，以及日本在一些小规模关键战役上取得的胜利起到很大的助推作用。

1904年，日本海军突袭了驻扎在中国辽东半岛最南端旅顺口[4]的俄国海军远东舰队。两天后，日本正式对俄宣战。在打垮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之后，他们又等候了八个月，直到俄国海军波罗的海舰队长途跋涉而来，日本海军再次突袭了俄国舰队，并在两天内就将其主力击沉。这是日本的一次重大胜利，导致俄国转让了其在中国辽东半岛以及库页岛南部的租借权。

日本的胜利获得了其他亚洲国家的赞赏，并将日本视作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的亚洲国家，同时西欧和美国也从中认识到日本的发展壮大。此外，这也是1905年俄国革命[5]最直接的导火索。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日本国民的自豪感，催生出日本民族优先以及应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然而，战争的代价远远高于预期，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战争释放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黑暗势力，最终导致了20世纪的浩劫。

到那年底，高桥是清认为日本已经借了足够多的钱，希望能够回家，但他失望了。由于战争花费远远大于预期，日本政府命令他留下来进行新一波筹款。他最后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在海外为安排国际借款而奔波，其间仅设法短暂回过一次家。他又成功地安排了四笔共计8亿日元的战争借款，超出日本政府最乐观的预期，但是贷款条件变得越来越严苛，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关税以及烟草、酒精等垄断收入作为贷款抵押物。

最后一笔也就是第四笔贷款的苛刻条件曾招致贷款人的抵制，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不满。此时日本发现自己处于西方的压力之下，西方国家要求日本不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而这种做法获得高桥是清的支持（他与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持有同样的立场，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花费了2.5亿日元。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则花费了近20亿日元[6]，其中3 /4是通过公募债券融资，而当中的一半是由高桥是清在海外筹措的。

1907年，高桥是清终于回到东京，他为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他被任命为日本帝国议会的上院议员，并被授予男爵勋位。更重要的是，他还带回了对西方思维及其金融体系价值难得的深入理解。他知道，如果没有筹集到欧洲和美国的资金用来购买英国战舰、壳牌汽油和西方武器装备的话，日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同时他也担心，日本将面临偿还新增巨额外债以及控制未来军备开支方面的困难。

日本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翻了一番，并已建成初等教育制度，改善了公共卫生和交通体系，政府决策过程也开始民主化。但是，这个逐步改善的政府依然缺少一个有纪律的预算编制程序。

1911年，高桥是清获得了重要任命，担任日本银行行长，承担起控制利率和监管银行业的重任。此时日本经济的焦点在内部事务上，如铁路系统国有化计划。高桥是清曾看到，铁路建设在促进广岛经济繁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他感觉这应该是私营部门的业务，而政府应该尽量避免增加债务。他认为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实行低利率和低商业税率以促进商业投资，他也提倡政府为交通和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一些较大的自治市政当局也逐渐效仿高桥是清的样板，通过海外融资为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作为一个多年奋战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人，高桥是清对控制政府开支和确保外债偿还的必要性有着很现实的看法。这强化了他反对过度军费开支的立场，他反对军事扩张政策，主张日本应该更关注区域内的贸易发展机会，但他的观点在内阁中不受欢迎。根据明治宪法，日本军部的运作不受首相制约。在1912年的大正政变中，军部就曾控制并胁迫内阁成员，批准了他们在朝鲜殖民地的额外军费开支。

这是日本政坛极不稳定的一段时期：每届政府都是短命和软弱的，在20世纪前20年平均任期不到两年，而到30年代平均任期则只有一年。高桥是清不是典型的“政治动物”，但1913年他加入了统治日本政坛近半个世纪的两大政党之一的立宪政友会。[7]当时的新任首相山本权兵卫任命高桥是清为大藏大臣，但这届政府是短命的，高桥是清仅在位一年就下台了。然而，这却是高桥是清一系列大藏大臣任职的开始：他在职业生涯中曾担任七次大藏大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高桥是清已不在政府任职。开战后的一个月，日本选择加入了协约国，并与轴心国作战，主要是为了夺取德国在中国东部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控制权。日本意识到战争打破了传统列强的平衡，遂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8]，厚颜无耻地要求拓展日本在东北南满地区的土地、铁路、采矿和其他权益，其做法将把中国北方变成一个傀儡政权。高桥是清看出这种做法的危险性，把日本外务大臣的“二十一条”贴上“荒谬”的标签。他的担心在中国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英国和美国的抗议行动中得到了验证，但这仅仅是日本不断升级的控制中国战略的又一步。1917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日本感觉更多的机会来了，于是开始在西伯利亚地区进一步部署军事干预，但这次日本付出了更高的人力和财力代价。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经济已经债台高筑。但由于欧洲国家把工业生产转向武器装备，所以日本获得机会进入英国在东南亚的出口市场。日本工业从在中国东北新攫取的资源中获得利益，并逐渐形成造船及其他重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日本制造业出口增长了2 /3，并将贸易转为巨额顺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处于上升趋势，没有受到任何结构性损害，而与此同时，德国和俄国的远东利益则被大幅削弱。战争导致日本军部更加胆大妄为，使得文官政府很难对其进行遏制。

日本的民主政府仍然非常不稳定，充满一系列复杂变化的政治联姻和结盟。在这一动乱环境下，高桥是清的经济能力和国际视野是大家都需要的。在战后的几年中，高桥是清曾担任农业大臣、商工大臣，并几次出任大藏大臣，任职最长的一次是从1918年至1922年。在职期间，他是一名改革派政治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框架、削减军费开支、主张内阁控制军部、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渐进式所得税制，并主张下放部分税收和支出权力给地方政府。然而，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特别是在具有密室结盟、军队效忠和政治交易特征的日本复杂政治环境下，他似乎永远是一个政治局外人，从未真正建立起利益联盟，而这些则是他实现所有经济目标的必要条件。

日本政府的支出继续攀升，作为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最初坚持实行大预算和财政赤字，他相信这样的政策可以促进生产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尽管当时的经济已经显露能力不足的迹象。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军费支出的持续增长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1920年3月，泡沫破裂、物价狂跌、国民收入萎缩，有些行业遭受重创，也拖累很多银行陷入困境。

出于对军费需求的担忧，1921年，高桥是清向日本首相原敬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树立东亚经济实力之意见”的备忘录。他主张应从中国撤军，减少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压榨，取消强加于中国的赔款。在他看来，日本能够从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中国获得的利益将远大于从一个弱小屈从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他倡导建立亚洲共同经济联合体、欢迎外国资本，这一思想超越那个时代，无法得到政治上的支持。

1921年，原敬首相被一名右翼极端分子刺杀，一个可怕的时代由此开启。高桥是清期待退休，但再次被要求为国家服务。为了保持内阁的连续性，67岁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被任命为首相，并授予子爵勋位。高桥是清后来写道：“当被任命为首相时，我曾试图拒绝，但正值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召开之际，我们需要尽快组建一个政府……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担任首相。”（Smethurst, 2007，第224页）

高桥是清自知不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他很难把各持己见的政府成员团结在一起，他将七个月的首相任期看作临时任命。他仍然希望推进他的政策主张，完成重大政策改革，但内阁仍旧缺乏政治共识去推进相关工作。不过，他签署了限制海军军费和国际社会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华盛顿公约”[9]，这一做法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使日本对于美国资本市场和技术更具有吸引力。高桥是清注意到美国战后的成功，呼吁日本工业界效仿美国，通过建设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工厂来增加生产能力。然而，“华盛顿公约”的签署也给他带来了负面效应：在“华盛顿公约”中，限制日本海军军费的条款引发日本军部的长期愤怒，高桥是清被指责要对此负责。

在立宪政友会下台的几年之后，高桥是清于1924年再次加入内阁，并在一年时间里轮流担任主管商务、工业、农业、林业和司法的大臣，这使他对经济和社会政策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在一份题为“经济的首要原则：关注我国生产”的文件中，他提出通过与劳工分享利益来提升生产率的观点，而不是得出高工资必然导致高物价的结论，他同时指出资本投资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他预测，政府分权化后，地方政府将以其土地税支持重工业和大工厂的发展，以满足当地需求。这届政府也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就下台了，高桥是清又一次退休，回到他在东京的花园住宅。

1927年，因害怕银行倒闭而引起的金融恐慌情绪急剧上升，部分原因是几年前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善后处理公债”即将到期。政府辞职致使金融恐慌蔓延，这一事件被称为“昭和金融恐慌”。[10]新一届政府组阁，高桥是清（此时已74岁高龄）又一次从退休中被召回，在新内阁中出任大藏大臣。他不情愿，但出于责任心还是接受了任命，提出银行应延缓偿还债务直至金融市场恢复稳定的意见，并立即起草了若干相关法案，授权日本银行在政府担保下可以提供特别贷款用以补充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随后又推出几项银行业结构性改革，包括新的资本金要求和治理要求。这导致许多小型银行不得不关门或被兼并，但重组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更为强健的日本银行业，当几年后大萧条来临时避免了更大的伤害。

这些措施很快就把市场稳定下来，仅六周之后，高桥是清就能够再次愉快地退休了。他回到家中，沉浸于他最喜欢的爱好之中——在美丽宁静的东京豪宅里收藏和栽培复杂精致的盆景。佛教的盆景文化带给他美学的享受，也使他年迈的灵魂得以平静地安度晚年。

然而，事实再次证明，稳定是短暂的。当时的日本银行行长特别欣赏德国货币专员亚尔马·沙赫特采取的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日本重新加入金本位制的决定就建立在对这些政策的错误理解之上。1929年，高桥是清从旁观察到，日本政府无视凯恩斯的建议，在一个高汇率点上又重新加入金本位制，并期望以此来“合理化改革”金融和实业界，即清理效益低下的公司，帮助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但是，以战前价格重新加入金本位制，意味着日元要升值超过10%，带来国内货币和预算紧缩，家庭支出减少，利率提高以及政府支出下降。这对经济的整体影响是灾难性的：贸易和物价下跌了20%，公司裁员，工资降低，投资停滞。

那年晚些时候，情况变得更糟。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的影响跨越太平洋冲击了日本经济。日本的出口以真丝和纺织品为主，大部分销往美国市场。两年内，日本的纺织品出口量下跌了50%以上，真丝价格下跌了50%，而美国人造纤维的产量增长更是让这一情况雪上加霜。1930年，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英国重新恢复了其帝国特惠制度[11]，其他国家也采取报复性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国际贸易量大幅下降。

1931年10月，英国废除了金本位制。主要金融机构认为，日本也将被迫跟随英国采取同样的措施，因此它们大量抛售日元购进美元。日本政府试图实施资本管制，但无法阻止资本外流。为防止进一步的资本外逃，日本政府在1931年末提高了贴现率，但只能使经济增长放缓加剧，国内投资干涸，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工资及实际收入大幅下降。由于出现重大经济危机，日本内阁于1931年12月下台。此时的经济形势已十分糟糕：黄金流出日本，出口下跌一半，国民总支出下降18%，失业率飙升，劳工工资严重下跌，债务负担沉重的农民损失近一半的收入，有一个地区甚至出现了饥荒。

日本军部的极端派认为经济乱象是民族的耻辱。1930年，首相滨口雄幸被右翼分子暗杀，日本文官政府风雨飘摇，桀骜不驯的军部显现出其危险性：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要求更多地干预中国东北。

新政府于1931年底紧急组建。首相是70多岁的犬养毅，他说服信任的老同事、时年79岁的高桥是清从退休生活中复出，重新加入内阁，再一次出任大藏大臣。这一次，高桥是清既没有想到也不情愿，但他感觉自己对国家负有责任。当时的照片显示他驼着背，面带疲倦。

1931年9月，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炸毁了自己的铁路，并把罪名转嫁给中国对手，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显然，日本文官政府已无法控制军队，而日本军部则以该事件为由，开始侵占中国整个东北地区。日本内阁下令暂停侵略行动，但关东军无视命令，并在中国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他们称之为“满洲国”，这种严重蚕食中国主权的行动一直延续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才结束。一个月后，东京发生另一起未遂政变，即“十月事件”。[12]高桥是清和其他一些较西方化的政客对这一系列事件感到震惊，他们预见到日本与西方的关系将更为紧张，并将给中国带来混乱和经济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