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在美国的一所公寓中去世。5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张爱玲去世的消息，《洛杉矶时报》更是做了详细报道：“张女士非比寻常，如果不是生逢国共政治分裂之际，必然已经赢得诺贝尔文学奖。”
张爱玲的一生充满传奇，起点就与众不同。她出身极其显赫，祖父张佩纶曾在中法战争中会办福建海防事宜，兼署船政大臣，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廷重是家中独子，母亲黄逸梵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但1920年张爱玲出生时，这个家庭却丝毫谈不上幸福。
幼年张爱玲眼里看到的，是父亲张廷重不光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还吸大烟、打吗啡、娶姨太太。母亲黄逸梵反抗无效，只得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跟小姑子一起出国留学。
等到父亲病重，把姨太太赶走了，母亲这才回来。可父亲被侍候好了，康复了，就一心只想逼要母亲的钱，两人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吵架。一番打打闹闹之后，母亲终于决定离婚出国，父亲也再娶了姨太太。
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在父亲和继母的尖酸刻薄和家暴中，终于熬到了中学毕业。17岁那年，张爱玲被继母冤枉，父亲对她拳打脚踢，打得张爱玲倒地不起，还扬言要一枪崩了她。自此，张爱玲被锁在一个空房间里，煎熬度日。但她没有放弃，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希望有一天能够逃走。
可事情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张爱玲突发痢疾，父亲却不给她请医用药，令她差点儿死在那个房间里。生病的那半年，她的文字就像房间里的那扇窗子，落寞不堪：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后来，张爱玲终于找到机会逃到了母亲那里。她开始补习，准备报考伦敦大学。不久之后，她的弟弟也从父亲那里逃了过来，还带着一双篮球鞋。但母亲却说，自己只负担得起一个人的教养费，弟弟只好又带着那双篮球鞋，哭着回去了。
在《私语》里描述少女时期的时候，张爱玲是压抑的：
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因为学习好，张爱玲的自信心日益增强，直到16岁时，母亲从法国回来。暌违多年的女儿被她研究了一番之后，信心一下子被击碎了。
在《我的天才梦》里，母女俩短兵相接：
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母亲黄逸梵还经常说出“这周没去喝咖啡，都是为了你”“这月没添新衣服，都是为了你”这样的话，责备张爱玲是个“害人精”。
张爱玲在小说《小团圆》和散文里，对这段母女关系失望至极：
母亲对我的杀伤力与父亲那把未射出子弹的手枪，不相上下。我痛恨向她讨要生活费的自己。
我在学校吃最便宜的饭菜，不坐车走很远的路去补课。在学校，我过得相当艰难。
有老师送给我800元，权当奖学金。当我将这个消息开心地与母亲分享的时候，母亲当晚就打牌把这笔钱输掉了。那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可以支撑我一学期的生活费。甚至，她还怀疑我的清白，在洗澡时闯入浴室，检查我的身体。
从这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不可再信任这个女人。
母亲有不同的男友，熟练地打包行李，妥妥帖帖，方便她随时拎包去欧洲旅行。可她就是不问我，一个女学生，没有学费、生活费怎么办？
大三，我想读完书，在欧洲的母亲没有寄钱回来，只催我赶快嫁人，她对我说：“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母女关系破裂后，过了很多年，张爱玲把钱换成了二两小金条，还给了母亲黄逸梵，以此感谢她的养育之恩。
黄逸梵在伦敦病故前，曾托人给张爱玲说：“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一面。”张爱玲在美国，不知这是最后一面，不想见母亲，只是寄了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过去。
张爱玲对这段母女关系感到绝望，她甚至表示：
我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我不会生孩子的，怕孩子替母亲报复我。
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开始了写作生涯，风格迅速成熟。《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接下来，《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些名篇陆续发表。很快，张爱玲走红了，那时她才24岁。
正如她所想象的：
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去看看。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
年轻的张爱玲，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遇到了胡兰成。
那时，胡兰成任职于汪精卫伪政府。作为一个38岁、自恃才华横溢的中年男人，他在南京翻读杂志时，忽然被一篇文章吸引了，读了一遍又一遍。这就是张爱玲写的《封锁》。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张爱玲的朋友苏青，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非常想认识这位作者。
经过苏青的引荐，胡兰成一回到上海，就登门拜访了张爱玲。两人一谈就是5个小时，喁喁私语无尽时。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了他们初见时的欢喜：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是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绔，带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
我在她房里亦一坐坐得很久，只管讲理论，一时又讲我的生平，而张爱玲亦只管会听。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斗，如今却见了张爱玲要比斗起来。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
紧接着，胡兰成每次回上海，不回自己家里，先来看张爱玲，踏进房门就说“我回来了”。一连七八日，仿佛世间再无别人。
24岁的张爱玲也沉浸在她的第一次恋爱中。
他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静静的，都是欢喜。
他写过“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于千万人之中遇到我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我想过，他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当时，胡兰成是汪精卫伪政府的官员，被斥为“汉奸”；而且，他在老家还有妻室。张爱玲并没有介意，她只想要这片刻的安稳。
最终，胡兰成和当时的妻子离婚，转身与张爱玲签订了一纸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不过，这场婚姻维持的时间很短。
1944年年底，汪伪政权岌岌可危，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说完就在湖北找了个事做，逃难去了。
张爱玲没有想到，逃到湖北武汉的胡兰成，没过多久就和17岁的护士小周在一起了。为了让小周安心，胡兰成还和她举行了婚礼。后来，他才向张爱玲宣告小周的存在。张爱玲大为震惊，但胡兰成却明确表态：他两边都放不下，也不肯放下。
此时，日本投降，胡兰成的大难来了。他改名换姓，逃到了温州，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就在这条逃难路上，他居然又和同学的庶母范秀美好上了。
这时候，已有半年未曾见过胡兰成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他来到了温州。虽然三人谁也不说破，但张爱玲还有什么看不懂的？她只觉得范秀美的眉眼神情，越来越像胡兰成——她心里很难过。
终于，痛定思痛的张爱玲决意分手，离开了。几个月后，她写信给胡兰成：“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张爱玲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多年后，61岁的张爱玲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同时得到7000美元的稿费和胡兰成的死讯，对我来说都是生日礼物。”可见，这段感情在她心中早已灰飞烟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爱玲曾受邀参加上海文代会，以“梁京”为笔名，在报纸上连载小说《十八春》，再次引起轰动。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学入学通知3个月后，张爱玲来到了香港，这年她32岁。
这时，距离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已经过去了10年。这让我想起她在自己最有名的小说《金锁记》里的一段话，令人无限感慨：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在香港，张爱玲待了3年后，坐船去了美国。她在美国拿到一个文艺营的补助，继续写作。这时，36岁的张爱玲遇见了65岁的剧作家甫南德·赖雅。赖雅是哈佛大学文艺硕士，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和文学大师庞德、乔伊斯、福特、康拉德、布莱希特等人是文友。
张爱玲和赖雅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两人认识不久，就开始频繁来往，还互相到对方的工作室做客。张爱玲把新写的小说拿给赖雅看，让他提意见。相识2个月后，张爱玲和赖雅正式交往。又过了半年，张爱玲被赖雅求婚了，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也许对张爱玲来说，赖雅并非良配——他比她大29岁，身体差，人又穷，也没有写出过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品。张爱玲要忙着赚钱，二人只好经常分居。张爱玲穿梭于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北，往返于美国不同的城市间，生活难免有点儿捉襟见肘。
在这段日子里，张爱玲将自己的生活琐碎事无巨细地写信给香港的友人宋淇等人，留下了很多文字记录。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两人不仅有真感情，而且是在互相扶持、互相依赖。
在张爱玲看来：
我和赖雅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轻盈而安宁。
我们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一起笑出眼泪，然后步行回家。
我们一起搭顺风车到市区，去比华利山的时髦公司，看橱窗。
我们一起买了一台电视，多半待在家里看电视，还养了一只叫雪尔维亚的猫。
三餐通常是赖雅做，我只需要做一点他喜欢吃的中国菜。
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那还是自己人。
张爱玲承认“赖雅需要我，甚于我需要他”，但这种“被需要感”，本身也是感情的一种。
结婚11年后，长期疾病缠身的赖雅去世了。张爱玲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勤奋地写作。
回看张爱玲这一辈子，她的童年、青年和中年，充满了“虱子咬噬的痛苦”，这是她原生家庭的不幸，是她遇人不淑，也是时代悲剧在她身上的投射。张爱玲已尽自己所能摆脱这种桎梏了，想想同时代的作家，还有几人能有她的洒脱？
20世纪80年代之后，张爱玲的稿费源源不断，收入颇丰。不过，这都不是关键。这么多年，她始终自立谋生，几近自由。张爱玲写着自己想要的文字，并且最终都落于纸上，成了20世纪华语文学里最杰出的“流言”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