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侯虹斌这本书后，我理解了书名为何叫“了不起的女子”，而不是“杰出的女子”或“成功的女子”。
“杰出”或“成功”仅是一种事实描述，可以用来概括一位男士或女士的人生。自人类告别母系社会，特别是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以来，东西方都经历了漫长的男权社会。一位女性要在公共领域取得被认可的成就，需要付出的艰辛和承受的代价，比男性要大得多，以“了不起”来概括更为精准。对女性而言，“了不起”三个字也格外沉重。
本书讲述了中外历史上30位了不起的女子，她们中间有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所处时代最早者是被称为“埃及艳后”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最晚者为1969年出生的谢丽尔·桑德伯格。公众对这些女性并不陌生，她们的事迹早已广为流传。这本书是普及类历史读物，要把大众所共知的故事讲出新意，殊为不易。作者在诠释并不新鲜的故事时，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解读角度和思想深度，从而使旧事具有新意。我认为这本书中作者抓住了这30位了不起的女子的共同点：她们自主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主意识的坚守。出众的才华、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灵魂、平等的姿态、坚强的意志，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才铸就了这些女性各自充满荆棘而不同凡响的人生之路。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各个民族涌现的有才华的女子如恒河沙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女性取得功利层面的成功也很多。在过去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东西各个民族虽有着不同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背景，却几乎共同选择了以男性为中心、女性为依附的社会秩序建构。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大多数女性只能把才华和能力用在相夫教子，即对家庭内部事务的管理上。如本书第一篇所写的“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她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得以让自己的作品广为传播，成为中国文学殿堂上可以和“李杜”“苏辛”并驾齐驱的文豪。而在中国古代，像李清照这样有才华的女性应该不少，但大多数只能把才华和岁月蹉跎在家庭之内。《红楼梦》中的探春感叹自己的命运：“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儒林外史》中的鲁小姐在父亲鲁编修的教导下，写得一手好八股文。鲁编修常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空有一身才学的鲁小姐只能把蟾宫折桂的希望寄托在夫婿和未来的儿子身上。探春和鲁小姐虽是小说中的人物，但可看作中国古代众多有才能却被剥夺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表达权利的女性代表。
在古代中国——也包括其他大多数国家——女性在世俗层面的成功必须依附男人——辅佐好丈夫，教导好儿子。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遵从“三从”的社会秩序是女性取得世俗成功的前提，所谓“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女性独立获得的荣耀与成功是稀缺的，因而传统中国的国史、方志、家谱为女性立传，所表彰的大多数是“贞妇烈女”，旌表她们能牺牲自己的才华、青春甚至生命去维护压制女性权利、消融女性自主意识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
因此，中国传统戏曲评述成功女性的故事，其套路往往是丈夫早逝后，妻子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拉扯大，想尽一切办法供儿子读书，争气的儿子科考高中、仕途顺遂，老母亲得到了诰封，安度晚年。对女性的评价，即在于她是否做好男权社会给她分配的社会角色。
《了不起的女子》所选取的30位中外女子，她们中多数也有寻常女性的爱情、婚姻，但与传统社会标准中的成功女性所不同的是，这些人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载入史册。她们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文艺、科教、企业界，都用尽气力挣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种种制度的、道德的、文化的束缚而获得成功。虽然其中有些人，不乏在早期不得不适应男权社会的制度安排、借用男人的力量获得资源，比如中、俄历史上两位女皇武则天和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是靠嫁给帝王得以进入权力中枢，进而掌握最高权力。然而，她俩和历代有作为的太后不一样，不是通过控制当皇帝的儿子才掌握皇权的，而是自己拥有皇帝的名号，不假其他男人之手，独立地行使最高权力。
欧美从工业革命开始，中国则从清末民初新思潮兴起，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男女平权成为一项代表文明与进步的社会运动。女性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虽不断被唤醒，并在社会各个层面付诸行动，但道路依然是曲折而坎坷的。本书中所讲述的生活在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伟大作家乔治·桑，雨果夸赞她：“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乔治·桑喜欢身着男装、口里叼着雪茄，这样的公共形象是一种宣示，宣示她要拥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在古代，男装实质上是一种男性特权的标识，女子偶尔进入公共社会，不得不女扮男装。如《浮生六记》中的芸娘，穿着男装和夫君沈三白一起游虎丘，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举，公婆为之震怒。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中国到清末民初，一些女性不再假扮男性，而是公然以着男装示人，如乔治·桑和秋瑾，可视为女性对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要求。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几位生长在民国时期的女子，如阮玲玉、董竹君、张幼仪、张爱玲。她们的人生处在中国社会大转型期间女性开始主张平等权利的过渡阶段，因而她们所经受的冲突和磨难甚于前辈——前一代的女性大多数安于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中，也大于后辈——下一代女性生存环境有了较大的改观。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束缚、压迫中国女性的制度性障碍得以消除，女性权利保障好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是我以为仍然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将无视性别导致的生理差别和必要的社会分工理解为男女平等，一度“铁姑娘”大行其道，而忽视了保护女性权利最重要的是尊重女性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二是相比于制度，文化习俗、社会环境的变化总是滞后而缓慢的，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各个领域，女性相比男性在权利保障上仍然处于弱势。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应当重视男女平权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强调男女平等和保护女性权利并不是主张男女对立，最终要保护的是不论男女每一个体所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回避社会中还存在男女不平等、女性处于弱势甚至性别冲突等话题，才是一个文明、开放社会的常态。
这30位了不起的女子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把她们的人生故事串联起来，大致能看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要实现权利突围，自主意识是多么重要，而这条越走越宽阔的路则是以一代代既平凡，又了不起的女子的牺牲和奋斗铺垫而成的。这是我从这本书中所读到的弦外之音。
侯虹斌嘱我为此书作序，以才力不逮推辞而未获准，故勉强为文，权当弁言。若言不及义，还请作者和读者海涵。
十年砍柴
2021年10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