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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下这样的情况：一所著名的美国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放弃了橄榄球，将空体育场改建成一家炸弹工厂。理智至此终结。有点基尔戈·特劳特式的离奇。

我讲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远在我进校之前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斯塔格球场看台下面，科学家们完成了地球上首次铀裂变。他们的意图是证实核弹的可行性。当时我们正与德国和日本交战。

五十三年以后，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一批人聚集在我那所大学的附属教堂里，纪念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市爆炸五十周年。我也在场。

发言人之一是物理学家利奥·塞伦。他很久以前参加了在死气沉沉的体育设施下面进行的成功实验。请你注意：他为自己过去的行为道歉!

应该有谁告诉他，在这个星球上连最聪明的动物对活在世上都如此厌恶，当物理学家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某人为失去理智的苏联造出了氢弹，确保它威力无比，然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值得基尔戈·特劳特写一篇故事的真实人物，就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11]。

他因呼吁停止核武器试验于一九七五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当然，他自己的核弹早已试验完毕。他的妻子是儿科医生!哪种人既能改进氢弹，又能同儿童保健专家结婚？哪个医生能同神经错乱的配偶过日子？

“今天单位里有什么趣事吗，心肝儿？”

“有。我的炸弹肯定性能极好。你那个得水痘的孩子最近怎么样？”

一九七五年，安德雷·萨哈罗夫被当作圣人，而现在冷战结束，已经没人再为他喝彩。他在苏联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停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也呼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他被踢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科学院，从莫斯科流放到永久冻土上的一个铁路边的小镇。

他没有获准去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他的妻子，儿科医生埃莉娜·波纳，代表他前去领了奖。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该问一问，她，或者任何儿科医生或医务人员，难道不比参与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制造氢弹的任何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

人权？还有什么能比氢弹更无视任何形式的生命权利？

纽约市的斯塔腾岛学院于一九八七年六月授予萨哈罗夫名誉博士的头衔。他的政府又一次阻止他亲自前去。于是，他们让我代他接受这个称号。

我要做的就是，代读一下他的来函。他写道：“不要对核能表示绝望。”我像个机器人照本宣科。

我当时还那么彬彬有礼!但这是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发生这个疯狂的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核灾难后的一年。由于核辐射泄漏，今后很多年整个北欧的孩子都可能得病，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儿科医生大有用武之地。

纽约斯克内克塔迪的消防员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行为，倒要比萨哈罗夫蹩脚的规劝更能使我得到鼓舞。我曾在斯克内克塔迪工作过。那儿的消防员给远方的同行兄弟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为抢救生命财产而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无私精神。

为消防员欢呼!

虽然有些人在平日生活中可能只是些于人不齿的渣滓，但在紧急情况下却都能变成圣人。

为消防员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