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难忘之战

在京都一条不起眼的小巷深处，矗立着一座奇特的纪念碑。在林立的寺庙、佛塔、城堡和茶馆当中，它尤其不引人注目，却默默纪念着一场发生在近代早期东亚的冷酷无情的战争。耳塚及其旁边的耳塚公园，曾被某学者称为“罕被提及且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京都景点”，其实埋藏了数千只从中国人和朝鲜人头上割下并腌好的鼻子，这些鼻子被从朝鲜送回日本，献给丰臣秀吉（1536—1598），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也是1592—1598年第一次东亚大战的始作俑者。在日本，首级通常作为论功行赏的证据，但是首级又大又沉，不便船运渡海，日军只好割掉被杀之敌的鼻子送回国内，以满足“关白”对那些拒绝臣服者的报复欲望。秀吉的士兵奉命每人上缴三只朝鲜人（或中国人）的鼻子。尽管现代研究者的估算互有出入，一般认为，最终运回日本的鼻子约有100000至200000之数，有些朝鲜俘虏虽被割掉了鼻子，却侥幸活了下来。[1]

秀吉为告慰日本将士的亡灵，建造了一座大佛，他下令在不远处修筑耳塚，作为他那些忠心耿耿的将领的能力和荣誉的永恒见证。土丘巍峨，秀吉的将领斩获的首级、耳朵、鼻子，汇成冗长而细致的名录，凸显了这场战争的残酷，也揭示了这场战争的记忆在东亚挥之不去的原因。耳塚算是最大也最著名的纪念碑，但并非独此一家，日本大名在各自领地里也修建有类似纪念碑。[2]

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再难找到另一场发生在400年前且今日仍备受关注的战争。韩国乡间随处可见纪念这次战争中历次战役和英雄人物的祠庙、碑刻和造像；在日本后来的德川幕府时期，一些征韩将领被封为神。2004年至2005年，韩国的电视台播出了一部传记史诗剧，档期长达一年，展现了韩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1545—1598）的生平，他立下了救国于危难的大功。20世纪70年代，韩国各公立学校都立有李舜臣的雕像，既为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也为展示政府保卫国家、抵御北方威胁的坚定决心；一座李舜臣巨像，守卫着通往首尔总统官邸的大道。首尔的众多纪念品商店，摆满了李舜臣的锡像和著名的龟船模型。游客甚至能买到印有李舜臣肖像的酒杯，或印着龟船图像的香烟盒。

不久前，在韩国的滨海小城统营举办了一次关于这场战争的学术会议，此地离闲山岛李舜臣的水军基地不远，吸引了来自韩国、日本、欧洲和北美的学者。[3]统营市市长亲自向与会者致意，并为他们举行了多场招待会和宴会。日本最大的日报之一《朝日新闻》派出多名记者和摄影师跟踪报道了这次会议。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会议占据了足足两日的纸版新闻。400年前爆发的战争竟会受到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表明这场冲突不仅意义深远，在韩、日两国的公众心中也举足轻重。

1997年9月，在京都举行过一次纪念耳塚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在韩、日两国的学者及公民当中，关于日本在16世纪90年代给朝鲜造成了多少苦难，一直有着广泛的争论，这次会议不过展现了冰山一角。这场争论同围绕20世纪日本殖民时代的争论类似。韩国人抗议说，日本的教科书喜欢掩盖秀吉军队犯下的暴行，还吹捧秀吉供奉亡灵的举动来掩盖日军的行为。至于耳塚，韩国一方的看法存在分歧。一些人建议推平耳塚以雪国耻，也有人建议将遗骸送回国内。日本政府坚称，由于这座土丘属于国家纪念遗址，不应受到打扰。因此，用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的话来说，“耳塚”凸显了“仍使东亚各国彼此对立的张力和敌意”。在许多韩国人看来，耳塚“象征着日本人的兽性，虽潜伏于表面之下，但随时可能爆发”。[4]

这场战争—我更愿意称之为第一次东亚大战—尽管在东亚区域历史上影响深远，但在东亚之外鲜为人知。即使在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和认同也远不如韩、日（本书将要讨论其原因）。甚至，如何命名战争也颇有争议。在韩国，一般称之为“壬辰战争”或“壬辰倭乱”（壬辰就是1592年，当时东亚通行的中国干支历法中，这一年是水龙年）。日本人通常称之为“秀吉的朝鲜侵略”或“文禄—庆长之役”（即1592年和1597年的战役）*。德川（1603—1868）和明治（1868—1912）时期的日本史书通常将这场战争称为“征韩”或“征伐”。在中国，这场战争被称为“援朝鲜”或“东征”。

这场战争是16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1592年，日本调动了150000余人发动了首次入侵，1597年的第二次大举入侵，日本出动了140000余人。明朝在1592年调集了40000多人的军队支援朝鲜，1597年出动的援军又翻了一倍，尽管明朝同时还得调遣数十万大军镇压国内的反叛。朝鲜的实际参战兵力不好估计，因为许多人在地方精英甚至僧侣的率领下，作为游击队或各种非正规军作战。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的朝鲜士兵和大多数平民都一度直接卷入了战争。

敌对行动不限于朝鲜、中国和日本之间。韩国学者韩明基指出，这场战争“是一场席卷东亚的世界大战”。在入侵朝鲜前，秀吉遣使至周边各国，希望说服或胁迫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参与他的征韩大业。秀吉还接触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官员、商人和教士，这两个欧洲国家正在东亚和南亚拓展殖民地。[5]大多数国家无视这些请求，或以巧妙的外交手段婉拒，也有一些国家，如琉球王国，不得不至少间接地表示支援。不过，据说暹罗和琉球均为联合对抗日本的行动提供了军事援助。中国人显然将秀吉这些举动视为在东亚贸易和外交事务中篡夺明朝（1368—1644）霸权的狂妄之举，故以适当的军事实力来回应他的挑战。

这场冲突波及范围之广，甚至使得中国学者李光涛称之为东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难免过甚其辞。出于某些原因，我更倾向于把这场冲突称为第一次东亚大战。在东亚诸国学界，这一命名备受争议，部分原因是容易引起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痛苦记忆。[6]但是，在这部书中，我希望凸显的恰恰是这一关联，当然，同时也避免（希望如此）就民族侵略本性或征服本性作出轻率类比或错误论断。鉴于东北亚今日的紧张局势，似乎有必要对目下关切的历史背景有更深入了解，回顾更加积极的历史互动。有些研究者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侵略活动，同日本在19世纪之前的历史经验毫无关系；相反，我认为，学者、政治家、殖民统治者，还有20世纪中、朝两国的殖民受害者，明确将16世纪末的这场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侵略联系起来，恰恰证明这场战争的重要意义将一直持续。

不出所料，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朝、日三国都出于民族主义目的利用了各自对这场战争的矛盾记忆。明治时期的军国主义者在推动日本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时，宣扬征韩之“未竟大业”。1910年，朝鲜被新兴的日本帝国正式吞并，朝鲜总督、后来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指出，吞并朝鲜意味着最终完成了秀吉未完成的伟业。日本殖民统治者后来还占据并重建了16世纪留下的一些倭城，将之转化为帝国的政府建筑。[7]朝鲜战争英雄和烈士的雕像常被推倒或移除，有时甚至代之以日本将领的雕像。

1931年，日本人重建了丰臣秀吉的大阪城，正是在这一年，日本侵略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挑起了冲突，并迅速升级为“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今天，大阪城内有一座展示“战国时代”（1467—1600）文物的博物馆。博物馆中播放的录像片，再现了16世纪90年代日本军队在朝鲜进军的情景。（当然，在韩国，大多数战争主题博物馆也播放以朝鲜视角制作的视频和互动展示。）大阪城旁边是大阪历史博物馆，此处保存有明万历帝（1573—1620年在位）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文书原件。在京都-大阪地区，为纪念伟人秀吉及其对日本历史的影响而竖立的纪念碑，所在不少。

在中国，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欠少些鲜活。由于种种原因，这场战争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在韩国或日本。首先，此战才过数十年，明朝便步入衰落。不到二十年，明朝第一次惨败于新兴的后金，这个政权最终在1644年征服明朝，建立了清王朝。清朝急于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辩护，将明朝描述为积弱、颓废和腐败的政权，对于显示明朝军事强权的证据一概掩盖或漠视。同样，明末清初的学者渲染了中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党争风气，将明朝的崩溃归咎于皇帝，其次归咎于那些据说既无能又自私的武官。万历帝最看不惯文官的勾心斗角、假公济私，于是他就成为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然而，当时的朝鲜人在汉城（首尔）却为纪念他而修建了一座祭坛。[8]因此，同时代人和17世纪的学者把万历帝的功绩，尤其他在16世纪末（其统治巅峰期）取得的军事成就一笔勾销。认为万历帝应对明亡负责的看法至今仍有影响。

不过，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再度侵略中国，稍稍唤起了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兴趣。王崇武和李光涛等学者就这场战争撰写了不少考证精详的文章和著作。[9]李光涛的论著通常强调明朝的军事实力，以及明人面对貌似压倒性的日本军事优势而展现出的灵活应变。日本一方的评论者在战争期间和此后几百年内都倾向于认为，日本侵朝失败，是由于兵力不足和秀吉突然逝世；李光涛则试图证明，明朝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对高级火器的娴熟运用，是把日本人赶出朝鲜半岛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李光涛的论著还强调了中朝友谊和合作的重要，他断言，明朝对朝鲜是有求必应。他还估计，明朝征调了166700名官兵和1700万两（相当于明朝约6个月的财政收入）白银及粮草来支援朝鲜。[10]言下之意似乎是，既然中朝携手成功抵抗过日本的侵略，也就可能重演历史。不过，必须指出，李光涛的作品，在学术上是可靠的，但带有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不管怎样，这些泛泛的概括无法充分反映围绕这次东亚大战的争论的全貌。过去30年中涌现了大量论著，提供了对战争的细致而中肯的解读，这场战争的地缘意义也由此凸显。

1950年秋，当“联合国军”靠近鸭绿江时，那些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清楚中国出兵援朝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熟知明朝出兵的历史先例，他们中有不少人深知历史的教训。正如明朝的先辈一样，毛泽东和他的将帅警告外国军队不得越过鸭绿江。一旦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边境遭受威胁，和16世纪90年代的明朝一样，他们也决定毫不妥协，并借此确立自身在东亚的外交和军事优势。中共援助越南，也是一样（顺便说一下，明朝也出兵干预过安南）。布鲁斯·艾里曼（Bruce Elleman）最近指出，在军事和政治事务方面，整个中国共产主义时代都应被视为“帝国复兴”的时代，因为一个自信的中国开始在全球舞台上重申其“合法”地位。[11]

除了质疑这场16世纪的战争同现代事件的关联，一些学者还提出，称这场冲突为第一次东亚大战，有欠准确，因为还有一些更早期的战争，更适合此类称呼。例如，在6、7世纪，隋（581—618）、唐（618—907）帝国和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借口高句丽扰边，隋朝三度征伐这个最北边的王国。617年的最后一次征伐*，隋军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这场战事却给隋朝的内乱推波助澜，引发了各处起义，最终导致隋朝灭亡，一位前隋武将开创了唐朝。[12]

公元645年和647年†，唐朝征伐高句丽失利，由此助长了高句丽的野心。高句丽在655年袭击了唐的属国，并联合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王国）入侵新罗（朝鲜半岛东南部的王国）。新罗向唐朝求援并获得了唐军支援。新罗—唐联军由海、陆两路齐下，很快击败了百济。此后，图谋复兴百济的势力同日本的大和国取得了联系，大和国通过叫做“伽耶诸国”或“任那”的本地联盟（其历史状况迄今暧昧不明），一直和朝鲜半岛有联络。尽管有日本支援，百济仍在663年10月被新罗—唐联军成功地击溃，一系列交战最终导致了著名的白江口之战。[13]随后，新罗—唐联军回军高句丽，在668年征服了该国，可惜为期短暂。新罗不愿重蹈高句丽的覆辙，于是扶植了高句丽的复国势力。唐朝在674年击溃了这股势力，随后出兵新罗。对于此后的交战胜负，史料说法不一，但是，唐军最终撤回了辽东，把军事目标转向了别处，任凭新罗控制了几乎整个朝鲜半岛。

这些冲突确实牵涉到前近代东亚几大政权之间的真正军事较量，人们难免将这些事件视为一场“东亚世界大战”。这种看法容易产生误解。首先，这些冲突持续了数十年，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战事多是彼此纠缠。任何一个强国，包括唐朝，都从未试图进行全面的征服。朝鲜半岛的事件，虽然确实影响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发展，却并未彻底扭转后来的历史趋势，至少在朝鲜半岛以外是这样。唐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富有野心的扩张性强权，而朝鲜边界安定，容许唐朝有余裕集中精力解决其他军事问题。如果唐朝正式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即便如此，唐朝的整个历史发展大概也不会发生什么剧变。这场战争或许加速了日本的中央集权，有助于日本发展出更复杂的国家机构，防范可能来自大陆的入侵，但这无非“更大的事件链条中的一环”。[14]

从更广阔的东亚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在6世纪，日本处于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只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参与者。日本人对大陆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不存在什么好战的军阀真心实意图谋建构或重塑某种国际秩序，换言之，他们的切身利益在范围上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相关政权的统治者从未提出过攫取国际霸权的明确构想。事实上，期待当时任何一位统治者抱有如此想法，都属于一种时代错乱。但是，等到16世纪末，东亚各民族，包括日本人，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传教士和雇佣军发生了更广泛的接触，由此，他们具备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审视对外贸易同国内的权力、威信之间的联系。这类接触也使他们愈加了解异国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帮助陷入困境的统治者树立权威方面可能发挥的潜力。这反过来又促使成功的国内征服者怀抱更大的野心，丰臣秀吉就是如此。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13世纪蒙古人发起的战争？蒙古人的征服不仅对亚洲历史，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冲击。不必否认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人的政治才能和领袖魅力，不过，蒙古人似乎没有丰臣秀吉那样的宏大计划和帝国视野。成吉思汗更是如此，他既创造历史，也为历史裹挟。他的最终意图不过是为自己那些欲壑难填的扈从不断提供土地和战利品。如果成吉思汗不是在1227年就逝世，蒙古人或许能建立某种包容性的统治秩序。但是，成吉思汗逝世不久，他的帝国就分崩离析，即便存在什么统一的愿景，也成了明日黄花。结果，由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诸汗国继续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也饱受内部矛盾的困扰。

不同于这些早期的大规模冲突，16世纪90年代的战争正是为争夺东亚霸权而发动的。秀吉在写给外国统治者的国书中软硬兼施，让他们选择是加入联盟、屈服还是毁灭。秀吉无限憧憬他那美妙的新政治秩序，企图以之取代中国建立的政治秩序；[15]他抓住一切机会贬低明人和明军的战斗力，并吹嘘自己的战功和日本文化的优越；他许诺，要把日本习俗扩展到远方国度；有趣的是，他计划定居明朝的外贸港口宁波，从该地遥治新兴大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由此，且不论是优是劣，秀吉堪称第一个真正的大亚细亚主义梦想家。仔细阅读之下，研究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会发现，秀吉的许多言论是那么的荒诞而熟悉。

秀吉的功绩，即便被曲解和滥用，却成了后世军国主义者的灵感源泉。1936年，日本大举侵华前一年，一部关于这场战争的日文著作出版，其英文序言的开头一段话就很说明问题。这段话出自池内宏之手，由著名的东洋文库出版，集中反映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活动对19—20世纪的日本民族主义学术的价值观渗透：

文禄-庆长之役（16世纪最后几年）是一段辉煌的历史，是最伟大的时代英雄太阁殿下丰臣秀吉发起的远征，是他暮年的雄心大业。尽管成就了统一日本的盖世功勋，却未足以酬其壮志。征服亚洲大陆的渴望驱策他派遣大军渡往朝鲜半岛，作为征明的第一步。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未曾预料的困难和疾病的侵袭，这位伟大的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次失败的远征却成为导致丰臣政权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6]

由以下各章叙述可知，明人和朝鲜人坚定地反击了秀吉不切实际的图谋，并痛斥秀吉愚昧，不知何为得体的外交方式和礼仪。此外，万历皇帝未给秀吉留下丝毫情面，威胁要调遣百万明军加上明朝属国的联军入朝。因此，正是秀吉那宏大的侵略梦想，才引发明朝作出如此惊人的军事和外交回应。明朝不接受任何对自身国际霸权的挑战。

此外，这场战争在朝鲜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使得摇摇欲坠的李氏王朝得到稳定并延续到20世纪初。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引进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戚继光（1528—1588）首创的兵书和练兵技术。[17]在中国，这场战争常常被认为加速了明朝灭亡，因为明朝被迫投入了巨额的财政和军事资源，结果削弱了自身在东北亚地区同新兴的满洲政权作战的能力。不过，这种观点有待商榷。[18]由于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将之命名为“第一次东亚大战”，似乎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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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禄（1592—1596）与庆长（1596—1615）为日本年号，“文禄—庆长之役”的说法是指日军第一次出兵在文禄年间，第二次出兵为庆长年间，并非“1592年和1597年的战役”之意。

†隋朝最后一次征高句丽是614年。隋朝曾有计划于617年征讨高句丽，但未实施。

‡唐朝于644年11月开始对高句丽的征讨，645年唐太宗亲征，当年10月撤军。唐太宗曾计划于647年再次征讨高句丽，但未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