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许多读者，包括学者和大众读者，也许会认为本书是反美的。然而，我批判的不是美国，而是美国建制派，且这种批判不是一种肤浅而情绪化的抨击。自美国独立以来，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都展现了强大的自信，我对这种自信的来源进行了深究。因此，说本书是反美国建制派更为确切。

我生于1940年，我们这一代欧洲人，对美国的印象十分正面。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美国电影、美国音乐包括爵士乐、格伦·米勒、贝西伯爵、艾灵顿公爵、本尼·古德曼、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可口可乐、阿伯特与科斯特洛、自由、民主，这些都使我们对美国文化印象深刻。至少在我的家乡瑞士南部，二战之后，反对美国的只有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在孩童时代，我曾目睹身穿统一制服的美国士兵应瑞士政府要求解除武装跨越瑞士国境，那时的美国令人赞叹。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青少年的我非常喜爱美国的摇滚乐、歌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现代爵士四重奏，也钟爱《巨人传》《影子》《春风秋雨》等反种族歧视题材的电影。

1971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到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参加一个政治科学暑期项目。在项目中，我认识了一位和我一样，也曾在日内瓦大学任助教的朋友。他娶了一位美国女士，夫妇俩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项目结束后，我们开着他那辆标志性的福特野马汽车从安娜堡市出发，最终到达加州。旅途中，我们先是跨越了美国中西部到丹佛市，然后途经陶斯县、圣塔菲市、亚利桑那州的彩色沙漠，往北探访科罗拉多大峡谷，往西进入拉斯维加斯，后来到达洛杉矶和圣巴巴拉。那次旅行使我爱上了加州特别是圣巴巴拉。1979年，我把大儿子送到美国参加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他在一个共和党家庭寄宿，男主人是一名律师，在竞选中成功击败在任民主党人成为县总检察长。我的儿子也在竞选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四处张贴海报、登门拜访选民，着实体验了一把美国选举。那真是不错的经历。第二年，我携其他家人到美国去接他。我们整个家庭——爸爸、妈妈、四个孩子（分别是10岁、12岁、14岁和17岁）踏上了一次穿越美国的旅程，从首都华盛顿特区到加州，经过丹佛、圣塔菲、亚利桑那州的彩色沙漠、科罗拉多大峡谷、鲍威尔湖、国会礁国家公园、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拉斯维加斯、死亡谷国家公园，然后往北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往西到旧金山，再往南走一号公路到洛杉矶。旅程的终点是圣巴巴拉，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周。这真是令人难忘的假日体验。我们无论到哪儿都受到热情欢迎，在需要帮助时也总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也体验到了美国人对家庭和孩子的珍视。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我和妻子在圣巴巴拉度过了许多个美好夏日，也结识了当地不少中产阶层人士，他们为人和善，都不是左翼人士。根据我们的观察，他们都拥有以下特征：心地善良，习惯出国旅行（包括欧洲旅行），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从无半点好斗或居高临下的姿态。我通常不和朋友谈论政治，不过我知道我的这些朋友中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可谓组成了一幅典型的美国中产阶层群体画像：一位大学教授，两位城市学院教授，两位护士，一位地质工程师，一位新教牧师，两位地产中介，一位画家，一位私营企业前高管，以及一位研究墨西哥传统建筑的作家和他的妻子。那么，现在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当然，事情走向不对劲是有一些信号的。朝鲜战争本可起到让美国人民警醒的作用，可惜被美国政府包装成一场“正义战争”；1953年伊朗政变是美国中情局（CIA）策划成功的行动之一，但伊朗首相摩萨台（任期1951—1953年）被歪曲为共产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接下来又发生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在国际上受到的批评颇多，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但美国主流观点反击称：难道这不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魔爪的延伸而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战争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时刻，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彻底暴露无遗：它施行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与斯大林做斗争，而且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做斗争。苏联解体后，美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已站上历史巅峰，“历史的终结”终于达成，其他国家很快就会效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当然了，这都将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时任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将这种姿态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说了算。”很显然，这体现了美国的极度自信，而这往往又使其傲慢自大，不尊重其他国家及其人民、文化。

2003年，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克服了“越战综合征”，从此以后，海外作战成为美国的一种“嗜好”。美国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目前为止仍无可匹敌，海外作战当然胜券在握。然而，除了那场久远的内战，美国从未经历过在本土发生的其他大型战争。1945年，美国击败日本，但也仅限空中和海上作战，而非陆地作战。美国拥有强大的核力量，但日本拥有强悍的陆战军队。为了避免派遣步兵登陆亚洲，美国通过投下原子弹“轻松”地结束了二战。这一决定的其中一个后果是，美国“失去了中国”。在二战之后，美国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遭遇了失败，而这些战争大多数都是侵略性的。

这样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不断升级，世界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与不确定性之中，充满了仇恨、不信任和敌意，经济战、政变、秘密军事行动愈发频繁，甚至还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在这样的战争中，派上用场的将会是各国正在争先研发的可怕的现代武器，包括核武器。毫无疑问，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稳步发展其军备。西方世界通常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导致出现了恐慌、混乱、不确定性和敌意。但我们也可以说，且有正当、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证明，这些国家发展军备是对美国强大军备的威胁的回应。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利比亚和朝鲜的景况。[1]在这样的情形之中，西方世界总是套用同一个故事：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那些由“坏人”掌控的“威权主义”国家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因为它们试图破坏现行的国际社会行为规则。然而，这些规则都是西方世界根据其意志与利益制定的，也是西方世界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不过，这样引导舆论会不会反过来威胁到自由民主国家自身的利益呢？如果会的话，到底是谁的利益呢？是民众的利益，还是精英阶层的利益？虽然这些“威权主义”国家并未遵循美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广的价值体系，甚至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但难道看不到它们同时也切实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不是吗？如果能够首先确保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并只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层真正伤害到民主国家及其民众的利益时才去反击，不是更好吗？

我以上所提及的事件都需要进行深度分析和解释，而不是对美国的行为做出肤浅而情绪化的反应。美国有史以来已经多次并且今天依然如此行事，其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极度自信，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态度对待敌人和盟友。而本书就是为了回应这些而写就的。

一直以来，美国为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制定的外交政策总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保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还声称这是整个国际体系“皈依”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后维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途径。

本书第一章展示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根深蒂固的一些迷思或谬见，例如坚持“普世价值”的存在，认为当今中国是独裁政权，等等。正是这些认识的存在，让美国政府无法分清幻想与现实，从而无法理性地分析21世纪中美关系的本质。此章旨在解析这些认识。

第二章分别追溯到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和中华封建帝国诞生之初，对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发展历史进行分析，进而对中美之间的分歧进行解释。分析表明，美国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内部一致性和时间稳定性，但却极其难以适应国际体系变化。而与之相反，中国虽然也具有极强的内部一致性和时间稳定性，却能够通过将西方思想和儒家价值观相融合来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它更具灵活性，更能使其公共政策适应国内和国际的环境变化。同时，这也解释了中国体制无与伦比的韧性。

第三章基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分析及建议提供了经验实证。

前三章在结构上互相依赖、互相关联，在各章之间或每章之中有不少交叉引用，因此内容重复之处稍多。汉学家也许会认为这样论证起来繁复非常，但我的目的是帮助非专业人士阅读和理解，让每一章独立成篇。每一章可以独立阅读，如果想深入了解，可以按照文中指引参照其他章节。

[1]利比亚政府在美国的施压之下放弃了核计划，随后即被美国所支持的国际联盟推翻。而朝鲜在美国的重压之下仍坚持其核计划。有一种观点认为，朝鲜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背后有中国支持，而美国也不敢对朝鲜展开军事攻击。历史证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拥有武器永远比拥有盟友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