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记事时，我已经三岁。在西街租两间东厦屋，一盘土炕就占了将近一间屋子，炕上、案板上、碗架柱上，摆满了瓦盆瓦罐，妈妈泡豆芽菜卖钱。地上堆满红薯，老大在十字路口西南角盘一台烤红薯炉子，卖烤红薯维持生计。十月天的早晨，家家烟囱的炊烟袅袅升起，凤栖城的上空罩着一层厚厚的雾霭，阳光透过东城门洞子直直地射进凤栖街的石板路，窄窄的石板路铺着一层金辉。街道上各式各样的叫卖声带着唱腔，拖着长长的尾音，诱发路人的食欲，贵祥叔的包子、老李叔的油茶、地不平（绰号、拐子）的蒸馍、老大的烤红薯、八条腿（绰号）的羊肉泡、叫驴子（绰号）的卤肉、还有罗锅子的酒坊……我穿着厚厚的棉衣带着猴娃帽子站在老大的红薯炉子旁边，幼小的记忆里嵌进了那些隽永的画面，潜意识里认为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人们的脸上荡漾着友善。有时，老大拿一只烤红薯换贵祥叔一个包子，换老李叔一碗油茶，我拿着包子端着油茶狼吞虎咽地吃喝，吃完了，把手指头含在嘴里，眼瞅着斜对面叫驴子叔叔的卤肉出锅，喉咙里咽下一口涎水，鼻涕流过河。叫驴子叔叔朝我招手，我跑过去，一双小手接过叫驴子叔叔递给我的肉骨头，像狗一样地啃着。
半上午，妈妈卖完豆芽菜，一只胳膊挎着条笼，一手拉着我，娘俩回家。回家也不闲着，豆芽菜必须每天浇两次水，给瓦盆瓦罐的下面钻一个小洞，把水浇透豆芽菜里，停一会儿拔掉瓦盆瓦罐下面的木塞，水便从下面的小洞里渗出。水的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一瓦罐豆芽菜一般需要七天才能长成，为了保持每天不间断地供应市场，妈妈泡了七瓦罐豆芽菜，老大卖红薯顾不上担水，妈妈便担着两只木桶下西沟挑水，挑一担水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妈妈每天担水就需要耗费三个小时的时间。担完水浇完豆芽菜就到了下午，妈妈便做饭，那时候人们饭量特大，老大一顿饭能吃一老碗干面一老碗汤面，还得吃两个烧馍，好在伯父卖烧馍，吃烧馍不要钱。
妈妈擀的面又细又长，妈妈本身个子很高，站在锅台下捞面还得翘起脚尖，妈妈说我长身体，也得吃一碗干面。给老大送饭回来，面汤里只剩极少的面条，妈妈便给面汤里下些白菜，把面汤和白菜一起吃干喝光，吃完饭还得舔碗，舔碗是我们家的特长，老大老妈和我都会舔碗。
天刚麻麻黑，妈妈就给我脱光衣服，哄我睡到炕上，然后点亮煤油灯，为我捉虱子。那时卫生条件极差，几乎所有的农村小孩子身上都有那种小动物。烛光里的妈妈漂亮而慈祥，我罩在妈妈的光环里，一种难以尽述的幸福感浑身流淌。
最喜欢过年，妈妈把黄米（糜子米）放到锅里用开水稍煮一下，然后捞出来拌上麦麯，封在瓦罐里发酵，十多天后启封，满屋子散发着浓浓的酒香，那叫米酒，妈妈把米酒过滤，烧开，端上炕，我和老大喝米酒，妈妈吃过滤后剩下的酒糟。
过年前夕老大不卖烤红薯了，豆芽菜却畅销，那是一年之中难得赚钱的好机会。鸡叫头遍妈妈就起来，先用冷水把长好的豆芽菜泡上一段时间，然后用簸箕一下一下地把豆芽菜上的皮皮簸净，装进条笼里，老大挑到街上去卖，一早晨说不定能卖三四瓦罐。最喜欢看老大老妈头跟头碰在一起，在煤油灯下数钱，把那些毛票一张张捋顺，积攒，脸上绽开满意的笑容，然后在心里谋算着，什么时候才能购置一幢属于自己的小院。就那样一直忙到除夕中午，老大老妈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还喜欢窗子上的窗花，墙上贴着骑大红公鸡的抓髻娃娃。我属虎，妈妈便给我新棉衣的后背绣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猴娃帽子上绑着铃铛。除夕夜老大点上蜡烛，用老麻纸糊的屋子便显得明亮。老大老妈一边包饺子一边吵架，吵架的原因竟然是妈妈嫌割的肉多，填饱肚子就行，吃那么多肉干啥？
天热的时节，妈妈突然病了，有那么二十多天时间，我跟伯父在一起睡觉，老大不让我看见妈妈。重新见到妈妈时妈妈浑身瘦得没有了形样，两只好看的眼睛扑闪着，母子俩抱在一起大哭。后来我长大一些，妈妈才告诉我，她那一次流产，得了血崩，担心活不到头，担心儿子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