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的三种类型

7月18日凌晨4时50分，绥芬河[1]和往常一样，浓雾弥天。在寂静的火车站台上站立着几个人，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仪和战俘的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陪同人员有我和东北公安部门的几位同志。

陆曦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指针已到5时整，此时东方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仔细一看，一列火车像个庞然大物冲开浓雾，慢慢地行驶到苏式宽轨的顶端停了下来。

苏中双方移交日本战俘的手续比较简单，也比较顺利。

命令发出后，这些日本战俘按车厢顺序，从苏联的宽轨闷罐车排队下车，规规矩矩，秩序井然，步行约200米后，再上中国的闷罐车。

我公安人员对下车上车的日本战俘严格把关，逐个点名，清点清楚。

战俘的移交场面极为严肃，似乎在召开“受降大会”。“受降大会”没有仪式，没有讲话，车站内外，一片寂静。

在移交过程中，根据战俘的不同表情神态可以把他们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是日军装束，身背挎包，头戴鸭舌军帽，脚踏高帮翻毛皮鞋。当我公安人员点名时，他们仍然维持着素有的军风，“哈伊”一声，跳下车来。登车时，他们仍然是规规矩矩地排队有序，目不斜视。至于这批战俘心里在想什么，是惧是忧，是听天由命，还是心怀妄想，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排除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希望，就是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宽恕，早日放他们回国。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战俘在移交过程中不会闹什么事。

第二种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他们还是那样趾高气扬、傲气十足。在转车的过程中，还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走起路来还是那副装模作样的德行，实在令人恶心。

第三种是伤病员。病情有轻有重，但他们都硬挺着，毫无例外地按指令下车上车，不敢吭声。看得出，这些病号在不同程度上渴望得到较好的治疗，以期早日康复回国。这些伤病员下车上车的时候，还出现了互相搀扶的现象。他们这种互相帮助、不放弃彼此的表现，还是值得称赞的。

经我公安人员清点，苏方移交的日本战俘比原定的人数少了两人。

按中央通知，我们应接收日本战俘971人，而苏方实际移交的人数只有969人。经询问，苏方代表解释说，名单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因病医治无效，已经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车，故不能如数移交。

最后，我们接收了969名日本战俘和他们的有关审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