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三千体问题

十七世纪，艾萨克·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指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其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两者间直线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任意两个物体，比如地球和月亮，它们之间固定路径的测量只有一个解，而这个解就取决于物体自身的大小以及两者之间的距离。众所周知，这类二体问题的解既简单又完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的。

然而，假使在该系统中哪怕再增加一个物体，相应的解便不再唯一了。事实上，三个或三个以上物体的最佳解，只能是个近似值。即便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来求解，我们也只能把这个近似值做到非常精确而已。譬如说，要计算阿波罗号飞船从佛罗里达东岸到月球静海的运行轨道，由于要考虑地球、月球、太阳以及飞船本身的质量（毋庸说其他行星、彗星、恒星等所施加的细微影响），这样的计算就比测量毛毡桌面上的十几个桌球的运动轨迹要难得多。所以说，能得到近似解就已经令人相当满意了。

从数量上来看，将古典时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转化为中世纪欧洲的力量，是远多于阿波罗11号飞船所承受的引力的。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任何试图精确说明其中的作用力的史书，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这里所谓的力量包括（排名不分先后）：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地理与气候状况；罗马帝国从意大利本土到小亚细亚的东迁；帝国东移引发的以哥特人为主的大量人口西迁，即从黑海地区迁往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西迁民众与后续涌进迁入地的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弓箭手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军事革新，直接催生了欧洲中世纪的装甲配镫骑兵）。此外，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直接影响地中海民众思想的作用力，包括：数百年来不断完善的柏拉图哲学，尤其是该哲学在古典时代晚期的新发展，即新柏拉图主义；弥赛亚基督教和注定会与之俱来的教义争端；以及在这两个传统上创立的、颇具影响力的教育机制的发展，包括从中走出来担任政府高官的学生们。

还有些作用力是由个人施加的：戴克里先进行了军事改革，君士坦丁奉基督教为国教，库思老·阿努希尔万（意为“不朽的灵魂”）大帝重振了波斯帝国及其国教祆教，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另有一些作用力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施加了影响，比如从中国窃取缫丝秘术的影响之一便是罗马和波斯帝国都放开了对阿拉伯半岛的掌控。它们离开半岛十年之后，世界上最后一个一神教的创立者在麦加诞生，他的军队也将摧毁波斯帝国并征服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疆域。

二体系统，或者至少可以说，在仅包含两个带有明显引力的物体的系统中，任一物体的轨道路径都是规则的椭圆形。因此，如果知道某个物体在某一特定时刻的位置与速度，便可以得出该物体在随后任意时刻的位置。而三体问题（也可以叫它三千体问题）就是另一码事了。就像在六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这个三千体系统中，给定两个具体的时刻，其一是罗马与波斯帝国、柏拉图与基督、雅典与耶路撒冷主宰下的世界；其二是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穆罕默德与阿奎那、巴格达与科隆主导下的世界。即便我们知道某个特定物体在这两个时刻的状态，也很难说明该物体从其中一个时刻过渡到另一个时刻的活动路径是怎样的。

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回溯这段历史过程，但有些近似值的准确度还是会高于其他值的，否则修史这种事便没有意义了。我们不必争论是否有某个单一的事件催生了欧洲民族国家，亦能认识到这些国家的构建时刻值得我们去认真审视。这一时刻——所谓承前启后，指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了——从历史角度来说，对应的应该就是在描绘古典世界的书籍中，最后一章所说的那个世纪；或者反之，在讲述中世纪世界的史书中，写在第一章的那个时刻。就在这个世纪、这一时刻，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罗马大帝开始了收复意大利、西班牙与北非地区的霸业；他全力调和基督教主教管区内的教会分裂活动；他利用东、西地中海世界辉煌成就中的美学造诣和智慧资本，构造出了世上最伟大的建筑和法律体系。

也就在这一时刻，在这位皇帝的宏图伟业登峰造极、如日中天的时刻，世界却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场大流行病。

当然，时间上的巧合并不能证明是大流行病导致了罗马的衰落或欧洲的诞生；如上所述，三千体问题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论调在根本上就站不住脚。然而，查士丁尼大瘟疫——这场以皇帝之名称呼的大流行病——确实带走了至少2 500万人的生命；它使得城市人口的数量锐减。就在查士丁尼的军队已将地中海西部地区的疆土收归皇权控制之际，就在短短数十年后，穆罕默德的信众便将涌出阿拉伯半岛，攻占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利比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西班牙之际，这场瘟疫却降低了几代人的出生率。因此，如果想要描绘现代欧洲的发展道路，却又否认查士丁尼大帝和这场瘟疫的影响，这种做法就好比要向土卫发射人造卫星而又无视木星的引力影响（专业术语称作摄动）一样，其难度可想而知。

天文学家早已证明了引力摄动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其中最著名的例证发生在1846年。当时，人们就把可见行星天王星的轨道震颤归因为不可见行星冥王星的引力质量的影响。在人类历史领域，情况也如出一辙。假如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存在着两个历史境地相似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之后的发展道路却又大相径庭，那么这种情形的出现，就值得我们去探索那些影响巨大而又尚不明晰的“引力质量”。请诸位试想曾经的罗马与中国。

公元前221年与公元前31年，秦始皇和奥古斯都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创建了两大帝国。到公元四世纪时，这两大帝国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面临着所谓的“蛮夷”侵扰；帝国的疆域、财富乃至正统性等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的削弱。迫于严峻的形势，两大帝国的统治者都在公元六世纪时不约而同地展开了规划完备的失地收复运动。

当然，上述帝国的两位皇帝也都做到了，至少在最初的阶段都取得了成功。中国这边，两百年前一度落入蛮夷之手的中国北方地区，即史学家所谓的十六国，再次回归到隋文帝杨坚的中央皇权统治之下。相对应地，查士丁尼大帝也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首都，这个看似不可能统摄时称罗马帝国的地方起师动众，先后击败了汪达尔人、东哥特人与西哥特人，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地区。

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重归一统的大戏，虽说前几幕颇为相似，但收场却相差甚远。承袭杨隋政权的大唐帝国，直到公元十世纪时，都统治着中国的全幅疆域。而在相同的历史阶段里，查士丁尼的继任者们不但无法维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皇权统治，同时也失去了对埃及、叙利亚、巴尔干半岛、北非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管控。大唐帝王统辖的是中国全境，而徒有其名的罗马帝国皇帝，却只宰治着希腊和君士坦丁堡而已。如今，欧洲诸国凭借着科技与军事上面的抱负，取代了超级强国罗马帝国，统管着这片区域。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个语言不同的王国？当然，从地理区域、科技发展、宗教历史方面来看，中欧之间的差异不啻天渊。其中，大部分的差异都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罗马分裂与中国统一的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最简单的解释便是伊斯兰哈里发政权的崛起，迫使基督教世界（也即当时的欧洲）不得不与之划清界限。（不过，据传亨利·路易斯·孟肯曾说过：“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这是错误的认知。”）但即便面对前途无量的强大敌人，也不足以让欧洲团结统一起来，更无法阻止西班牙、英国与法国寻求各自独立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说，致使各国割裂独立的力量一定是更加强大的。由此，我们显然能够推出，共同的主权比共同的敌人更能有效地促进统一；而那个共同主权，也即罗马帝国的缺失，便会导致欧洲各地依照自身的本土特征而非统一的整体特征来界定自己。

这种自我界定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如今，被称为欧洲的现代政治实体正在尝试建立通行整片大陆的法律宪章（但是截至本书撰写之时，这种尝试仍旧收效甚微）。所以说，这种政治实体和地理概念一样，都是想象的产物。事实上，政治实体的想象程度更高；“欧洲”的地理疆域始终困扰着希罗多德以来的历史学家。在对查士丁尼王朝所做的历史记录之中，普罗科匹厄斯曾经尝试在至少三个不同的地方，用地理边界来定义欧洲的疆域……但他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也在划定其东部边界时遭遇了挫折。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说，以直布罗陀海峡为界，划分欧洲与非洲（普罗科匹厄斯称其为利比亚）的做法，显然是可以接受的。而以尼罗河作为非洲和亚洲的界河，至少也能算有理有据（虽说埃及人数千年来一直在河流两岸生活的情况使得这种划分方式显得多少有些问题）。但是，无论从地理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想要设定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都是颇为棘手的；普罗科匹厄斯选择的界线是两条注入黑海的河流：塔纳伊斯河（顿河）与法希斯河（里奥尼河）。之所以会选择法希斯河，不仅是因为这条河流的地形，还因为它出现在最早的欧亚冲突的神话当中。这个神话就是特洛伊战争的开端，即伊阿宋王子寻找金羊毛的故事。如今那些竭力争取机会，想将土耳其和乌克兰并入欧盟的政府官员们，不过是萧规曹随，效法那些去世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学家而已。

即便是对普罗科匹厄斯及其同时代的人而言，千年以来，欧罗巴洲都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欧罗巴一词最早出自神话：欧罗巴公主住在其父统辖的苏尔王国，宙斯将她从家中掳走后，便在欧洲大陆的海岸边强暴并抛弃了她。（在希罗多德的笔下，绑架欧罗巴公主的则是克里特岛的商人，他们想把她献给国王阿斯忒里俄斯。）后来更有神话将欧洲定义为一个与“亚洲人”发生武装冲突的民族，在维吉尔的史诗中，这些冲突始于温泉关，以埃涅阿斯离开亚洲建立罗马为高潮，而他所建立的罗马反过来又促进了“欧洲”的形成。

神话里的“欧洲”和希腊罗马世界中的欧洲，指的都是地中海区域。在费尔南·布罗代尔、黑格尔和亨利·皮雷纳等历史学家看来，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亨利还在《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中最先提出，古典时代的终结，是以七世纪的伊斯兰入侵为标志的……他所谓的入侵，便是本书所述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后果。如今回溯起来，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一个地中海超级大国经历长达千年的转变，转化为北欧洲民族国家群的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自己的国界内至高无上，享有所谓的主权，因其地理、语言和共同的血统而有别于他国——这种政治实体的概念，差不多算得是欧洲独创了。但是，只要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结构是罗马帝国，那么这种民族国家就不会（也不可能）形成，因为其成员资格并不取决于出生地或生身父母，而是取决于对该国是否臣服于罗马帝国的权威和法律。

将“罗马”与“欧洲”联系起来的线索有千百条之多，而本书便旨在描写两者之间的关联，尝试用这些连接着欧洲与其罗马帝国前身的线索，编织出一幅挂毯，借此再现特定的历史时刻下的情景。本书中的有些线索是说技术的，有些是说军事的，有些是说地理的。它们涵盖了进化微生物学、建筑学、动物生态学、法学、神学，甚至是商业领域。我们沿循这些线索中的任何一条，都能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然而，沿循这些线索要比整理、编织它们轻松得多。在我看来，任何历史记载的目标都是为了呈现一幅包含着已知与未知内容的图画——图画中所展示的时刻，既与读者所处的时空相似，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描述查士丁尼的世界时，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得考虑影响晚期罗马帝国的力量（人口与气候等客观情况，从军事到思想上的创新等人为因素），还要考虑晚期帝国对承袭它的欧洲国家所施加的力量。想要客观公正地分析好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得理解查士丁尼出生时的历史环境，了解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以及他的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传奇与偶发事件。

为诠释好相应的内容，本书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作为编织“挂毯”的经纱与纬纱。第一部分名为“皇帝”，讲述的是当时新定的基督教帝国从罗马东迁至君士坦丁堡，进而导致了“蛮族”的西迁。这两场迁徙均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而这座半岛便是君士坦丁大帝、戴克里先与查士丁尼的出生地。第二部分：“荣耀”，描写了查士丁尼的胜利及其对中世纪欧洲国家、法律、建筑的影响，以此说明查士丁尼作为征服者、法学家与建设者所做的贡献。第三部分：“细菌”，带出了古典时代晚期的这场大戏中的另一位重要角色：腺鼠疫，并介绍了该瘟疫的演变和骇人影响。第四部分：“大流行病”，追踪了瘟疫的蔓延路径，描写了其在波斯、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传播情形，同时还用相当的笔墨介绍了瘟疫虽未出现但仍深受其害的地方：中国和阿拉伯半岛。

本书始于这样一个信念：在每位受教育者的知识体系中占据相当部分的欧洲历史，是一部偶发性的、会视情况而变的历史，它是有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走向的。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笔者所了解到的任何内容都没有准确地阐释出这些可能的走向会把欧洲带往何处，但却从中学到了新的一课，那就是我们应当换个角度去审视欧洲出现之前的罗马帝国。尤其是查士丁尼的统治，更是展现了罗马在用兵与治国方面的天才；或许从教育层面来说，这段历史还是一个鲜活的实例，展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力量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如何被地方叛乱所瓦解。但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帝国最令人钦佩的品质却出人意料，那便是：罗马的开放性。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罗马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很高的地方，就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本书所描写的时段，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是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与一位曾经沦落风尘的皇后，两人都没到过罗马，甚至连意大利也没去过。

不过，那些证明罗马同化能力很强的事例却仍然能让人感到惊讶；在这方面，历史上能够比肩罗马的大国，只有三个。其中有两个出现在了本书所涵盖的范围内，即中华帝国（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或许是突厥人）和黄金时代的伊斯兰；另一个轻松入围的国家带有强大的本土主义传统，那便是美利坚合众国。相较而言，当时人们想做德国人、俄罗斯人或朝鲜人，远比要成为罗马人难得多。那时，即便是奴隶，常常也能跻身罗马人的行列，因为罗马授予了每位奴隶主解放其奴隶的权力，并且他们还可以赋予奴隶人身自由乃至公民权。虽然说帝国时代的罗马充满专制，军国主义盛行，且姿态傲慢自大，远远算不上天堂之国，但是考虑到取而代之的野蛮国家的恐怖行径——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大屠杀、古拉格等，也就难怪人们会对帝国的消亡黯然神伤了。

同时，或许有人还会怀疑，跳蚤的一口叮咬，也加速了这个帝国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