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历史记忆中的唐崖——写在唐崖成功申遗之后

站在咸丰县尖山乡回蓦唐崖，六百五十多年历史风情一晃而过。

刚入七月，手机就被各种申遗的新闻刷屏。当然，之后传来的好消息让人振奋，由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通过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表决，正式成为我国第48处世界遗产。

在我看来，入选“世遗”，升级成世界文明不容忽视的珍贵代表，是荣誉，是贡献，更意味着莫大的责任。申遗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如何加强保护，因此在兴奋与欣慰之余，冷静的思考也必不可少。可巧，湖北作家楚西鹄先生适时送来一部题为《唐崖》的历史小说书稿，让我从崭新的维度去审视西南土司的发展轨迹。原来，这座比故宫还大的城址里，有如此传奇的故事，在“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牌坊的背后，是峥嵘与跌宕的往昔岁月。

对于很多人而言，“土司”往往是个面包（吐司，法式面包）的概念，或是偏远地区久远的近似传说中的土豪，而在《尘埃落定》的读者眼中，“土司”则是阿来笔下权力和命运的称谓。但事实上，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唐崖土司初始于元代至正六年（1346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结束，延续近400年，历经18任土司统治。

楚西鹄先生的这部《唐崖》，以时间为轴，空间为辅，全景式地勾勒出一幅明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让我们既能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特殊制度的兴荣衰落，又充分领略了明朝统治者治边政策的变化。整部小说文笔老练，却又透着激情，很难想象一个80后的年轻人有如此的创作情怀。这是一个人人都在热烈展示自身个性的时代，弄潮执旗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却还有一些默默而执著的人，甘于俯身案头，用纯粹的文字激荡起时代的浪花。很明显，本书作者就是这样的追梦人。

实际上，西南土司是一段被正统历史讲述者们忽视的历史，是一块几乎被边缘化的地方，但是，其神秘而久远的特性却是实实在在的，其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那些盘踞在群山之中的土司王们，在唐宋元明清不断鼎革轮替的一千多年中，身上似乎还流淌着春秋战国时代那些楚王的血液，一边在相对封闭的世界里享受自己无上的权力，一边觊觎着中原的财富。在中原盛世的年代里，他们会虔诚的归顺，以求自保，并谦逊地学习中原文化。在中原混乱的年代里，他们会变得暴躁而不安分，会伺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中国北方风云激荡、群雄逐鹿的年月里，西南的土司们往往会成为没落王朝最后一根实际上非常不可靠的救命稻草。

明朝中后期，北方的后金兵锋南指，而明王朝在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的“治理”下，已经是一堆无可逆转的朽木，腐烂到底了，明军在与后金交锋对阵中屡遭败绩。无奈之下，明王朝征召西南土兵北上抗击。被征召的彝族土司奢崇明趁机攻占了渝州，自称梁王，公然举起反叛大旗，与朝廷对垒。在这种本属勤王的救兵趁势叛乱的危急中，大明王朝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企图借助地方势力削平叛乱，乃下旨四川布政使朱燮元加兵部尚书兼督贵州、云南、广西诸军务，以平奢部。

朱燮元奉旨率领唐崖土司等数路土兵，先伐彝族土司奢崇明，后讨贵州安邦彦，其中唐崖土司覃鼎身先士卒，战功尤著，叛乱得以平息，“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字牌坊，既是对平叛将士的褒奖，也可以视作少数民族拥护中央政府的最好明证。楚西鹄先生的《唐崖》，在忠于上述史实的前提下，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的战争风云与朝野上下合纵连横的政治斗争策略，读来令人血脉贲张，荡气回肠。与政治斗争与战争本身的残酷血腥相依相伴的，是一段英雄美人的浪漫姻缘，通过这段近似传奇性的爱情，更深刻地揭示了时代背景与这个背景下人性的善恶。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话是不差的，《唐崖》所描述的一切爱恨情仇，看似陌生却又熟悉，骁勇而神秘的民族，美好而混乱的年代，醇朴而热烈的感情，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就如喝了当地的特色美酒，清醇可口又回味无穷。

是的，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唯有尊重这种记忆，民族乃至国家才会有凝聚力，而保持这种记忆的方法就是予以保护可见可触的物质文化遗产。唐崖“能为现存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无疑会从历史时空、社会背景、文化内涵，给当下的研究和开发提供更多启迪。在此，相信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对此前一直为唐崖申遗努力的咸丰当地政府表示感谢。

愿“申遗”成功之日，也是遗产保护的“新生”之时。是为序。

岳南

乙末年寒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