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皇帝

第一章
“世界四大国君”

286-470

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他的人民为“罗马人”。

对他们，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

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

的确，凶狠的尤诺出于骇怕，

如今把沧海、大地和青天搅得疲乏不堪，

她也将改变主意，和我一起爱抚这些世界的主宰者

这个穿着袈袍的民族——罗马人。1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当代历史学家所谓的古典时代晚期有着数百年的时光。但在这数百年间所使用的地图中，包括现在的任何地图集中，我们都很难找到一座名为陶雷修姆的巴尔干山区小镇。这座位于罗马伊利里亚行省的村镇，如今为人所知的唯一原因，就是在公元五世纪末时，有位十二岁的男孩从这里走了出去。男孩的母亲，是一位名叫维吉兰提娅的农家女，她在孩子受洗时，给他取名为伯多禄·塞巴提乌斯。多年以后，这位只身前往当时仍是世界最大帝国首都的男孩，以一个自取的名字著称于世：查士丁尼。

伯多禄·塞巴提乌斯的旅程也映照了他终将统辖的帝国之征程。以他离开村庄的时间为起点，往前回溯两百年，帝国便从今塞尔维亚—马其顿的斯科普里附近，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东迁。在帝国东迁之前，一群西进的草原骑兵也到过这里，他们故乡的草原广袤无垠，一直延绵到了中国的山区。数百年来，士兵与农民、教士和商人、基督徒与异教徒，都在这片地中海以北的土地上来往穿行，而他们的行程迟早都会经过巴尔干半岛与伊利里亚行省。

到五世纪末期，以族名称呼所居行省的伊利里亚人，已经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巴尔干内陆山区生活了近两千年。他们生活的村庄与城镇，是该地文化沉积物的最后一层——这里的人类活动，能够追溯到二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查士丁尼出生时，如果有人用地钻深深打入这片巴尔干土壤，便能从得到的分层核心样本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瓷、青铜时代的石堡和公元前四世纪时殖民地留下的希腊雕像遗存。而这种三明治样本的顶层所记录的信息，应当涵盖了在他之前的那五百年，也即由罗马帝国皇帝所统治的那五个世纪。

其实，罗马帝国对此地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共和国时期。公元前168年，附近的部分地区便被帝国军团所征服。在查士丁尼故乡所属的马其顿地区，人们仍旧还能看到早期的罗马兵营，即第五马其顿军团与第四西徐亚军团的营地。自公元前148年起，马其顿便始终都是罗马的殖民地，不过该地区的伊利里亚人却发起过抵抗。奥古斯都的军队在其后来的继任者提庇留将军率领下，最终于公元9年平定了这里。即便如此，这种征服的力度还是不够的。为稳定疆域，图密善与图拉真两位皇帝分别又于公元85年和公元101—106年，对这一区域展开了后续的军事行动。

那时，对于所攻占的领土，罗马帝国已不再往地里撒盐(1)，而是交给退休的军人来治理。当时的伊利里亚行省被第七军团的退役士兵严重殖民。这群士兵大多来自西班牙、高卢、叙利亚(2)，甚至是非洲，虽然他们本身不是罗马人，但是作为曾为皇帝效命的奖赏，他们已被赋予了“意大利权”，即罗马公民的权利。无论其原本的母语是什么，这些士兵都因为长期的军旅生涯，成长为能说拉丁语的群体。罗马帝国将巴尔干高地上的房屋奖赏给了这些退役士兵，而这群新的高地人也将心比心，报之以忠诚。就像英国的苏格兰人或美国的弗吉尼亚人一样，在这里，世世代代都有大批的伊利里亚人投身行伍。据说从二世纪开始，由伊利里亚人构成的军队便为帝国铸造了赖以生存的坚固壁垒。

伯多禄·塞巴提乌斯走过的道路，是上万名伊利里亚同胞用皮靴踏出来的。这些同乡当中，就有他的叔叔查士丁。公元470年左右，“穷困潦倒”2的查士丁离开家乡，打算投身军旅并闯出一片天地。离乡二十年之后，他呼唤当时十二岁的侄子到自己身边来。于是，这个男孩便独自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跋涉。他的这段旅程，起点是横穿罗多彼山脉山脚地段的帝国大道，终点便是当时的帝国首都。

初到都城，年轻的伯多禄就意识到，这里便是世界第一大城，是最富有、人口最多、最为强大的地方。建造在城内七座山丘上的是由大理石铺就的巨大广场、庄严壮观的元老院和一座宫殿，帝国的皇帝就是从这里统治着世界上相当大的一片区域。这座城市还有一座庞大的竞技场，在那里，城里成千上万的惹是生非之徒因为面包和娱乐等小恩小惠而保持着温顺。他们的面包是用埃及的谷物烤制的。每一天，这些面包都会和其他商品一起，被送到城门口与各海港。负责运送这些物品的，就是穿行在世界最大公路网上的骡子和牛车。伯多禄应该早就知道，这里便是罗马帝国的首都。

当然，他也应该早就知道，这里不是罗马。

起初，这座都城被称作拜扎斯（有时亦称拜占庭），用以纪念引领一众移民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希腊水手。这事之后又过了一千年，君士坦丁大帝才决定将新帝国的首都迁往此处。新都城的位置得天独厚，它坐拥一块三角形的海岬，海岬的一侧连接名为博斯普鲁斯的黑海出口，另一侧通连着马尔马拉海，也就是黑海海水最终汇入的地方。都城的地势很高，俯瞰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湾浅水，这个小海湾后来又被称作金角湾——“角”代表着地质学所赋予它的形状，“金”则代表着其中流淌着的财宝：此城横跨欧亚两洲，同时统管着两片区域。它的位置离多瑙河流域的蛮族不足三百英里，距离波斯军队也差不多远，但事实上，除非从内陆攻打，否则这座城池便是名副其实的固若金汤。

迎接男孩伯多禄·塞巴提乌斯的这座城市是多个部族的家园，这里有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非洲人、伊利里亚人、讲阿拉姆语的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科普特人、赫鲁利人、格皮德人、匈人……“在城中，人们能够听到人类已知的所有七十二种语言”。3在这片大小仅有曼哈顿三分之二左右的空间里，居住着五十多万人……而与曼哈顿不同的是，这里最高的住宅也只有几层楼而已，这就意味着白天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摩肩接踵地在城市的街道上活动。这群通晓多种语言的本地人，会给那些新来的外省人加上刻板印象，借以自娱：亚美尼亚人都是懒汉（一位修女写道，未入教的亚美尼亚人卑鄙无知，入了教的就更加如此了），卡帕多西亚人都是乡巴佬，土耳其人都是骗子，至于西方人嘛（这些已被称作拉丁人的族群），也都是些冲动鲁莽、不谙世故的家伙。4作为一个没城府的拉丁人，伯多禄也是打西边来到这座都城的。由于都城三面环水，只有两条主干道贯通其中，所以在进城的方式上，伯多禄并没有多少选择。在两条入城的道路中，旧的那条穿过巴法湖附近的边远小镇赫拉克里亚之后便转向内陆，接入圣使徒教堂西北方向的市区。而公元333年左右修建的那条“新路”，则沿着海岸一直延伸到后来被称作“金门”的地方。5这位来自西部的旅客从任意一扇城门进入，都会发现，向东走的这最后几英里（也即城内的那些道路，会一直通向半岛的尽头，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在彼处交汇），同之前的整段旅程一样，可谓妙不可言、精彩纷呈。英国人、高卢人、非洲人、波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用马车与船只，把整个世界的宝藏带到这座都城，陈列在祈祷之处和商业场所。

君士坦丁堡的广场、教堂与宫殿都被誉为这座城市的建筑瑰宝；但都城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却是人们到达这里之后首先看到的东西：城墙。这道城墙封闭性地环绕着都城赖以奠基的半岛，使其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在经历了十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之后，仍旧完好无损。

在都城的所有道路中，最宏伟的得数梅塞大道了（今伊斯坦布尔的主要干道狄凡尤鲁街，沿用的仍是梅塞大道的旧径）。沿着这条大道往前走，会看到数以万计的居民都在忙活着都城运转所需的各种活计。有些人所做的事情在任何城市居民看来都不会觉得陌生，比如买卖交易、升官发财、出人头地。有些人却不会这样世俗，他们惦记着的，是如何就基督教的教义进行争辩。尼撒的贵格利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如果你让店主找零，他会向你解释有关圣子受生与圣父自生的哲学；如果你询问一条面包的价格，答案会是：‘圣父大、圣子小’；如果你问‘洗澡水好了吗？’澡堂伙计会明确地回答圣子啥都不算。”6

尽管在现在人听起来，这样的公共对话很奇怪（贵格利这种大惑不解的描述语言，说明这类对话在那时候听来都显得颇为新奇），但城中的公共经济却是不言自明的。和华盛顿特区(3)一样，君士坦丁堡也是座几乎完全依靠行政管理为生的单一产业城市，它唯一的产品就是法律法规。它不是工业中心。令人惊讶的是，它虽然地处欧亚两洲的连接处，但却不是商业中心，至少和亚历山大港相比还算不上。7贵格利描述中的店主，在建城初期就将自己划分在特定的区域里：青铜匠人只在梅塞河的东端经营，毛皮商人待在市中心，马商们活跃在阿马斯特里亚努姆；8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的钻石商人都聚在第四十七大街，伦敦的裁缝都守在萨维尔街。从经济成本上来说，这样的选择，对于顾客和供应商都是有利的。而把离皇宫最近的空间划拨给调香师的原因则略有不同，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皇室成员喜欢芬芳馥郁的香味而已。9毫无疑问，这种芳香所带来的愉悦感，要远远超过都城中的另一种最为普遍的气味，即被称为葛拉姆的发酵鱼露。它的滋味会让人回想起君士坦丁堡的罗马血统。在其他行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之际，这些人要么着意于为政府官员提供奢侈品，比如丝绸、象牙、黄金和白银，要么便会做些维护工作，保养好都城的建筑、港口和渡槽。

贵金属加工商与丝绸和珠宝的供应商可以毫不费力地确定他们的潜在买家，即君士坦丁堡城内上流社会的成员，尤其是那些贵族阶级。所谓贵族阶级，是一种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正式头衔。贵族们身系红色腰带，穿着白色及踝的窄袖束腰外衣，配有紫色包边。罗马的贵族阶级不像商人那样同行之间抱团取暖，也不像别的上流社会那样，会在专属的区域里建造奢华的住所。他们的庄园虽然宏大，但却与公寓大楼甚至是廉租公寓并肩而建。因此从街道上望去，他们的豪宅外观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朴素自然，并不惹眼。至于豪华设施，都被保留在了豪宅内部。这些内部建筑常常营造在开放式庭院的四周，建筑的高层开有凸肚窗，方便房内的人俯瞰下面的街道。10

尽管这座城市的私人住宅中，只有几百栋可以称作豪宅，但也有相当比例的民众居住在独栋建筑里。根据五世纪的都市人口普查，君士坦丁堡共有4 388座独栋住宅，而当时的罗马却只有1 800座；11考虑到家庭规模和家中帮佣的数量，在这种宅院里居住的人员可能占到了总人口的5%到10%。按照古代的标准，这样的比例不可谓不高，这主要得益于一种会恒定发放的面包配给（即所谓的家庭面包）。它不仅会提供给任何在都城中建造房屋的住户，还会顺延给购买了相应房产的新房主……这种政策对于建房者与购房者来说，都是种强烈的刺激。12即便如此，对许多君士坦丁堡居民来说，街道才是他们的家，因为城市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形式的永久性住所，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都得依靠都城的修道院和教堂所经营的收容所。

当然，他们也得依靠救济生活。自共和国时代以来，罗马便会向公民发放谷物，后来更是改成了面包。而君士坦丁堡也和罗马一样，会为大量公民提供免费的面包配给。其中，有些配给是通过世袭权利获得的，比如那些房主和学者，但是多数人得到的都只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分量。帝国之所以会推行此政策，与其说是出于慈善，不如说是出于对叛乱的长期恐惧。尽管这并非总是政客投机的结果，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确都一直面临着因食物短缺而发生叛乱的风险。为了防止骚乱，市政当局会控制猪肉、牛肉和葡萄酒（但不包括贮存不便的鲜鱼）的零售价格，并命令君士坦丁堡的一百家公共面包店向都城的8万居民每人每日免费提供两磅面包。13

与面包店相比，都城的各式纪念性建筑给这位新来的乡下小伙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沿着梅塞大道笔直的路径，向上穿过城市的山丘后，会经过标志着基督教最终战胜异教的建筑古迹。在城市中央广场的正中位置，竖立着一根柱子，柱子下面不仅有真十字架的碎片和钉死救世主的钉子，还有埃涅阿斯的雅典娜徽标和特洛伊的帕拉斯（即雅典娜）神像。14如果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的话，便会走到城市的东部边缘，这里不仅是都城原本的顶峰所在，也是已知的全世界的最高处。在峰顶的中心，有一片大广场，名为奥古斯塔，布局呈反金字塔形，内部由一排排的座位组成，座位排成方形，螺旋式上升，每一级都高出下方相邻的台阶。广场的东边是元老院，元老院前面有六根巨大石柱，呈前四后二排列，共同支撑着一个装饰有数十尊雕像的拱形大理石入口；北面则是规模同样宏大的宙克西帕斯浴场。在这座都城里面，浴场随处可见。公元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堡共有8个公共浴场和153个私人浴场。它们都经由渡槽供水，而渡槽中的水则取自色雷斯山区并储存在地下水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15如果将后世所谓的欧洲看作一只“长臂”的话，那么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君士坦丁堡都能算作它的“小指尖”。就在这块方圆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同时矗立着皇帝统管的大宫殿和神圣智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皇帝本人会在此顺服上帝，而上帝自己最初在这块东方的土地上道成肉身也并非巧合。

离开陶雷修姆的伯多禄向东出发，远离了帝国的过去，走向了它的未来。而他在目的地上的选择，其实是由一系列无关的事件决定的，包括：从内尔瓦开始到马可·奥勒利乌斯之死为止，连续五位善治皇帝缔造的最为平稳安定的帝国时代走向终结；之后发生的三世纪危机——前后五十年间，涌现了二十六位皇帝(4)，其中有十二位被刺杀，且弑君者多为皇帝本人的禁卫军成员；以及将帝国从近乎自由落体的衰落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另一批军人出身的统治者。这群统治者大都来自巴尔干地区，他们终结了三世纪危机，使罗马帝国的统治疆域同过去一样广袤，虽说他们治下的帝国性质也与之前截然不同了。作为这批领袖中的最后一位，奥勒良皇帝不仅重建了帝国的边界，还在罗马城的周围建造了一道防御城墙。因此，他完全配得上罗马元老院授予他的称号：Restitutor Orbis，即“世界光复者”。

不过要想重建世界的话，就得依靠另一位巴尔干之子了。

如果查士丁尼提早两百年离开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家园，那么在他眼中，君士坦丁堡就不会那么有吸引力了。当然，他也就不会再往东走，而是会开始西行之旅，并且在离开陶雷修姆的一两周内，抵达亚得里亚海岸。从该海岸启程，向北再走一个星期，他就会在一片朝南的半圆形海湾上看到一座相当引人注目的房舍。房子修建在倾斜的海岬上，俯瞰着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的三个入海口的中部位置。在海岸线的北面，有条近五千英尺高的山脉，参差起伏、高耸巍峨；南面则是几座凸起的小岛，冲破蔚蓝的亚得里亚海面，跃入眼帘。在山脉和海岛之间，是一条青翠葱郁的地带，其间种植着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藤。16总而言之，这里就是一处气候温和、令人愉悦的所在，一个典型的养老家园。

不过，这所房子本身倒一点也不“典型”。就拿尺寸来说吧，因为是比照埃及和巴比伦的宫殿而建的，所以它的规模甚是宏大，单是主楼就占据了近十英亩的土地。围绕它的宫墙长七百英尺，高七十英尺。至于房子的主人，也同样的“非典型”：他之前当过兵，但过去这二十多年来，却始终都是已知世界中最有权势的存在。更不同寻常的是，这座宫殿居然都是有人入住的。通常罗马帝国皇帝要么战死，要么病死，要么被刺杀。对他们而言，可没有退休一说。

当然，最最不同寻常的事情还在后头：当这座宫殿里的退休者最终去世时——他是自奥古斯都以来第一个真正建立起新帝国的罗马人——整件事竟是那样的波澜不惊，甚至都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他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据说，他的父母可能是被解放的奴隶。在他刚出生时，他们给他起名叫狄奥克勒斯；等到去世之际，尽管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仍旧用着这个名字。然而，在这中间的六七十年里，他的姓名长度却随着因贪婪而攒下的战功一起加增，到最终登上皇位时，已经变成了盖尤斯·奥勒留·瓦莱利乌斯·戴克里先。不错，他就是戴克里先皇帝。

与许多伊利里亚同胞一样，戴克里先也出生在萨洛纳城（今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市）的一个小村庄，并且还在那里建造了宫殿。作为一名士兵，戴克里先仗剑在手、驰骋疆场，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将军。公元258年，他在经历了三世纪后期罗马政权转移的常规模式之后，继承了奥古斯都的帝国。这里所谓的“常规模式”是指皇帝在战争中被杀，继承人神秘死亡，养父被控谋杀并遭处决，皇长子也在战争中失利。即位之后的戴克里先，旋即决意彻底改造帝国。公元286年，戴克里先便将伊利里亚同乡马克西米安立为共治皇帝，并且沿着东西轴线正式划分了帝国的防御职责。

同样重要的是，两位皇帝都没有定都罗马——马克西米安在米兰建都，戴克里先的都城则是尼科米底亚（今土耳其的伊兹密特）。七年后，戴克里先将帝国四十四个省的行政架构扩大为四帝共治，增添了另外两位共治国君：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其中，前者建都于莱茵兰城市特里尔，后者定都于色米姆（今塞尔维亚境内）。这第二对“皇帝”算是两个“恺撒”，因为他们都分别被前两位“奥古斯都”所收养，并且通过通婚的方式强化了彼此间的关系。这四位领主后来被称为quattuor principes mundi：世界四大国君。

几百年来，戴克里先的生平始终作为一种经验教训，晓谕我们：理性智慧的价值是高过冲动的天才的。吉本在给戴克里先的“成绩单”中言之凿凿：

戴克里先在恪尽自己的权责或在紧要关头时，并不是没有担当。但他似乎根本没有英雄的宽怀仁厚与大无畏精神，不会追逐冒险和名望，不会对诡计谋略嗤之以鼻，也不会大胆地激发身份同等之人的忠诚爱戴。他的才能偏于实用，而非华而不实；他思想活跃，揣摩人性的经验也颇为老到；既慷慨大度又朴素节俭，既温厚和善又严厉苛刻。(5)17

以戴克里先为首的四大国君的政绩还是相当可观的。他们的国内改革包括制定一百部新法律，大力变更税法、恢复货币制度，也即将奥里斯的标准定为1/60磅(6)黄金，用阿根透斯这种新银币取代了贬值的第纳里乌斯，还编纂了上百条新法令……不过在最后这件事情上，罗马元老院可是半点忙都没有帮上，因为在皇帝的领导之下，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立法权。四帝共治制度下，皇帝要求公务员专业化，并且还建造了从多瑙河到尼罗河河谷的城市带。这种做法基本上将整个帝国变成了一组城市行政区。

此外，他们还变革了帝国的军事战略。尽管三世纪发生了许多战争，戴克里先登基时的军队在组织上仍旧与七十年前的军队相似，只是规模要大得多。事实上，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罗马的军制并没有过真正的改变。奥古斯都的军队共有150 000人，分在二十五到三十个军团里，每个军团约由5 500名装备短剑、长矛、盾牌和盔甲的步兵组成。到戴克里先时代，罗马军队拥有大约六十个规模类似的军团，18人数在350 000至400 000之间：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是390 000人，19而根据另一位学者的估算，到四世纪中叶时，军队规模应为645 000人。20

奥古斯都的军队是一支征服性的队伍，而戴克里先(7)则是将其重新部署为一支防御性的军队——或者准确地说，是两支军队。第一支是边防军，它占据了沿多瑙河和莱茵河等河流的缓冲区，并在这些缓冲区上四处安设军事据点，保卫要塞。第二支是“兵团”，通常会驻扎在四帝身边，属于一支机动野战军，或称野战军团；战争期间，这支军队会正式隶属于皇家，因而得名扈从队。21两支军队会协同作战，前者会尽可能地将入侵者拖在原地，以便后者将其消灭。

然而，之前数年的经验教训表明，将军队永久部署在战场上的战略（三支野战军，每支军队约三万人，分别驻扎在高卢、伊利里亚和东部地区）需要四帝不离军队左右，以震慑那些野心过大的将军们。这就致使罗马变成了愈发无权的元老院的所在地，而真正的权力中心则转移到了米兰、特里尔和尼科米底亚等城市。除了地理位置上的劣势之外，这座永恒之城还为戴克里先本人所厌恶：作为自马库斯·奥勒留以来，第一位在位时间长到能够举办登基二十周年庆典的皇帝，戴克里先因为这样的缘故才首次造访了罗马，并且也只在那里呆了六个星期而已。用吉本那优雅且准确的措辞来说就是：“戴克里先对罗马及罗马式的自由表示不悦，这并非出于一时的率性，乃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的运用22。”

厌恶罗马的政策不仅是要将帝国历史性的核心权威转移到更靠近外围的地方，也是为了让皇位的和平继承变得更加稳定，而鉴于过去一个世纪，罗马皇帝最常见的死因是被暗杀，这样的做法便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优先举措了。如今，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虽已过去了一千七百多年，但确定某个政府稳定与否的最基本的要素，仍旧是看该国领导人能否和平地移交行政权力。而且几乎无需赘言，对于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很多人来说，这种和平的权力移交仍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此，抛开所有的不世之功不谈，戴克里先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贡献：他在登基二十周年庆典过后还不到两年的某一天，即公元305年5月1日，便在尼科米底亚召集群臣，宣布退位并支持其“子”皇帝伽列里乌斯；也就在同一天，另一位“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也宣布退位，前往坎帕尼亚养老。罗马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似乎一直在衰落，取而代之的四巨头结构看起来也确实风头正劲。

戴克里先的皇权和平移交计划能否行得通，还是得看继任者。只有当他们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超过了自己建立王朝的冲动，这个计划才会奏效。因此上，该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存在问题的。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退位之后，成为“奥古斯都”的伽列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把恺撒之位交给了马克西米努斯·代亚（辅佐君士坦提乌斯）和塞维鲁斯（辅佐伽列里乌斯）。而君士坦提乌斯之子，虽然之前便认定自己是当继承人的材料，却被排除在了皇位继承之外，且被强行软禁在帝国东部的皇宫中，以威胁其父顺从听命。在逃出软禁之后，他横跨地中海，与父亲重聚。当时，他的父亲刚在法国南部掌权，成为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而这位儿子，便是君士坦丁。

仿佛是对皇位继承者的硬性规定似的，弗拉维乌斯·瓦莱里乌斯·君士坦丁也出生在巴尔干半岛。他降生于奈苏斯（尼什），出生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三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而另一个做王的“硬性规定”，便是以士兵和朝臣的双重身份服务于坐落在尼科米底亚的戴克里先皇宫。吉本在评价戴克里先时虽然显得颇不情愿，但是说到君士坦丁，他便开始滔滔不绝起来：(8)

君士坦丁有得天独厚的外表和心灵，身材雄伟、相貌英俊、举止得体……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这方面的缺失并未妨碍他明了知识的重要，在他大力支持之下，艺术和科学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他勤奋处理政务且不知疲倦，活跃的头脑毫不间断地用于阅读、写作、思考。23

公元306年1月25日，当父亲在约克战役中去世时，君士坦丁已经给驻守英国的军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立即拥立他做新的奥古斯都，成为他父亲的继任者。六年来，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当时的另一位“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只同意将他视作“恺撒”。让局面更加混乱的是，与戴克里先同期的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宣布放弃原本不情愿的退位决定，并与他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一起，宣告恢复对意大利半岛的皇权统治。事后看来，唯一相信戴克里先计划的人应该只有他自己了。公元311年，伽列里乌斯去世时，混乱的局面变得血腥。马克西米安公开指控君士坦丁谋反，这就等同于对他宣战了。东部大区的新皇帝李锡尼，也同样与自己的副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代亚动起刀兵。因此，尽管君士坦丁的统治时间是从他父亲去世时开始算起的，但在终结戴克里先四帝共治制的内战结束之前，他的皇权明显是受到限制的。(9)而在所有这些内战当中，那场最为著名的战役之所以会人尽皆知，不仅是因为其军事意义，还因为它是宗教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公元312年春，君士坦丁入侵意大利，在赢得都灵和维罗纳郊外的战斗之后，于当年秋天抵达了罗马城外。此时，忠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中，就有仍旧属于罗马军精锐的禁卫军。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成就过，也刺杀过帝国皇帝。此时，他们正在距离罗马城九英里外的萨克萨卢布拉安营扎寨，并于公元312年10月28日，与兵力不及己方但却久经沙场的君士坦丁军队展开了对抗。到战斗结束时，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已被包抄，并且被迫越过了通往罗马的米尔维安桥，禁卫军的尸体“堆满了其队伍占领过的土地”24。马克森提乌斯战死，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西部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不过，米尔维安桥战役的真正意义却在于大战的前一夜，或者说，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

说到君士坦丁所见到的著名异象，人们常会用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描述其具体细节。根据编年史作家拉克坦提乌斯的记载，较早版本的说法是，他梦见自己受命在其部队的盾牌上画上两个相互叠加的希腊字母；(10)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优西比乌在后世整理的版本中如是记录：按照相关传说，在大战前一天，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十字架，同时有个声音说：“以此徽号，汝可得胜。”后来也有人猜测过君士坦丁的动机，他们说皇帝实际上看到的是火星、土星、木星和金星按照占星术上的大凶之兆，在夜空中出现了合相。如果不从一个鼓舞人心的角度阐释，这样的合相是会吓坏麾下士兵的。尽管如此，这事的结果却影响到了整个世界历史。由此，一位处于权力鼎盛时期的皇帝认定，自己的胜利是多亏了基督教的上帝。

此后不到一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会见了东部皇帝李锡尼，两位帝王不仅同意将帝国一分为二，还联合颁布了一项法令，正式容许基督教的存在。这第一项协定于公元324年破裂，那年李锡尼与君士坦丁之间爆发了战争，并以前者的失败与后者获得对帝国的唯一统治权而告终。而第二项协定，则巩固了帝国与教会之间长达一千年的纽带——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同意容许基督教的存在，而且还信奉基督教。在接下来的十三年里，这位新统治者在整个帝国都留下了他的印记，该印记通常都是十字架的形状。

在李锡尼和君士坦丁颁发《米兰敕令》的那一刻，东方的富庶、士兵皇帝的战争以及戴克里先的政策，至少都暂时性地将罗马城与罗马帝国分割开来。这座城市的人口和政治影响力都在下降，并且还受到了西部相对贫困的行省的牵连——构成西部主要收入的自给自足大农场或种植园，是无法产出能与东部的贸易经济相媲美的财富的；虽说把三世纪的帝国西部和东部地区看作十九世纪初的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未免有些简单化了，但这样的类比并不算是太过离谱。尽管如此，罗马也没有沦落为彻底的荒废之城，对政治权威，它仍旧可以提出相当有力的声索权，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就是一个在历史上虽然真实性存疑但却被广泛接受的信念，即在尼禄皇帝统治下的某个时刻，使徒彼得在此地殉道。彼得，拉丁语作Petrus，亚拉姆语作Cephas，意为磐石。他是教会的第一领袖，是第一个圣灵降临节的传道人，也是耶稣基督口中教会立基的磐石。作为其殉道之地，罗马当然能够在所有的基督教教区内位居首席。

将第一个基督教帝国的首都选在这样的地方，是种能够令人信服的做法；在君士坦丁统治早期，这位最早的基督教皇帝似乎也赞同这一点。君士坦丁将拉特朗地区捐赠给了主教美基德(11)，并在该区建造了一座新的大教堂。尽管如此，罗马的竞争力仍然达不到舍我其谁的地步，因为居住在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可比住在罗马的要多得多。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们还曾定都于尼科米底亚与米兰等城市。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君士坦丁大帝中意的首都。毫无疑问，促成君士坦丁做出选择的还有一些传统因素：政治优势、军事防御、地理位置。最终，在古典时代晚期最激烈的一场宗教争论中，决定性的因素出现了。

公元306年，当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效忠于君士坦丁时，亚历山大的主教阿里乌却与自己名义上的上司发生了龃龉。他“又高又瘦，带着忧郁的面容”，25是一位兼具伟大智慧和威严风范的教士。这位亚历山大主教争辩说，基督虽然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神性的反映），但他自己却不是神圣的。阿里乌派随后既提出了经过弱化的表述（“基督是超自然的存在，上帝的第一个创造，但他却不等同于上帝”），也以毫不掩饰的版本示人（“基督根本不是神”），但他们始终将自己视作与多神教抗争的斗士。

这位新皇帝并没有受过神学细节的教育，当然他对此也没有特别的兴趣。此外，据记载，他还认为阿里乌的立场是种微不足道的异端邪说——虽说这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问题很好解决。在给亚历山大和阿里乌的信件中，他写道：他们的“事由似乎微不足道，不值得如此激烈的争论……问题唯一的作用，就是提升人们的智慧”。26这样的说法，误解了其中的群众激情，也严重低估了这个事件。

阿里乌的结论是，不仅上帝创造出的耶稣不能够共享其创造者的永恒特性与实质，而且由至高无上的大能创造出的圣灵，在从上帝到人类的等级阶梯上也应处于一个更低的阶层。这样的结论仿佛地震一般撼动了东部帝国，同时，它还带着地震特有的、威力同样强大的余震。公元320年，阿里乌被亚历山大召集的近百位主教逐出教会，但他的思想却在整个帝国继续传播着。君士坦丁不得不介入这场在其世界核心展开的分裂性争端。于是，他选择召开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进行干预。

公元325年5月20日，300多位主要来自帝国东部省份的主教，聚集到了戴克里先时期的首都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尼西亚镇，并在镇上的皇宫里召开了集会。皇帝本人为会议做了开场，监督了商议的过程，展示了他对政治的精通以及在哲学问题上的简单看法。这位皇帝就是君士坦丁，他身穿紫色长袍，长袍上点缀着光彩熠熠的珠宝。尽管每天第一个落座的都是他，但在就座之前，君士坦丁仍不忘请求主教们的许可……随着对阿里乌的审问变得越来越像司法机关对他的公诉，君士坦丁认定经由此次会议达成的共识，要比最终的真理更加重要。君士坦丁始终相信，任何一种会削弱帝国或教会的东西，都会对二者造成损害。于是，他提出了一个神学概念，在阿里乌信仰（耶稣基督的本体不可能是神圣的）与正统信仰（耶稣基督的本体必然是神圣的）之间搞折中妥协。这位皇帝的想法是，用同质论（homoousios），来取代阿里乌提出的似质论（homoiousios）；有句话说得好：基督教世界因一个希腊字母iota（写作i）而四分五裂，而后又修补完整。更重要的是，君士坦丁鼓励对神学概念进行尽可能模糊的定义，以便会议作出的最终准则，即尼西亚信经(12)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列席主教的签名认可。当然，他也如愿以偿了。到6月19日会议结束时，只有两位主教拒绝签字并加入阿里乌的队列，成为了被开除教籍的人。

尼西亚大公会议对君士坦丁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以至于他将会议的结论当作是庆祝其统治二十周年的一个适当开场。随后的公元326年1月，皇帝与其家人启程前往罗马，在那里继续庆祝这一盛事。然而这趟旅程却并不愉快，至少皇帝的家人们高兴不起来，因为其中有三人在旅途中被杀，且遇刺原因不明。(13)而当罗马贵族要求其参与异教仪式时，皇帝本人也非常生气。他对罗马的未来感到不满，因为再次离开这座城市时，他就像是上一代的帝王戴克里先一样，决意建造一个超越这里的新罗马。

在尼西亚公会的周年庆典之前，“君士坦丁，这位有名的皇帝……便翻修了拜扎斯城的第一道城墙，将它们与古城墙连接起来，并将此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27到公元328年，他开始认真地重建新城，即新罗马。他“建造了一个巨大而精美的广场，还在中间安放了一根巨大的底比斯石柱……在这座广场上，他放上了帕拉斯神像，就在他自己的纪念碑石柱下方……又在旁边营造了一座带有环形殿的大教堂。在教堂的外面，他摆放了巨型的柱子和雕像；他将这里命名为元老院”。28

这座基督教帝国的首都，应当是展示被教会征服或取代的异教民族的战利品的理想场所。这里所谓的战利品，包括埃及法老的方尖碑、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蛇柱，以及据说出自四世纪伟大雕塑家留西波斯（能让亚历山大大帝为其当模特的唯一雕塑家）之手的骏马。这些骏马雕塑由尼禄皇帝带往罗马，并陈列在他的金宫之中。(14)当然，这座城市不仅会展示基督教的胜利，还会陈列该宗教诞生的证据。

一年前，也即公元327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造访了耶路撒冷，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前往圣地的朝圣者。29不足为奇的是，她在圣城的各个地方都发现了宝藏，其中一个是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遗址，另一个则是最重要的遗物。针对第一处遗址宝藏，她的儿子营造了圣墓教堂；至于那个重要遗物，也即耶稣被钉的真十字架，则被皇帝安放在了位于新城正中心的“原点”广场上的一处由四根柱子支撑的圆顶建筑内。以这个位置为起点，君士坦丁修造的梅塞大道辐射开来，向西延伸到他的个人广场，广场中最耀眼的便是他自己的巨型雕像。向东则是富丽堂皇的新元老院、皇帝的宫殿，以及神圣和平教堂。公元330年5月11日，基督教罗马帝国的新都落成典礼便在此教堂中进行。

当伯多禄的叔叔查士丁来到这座都城时，君士坦丁堡只有140年的历史。当时的查士丁加入了禁卫军，即帝国军队中的精锐军团，并开始了漫长的军衔提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迎娶了露庇西娜，一位曾经身为奴隶的女孩，并且在帝都定居。在此前后，他都与其他人品不错的上百万外乡人一样，不时寄钱回家。当然，他的援助还不止于此，比如他曾呼召六名伊利里亚的亲戚到君士坦丁堡来，加入他的队伍。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小侄子。逃离了伊利里亚祖先的那种噬骨的贫困之后，查士丁渴望与家人分享他的好运。虽然他是靠着手中的剑发财的，但是对于最喜欢的小辈，他却有另一番打算。因此，尽管自己投身军旅，他却安排伯多禄先去学习。

强大帝国文化中的政治领袖，都需要接受统治管理上的教育。在公元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教育对职业生涯的重要性而言，确实是非常的高。苏联的孩子们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英国孩子的教育靠的是伊顿公学、牛津剑桥与吉卜林之类的组合。而在六世纪的罗马帝国，孩子们要接受的就是后世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教学传统。

说到新柏拉图主义，作为虔诚但老于世故的基督徒，查士丁尼的老师们可并没有这么称呼它。如果非得给它个称呼的话，那么他们使用的词就只有柏拉图主义，这套哲学会为其追随者提供一种完全成型的且完整的世界观。新柏拉图主义起源于三世纪埃及哲学家普罗提诺的那本刻意晦涩的著作，并被当时最杰出的主教亚历山大的俄利根加以宗教化。它所教导的，是一种超然领域的存在，在这个领域内，低级领域中看似冲突的东西会被化解。相信一个更纯粹、更简单、更深刻的世界之存在——最重要的是，相信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之存在——这是新柏拉图式教育中最为持久的理念；新柏拉图主义者将现实阶梯上的最高层级称为“太一”，这并非毫无道理。

于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最后几年直到公元505年左右，当他的叔父在操练士兵与指挥官的纪律时，年轻的伯多禄·塞巴提乌斯却与继承了俄利根思想衣钵的老师们共度了这段时光，学习了超然领域和拉丁语言。至于这种勤奋学习换来的，与其说是对散文的掌握与精通（他的拉丁文风常被现代人及同时代的人批评为粗俗、炫耀和口语化30），不如说是哲学家的技巧以及对纯粹一门心思做事的信仰。多年以后，这位未来的皇帝在意大利重建了帝国。当时，他的朝臣们吵嚷着要在半岛建立起完全基督教的教育体系。不过，他却展现了自己对原来的老师们的信任，用经典的答复拒绝道：“只有沿袭传统，接受文科七艺教育的年轻人，才能继续在我的帝国中发展壮大。”31

一个帝国应当有统一的法律和宗教，初到帝都时，查士丁尼对于这样的理念应当是颇为忠诚的；事实上，在基督降生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就要求民众抱有这样的忠诚，而新柏拉图式的基督教，更是看重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查士丁尼以成人不久的年纪进入史册时，当时的他认为任何威胁帝国统一的行为都是对理性与信仰的侮辱。就这一点来说，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其实是他的双重传承：既归于恺撒，又归于上帝。单从间接证据来看，他与亚历山大有些相似，后者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了希腊思想的普遍优越性。与亚历山大大帝更为相仿的是，伯多禄是希腊语世界中的拉丁语移民，是个外省来的孩子，并且对于收养他的世界有着皈依者一般的热情。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完成学业时，伊利里亚民众宣誓效忠的统一帝国已经分裂了两百多年，就连对罗马的控制权，也丢了半个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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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传说，罗马在征服迦太基后，在土地里撒上盐，要让此处永远荒芜。——译注

(2)　古时，被称为叙利亚的地区在定义上并不清晰，但其疆域要远大于如今称作叙利亚的这个现代国家。它的北部是托罗斯山脉，东部是沙漠，西部是地中海，南部则是西奈半岛。（本书脚注，除非特别注明，否则均为原注。）

(3)　此外，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一样，都城的地方政府也由帝国官员进行管理。

(4)　最少也有二十六位皇帝，中间还不包括一些篡位者，也不包括那些自称是高卢或不列颠“皇帝”的君王。尽管如此，这个数字还是多到令人目眩。仅在公元238年，就有五位不同的皇帝掌权，其中有一位的在位时间甚至都不足一月。

(5)　出自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注

(6)　一罗马磅，约为十二盎司。

(7)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转变在戴克里先之前就开始了，并且在他死后仍在继续。三十年前，爱德华·鲁特瓦克发起了一场辩论，旨在弄清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是计划好的，还是随机应变；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8)　指的是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吉本立论于欧特罗皮乌斯这样的异教史学家，强化了自己的论点，即基督教是“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君士坦丁的后半生的作为大大削减了他前半生的成就。

(9)　当马克西米安请求戴克里先回朝并结束内战时，这位前皇帝说了句名言：如果马克西米安能看见自己亲手种出的白菜，他就绝不会再让他戴克里先“为了追求权力而放弃享受幸福”。

(10)　字母X和P是希腊语中“基督”的前两个字母，长期以来，它们一直都是基督教的字母组合。

(11)　后来成为了教宗（Pope，拉丁语Papa，本意父亲）美基德。几个世纪以来，“Papa”是一个适用于许多主教的术语，通常作为个人关系的标志。

(12)　可能与今天仍在沿用的版本有些不同，后世的这个版本是公元362年编纂的。

(13)　死者包括皇帝的妻子法乌斯塔和长子克里斯普斯。历史学家佐西姆斯在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撰写了文章，认为皇后与这位继子之间存在着不伦的情事。

(14)　这批骏马是历史上旅行次数最多的雕塑之一。公元1204年，它们被十字军缴获并带回圣马可教堂。它们在那里一直待到1797年，直到拿破仑·波拿巴将它们作为战利品带到巴黎。公元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它们被归还给威尼斯，此后便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