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是世界的威胁：从历史的终结到帝国的终结
- (意)保罗·乌里奥
- 33920字
- 2023-12-13 16:46:56
美国和欧洲共有的迷思
最危险的迷思：华人来了！
“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已流行了相当长时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伴随着其科学、技术以及军事资源的发展（这是历史必然），“中国威胁论”再掀波澜。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会，中国市场广阔，有很大的贸易与投资空间，这也引起了一种新的恐惧，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形式。尤其是美国，已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打破自己一手塑造的世界秩序，它是美国全球主导权的基础。而对美国建制派来说，毫无疑问，美国丧失全球主导权是最大的威胁。[4]
美国对中国崛起抱有复杂情绪，观察其反应我们可以清楚得知，恐惧是其中的主导情绪。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陷入此种处境。自从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也就是18世纪末以来，其对可能阻挡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恐惧就一直存在。记得我在1947年至1951年读小学时，每个周日下午我都会去看电影。在我家乡的小镇，这是男孩们的午后时光。那些电影大多来自美国，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讲述二战期间美军和日军之间史诗般的空战，另一类则是讲述美国西部的征服史。有一个场景在这些电影中反复出现：坐着大篷车的西部开拓者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前往应许之地；黄昏来临，他们就地停下围坐一圈，用篷布把车盖好，开始吃饭、聊天。他们都是善良、得体、平和的人，怀揣着过上更好生活的希冀；夜幕降临，他们熄灭篝火，准备入眠；就在此刻，有人惊叫一声：“印第安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时，还不明白那一声尖叫意味着什么。紧接着，银幕里出现一群野蛮人，头戴羽毛，手拿弓箭，脸上充满愤怒，可怕极了。我立刻明白那人为什么尖叫，我也感到害怕起来。每到这时，总会有人拿出手枪或步枪，成功地把这些攻击者赶跑，或是有骑兵及时赶到，英勇地营救了这些西部移民。
那声尖叫想传达的信息很明显：“印第安野蛮人来攻击我们了！”这是电影制作者想告诉观众的，确定无疑。而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大学学习美国历史时才明白了那一幕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是印第安人入侵了我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待在这里，至少根据我们的法律，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例如，至少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入侵拉丁美洲为起点，欧洲就开始制定并实施了所谓的“发现论”法律。其赋予这些原住民土地一个法律上的称呼——无主地，从而为自己的殖民行径正名。当然，“印第安人威胁论”也是一种迷思，与现实不符或歪曲了现实。对历史进行粗暴篡改，只是为了为电影里西部开拓者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的确，印第安人攻击了这些欧洲移民。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移民首先攻击了他们。而且对于这些美洲大陆原住民来说，土地被残酷侵占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拥有如此坚定的意志，能够在“文明的入侵者”面前以“野蛮人的方式”进行战斗。19世纪，美国移民继续侵占原住民土地，将他们驱逐出家园，一直到1890年伤膝河大屠杀后，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完成了对西部的征服。
2021年6月，我看到了博客网站TomDispatch创始人托马斯·M.恩格尔哈特的一句话，引自艾维瓦·乔姆斯基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为《美洲原住民：当故乡已成异乡》。[5]托马斯生于1944年，在纽约市中心长大，而我生于1940年，在瑞士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我们居然对西方电影有此共同体验，着实有趣。
显然，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之间，整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托马斯写道：
（这些电影里）当然都会出现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会攻击蓝领工人、驾马车者、乘客、西部牛仔以及于我而言有着身份认同感的开拓者群体。印第安人包围大篷车，攻击骑兵，拿着他们的弓箭不断叫喊、乱射。故事通常以原住民的失败告终，“我们”拥有强大的武器、射击精准的射手，打败他们理所当然。而重要的是，这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因为是他们攻击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伏击他们。他们是入侵者，而我们是被入侵者。
在“印第安人威胁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威胁论，所指向的不外乎是阻挡了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西班牙、墨西哥（请不要忘却阿拉莫之战！）、古巴、德国、苏联、日本、朝鲜、越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中国等。为何先论及“威胁论”？因为这一系列论述让我们看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待其他国家的行为有着显著特点。给原住民印第安人和以上诸多国家贴上“威胁者”标签，可见美国是多么善于颠倒因果，以此将自己的侵略行径（无论是言语、经济、军事威胁还是其他形式）归咎于对方，并以此来对付其认为对自身不利的、阻挡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的美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极端暴力和伪善是美国建制派为实现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常用手段，而“印第安人威胁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威胁论”）则让这些行为得到了正名。
我们看到，美国善于挑唆“他者”攻击自己而后谴责对方，这种手段的使用愈发频繁。美国或其盟友通过各种挑衅手段让这些“他者”陷入极其有限的抉择境地：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要么以一种美国及其声称代表的所谓“国际社会”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回应。例如，对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一些西方国家做如下描述：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见维基百科的“朝鲜战争”词条）。这是一个有相关记录且被一些西方国家认可的事，而且它也让美国能够从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授权，带领一支国际军队开展针对朝鲜的“合法”战争。[6]然而，孤立的事要洞悉其全部的意义，就要将其置于历史的全景下，将在其之前发生的所有事件悉数考虑。实际上，整个冲突事件的开端是韩国军队在美军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攻击。[7]国际社会要么不知道这些事实始末，要么是在美国游说的压力之下选择了忽略那些事实。
除了“威胁论”迷思，还有其他迷思也阻碍了美国人（以及其他大部分西方人）进行客观思考，致使他们无法清晰理解和有效宣传他们自己奉为模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也模糊了他们对整个国际体系以及自身角色的认知。
西方文明有着至少2500年的发展史，经历了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律、基督教、科学革命、农奴制为主的中世纪经济体系、废除奴隶制度、市场经济（注意勿与资本主义混淆，关于资本主义将在后续章节讨论），再到后来的工业革命，强调民主、人权、个人自由与责任的自由革命，以及强调由国家承担集体福祉责任的社会主义革命。西方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为自身以及世界创造了许多理念与价值。然而，在此文明指引下的西方世界的行为却称不上崇高：那里有古罗马的斗兽竞技，有十字军东征（今天仍以其他形式存在着），有宗教法庭；它还曾抹杀美洲原住民文明，以非洲奴隶贸易支撑西方种植园经济，为西方帝国的经济发展服务，以非人的方式对待这些奴隶，还侵占过非洲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殖民和帝国侵略，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人死去或流离失所！5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和美国轮流统治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明或国家能够抵抗西方统治，直至不久前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欧洲人把这些国家和地区视为“空白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欧洲人抹去了它们原本的色彩，或者说面对欧洲人的侵入，它们根本无力抵抗。[8]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原生文化今天已所剩无几，例如，今天美洲土地上的居民，包括从欧洲来的、参与美国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后代，多数都讲英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被运至美洲大陆的非洲人也遭受了一样的文化同化，他们还经受了非人折磨，被作为奴隶进行买卖，成为廉价劳动力，没有任何权利。此外，种族法律还禁止非洲人与欧洲人通婚，如果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非婚生子，孩子将被视作黑人，也就是奴隶，这是一种“创新”的廉价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理论上可永续不断。如果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后裔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在社会阶层中晋升，就需要完全融入西方文化，就像科林·鲍威尔将军、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一样。2020年9月1日，赖斯正式任美国最顶尖的政策研究中心之一胡佛研究所所长。胡佛研究所网站这样写道：赖斯女士是美国首位既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1—2005年）又担任过国务卿（2005—2009年）的非洲裔女性。而致力于为美国黑人发声的路易斯·法拉堪牧师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在华盛顿成功领导非洲裔美国人进行了3次百万人和平大游行，展现出了远超其他美国领导人的领导力，却也无法获得与之匹配的政治和历史评价。
西方和世界的这种关系让很多西方人觉得甚至确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西方的文化都要优于其他文化，西方有更好的政府、经济、军事和法律体系，更融洽的社会关系，甚至有一个更好的神。西方已经将世界清空，并填入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到了中国，这一切都被打破了，西方人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文明更加悠久、文化更加丰富的世界。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艺术家都要学习中文，遵守中国的礼仪制度，遵命于皇帝。有的人甚至穿上了中国服装，取了中文名。例如，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画家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就取中文名为“朗世宁”，并接受皇帝的委托在颐和园东边打造西式宫殿。[9]总而言之，这些人都被中国化了。封建帝制结束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迄今，中国已经减贫近8亿人，让4.5亿中产阶层获得了发展，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包括高科技领域）取得了进步，也真正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而在取得这一切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完全没有走西方的侵略或征服别的民族的老路，并限制了自身对邻国使用武力的行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是因为它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一些新价值观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既有别于中国传统上封建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有别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自发现美洲大陆以来一直采取一种征服者的意识形态，直至今天基本没有改变。要分析中美两国的不同，首先需要分析两国的价值体系（见下文及本书第二章）。
关于“普世价值”的迷思
“普世价值”的存在可能是西方所有迷思的核心，因为正是其他迷思汇聚形成并增强了“普世价值”的迷思，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体系：自由主义成为民主制度的根基，而这又衍生出自由市场的迷思、西方式（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迷思和与之相关联的迷思，如政治体制独立、媒体独立等。下面首先来分析根植于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迷思。
“普世价值”与自由主义的迷思
西方“普世价值”迷思的由来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末，那时西方刚刚确定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并着手计划征服其他国家。这一迷思不仅表现在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殖民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还显著地体现在其法律和政治制度上。“发现论”为此提供了法律支撑，另外还有所谓的“文明世界”政治生活以及“白人负担论”。自由主义在西方被视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普世价值”。西方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奉这种“普世价值”为行为准则。而且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实现理想民主的最佳意识形态基础。事实上，西方世界实践的民主是“自由的民主”，与其对应的是“非自由的民主”。[10]此外，美国认为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一种“自由的国际秩序”，更精确地说，应该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基于规则的自由的国际秩序”。
抨击自由主义最不留情面的学者之一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他不仅批判自由主义这一概念，也批判它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地位。[11]简而言之，他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以及欧洲殖民国家实践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人类学家皮埃尔·范登伯格所说的“统治民族民主”[12]，与它们的政治体制特点完全吻合。统治民族民主意为“统治者的民主”、“服务于统治者的民主”或“统治种族的民主”。更精确地说，它指的是只有一个民族处于统治地位，其他民族均被剥夺权利的政府体系。这种体系是西方在殖民地上建立殖民主义统治的基础，在那里，“优越”的白人种族是“注定”要统治其他种族的。
毫无疑问，在英国13个被称为新世界的北美殖民地上，实行的也是这种统治民族民主。即便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这种统治方式还一直被延续。白人对非洲人进行奴隶统治，残酷剥夺美洲原住民的财产，将他们赶出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直到内战结束，非洲人后裔才在名义上得到了民族解放。然而，接下来又进入了种族隔离时期。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非洲裔美国人才真正获得了法律地位的平等。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享受与白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不仅如此，在更早的时期，与种族隔离相似的隔离现象甚至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例如不同民族成分（英格兰-苏格兰裔和德国、意大利、希腊、爱尔兰裔）、不同宗教（如新教、天主教、犹太教等）群体之间的隔离。拥有政治权利的上层阶级（例如种植园主、企业家等）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下层阶级（如农民、工人、仆人等）之间的隔离则一直持续至20世纪。[13]因此，统治民族民主以“贵族共和”、“精英民主”、“寡头民主”或者“财阀统治”来描述或许更为恰当。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只有决策精英阶层（无论其成分是什么）才能享受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和“一人一票”规则。而这些精英往往会以自身利益为目标引导公共政策的制定，支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14]20世纪中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到了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福利，但这一时期非常短暂。很快，以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将可能支持特朗普的下层阶级称为“可悲的人”，其暗含之意为：这些人根本不够资格参与民主竞选投票。很显然，在美国，统治民族民主仍然以精英民主或财阀统治的形式继续存在，下文将对此做出进一步分析。不仅如此，西方自由主义还继续将这一姿态投射到整个国际体系当中，这不仅体现在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陆续建立，也体现在美国采取的帝国主义，其中后者也许是最重要的体现。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而是优越的；另外，还认为他们拥有“民主体制”，因而有权利并且有义务领导和统治全世界。[15]
自由主义的践行者势必要求将其运用于政治和经济组织。然而，这时就出现了矛盾。政治体制中的自由意味着平等，也就是遵守“一人一票”的规则，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致力于在同等程度上满足每一位公民的需求。而经济体制中的自由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追求资本利润，人们在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目的是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及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
这两者之间出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所包含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不同导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对于同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实践自由主义的国家来说，缓解这种不平衡已成为最大的挑战。政府如果偏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平等就要有所妥协；如果过度强调政治平等，经济效率就会受到损害。[16]换言之，在这样的范式之中，最大的挑战是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找到一种被其代表团体（政党和压力集团）所接受的平衡状态。
然而，自从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三者同时实行以来，经济利益一直更受重视。由经济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1929—1933年大萧条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后来，美国实施了罗斯福新政，二战后欧洲也实行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更关注政治层面），资本与劳动力之间达到了新平衡状态，西方世界由此进入一段黄金发展时期，法国人称之为“光辉三十年”。针对收入和财富的税收政策变得更为激进，更重视公平；再分配公共政策也使得中低层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有所增长，再加上国家（福利国家）的社会服务不断发展，使得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似乎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被认可，逻辑上本来互相矛盾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得以融洽共存。然而，这段黄金时期很快就结束了。
二战后，1947年4月，一群自由主义学者在瑞士蒙特勒小镇山顶的度假胜地相聚，并成立了朝圣山学社。这些学者对自由主义持不同看法，其中一些学者，如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持极其批判的态度。[17]有些不支持极端自由主义形式（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18]退出了该学社。很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学派学者就掌控了学社的发展方向，并建立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19]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正着手打造前文提及的劳资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因此该学社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弗里德曼在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第二版中，对此境况叫苦不迭。[20]但他没有提及，是政治、经济右翼为新自由主义学派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和经济支持，他们同时也资助大学委员会和研究项目、国会和出版等。新自由主义学派一直等待着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段时间，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终于爆发了，随着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学派终于成为主流。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国家的职责应仅限于维护让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由于市场以竞争机制为基础，因此会自发实现经济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而最终也会产生最好的结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改善公共管理的最佳方式就应该是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市场化”，即完全撤销对市场的管控（如税收和反垄断政策），促进竞争。政府除了制定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资本规则以外，其他行为都应该市场化。也就是说，除此之外，政府的其他活动都可以市场化，包括执行社会政策。如果做不到，政府至少可以通过外包或在政府内部引入竞争机制等手段在公共管理中引入市场元素。
显然，这种自由主义新形式的战略目标就是将经济从政府干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解除资本受到的限制，凯恩斯主义者支持这种限制。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求公共部门应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技巧提高公共管理效率（此处的假设是：私人部门效率更高），还要求政府从所有服务性价比更高的私营企业中撤出来。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的大门就此打开，这种广泛的私有化、外包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被接受，对所有领域的管控包括最重要的金融领域的管控被解除。
为了防止新自由主义的弱点受到攻击，其推动者声称全球化的趋势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可避免，因此民族国家应当“理性地”调整管理方式，以适应这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加入到开放和去管制化的全球经济中来。这将是对国家监管的最后一击，下面将进行详细分析。
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得以在现实中落地，最有力的两大武器也得到了强化，它们分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1]两者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两者推行的都是同样性质的政策改革。然而，直到发达国家希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破产，才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发展中行不通。在此之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给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银行又强行要求希腊左翼政府进行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实施财政紧缩计划。最终，事实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强大的毁灭力，它们不仅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毁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
希腊的例子也很好地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不考虑一个国家所特有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这也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即它是完全非历史性的，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如果一个国家不按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制定其政策，就会落入被美西方强势推动并剥夺自主发展权利的悲惨的命运，这在新自由主义初期就已经显现出来。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获选法国总统，他当时推行的是与共产党共同制定的左翼政策，但这一政策没能维持多久。在一系列的国有化改革后，1983年，密特朗实行了所谓的“转向紧缩”政策，并很快开始了第一波的私有化浪潮。1984年，共产党人退出政府班子。这证明要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实行社会主义体系下的政治经济计划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经济日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时尤为如此。而游戏规则是由这一国际经济体系制定的。自此开始，社会民主党派逐渐向中间靠拢，并最终成为右翼。欧洲的许多国家领导人制定的政策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英国的托尼·布莱尔以及法国的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意大利的马泰奥·伦齐。这些社会民主党派真正接受了“资本主义是唯一的选项”这一思想。
新自由主义者要真正让世界经济向资本开放，更好地寻求利润，还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去管制化。这一趋势在二战末就已经初露端倪，作为当时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成功煽动了全球化运动，而这离不开几个新型经济机构的支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同时也离不开美元地位的提升（取代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此后，在奥巴马任职期间，美国又促进了两大贸易与投资协议的落地——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欧盟各国和日本的跨国企业都支持这些协议。如果这些协议真的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就会进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时代。[22]推动这些协议落地与其说是为了消除关税和限额（两者已被减至非常低的水平），不如说是为了消除所有的贸易和投资障碍。
不仅如此，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化还会使资本在国际上流动完全自由，而目前政府尚能限制外国资本的流入。为了尽一切可能扩大资本自由流动，这些协议还寻求赋予跨国企业这样的一种权利：当它们因公共政策限制而无法获得本该获得的预期利润时，可以在私人法院起诉国家政府。这里所说的公共政策甚至还囊括了健康医疗和环保领域的政策。不仅如此，私人法院所做出的裁决将为最终裁决。也就是说，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无法上诉。[23]
如果TTIP、TPP这两个协议获得通过，它们不仅使美国、欧盟各国（在欧盟委员会领导下）和日本的跨国企业（包括金融领域的跨国企业）在广大地区的霸权变得合法化，还能进一步控制和加强这些协议的条款在本国以外地区施行。这样一来，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两个层面的目标将得以实现，并超出最高预期。
TTIP、TPP两个协议还带有地缘政治目标，奥巴马政府希望利用它们遏制俄罗斯和中国。TTIP旨在进一步让欧盟融入以美国和西方跨国企业以及北约军事联盟为主导的大西洋地区，从而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24]TPP则是奥巴马“转向亚洲”战略的重头戏之一，[25]希望通过将太平洋地区12个经济体整合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区域，以加强对中国的遏制。[26]这两个协议如果获得通过，就会成为美国遏制中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崛起的强大工具。[27]至于拜登政府会放弃还是继续推进这些协议，我们尚不清楚。
我在2012年出版的书[28]中，评估了新自由主义两大武器之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实践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衰退，收入不平等加剧，贫困率、犯罪率和监禁率上升，以及市场竞争过度和不稳定导致人们健康状况恶化。[29]其实很多批判学者、调查记者和非主流智库已经认识到了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在发展中的负面后果，信奉这一主义的美国力量也随之有所减弱。但即便如此，这场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仍持续到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接下来的一任总统自然要处理好美国力量减弱的问题。特朗普的做法是按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暂停键。在他任内，美国退出了TPP，并无限期推迟TTIP的协商，而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在他之前的历任总统也都采取过这种做法。
随后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席卷全球，揭露了全球去管制化的负面后果，西方（尤其是美国）大型产业的外移造成了其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依赖，其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到头来却只发现自己愈发依赖于主要竞争对手。零部件在中国生产、最终成品在美国组装的流程存在着中断的风险（尤其是医药产业，这一风险引人瞩目）。
这又产生了中美经济脱钩。美国已经丧失了长期以来能够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能力，特朗普也许是美国第一位真正理解这一事实的总统。我在2019年出版的书中写道，一个全新的多极世界已然到来，而特朗普是第一位承担起带领美国走出迷宫这一艰巨任务的总统。[30]但他在整个过程中可谓是手忙脚乱，其中部分原因是他遭到了美国建制派多数人的敌对（也许不止于敌对）。2021年初，特朗普总统离任，拜登总统接棒，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对手。[31]
“普世价值”从何而来？
西方人民在西方世界的文化结构之中，获得了认识世界和国际社会的知识图景，同时也建立起了要求各国都遵守的基本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在自由民主国家，推动这一过程的有许多社会力量，如家庭，学校，社会俱乐部，政党和压力集团等组织，以及教会，大众媒体、社交媒体。[32]西方民众通过社会化过程形成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人权、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等观念。在一个各国具有统一道德标准的国际体系之中，一国只有按照这些海内外共同遵守的价值观行事，才可能获得其他伙伴的认可，这一体系中的所有人认为这是符合道德标准的国家所制定的国际政策，最终使得这个国家成为整个世界的领导者。这是美国建制派最坚定的信仰之一，[33]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许多其他国家的信任。
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海内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手段宣传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等价值观。参与其中的有：美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广播电视公司，以及其他主流媒体；美国国际开发署，所谓的“美国文化中心”等政府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支持民主机构发展的非营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实际上接受政府资助，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不仅如此，美国还开始招收海外学生到美国高校学习，尤其是经济学和商业管理等专业，以便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这一点将在本书第三章详细分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美国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使其获得一种普适性和完美无瑕性。直至今日，美国仍不断宣扬这些价值观，希望以此为所推行的某些外交政策正名，尤其是武器禁运、政变、为盟国培训军队、为“反独裁者”提供武器、利用特种部队进行非公开军事行动，甚至是发动公开战争。不仅如此，美国从未放弃过以武力的完全使用作为公开或暗中恐吓手段。[34]
然而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建制派因数次违反其奉行的价值观而声誉大损。其行为包括：和专制政权结盟或合作，对敌人和盟友实施经济制裁（不仅在特朗普在任期间有，此前也有），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如20世纪80年代资助阿富汗游击队以反对苏联，以及近期资助反叙利亚政权的行动），为盟友和实行专制的附庸国提供军队和国防培训，以及在不支持美国利益的国家发动政变，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53年伊朗政变和1973年智利政变，以及近年来在格鲁吉亚、中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朗）、利比亚、索马里、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地发生的政变。这些政变大多数也得到了西方其他国家的支持。
此外，美国式民主也有着诸多被诟病之处。例如，金钱在政治角斗场上的作用过于强大，尤其在选举和立法过程中，有些人将其视为赤裸裸的腐败；利益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尤其是跨国集团在税收、银行、保险、农业、杀虫剂和转基因产品、石油、医药等领域的影响力；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后裔的公民权利包括政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许多社会福利他们无法平等享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越来越多；监禁率达到世界最高，各个阶层都有许多人受到类鸦片药物成瘾的困扰。不得不提的是，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未能展现出作为一个成熟民主国家人民应有的风范，而是更加令人确信，所谓美国民主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多个事例已经证明，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奉行”的价值观。即便美国式民主有诸多缺点，今天仍有许多美国精英依然相信，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接受美国的领导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民主政府和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道义举动。[35]然而，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也许一切都变了。许多媒体将这场骚乱定义为“暴动”，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对选举结果公正性的大肆质疑。这场怀疑的浪潮一直持续至今，如今在全球面前，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扬言要树立民主典范的说服力已大打折扣。
不管美国作为民主典范的地位有多大作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客和理论家始终强调军事手段极为重要。
最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人士之一罗伯特·卡根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了军事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根本重要性：
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非常引人注目，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也在稳步上升。但到目前为止，欧洲和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军事实力也很重要，19世纪初期的中国已悟出了这个道理，今天的中国更明白这个道理，正如阎学通最近所提到的，“强权是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36]
奥巴马在任时，他清楚表明军事力量是美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随后，他骄傲地表示，美国的军事支出是排在美国之后的8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的军队依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战部队。很显然，这话不仅是对美国民众说的，也是对全世界说的。以下为摘录片段：
我可以告诉大家，前段时间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言论都是政治煽动。你们也许听到有人说我们的敌人变得更强大，而美国变得更弱小。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美利坚合众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掌声。）我们遥遥领先。我们遥遥领先。（掌声。）我们的军事支出是排在我们后面的8个国家的总和。我们的军队依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战部队。（掌声。）没有一个国家胆敢袭击我们或我们的盟友，因为它们知道这会自取灭亡。调查显示，自我开始担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又得到了提升。每每遇到重大国际问题，世界人民指望的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我们。（掌声。）
拜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成为总统，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可以扭转此前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好战姿态。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武力应当是最后手段，而非最初手段。只有在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侵害，而打击目标是明确的、可实现的，并且得到了美国人民的知情同意时，美国才能使用武力。”[37]
不过，拜登并没有说清所谓“美国的根本利益”到底指什么，也没有表明他的这一陈述是否意味着，他不会再像前任总统们一样，只是听从建制派外交政策游说和支持集团的建议，而没有经过美国人民明确同意就发动战争。美国人民此前选出的总统都承诺实现和平（如奥巴马、特朗普），但承诺都没有兑现，这再一次表明了美国民主实践的真实情况。而实际上，拜登只是重申了一点，美国领导层相信美国军队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心地位，而这意味着进行更多的战争融资。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
我将毫不犹豫地保护美国人民，包括在必要时候使用武力。美国总统需要承担许多职责，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三军统帅。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为总统，我会对军事装备进行必要的投资，以迎接本世纪而非上世纪的挑战，确保美国军队维持其世界领先地位。[38]
在2021年的就职演说上，拜登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美国和美国军队”，拜登军事导向政策的中心地位显露无遗。
美国对其价值观优越性的信念让其认为自己有领导世界的能力，美国不仅决心不断获得和维持其国家力量，也视强大的国家力量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维护世界稳定性需要一个全球霸权的存在”，这是美国领导层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一信念在西方世界被普遍接受，并出现在美国政治科学教科书中。罗伯特·卡根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维持1945年以来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完全有必要的，否则“如今的世界就会坍塌，倒退到野蛮的无政府状态”。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民主、政治自由等价值观都可能遭到破坏，不仅会损害美国利益，也会影响整个国际体系。[39]
美国拥有了领导国际自由体系之权，自然也就拥有了制定规则权，可以规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行为。不仅仅是罗伯特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这样认为，民主党领导人也这么认为。例如，奥巴马就在多个场合中强调美国“天然的”领导权及其制定国际体系规则的权利与义务，贯彻不好就会被中国抢去先机。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他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的领导者，正如他2012年在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美国是一个卓越的国家，它将一直是处理国际事务不可或缺的国家。……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世纪，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寻求扮演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它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包括：重塑20世纪的国际机构，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40]
下面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上文提及的TPP，这也是奥巴马维护美国世界霸权等国际战略的核心计划之一。在2016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奥巴马明确强调，美国有责任且有权利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
有了TPP，在太平洋地区制定规则的就不是中国，而是我们。想要在这个新世纪展现我们的实力？那么批准这个协议，让我们有理由去执行。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掌声。）[41]
近期，有不少美国学者、专家、政治家指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俄罗斯也将再次成为拥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强国。面对这两项挑战，美国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很好的回应。俄罗斯成功介入叙利亚内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学者、国防事务政府官员纳迪娅·沙德罗曾在2018年任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战略副顾问，她在一篇文章标题中郑重指出“美国幻象的终结”。沙德罗已经接受了美国力量正在减弱的事实。她指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是基于幻想的政策，其制定者认为把中国拉入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当中，中国定会在美国领导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行为者”。然而事实却相反，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利用自由世界的秩序规则实现自身利益。她认为这个世界已不再是“单极世界”，她总结道：“要安全度过这一新时期，华盛顿必须摒弃幻想，不要再沉迷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思之中，要重新思考其关于世界秩序本质的观点。”[42]这才是最清醒的人。
然而，这显然不是美国建制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力量都变得更强大，其威胁已然更大。更糟糕的是，中国完全依照自身的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以及自身的意愿行事，完全不遵从西方模式。目前看来，中国会长期坚持这种行为方式。如果美国领导层能认识到其过去的失败，就会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重新构建认知，并重新自我定位。然而，他们并没有朝这一方向迈出哪怕一小步。
在经历了糟糕的特朗普时期后，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拜登身上。拜登似乎也愿意推行美国民众熟悉的那种外交政策。2020年，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成为领导者》，标题已清晰表明了他的态度。此外，他还在文章中至少20次提及了世界再次重回美国领导之下的必要性。[43]他本想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外交政策定位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但这又是另一个幻象。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也是“美国领导世界”，只不过是以“美国优先”为伪装。美国对中国、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政策都清晰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格和手段不同，但目标仍然不变。因此在拜登执政期间，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显然不会正式形成。从拜登组建团队的人选可以清楚看出，他至少会让美国回到那个所谓的“美好年代”，也就是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拉克·奥巴马的指挥下，进行各类公开或非公开军事干涉、制裁以及推动政变的时期。这使得我们不得不下这样的结论：在所谓的自由“普世价值”的修辞之下，由美国精英阶层所推动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终极价值”是实现美国利益，无论这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什么影响。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一致的群体组成非正式联盟，引导美国根据其利益需求制定领导世界的外交政策。这一联盟有大量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他们来自美国国会、军工复合体、所谓的“情报机构”（包括中情局在内）、主流大学学者群体、智库以及媒体界。[44]我们从美国的以往行为（至少自二战以来）可以看出，每当面临自由“普世价值”和美国利益之间的抉择时，美国总是选择后者。[45]
最后，我还想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些美国人也认为国际体系规则应当改变，但仍不愿意（这是最客气的说法）放弃或改变他们所谓的“自由”价值观。而且他们认为，就算要改变也必须在美国领导下进行。[46]换言之，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的、单极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变成一个由多个国家共同领导的多极世界。在这样一个多极世界里，非自由主义和非西方国家不必遭受美国的干预及其支持的政变，能够最大限度自主决定国家的未来。然而，20世纪末，被美国建制派宣称的所谓“修正主义力量”（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崛起，改变了全球力量均势，推动世界朝多极化发展。此外，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等小规模地区性力量似乎也不情愿听命于美国。
显然，美国政府正在向全球宣告美国的回归，这已清晰体现于上述拜登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对外宣布的美国公共政策。然而，《日本经济新闻》问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亚洲准备好迎接美国的回归了吗？[47]2020年末，欧盟与中国签署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投资协议。美国建制派大吃一惊，似乎这样的协议是不可想象的。没错，在拜登上任之前，欧洲议会阻止了这项协议通过。不过，与中国合作的经济利益实在诱人。不仅如此，不少具有影响力的美国观察者认为，中欧签署这项协议给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一记重击，如彭博新闻社就立即指出这项协议的签署是一个巨大的错误。[48]美帝国及其媒体界不喜欢没有自己主导的，或自己仅作为参与方的国际协议。
世界各国当然愿意与拜登总统谈合作，但是希望他至少能尊重盟友（暂且不提竞争对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希望被视为盟友而不是附属国。用特朗普的话说（虽然他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希望这届新政府清楚地理解这一信息。欧洲不希望由别人告知其利益所在以及如何保护这些利益。例如，“北溪二号”是俄罗斯和欧洲几个国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一项目以德国为终点。特朗普政府以此胁迫了欧洲多年。事实上，美国政府制裁了这一项目有关的企业，迫使项目中止，并导致其中一家企业（一家瑞士企业）退出了该项目。美国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防止欧洲完成该管道项目建设。对此，美国给出的官方理由是：这一项目会让欧洲的能源供给陷入依赖俄罗斯的境地，从而损害欧洲的战略利益。而真正的理由是：美国想以30%～40%的溢价卖给欧洲天然气，且美国天然气开采采用的水力压裂法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已经影响了美国不少地区。说到底，美国还是想主导“游戏”规则，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并压制德国一头。
美国经常提及的“再次成为领导者”恰恰说明美国仍未准备好彻底改变其外交政策，也说明美国会继续坚持其狭隘的、单边的、国际社会已习惯多年的所谓“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继续允许公私领域之间人员互相任职，而在这两个领域中，许多私营投资企业、智库与军火采购企业、军工复合体有明显关联。似乎拜登总统对它们之间利益不一致的现实不以为然。[49]看来美国外交政策并没有重大变化。美国的单边主义思维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体制上，都深深扎根在其领导世界的决心当中，而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新世界在崛起，那里不再愿意接受美国的支配。
在此有必要提醒读者，美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特点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别无二致，即便欧洲也在反抗美国的支配。关于这一点也有历史证据：无论是作为单个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还有一些东欧国家）还是作为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联盟集体，一些欧洲国家都支持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无论如何，第一批来到美洲土地上的移民就是欧洲人。他们带来了由宗教信仰和世俗信仰混合而成的欧洲意识形态，这些也根植于新教的一个分支（即清教）之中，这是第一批移民带去新世界的宗教。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形成了基于自身与其他文化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包括：
1．相信欧洲文化是最卓越的；
2．相信基督教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规律和价值观；
3．将欧洲的价值观定义为“普世价值”；
4．相信欧洲有权利传播这些价值观，并通过此方式教化“野蛮人”；
5．信奉基于欧洲价值观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6．有权利将“野蛮人”的土地占为己有，因为法律并未规定“野蛮人”拥有那些土地；
7．“文明世界”有权利介入“非文明世界”的生活，并终止该世界中违反欧洲人定义的“普世价值”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这一“权利”被进一步用于为欧洲“文明世界”在一些地区的干涉行为正名，例如波黑和科索沃地区；
8．认为欧洲价值观的发扬与传播是对人类有益的，并且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欧洲的）扩张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包含了军事征服、经济压榨以及大量非正义行为……然而这些行为都以‘为人类实现更大福祉’而得到正名。”[50]
这一意识形态在欧洲开始实行殖民主义就已得到实践，首先是南美洲。16世纪初期，西班牙以残酷野蛮的方式对南美洲进行殖民。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有不同观点，根据沃勒斯坦的总结，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认为这一殖民行为是正义的，而天主教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则持批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沃勒斯坦指出：“早在16世纪，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就已极力反对我们今天称为‘附带损害’的行为，如果只是因为有罪者侵犯了正义就要不惜伤害无辜人民来惩罚他，那么这就是试图对永恒的诅咒赋予正义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行。”[51]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
二战结束后，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就抛出了“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观点。苏联解体后，对这一观点的宣传更是甚嚣尘上。这并不令人意外。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指的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最终胜利，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由美国以美国方式实现而已。[52]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在2017年再次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写道：“自由主义启蒙运动再一次升华了关于个体权利和普遍人性的普世原则，超越了道德、种族、宗教、国籍、部落的种种区别。”[53]
历史分析表明，“普世价值存在”这一命题是不可持续的。被西方称为“普世价值”的，实际上是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二战结束后，为了反击对殖民主义的批评，这些价值观才得以进一步发展。这样看来，西方已经意识到殖民主义外交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进行推广是西方单方面的、武断的决定（长久以来西方已习惯了这种决策方式）。然而，西方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让其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更进一步地，西方想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在全球传播其价值观的权利甚至义务。为实现此目的，西方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战争。[54]
这种姿态完全是非历史的，否定了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所有价值，否定了它们随着时间发展而形成的价值观。这并非说其他文明体一定不会承认西方价值观的普适性，而是要让它们根据自身情况和意愿来决定是否承认其普适性。西方能做的只是为自己的价值观做宣传，但历史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对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感的信仰一直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西方认为其之所以优越并“有权”殖民其他国家，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些国家不知道如何组织政治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那么就让我们来替它们完成”；其次，“我们会教它们怎么做……前提是它们继续接受我们的统治”。
19世纪典型殖民主义规则广泛传播的时代已经过去，二战后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但西方姿态未曾改变，从前欧洲国家对前殖民地的压榨如今通过“华盛顿共识”延续。欧洲不仅迎来了美国的加入，还被后者夺去了主导地位。由于购买石油需要使用美元，再加上美国在二战后成功建立了上述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美元成为最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此外，美国还对阻挠美元需求增长的企业实施威胁或经济制裁——如对法国和德国的银行进行罚款、收购，让它们惧怕失去美国市场。美国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取得了主导地位且一直保持至今，让其沉溺于维护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这也是罗伯特·卡根一本著作的书名）。[55]
学者贝淡宁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持久性做了精辟的总结：
当对自由民主普世性的盲目信仰已经使得美国政府不顾当地风俗习惯、需求和传统而强行宣扬人权和民主观念的政策时，我们就要对此担忧。然而，即便在美国土地上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即便在海外美国由于（至少是部分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而导致了种种灾难……似乎也无法动摇（美国）官方对西方民主普世性的信念。[56]
“普世价值”与《世界人权宣言》
时常被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广大成员一致通过的一项联合国基本法，其枚举了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当践行（至少在道德上应当践行）的价值观。[57]如果要通过援引《世界人权宣言》来证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其实无甚大用。因为至少就目前的实践而言，《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主义关系不大，甚至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认为，《世界人权宣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由主义无关。[58]因此，企图以《世界人权宣言》来支撑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适性至少是适得其反的。没错，《世界人权宣言》的确提到了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而这些正是西方用于抨击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的专用词。不过，《世界人权宣言》提到的其他权利和价值观多数时候没有在西方民主国家获得令人满意的践行，甚至完全没有践行。例如，第23条如下：
（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以及第25条如下：
（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也许唯一得到了普世认可的权利（以及价值观）是《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第二段所提及的“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这就允许各国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时刻，决定境内的言论自由程度以及免予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程度。历史表明，即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其自由程度也大相径庭。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西方国家对言论的控制程度高得惊人（虽然这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美国，反对意见甚至是已得到验证的事实都会被驳斥为“假新闻”和“阴谋论”（“阴谋论”一词是中情局为了解决一些恼人的事而发明的一个术语）。如果一个人想在主流媒体、学术界和智库所提供的信息之外寻找其他信息、观点和事实，就必须拥有很强的意愿、技术和充足的时间。
不少西方专家认为，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经济及社会权利保障，因此接下来必须推进在政治和公民权利方面的工作。这种观点的逻辑没错，但中国人民有权评估和决定什么时候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处理。[59]此外，中国目前面临的最艰巨任务是发展经济，以促进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任务之所以艰巨，是因为中国正面对不同形式的外部压力：美国及其盟友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以非法域外制裁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战，以及美国在西藏、香港和新疆等地为叛乱分子和分裂者公开或暗中提供支持。美西方现已在使用各种手段对不符合西方利益的国家进行渗透，由此得出结论：对中国而言，今时今日并非开放其政治体系和舆论的理想时机。
“普世价值”与文化认同
在总结对“普世价值”存在论有效性的分析时，法国哲学家、汉学家朱利安在2017年也许贡献了对“普世价值”最尖锐的批评。他通过身份认同的概念揭露了所谓“普世价值”的假象（而“普世价值”又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通过历史分析表明了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通过建构和再建构不断发展的。因此，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是不存在的。朱利安提醒我们，欧洲文化是由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律以及其后的基督教主义不断迭代构建而成的。现在还可以加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从农奴制为主的中世纪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自由主义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天的欧洲文化包含了以上的所有内容。从朱利安的观点来看，显然这样的运动是不会停止的。此外，欧洲文化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欧洲价值观是不具有普适性的，除非有人认为，人类可以依靠欧洲（或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达到“历史的终结”。若真是那样，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不再只是亨廷顿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更是正当的。[60]
这真的是撒切尔夫人所说的“别无选择”的境地吗？其他文明的不同价值观是否同样值得考虑或支持？朱利安并没有描绘一幅文明大冲突的图景，而是提供了一种更加富有前景、更加乐观的方式。[61]他坚信，价值观不应成为某个国家所拥有的资产，更加不应该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例如采取强迫手段甚或更加残酷的手段进行同化。坚信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人应当谨记，这就是西方在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进行殖民时的真实行为。相反，价值观应该被作为资源由任何国家、任何文明对其进行使用。因此，他提出的策略是文化的交流，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他认为，文明冲突是人们对不同文化关系进行肤浅分析的结果。[62]除非一个国家或文明体相信自己的文化具备了所有价值，而其他文化无可借鉴之处，不具备任何价值。
自由市场的迷思
自由市场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建制派）在宣扬西方自由经济的优越性时使用最多的观念。它只需要将“市场经济”和“自由”两个概念关联起来便形成了，但这正是其观念所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市场看作一个竞技场，在这里，不同经济行为体之间相互竞争，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经常引用最受崇敬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之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们总结：自由市场就是在正常运作过程中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新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当只负责维护让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仅此而已。[63]而亚当·斯密本人是不提倡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经济体制的。实际上，在他所说的自由市场之中，努力工作是唯一被接受的产生合法收入与财富的来源，人们不能通过出租等行为（在他的时代包括出租土地等）获得财富。而且，当政府通过法律、资金以及无数其他手段（如经济战）资助企业与其他国家抗衡时，“市场是（或应当是）免受政府干预的”这一观点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当市场运作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时，市场主导者会期待甚至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而事实上，这些企业很可能就是这场危机的源头。[64]市场规则一直存在，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规则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宽松了不少。历史证明，当市场规则太过于宽松，以至于无法制止主要市场行为体的有害行为时，经济危机就会降临。
不幸的是，在这两次经济危机当中，西方国家受伤最深的是穷人甚至中产阶层，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失灵，存在的只是一个少数富裕人士利用政府规则的缺席让整个经济为他们服务的机制。由此产生的大规模不平等导致了不少激烈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当然，负责管控这一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的社会阶层——政府和媒体通常会谴责这种行为。然而，社会动乱产生的根源（除了极少数由病态因素导致）并非毫无根据。不仅如此，经济危机导致的暴乱应当被以维护国家和谐为职责的内部媒体及政治管理者视为严肃的警醒之声，也应当被视为影响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可怕威胁，正如2008年那场对购房者等群体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次贷危机以及这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下面将对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政府对市场干预的范围是人们热衷于辩论的话题，但人们普遍承认一点：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场不是一个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而是一个没有任何经济特权垄断（例如，土地租赁、人为创造的稀缺性）的市场。按照亚当·斯密的指引，我们应当思考那些由资本（而非工作）创造的财富，也就是今天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一切。如此看来，我们拥有的也许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虽然它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而是另一种经济体系，它完全不符合理性市场的两大基本要求——竞争性和透明性。费尔南多·布罗代尔通过对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互动方式发展的历史分析，明确区分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65]
布罗代尔提出了“三大经济形态”，他认为这不是理论模型，而是历史真实现象。第一大形态是物质生活（此时市场还没有出现），第二大形态是市场经济，第三大形态是资本主义。[66]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出现和发展后，第一大经济形态仍然存在；在资本主义出现后，市场经济也依然存在。此外，这三大经济形态按照等级排列，在最后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将占据主导地位，处于更高级别。
布罗代尔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很有信心，他相信“一般的经济活动”，即市场经济，与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之间存在对立，他将后者视为“成熟、优越的经济形态”。此外，这三大经济形态的主体及其行为、思维模式并不相同，更有趣的是，市场经济规律，尤其是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自由竞争规律，在高等经济形态下，几乎不存在，高等经济形态更需要大量的计算和投机，是大量财富集中的地方。布罗代尔称之为“灰色地带”，在这里活动的都是内幕者。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一词所涵盖的现象的本源，而资本主义并不是真正规范的市场经济，反而与市场经济相矛盾。[67]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没有透明性和竞争性可言。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与那些高校、大众媒体、政治辩论中的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所讨论的东西大相径庭！
最后，在这个许多专家宣布资本主义已经终结的时代，布罗代尔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他认为，资本主义在经历过无数危机后仍然屹立不倒，是因为它能够利用各种手段改变其生存策略。以下引用了布罗代尔的话：
资本主义具有垄断性，商品与资本总在同时流通，因为资本和信贷一直是占领和控制国外市场的最可靠力量。早在20世纪以前，资本输出就已司空见惯。对佛罗伦萨来说，更是可以追溯到13世纪……难道我还要说，在1900年或1914年，金融界的一切手段、交易和伎俩还未出现？资本主义对它们早已熟稔至极。而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也是其长处就在于它能够根据经济时机、走向不断变换伎俩和做事手段，不断改变其策略。[68]
成功主导资本主义经济的人也成功主导了民主进程。他们在表面上赞扬民主，而将整个政治过程的本质掩盖起来，用宣传的烟雾掩盖真实目的，用民主的面具掩盖真实的活动。他们在暗地里策划一切，制定、上演那些所谓的“伎俩”。事实上，他们剜空了民主的实质。民主已经名存实亡，沦落成寡头政治用于欺骗大众的面具。[69]
民主的迷思
以上种种分析最后汇聚成了对自由民主的批判，实际上自由、人权、平等、普遍繁荣的价值观并非在各国都得到了同等的实践。意大利古典学者、历史学家路奇亚诺·坎弗拉是对自由民主抨击最为激烈的人之一。[70]坎弗拉提醒我们，自由民主生根发芽的土壤有法国、英国等，这些国家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土地规模都比中国要小得多。中华封建帝国自建立以来，每每选择国家管理手段，国土规模必然是考虑因素之一。西方人已习惯用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和参数来解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原则、历史经验和文化来研究中国。坎弗拉称他们的观念为“民主原教旨主义”。
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程序）的另一大问题是，政党（包括在野党和反对党）方案和政府公共政策所受的效果评价依赖于普通公民的智力水平。然而我们知道，为获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党频繁使用宣传手段。政治家在竞选时做出种种承诺，但当选后却没有履行，因为承诺本身就是竞选宣传手段之一，或是因为其在履诺过程中遇到既得利益者制造的种种困境。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是事实，是因为我们看到选举后国家并没有真正响应公众一直以来的要求做出改变。因此，无论政府班子如何变化，政策都一如既往。
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主要问题：经济的干预，以及政治组织中主要组织者的干预。实际上，对于“好的行为”的定义，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表述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自由民主制度主要基于代表制政府与选举体系运行，人们基于平等原则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在这一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人一票”的规则，参与公开竞选，拥有言论与信息自由（媒体自由），宣称要自由、平等地（至少是公平地）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但对于由少数金融及企业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现有及未来利益，这就使得这些精英利用其权力资源，通过资助竞选、控制媒体信息、制定政治纲领等手段操纵竞选，并且在民主选举制度以外通过持续的投资，尤其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塑造人们对决策过程的认知。这样一来，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政体运作之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负面的结果。没错，为避免这样的风险，国家会实行一些再平衡政策来弥补经济竞争中的失败方。那么，采取这一方式的主要西方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呢？
以美国为例，其现行体系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但这些人从民主角度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美国人。他们建立了一个连贯的、非正式的联盟，彼此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他们就是在美国国会里代表着大多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以及在某些利益领域采用任命制而非民主选举制的建制派。这些领域包括：军工复合体，所谓的“情报机构”（包括中情局在内的几个机构），学术界，主流智库以及主流媒体。金钱对于政治的影响证据确凿，如果没有富人和大企业的资助，谁也别想赢得竞选（无论是本地的社区竞选还是国家大选）。有一大群游说专家代表着国内建制派和国外某些群体利益来向政府传达他们的要求，竞选者则通过答应满足这些要求换取大笔的竞选资金。建制派不仅致力于保持现有权力体系结构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还根据他们的需求对政体和经济体系进行一脉相承的远景规划。他们这样宣传涓滴理论：“让我们来运行这个体系，因为我们是行家；支持我们，你们也都会获得属于你们的那份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建制派认为世界应由他们来主导，并认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是唯一有效的。如果中小规模国家想抵抗这种方式，就会迎来经济和/或军事打压。如果一个国家在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与美国实力相当，并且企图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就会被打上“修正主义”标签，被当作对美国主导权的根本威胁。[71]如果这类国家仍旧接受美国的领导，那么美国可以忍受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但自21世纪初以来，不少国家已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改变国际体系结构。这导致美国制定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经济战（例如对中俄的制裁）；地区性的公开战争或非公开军事行动（例如对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行动）；以及暗中支持政变，例如干涉中国的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内部事务，暗中推动白俄罗斯、泰国政变，以此来攻击并弱化中俄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更不必说在俄罗斯边境组织北约军事演习。如果美国坚持这种姿态，那么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容小觑。考虑到几个大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势均力敌，美国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定位其外交政策，并且接受一个多极世界的到来。但是美国真的为这一重大转变做好准备了吗？依照拜登总统在竞选过程中和获胜后公开宣扬的目标以及他选择鹰派人士组建团队来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72]
当我们重新分析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组织方式，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及其与真正民主不相符合的方面时，必须考虑到美国治理结构的几个系统性特征，这些特征被认为是美国宣称的民主的基础——但在现实中已不再具有可操作性。
所谓的三权（立法权、执法权以及司法权）分立已沦为空话。从理论上讲，“三权分立”是标榜自由民主国家的主要优点之一，但在现实中，权力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在这些国家，大多数时候议会承担一些执法职能，而政府也承担一些立法职能。当立法机构仅负责制定法律的一般原则，而其余交给政府制定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就会偏袒某些行业。例如，医药企业能够参与健康医疗法律的制定，今日的拜耳（以前的孟山都）则可以从农业政策中捞取好处。虽然大多数时候法官由政府、议会甚至公民任命，然而拜登总统和参议院对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过程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辩论与竞争。可以看出，能够主导法院的派别（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将会获得额外的政治手段，以保护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好。此外，两个政党都公开表示要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争取到多数席位，这进一步弱化了美国民主体系理论上应当具备的另一个特点，也就是防止一党独大的权力制衡机制。
尽管如此，对许多公共政策，美国两大政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这导致与建制派意见相左的政治主张被边缘化，无法进入公众视野。一般大众无法进入政坛，真正的政治辩论是有所限制的，与建制派相左的政治意见大多数时候甚至无法得到讨论，立即就被打上“非美国”甚至“反美国”的标签而作废，对于具有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主张尤其如此，而这些政策主张在欧洲大陆的所谓民主国家中甚至称不上是社会主义的。持自由放任立场的派别及其主要领袖提出的主张也是如此。以自由放任主义者为代表的传统右翼是反对美国进行侵略战争以及反对“大政府”的。[73]只有符合美国建制派主要利益的公共政策才能得到评估和通过。而美国建制派的代表就是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两党联盟，两者虽然在行政方面有分歧，但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上表现出了一致性。由于资本主义是建制派力量的经济基础，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有利于市场发展，即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有当资本主义企业被禁止在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做生意时，我们才会看到，原来军工复合体的利益是凌驾于这些企业的利益之上的。
虽然美国声称“媒体自由”存在，并且宣称可以通过自由媒体监督精英们的行为，但大多数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都是由大企业和亿万富翁操控，而他们就是经济体制精英阶层的成员，彼此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些媒体并不能对具有统治权的精英阶层进行公正、有效的监督。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这些媒体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并为此欺骗公众，还支持美国在委内瑞拉发动政变。在西方，政治受经济支配，因此要真正实施“把人民摆在第一位”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不断加强审查制度、政治宣传和间谍手段的使用，其对象不仅是其他国家，同时也包括美国公民。由此可以下结论：美国不断提及民主（正如拜登总统在他的讲话中屡次提到民主）只是为了掩盖寡头统治的真相而已。[74]
事实上，政治家们已经放弃了他们声称是自由主义重要价值观的主要特征——“个人至上”，转而奉行“利润之上”，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目的。他们以系统性的手段维护了建制派的利益，而建制派在美国人口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政治家的这种“退位”在欧洲也有所体现，而这导致了西方政治竞争领域的变化。数十年来，政治竞争是在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光谱中上演的；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左翼政党开始向中间靠拢，最终导致左翼和右翼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左翼已经接受了右翼的主要意识形态和政治选项。最终的结果是，穷人和下层中产阶层发现自己在这一政治光谱上已完全找不到位置。
可以预见到的后果是，政治角逐的范围变成了一幅垂直光谱，反建制派（或反体制）运动和传统精英阶层对抗。以下案例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2019年，法国爆发了黄马甲抗议运动（直至今天仍未停止）；2020年，一位美国黑人遭到谋杀，在美国多个城市引发了骚乱，而参与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白人。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左翼也开始行动，温和派社会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的支持率进一步飙升，也涌现了一批年轻的政客。但正如图尔西·加巴德所讲到的，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建制派仍然有能力边缘化这些人。[75]不仅如此，美国建制派还会减少可投票支持的对象，限定公民的选择范围。例如，2016年选民只能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做选择，2020年则只能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做选择。在三位候选人当中，有两位显然是来自建制派的，而剩下的一位（特朗普）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而且在竞选宣传过程中，特朗普提出了不少与建制派利益明显不符的外交政策主张。[76]他在国际政策上的主张有些方面明显与建制派多数利益相左，例如，他表示愿意和俄罗斯及朝鲜进行谈判，并限制美国在海外（例如，在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各种行动。如果这些政策真的得到实施，那么不可避免地，美国的军费支出将减少，其国际地位将被削弱，建制派多数、军工复合体将遭受利益损失，更不必说宣扬美国霸权的人了。不过他提出的政策仍有很多显然对建制派有利，如为最富有阶层和跨国企业减税等。
即便在民调中伯尼·桑德斯的呼声最高，但作为最有可能颠覆竞选的唯一重要力量，他甚至没能获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他两次在初选中被除名，并被迫支持民主党的官方候选人——2020年自我定义为中间派但事实上是右派的拜登。拜登漫长的职业生涯和他所提出的国内政策，与过去民主党总统的亲建制派政策没有根本区别，他提出的外交政策选择完全符合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传统帝国政策。[77]他们为民众创造了选择颇多的假象，实则民众毫无选择权。即便建制派的人也会选择拜登，因为特朗普将带来威胁，这就是投票权的真正“用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美国政治家能够以提出与建制派相悖的政策来开启他的职业生涯，我们从伯尼·桑德斯和图尔西·加巴德的遭遇就能看出其中端倪。
利用主流媒体操纵民众思维、维护建制派利益的做法已长久有之，但主流媒体现已发展成一种可怕的亲建制派宣传机器。一些主流媒体经常接受军工复合体以及情报机构（包括中情局和其他安全情报机构）的指示，或实际上直接视其为指导专家，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威廉·阿金这样的反抗者没有容身之地。[78]政治宣传手段古来有之，但其现代形式得到了重大发展，这要归功于古斯塔夫·勒庞和爱德华·伯尼斯的传世著作，后来在肖沙娜·朱伯夫教授所做的杰出综述中又得到了升华。[79]在今天，政治宣传工具被用于影响政治组织中的公民行为以及经济组织中的消费者行为。在一战期间，这些工具被放到了它们的理想之处——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其使命是说服美国民众相信美国应该参与一战。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主任乔治·克里尔写道：“自始至终，我们都致力于为公民提供相关的教育和信息，因为我们有这个自信，我们只需要摆明事实，不需要任何争辩，群众会相信我们的。”[80]纽约大学媒体研究教授马克·克里斯宾·米勒评论道：“这篇报道本身就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宣传，因为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某个机构在战争过程中想塑造这样一种观点：德国人总是说谎，美国人总是说真话。”[81]
我们只需要把这里的“德国人”换成“俄罗斯人”、“中国人”或“伊朗人”，就会清楚看到，为何今天的政治宣传会被用来兜售一个政党、一名候选人、一种经济形式、一种民主制度、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扩张，以及对一个国家的分裂及实施分裂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以“为民主而战，反抗独裁”的名义，进行一场“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因此美国建制派承担起了向美国民众“告知实情”的重要角色，其会向民众说明哪一种情况需要进行军事干预。但由于“选民们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82]，尤其是在主流媒体大肆宣扬的情况下，建制派的观点很容易就被国内公众所接受。关于这一点历史案例也有很多，如美国对伊朗（1953年）、智利（1973年），伊拉克（2003年）以及乌克兰（2014年）采取的行动，而这些仅仅是一部分而已。[83]
我们在此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归纳总结，尤其需指出的是，即便在美国作为建制派最主要部分之一的军工复合体在欧洲的权力也要小得多。今天，在西方国家实践的民主制度，其特点是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官员的政治精英和主导市场经济的经济精英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共生关系。从政策的制定、检验到最终呈现给公众的这一过程，只不过是军事情报、经济、政治和学术等领域的精英们（包括具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和记者）所玩的一个复杂游戏。除了极其有限的一些“半直接民主制”国家（如瑞士），其他西方国家的一般民众根本无法直接参与或影响这一过程，而只能每隔4～5年选择他们的代表。
当然，欧洲国家也宣称媒体自由的存在，表示公众可以通过媒体监督精英阶层的工作。然而，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的案例看出，西方世界的大众媒体大多数都为少数权势企业所控制，掌控者不乏一些非常富裕的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经济精英阶层的成员，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要这样的大众媒体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进行有效、公正的监管不太可能。从欧洲大众媒体如何报道一些欧洲建制派与美国立场一致的重大事件，例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北约组织干涉南斯拉夫，以及格鲁吉亚战争（2008年）和乌克兰战争（2014年），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政治、学术界的精英们如何勾结。此外，一些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家也认为，本应捍卫弱小企业利益的贸易联盟和左翼政党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点一点远离监督使命，并开始迎合自由主义经济精英的主张。
不仅如此，欧洲各国政府也为了金融机构和组织的利益而退让，赋予中央银行自治权，并宣布放弃良性监管金融市场的可能性。[84]
只有在公民接受了良好教育、能够对精英阶层公共政策提案的有效性进行客观评价的时候，民主制度才真正行得通。[85]否则，他们就只能相信精英们所说的话，而这又是代表制民主的主要特点之一。在这个体系中，民众选择其代表有几个可能的根据，如因候选人所属政党，自己认可某个政党以及/或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的提案，又或者被某位候选人的个人特质打动。这些选民选出的代表继而在议会中进行政策辩论（通常是在政府提案的基础上），而最终政策将由议会通过并由公共管理机构执行。
只有在政治精英坚持透明与诚实的前提下，这样的体系才行得通。也就是说，这些人必须做到在竞选过程中所承诺的事情。若非如此，精英们就有机会使用各种手段操纵政策制定，实现自身或本地区的利益，继而导致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但现实中有发生的可能性吗？几十年以来，在西方，无论是谁赢得了竞选，政策几乎一如既往，这说明，与选举和议会政治无关的因素在起作用。其幕后真正的操控者是军工复合体、金融界精英等。
这些幕后精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力强，并且具有组织性。这也说明为什么寡头是最稳固的政权核心，尤其当他们持开放态度，能够兼容并包，笼络其他阶层。如果选择和拉拢是基于共同利益（西方国家大多是这样），而非基于意识形态（正如苏联），那么整个过程就会更加高效，也更加稳定。[86]
从这个视角看精英阶层的角色，就能够理解不同体系的运作方式。苏联领导人所犯的重大错误是，认为只要曝光西方民主国家的寡头统治就已经足够。他们不知道的是，西方模式的强大之处在于能够构建有关寡头统治的共识，即便这包括了从所谓的“民主”走向法西斯主义，再从法西斯主义走向民主。“这就是西方‘寡头政治’有效性的基础。”[87]
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数年前所说的那样：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捍卫者（无论公开与否）所使用的“自由”的修辞在实践中仅限于“购物自由”。[88]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欧盟支持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实际上是对唯一能够实现民主的机构，也就是政府的攻击。[89]结论是，西方国家不具备真正的民主制度（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非自由民主）的主要特征。真正主导其政治组织和政策的是大资本及其在权力关系中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简而言之，这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财阀统治。
正因如此，西方模式失去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举个例子，一位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学者汪晖早在2009年就提出，中国不应该通过模仿西方的民主模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全球现已陷入民主危机，这个危机和市场化、全球化紧密相连”[90]。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特殊利益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渗透早已有之。面对中立性的丧失，我们能够做什么？答案一定根植于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家实力当中。然而，这并非要引出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的解读，对该答案的正确解读应该是重新构建中国的价值观和政治体系。如果要以一词概之，那就是一种‘新型国际主义观’。在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遭遇全面危机和质疑的当下，这样的探索在全球层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91]
[4]Urio 2018 and 2019，chapter 6.1.还有另一个国家——俄罗斯，也常被所谓的主流专家描绘成可怕的敌人。再加上中俄两国在贸易、国际金融、军事等领域都组成了伙伴关系，俄罗斯的威胁更加令人担忧。可参阅Jeremy Kuzmarov and John Marciano, The Russian Are Coming, again.The first cold war as tragedy, the second as f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8。
[5]Aviva Chomsky，2018.
[6]美国此举成功还有另一个因素：美国动用一票否决权阻止了中国获得安理会合法席位，苏联因此抵制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出席会议，最终因缺席而没能对朝鲜战争使用一票否决权。而美国直到1979年1月1日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
[7]Stone, 1952- 1970, Cumings 2005 and 2011, Bovard 2020, Leebaert 2011, Conway-Lanz 2006, Hanley et al.2001.
[8]Jullien 2005, pp.9-11.
[9]Pirazzoli-T'serstevens (2007), Giuseppe Castiglione; Michel Cartier (ed.), Giuseppe Castiglione dit Lang Shining, 1688-1766, Jésuite italien et peintre chinois, Paris, Favre, 2004.
[10]Zakaria 1997.
[11]Losurdo 2011, Losurdo 2007.
[12]皮埃尔·范登伯格首次使用这一术语是在他的著作中：Race and Racism.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Wiley，1967。
[13]从《独立宣言》签署方的社会地位可以看出。更多相关内容请参阅 Losurdo 2011，pp.102-125，323-344。
[14]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虽然推动了白人获得普遍选举权，但同时也让黑人离选举权和政府职位更加遥远了，直至1965年《选举权法》通过，这一境况才得到了改善。
[15]第二章第一部分将对此展开阐述。可参阅潘卡杰·米什拉的相关著作，正如丹尼尔·因莫瓦尔的评论文章标题《只有在底层才能看清自由主义的真相。潘卡杰·米什拉为何比许多自由主义的强大追随者更能看清这一意识形态的局限》（Immerwahr 2020）。特别参阅：Pankaj 2020 and 2013。
[16]Stone 1997.
[17]Polanyi 2001.
[18]例如，被认为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创始人的威廉·勒普克和瓦尔特·欧根。
[19]Urio 1999.
[20]Friedman 1982.
[2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特点有：优先经济效率；保护产权；人被视为消费者而非公民；强调财政纪律；大规模私有化，包括社会政策在内；市场去管制化，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包括且不仅限于所有金融市场；消除外商直接投资障碍；限制对高收入个人和企业征税以促进商业投资（即经济学的“涓滴效应”）；边缘化工会。可参阅：Urio 2012。
[22]Stiglitz 2013.
[23]Stiglitz 2002，2010，2013，2016；Wallach 1998，2013，2017；Kelsey 2011；Jäcklein 2014；关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评论，请参阅Eberhardt 2016。
[24]Le Corre，and Pollack 2016.
[25]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st_Asian_foreign_policy_of_the_Barack_Obama_administration（访问于2017年5月22日）；关于美国“转向亚洲”战略，见Kenneth Lieberthal（2011）and Clinton，Hillary（2011）。
[26]TPP的12个成员国分别为：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截至2017年1月23日）和越南。关于遏制中国的战略，参阅McCoy 2015。
[27]TTIP项目的长期支持者包括在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资助下成立于1995年的跨大西洋商业委员会，TPP项目也得到了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医药及烟草行业的跨国企业）的支持。
[28]Urio 2012.
[29]Urio 2012，pp.109-144.
[30]Urio 2019，p.245.
[31]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将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
[32]Almond and Powell 1966, Almond and Verba 1963.
[33]Nye 2004, 2008, 2011, 2015.
[34]在特朗普任职期间，这一恐吓手段通常以公开声明的形式出现，他声称“所有选择都已摆在面前”，不过这并非特朗普政府独有。早在2016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奥巴马就已经表明，军事力量是美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35]参阅Blinken and Kagan 2019，and Biden 2020，对后者的精彩分析参阅 Bandow 2020a。班陡（Bandow）是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曾任里根总统特别助理。对于Blinken and Kagan 2019，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布林肯（Blinken）即将成为拜登政府国务卿，卡根（Kagan）是最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人士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写道：“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只会使其本身带有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仇外心理更严重。但若选择另一条道路，即按照意识形态领域各个思想家所建议的——我们管得太宽，需要有所收敛，却全然不顾这样做的后果，也行不通。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做反而加剧了全球冲突。但在二战后，美国持续参与国际事务，与其他民主国家建立强大的盟友关系，制定规则，建立国际关系组织，使世界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民主和安全，而美国从中获益最多。那时的世界并不完美，却比任何其他选项更好。”
[36]Kagan 2012a.
[37]Biden 2020.
[38]Biden 2020.
[39]Kagan 2017b.另推荐阅读罗伯特·卡根的以下著作：The Return of History (Kagan 2008); The World America Made (Kagan 2012b); ‘Superpowers don't get to retire: what our tired country still owes to the world’(Kagan 2014)。
[40]Kent 2012.
[41]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01，（Obama 2016）.另一项大型协议TTIP也有着同样的政策目标，其目的是遏制俄罗斯。
[42]Schadlow 2020.沙德罗（Schadlow）是美国学者、国防事务政府官员，曾在2018年短期任特朗普的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战略副顾问。
[43]Biden 2020.另参阅 Joseph R.Biden and Michael Carpenter,‘How to Stand Up to the Kremlin,’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8; 关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参阅Caleb Maupin, Kamala Harri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An Essay in Three Parts, Center for Political Innovation, 2020。关于拜登团队参阅: Jake Johnson,‘Biden Quietly Adds Goldman Sachs, Big Tech Officials to Transition,’Consortium News, 22 December 2020; Jonathan Guyer,‘How a Biden Adviser Got a Gig With Uber,’Prospect.org, 8 July 2010; Medea Benjamin and Marcy Winograd,‘Why Senators Must Reject Avril Haines for Intelligence,’Common Dreams, 29 December 2020。另可参阅一位主流媒体记者关于中美关系更客观的分析：Fared Zakaria,‘The New China Scare.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test Challenger,’Foreign Affairs, 6 December 2019。
[44]Kluth 2020.这些“建制派”成分已得到普遍认同。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无法详细解释“建制派”“势力集团”“深层国家”“影子政府”“外交政策建制派”等概念的含义。可参阅Lofgren（2016），Scott（2017），Engelhardt（2014）。
[45]可参阅以下有影响力政治家、资深行政官员、学者和智库的相关陈述：美国国务院欧洲及欧亚事务局前助理国务卿（2013-2017年）、在2014年乌克兰政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Victoria Nuland，‘Pinning Down Putin，’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20；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C.O'Brien，‘How China Threatens American Democracy.Beijing's Ideological Agenda Has Gone Global，’Foreign Affairs，21 October 2020；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教授 Michael McFaul，‘How to Contain Putin's Russia，’Foreign Affairs，19 January 2021；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Aaron L.Friedberg，‘An Answer to Aggress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20；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 Rana Mitter，‘The World China Wants，’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21；最具影响力的智库网站之一Constanze Stelzenmüller，‘Stronger together：A strategy to revitalize trans-Atlantic power，’Brookings，14 December 2020；Andrea Kendall-Tylor，Erica Frantz，and Joseph Wright，‘The Digital Dictators.How Technology Strengthens Autocracy，’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20。肯德尔-泰勒（Kendall-Tylor）是美国新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计划总监，弗朗茨（Frantz）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赖特（Wright）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46]可参阅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之一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的文章，标题为《走向全球重组：美国主导全球时代已落幕，将继续引领全球力量结构重组》（Brzezinski 2016）。
[47]Alex Fang et al.,‘Team Biden says America is back.But is Asia ready to welcome it？’（Fang et al.2020）.
[48]Barfield 2021.
[49]只需在互联网搜索即可了解到拜登团队成员的职业生涯和政策方向，尤其是关键职位人员，如：维多利亚·纽兰（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国务卿）、劳埃德·奥斯汀将军（国防部长），以及埃夫丽尔·海恩斯（国家情报总监）。要获取完整信息，除了主流媒体以外，还可通过一些小众但重要的网站进行补充，包括：Politico，Consortium News，American Prospect，Truthout，AntiWar；以及传统保守派网站：Ron Paul Institute，Lew Rockwell，The Future of Freedom Foundation。
[50]Wallerstein 2006，p.1.
[51]引用自Wallerstein 2006，p.9，原引文出处：Las Casas 1974，另参阅 Las Casas 1992，chapters 31，32 and 33，特别参阅pp.204-220。
[52]Fukuyama 1989 and 1992.
[53]Kagan 2017b.
[54]Wallerstein 2006.
[55]Kagan 2012b.
[56]Bell 2006，pp 4-5.
[57]《世界人权宣言》不是一项国际条约。因此，签署方若不遵守文件中的人权要求，无须负法律责任，但签署方至少有遵守的道德义务。
[58]Losurdo 2011.
[59]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人民对共产党领导中国从落后的农村社会转变为较为富裕的城镇社会的方式是满意的。
[60]Huntington 2011.
[61]2015年，朱利安提出了“文明的对话”这一概念（Jullien 2015）。
[62]值得一提的是，最著名的中国新儒家学派人物之一陈祖为在处理儒家思想对民主制度可能的贡献时使用了“资源”一词：“我认为，民主制度应该以强大的道德基础和可替代机制为补充，而儒家资源可以提供这些补充。”可参考 Chan 2014，Chapter 5，p.90 of paragraph‘Combining Democracy and Confucian Values，’pp.90-94。后文将对陈祖为的著作展开讨论。
[63]Friedman 1982.
[64]Prins 2011 and 2018，Stiglitz 2010.根据Nomi Prins（2011 and 2018），“2008年之前的5年，‘标准普尔’不经严格审查就批准了共14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开绿灯’的行为让华尔街得以制造这些资产并售卖到全球各地，赚得盆满钵满”。另可参阅Joseph Stiglitz 2010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的始作俑者：金融行业的领导者（央行领导人尤其是美联储，银行和投资企业以及交易者），赞同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大众媒体，听从以上人士建议的政治家，不负责任的评级机构（在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时仍给它们最高评级），跨国企业及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资深交易员（他们继续拿着超高薪水和奖金）。同样的事情在本书撰写的此刻（2021年7月）也仍在上演，只不过背景换成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
[65]Braudel 1979a，1979b.
[66]“物质生活”可简单定义为“厨房花园经济”，即不存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价格和供需关系，只存在生存需求，而这种需求可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得到满足。
[67]Braudel 1979a，vol.2，pp.8-9；另参阅pp.542-546。
[68]Braudel 1979b，pp.113-114.
[69]Chayes 2020a and 2020b，on Chayes 2020a see Parramore 2020.亦可参阅 Schweizer 2020，Prins 2018，Grundvig 2016，Angell 2005，Craig 2005。
[70]Canfora 2002，2006，2008，2009，2010，and 2017；Canfora and Zagrebelsky 2014.
[71]关于这一点有大量相关文献论述，包括罗伯特·卡根（最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著作以及美国官方文件。可参阅：Kagan 2008，2012a，2012b，2014，2017a，2017b；以及美国官方文件：U.S.A 2016a，U.S.A 2016b，Trump 2017，U.S.A 2018a，U.S.A 2018c；布鲁金斯学会等有影响力智库发布的文件：Chollet et al.（2017）。
[72]Biden and Carpenter 2018，Biden 2020.
[73]可参阅自由放任主义者的网站（https://www.lp.org/），罗恩·保罗研究所的网站（http://ronpaulinstitute.org/）以及卢·罗克韦尔的评论网站（https://www.lewrockwell.com/），他们骄傲地展示自己的信条。
[74]Canfora and Zagrebelsky 2014.关于审查制度，可参阅MacLeod 2020，Johnstone 2021a and 2021b and Cashill 2020，Lauria 2021，Kendall and McKinnon 2020；关于政治宣传，可参阅 Alford and Secker 2017，McGovern 2020，Pike 2020，Norton 2020a，Norton 2020b，and Singh 2020；关于间谍行为，可参阅Zuboff 2019b and 2021，Starr 2019，Walker 2020，Vos 2020，Napolitano 2020，Koepke et al.2020。
[75]图尔西·加巴德是美国夏威夷州联邦众议员，公开反对美国政府的长期战争和政权更迭政策。她曾在叙利亚服务于美国军队，甚至曾与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会面，希望收集关于该国形势的第一手信息。在民主党内初选辩论时她表现良好，特别是披露了她在加利福尼亚州任公诉人时所掌握的卡玛拉·哈里斯的一些不良行径。许多媒体认为，她在“毁了”哈里斯的同时也毁了自己的总统梦。建制派也勃然大怒，因为没有人胆敢攻击美国外交政策的“好战”这一传统特征，更没有人胆敢与敌人见面！不仅如此，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英语节目还经常称她是“有意思的一位候选人”。显然，这一切实在对她太不利了。不久后，主流媒体便开始在建制派主要代表的支持之下大肆抨击她，其中，希拉里扮演了龌龊（已是最轻的措辞）的角色。后来，加巴德退出了竞选，哈里斯成了美国副总统。
[76]Urio 2019，pp.230-283.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主张与建制派利益不符，他提出与俄罗斯及朝鲜进行谈判、废除北约组织（并清晰表明至少需要减少美国的投入而增加欧洲国家的投入）、降低美国债务水平、减少军费支出、减少海外军事干涉、从阿富汗和叙利亚撤军，他还抨击了各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这意味着军费支出减少，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将受到损失。他唯一对建制派有利的提案是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或许还有针对以色列的某些行动，这些行动暂未撤销。
[77]Biden 2020，标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拯救特朗普之后的外交政策》。此外，拜登团队中也有不少鹰派人士，许多曾是奥巴马班子的成员。
[78]在阿金的辞职信中，他表示：“在NBC的工作体验非同寻常，我作为一个平民身处一群将军之中。”美国所有广播和有线网络都雇用前军事指挥官做发言人，由他们宣布美国对于各种战争的官方立场。其实，NBC聘请的其中一位“平民”专家评论员就是中情局前局长约翰·布伦南。参考网站：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19/01/05/arki-j05.html。
[79]Le Bon（1905），Edward Bernays（1928），Zuboff（2019b）.这 3 本著作分别是：Le Bon: Psychologie des foules; Bernays: Propagand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80]Creel 2012，p.3，标题为：《我们如何宣传美国：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倾情讲述美国故事，把美国主义福音散布到世界各地》；另可参阅 Ponsonby，Arthur（1928），Falsehood in War-Time：Propaganda Li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庞森比（Ponsonby）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格言：“在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是真理。”
[81]Creel 2012，p.14.
[82]Anderson 2015，pp.1-2.
[83]可参阅文章Louise (2020): ‘These 6 corporations control 90% of the media outlets in America.The illusion of choice and objectivity’; 以及Vinton (2016): ‘These 15 Billionaires Own America's News Media Companies’。
[84]政府规定监管机构有监管这些领域（以及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职责。当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来自同样的大学，接受同样的训练，价值观一致，通常还有同样的工作经历（都在受监管的组织中工作过），屡次出现监管者包庇被监管者的情况也不足为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参见：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6, 2008 (‘Regulator takes heat over IndyMac Bank failure’);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2008 (‘Banking regulator played advocate over enforcer’); Dollar ＆ Sense Real World Economic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dollarsense.org (accessed 12 March 2009)。
[85]这一原则与西方国家逐步实行自由民主的实践相符合。很长时间以来，只有被认为拥有足够知识的公民才能获得投票权，其评价标准有：（1）拥有足够的财富，以纳税额为指标；（2）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妇女则因不参与经济体系无法满足这一标准；（3）识字水平，这一标准通常用于排除非洲裔美国人。
[86]Canfora，L'imposture démocratique，p.80.
[87]Canfora 2002b，pp.80-81.该著作持主流传统观点，即：无论一个组织的意识形态是民主还是独裁性质，都会出现寡头统治。参见：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Collier, 1962; Gaetano Mosca, Ruling Class, London, McGraw-Hill, 1960; C.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Oxford Press (USA), 1956。
[88]Galbraith 2008, pp.15-24.
[89]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自称具有全球监管作用的国际组织，在运行中都不具备真正民主组织的特点。
[90]Wang Hui 2009，p.xxx.
[91]Wang Hui 2009，p.xx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