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魏书·倭人传》
邪马台国热潮
1945年以后，《日本书纪》《古事记》这两部建国神话被人们从日本历史中抹去。为填补其间的空白，除了考古发掘的成果外，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中国文献史料也得以重见天日，华丽登场。
在日本列岛出土的文物中，上面很少写有或刻有文字。即便有，也仅仅是片文只字而已，根本不足以去重新撰写出《日本书纪》等书中的记载。这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情。脱离了这两部神话，如果想了解日本人的起源，就必须要弄清日本建国的历史。但是历史是用文字串联而成，属于文献学范畴，而非考古学的范畴。如此一来，《魏书·倭人传》等中国的正史便得到了人们的推崇，甚至出现了卑弥呼热潮、邪马台国热潮。
《魏书·倭人传》中所描述的3世纪的日本列岛景致确实美不胜收。如“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中描写的倭国自然风景，也有如“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中记录的倭人风俗，以及“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中提到的邪马台国女王等。这一切都极具吸引力，为我们现代人呈现出了古代应有的样子，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魏书·倭人传》一书的确忠实地记录了3世纪日本列岛的原貌，无论是历史学的专家，还是普通百姓，基本上都对此深信不疑。而针对那些不符合日本列岛实际地理情况的倭人诸国及相互距离的记录，人们开始热衷于如何将其巧妙利用才能随心所欲地划定邪马台国位置的一种游戏。
3世纪的中国与日本列岛
然而，按照历史学的正确方法，跟其他相比，首先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也就是在3世纪这个时代，《魏书·倭人传》的成书原因是什么？是如何写成的？《魏书·倭人传》这本文献的本质到底又是什么？《魏书·倭人传》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就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也就是对于3世纪的中国而言，日本列岛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无视这个问题，而只是在《魏书·倭人传》的框架内部试图复原日本建国前历史的话，无论如何努力尝试也注定只是徒劳一场。
这里的徒劳一场是指从《魏书·倭人传》中是无法完全复原日本历史的。也就是说，《魏书·倭人传》的成书目的并非是为了描述3世纪时日本的原貌。事先要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违背常识地在这里信口开河。我想说的是，《魏书·倭人传》只是一份关于魏国皇帝和倭人诸国之间政治关系的记录，而其中那些引起人们兴趣的，有关倭国方位、距离及风俗等部分，也不过是随手一笔，作者陈寿对日本并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当然也没有任何感兴趣的理由，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
不同文化的历史观
历史的含义不同
这里需要明确一件事情，那就是“历史”一词，无论在欧洲、日本还是中国，其含义截然不同。在欧洲，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就出现了“历史”一词。人类的傲慢自恃招来了众神之怒，而讲述灾难降临过程的便是“历史（History）”。因此，用不着从正面来直接赞美众神之荣耀，在拥有强大意志而能力却又不够强大的人类的衬托下，一种悲壮之美便油然而生。而这一点，纵观所有欧洲史书，恰恰成了里面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便是古希腊悲剧。
与此相反，在中国既没有奥林匹斯的众神，也没有耶和华或安拉。有的是“天”，它的意志就是天命，一般都是通过对人间皇帝的态度来向凡间显示自身的存在。可以说，“天命”代表的便是政治。坦白地说，能否成为皇帝，一个重要的资质便是需要拥有获得人民支持的能力，这正是所谓的“受天命”。而记录下皇帝是如何成功证明自己拥有这种资质，或是证明失败的，便叫“历史”。中国史书也正是遵循这种历史的本质而成。
从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开始，中国的正史主要为纪传体。作为《魏书·倭人传》原典的《三国志》也正是这样一部纪传体的正史。本纪作为其主要部分，记录的是每一位皇帝，但代表的并不是某一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机关，是如何发挥其职能的。此外，列传也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个人的传记，而是为了让后人知道那些与皇帝同时代的人们，与皇帝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又为皇帝做过什么事情。
这样一来，那些身处皇帝直接统治领域之外的人们，是作为一个民族被收录进列传部分，并被记录下他们与皇帝是一种什么关系。《倭人传》便是其中之一，《三国志·魏书》中的《东夷传》也属于这样的列传。
正史中列传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人物，无论这个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着什么样的思想，因为何事而表现出喜怒哀乐，只要与皇帝毫不沾边，便不会被记录。
外民族的列传亦是如此，其目的并不在于记载下他们构建了什么样的社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模式，说着什么样的语言，而是更看重于他们的民族与中国的皇帝维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才是主要的目的。
对于在这种指导方针下写出来的《魏书·倭人传》，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甚至以此为根据试图发掘出日本3世纪时的幕后真相，从而揭开古代日本史的面纱，这种做法简直就是自不量力。
真实的含义亦不同
真实是一种相对性的东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以什么为真实，最终还是靠主观的判断。而其判断标准，也无非是由人来认定什么应该是真实的，这无非也仅仅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成见而已。而这种成见的不同，在记录事情的时候，便会显现出来。开门见山地讲，日本的杂志经常会翻译并刊登一些欧美国家关于日本的评论等文章，相信所有读过的人应该都会惊讶于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方式。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欧美人有多么无知，而只能说明欧美人与日本人对于同样的事物，其选择真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中国人和日本人，其标准也不相同。
话说回来，在日本，“历史”不需要讲究什么门道，而只是记录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也许往往对事件的细节更为关心。自从8世纪《日本书纪》成书以来，日本许多史书都是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进行罗列，其实也不过是一部详细的年表而已。
这种对于细节的执着，无论是在日本电影还是在电视剧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任何故事情节，只是在那里喝喝茶、吃吃饭、打打招呼，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白描式的叙述表现，很少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而对于能够不厌其烦地愿意收看这种平淡无奇的表演的日本人来说，历史也只是一部“私小说”而已。
由两份资料合成的《倭人传》
来到倭国的两位魏国官员
仔细想来，之所以会出现邪马台国之争，其实也正反映了《倭人传》的记载不够清楚。《倭人传》开头关于倭国地理位置的记述，实际上与日本的地理并不吻合。所以，还不如先放弃对邪马台国所在地的搜寻。
后面那个关于民风民俗的记载又如何呢？这其实是最有趣，也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部分，但依然不过是杂乱之谈而已。
《魏书·倭人传》全文不足2000字，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关于民风民俗的记述。但风俗习惯与当地物产的记载交错混杂，令人感到十分零乱。让我们试着将其分割成四个部分，每段200字左右，这样看上去才显得更为流畅有序。所以，作者陈寿一定是从几份不同的资料中截取了部分内容，然后也不管前后是否通顺，就生硬地拼凑在一起。
《倭人传》中最可信的内容应该是魏国与倭国女王之间的关联。而魏国官吏受政府之命，曾两次前往倭国进行旅行。分别是240年的梯儁和247年的张政。此二人当时一定有向朝廷提交相关的资料，而陈寿使用的正是这两份资料。
两个派系
当时魏国的高官，与现在日本大学医学部教授极其相似，其跳槽之时会带着一大帮手下共同跳槽。梯儁是带方太守弓遵的手下，张政则为带方太守王颀的手下，由于双方所属派系不同，因此张政不会去参考梯儁的资料，其记录也与之大相径庭。谁知陈寿竟轻易地就把这两份资料合成一份，《倭人传》便这样问世了。
这也正是《魏书·倭人传》不靠谱的原因之所在。其实，旅行者书写的见闻录，往往都不甚可信，也容易被人误解。魏国使者撰写的资料虽然流传至今，但我们依然无法完全加以相信。
《倭人传》的真正价值所在
中国长达四百多年的影响力
那么，通过《魏书·倭人传》，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对日本建国时的情况茫无所知？答案并非如此。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不过有些话对日本人来说可能并不入耳。但看清事实真相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而即使再不堪听取也无可奈何。
一言以蔽之，日本人在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已经受到中国人的影响了，之后至少400余年间，一直是以中文为通用语言，并且在中国皇帝的庇护之下过着安定和平的日子。但这一切到了4世纪初，由于中国时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皇帝权利被削弱，因此日本在政治上不得已开始独自前行，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并且萌发了本土的日本文化。
而《魏书·倭人传》的真正价值，正是向世人展示了在如此剧烈的变革之前，倭人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之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
中国的商业路线
在古老的夏、商、周等时代，一般的诸侯列国都是以黄河渡口的洛阳等地为中心。而这些列国最初都是源于在渡口的“商会”。“商会”的头领为“王”，类似于汉莎同盟中的商界大亨（merchant prince）——加盟王国的各个城市之间，唯有通过“往来”的方式才能解决同盟间的种种问题，故而互相称作“王”。“往”与“王”虽然音调不同，但发音是一样的。这便是中国皇帝的原型。
商品流通的路线是以都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东部的山东半岛、东南部的长江口、南部长江中游地区，还有更为往南的珠江口，这些地方乘船沿着内陆水路就能轻松到达，而古代中国人与古希腊人极其相似，善于对荒蛮之地进行开拓。当然，这也是为了更好地确保更多数量的商品，以满足日益增大的贸易量。
就这样，中国沿着水路不断扩大，而那些荒蛮之地的开拓者，也绝非农民。最初到来的是商人。最初，中国的商人们并没有打算在当地逗留，只要商品贸易一结束便立马走人。有的时候，干脆直接在船上进行贸易交换，甚至不用下船。后来发展到每年都要定期坐船前往交易地点，随着交易量增大，货物变得供不应求，因此不得不等待内陆地区调货过来。慢慢地便建起了宿舍，并逐渐出现了该商行驻扎当地的特派员。
为了确保其生活所需的粮食，当地生产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本来原住民内部并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而当城市出现之后，原住民的酋长需要代表其部落，与中国的商人进行沟通。随着部落的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酋长的权利也不断加大，从而成功地通过经济实力统治了内陆部落，最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王国。
菲律宾的马尼拉本来是一个由华侨建立起来的城市，但由于西班牙人掌控了其经济命脉从而成功地控制了马尼拉。也就是说，西班牙总督充当了其部落的酋长。而古代韩半岛亦是如此，在平壤建都后，朝鲜王国诞生。
国家为皇帝的私企
从朝鲜到日本
中国商人往往都是通过山东半岛越洋跨海抵达朝鲜的。从洛阳沿着黄河三角洲的支流而下抵达山东半岛，然后又从北岸的登州沿着一个个的小岛横跨渤海湾，便来到了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再沿着韩半岛的西岸一直航行就能到大同江流域的平原，这里土地肥沃，更利于粮食调运。平壤正是大同江的渡口，简直是物资集散中心的最佳场所。
就这样，由于中国商人频繁出入，韩半岛得到了开发，而政治权力的萌芽也在孕育，只是中国商人的步伐在平壤便戛然而止。
但其活动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日本。从平壤南下便是汉江流域，从汉江往南，在名叫忠州的地方翻过一座山便来到了洛东江流域。沿洛东江一路下来便是釜山，从釜山可以经过对马、壱岐进入唐津（即《魏书·倭人传》中的末卢国）。中国的货物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流入日本，日本的货物则运到平壤，并进行交易。《魏书·倭人传》中记载的倭国的物产，也正是这种专用于输出的商品。只不过，在这条路线上进行运输的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倭人，而是韩半岛南部的原住民，也正是大家听过的“辰国人”。
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
在这种政经分离的和平关系得以延续的期间，中国于公元前3世纪创立皇帝制度。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到朝鲜王国，对日本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并实行了郡县制。谁知12年后全国发生了动乱，统一的局面遭到破坏。此后汉朝建立，但皇帝在众诸侯国中，只不过是占有的土地面积最大而已。公元前180年，汉文帝继位，在大约40年间先后收拾掉了诸国，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继位之时，中原地区重新得到了统一，并正式确立了郡县制。
中国的皇帝，最早的雏形就是定期集市的那些商会老大，也就是古代的王，后来权利变得越来越大。但其本身还是商人，发放“贷款”。政府的收入是“租”。而被征收的农产品，也只是被充作地方县衙的关饷或军费。那些对商品货物所征收的才是课税，商人在通过国境或是交通枢纽、都城的城门需要支付，而这些收入才能进到皇帝的腰包。
因此，在古代中国，收税机关是皇帝专属，而并不属于政府。皇帝的直营事业种类繁多，垄断了食盐、铁、纺织物等的生产，在国内进行贩卖或是出口到国外，从中获得利润。皇帝有时也会将调集的商品租给商人，并收取利息。这样下来，皇帝将赚取的零用钱，主要用在了战争和外交上。也就是说，国家实为皇帝的私营企业。
作为企业家的皇帝
汉武帝便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家皇帝。为了在境外诸国从事商品贸易，他派遣了远征军，并实行了郡县制。
其中一支在公元前111年，战胜了南越王国。据说南越人是现在越南人的祖先，主要从事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中介贸易。南越被汉武帝接手之后，汉武帝便在向东南亚延伸的路线上设置了郡县，进行商品的集散。
其中，最南边的是日南郡，以今越南中部的顺化、岘港为中心，沿着海岸向南北延伸。这是因为，无论是从马来半岛克拉地峡对面的印度方向，还是从东南亚自古以来人口最多、市场最大的爪哇方向，商船前来停靠的第一个港口就是在越南中部海岸。
郡县制度的本质
皇帝的直辖城市
征服南越的4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军队又征服了朝鲜王国，在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同江流域设乐浪郡，于是这里成为皇帝的直辖地。不仅是朝鲜王国的旧领地变成了郡县，中国的郡县制还在日本不断延伸。
也就是说，洛东江流域变为真番郡，其主要城市霅县大约置于今天的釜山附近。该郡之外，还有14个县，其中的一两个，很有可能位于对岸的北九州。这是当时日本能够与爪哇相媲美的一个地区，也是东亚人口最多的地域之一。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程度在这之前便已经相当高了。
下面，让我们就郡县制加以说明。“县”意为皇帝的直辖市，而非自然形成的村落。皇帝从都城派遣军队占领这条贸易路线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就是定期集市的所在地。在事先把这些铺垫工作准备好之后，就建设了正南正北“井”字格般的道路，并且在每个街区都设了大门，四周还盖了坚固的城墙。城内便成了一个常设的市场，原住民如果想要到里面进行贸易的话，必须先入“会”。这便是所谓的“民”。想要获得这个名称，必须要到“市场办公室”，即县厅进行登记，而后才能获得这种资格。而“民”对于皇帝这个“会长”也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如缴纳会费“租”、分担市场的设备维修劳动。此外，为了保障会员的特权不受那些非会员的原住民，也就是“夷”的干扰，“民”必须要充当保安，也就是有服兵役等义务。
建立在荒芜之地的县城，其性质相当于中国开拓者的桥头堡。县城门上那两扇厚厚的铁门，日落之后便关闭，夜间也禁止外出，违者重罚。
县城周围的原住民已经成为“民”，如果他们要想进入市场，与远道而来的商人进行交易，依然使用自己的土语是无法沟通的。所以，他们便将都城的语言简化，夹杂着土语的只言片语，创造出了一种皮钦语“pidgin Chinese”（皮钦语由不同语言混合而成，多在港口城市用于商贸交易）。这也正是现在汉语中方言的起源。美军占领日本时期，日本也存在这样的娼妓英语“panglish”（日制英语）。其实质都不外乎如此。
于是，更便于商业交易的汉语在亚洲广泛传播开来，几乎没有哪个民族不会说汉语的。当然，日本人的祖先当时也把汉语作为公用语言，与周边的部落进行贸易。这很像现在日本人和韩国人用英语进行交流。不只是《倭人传》，在另外的《魏书·东夷传》一章中记载的韩半岛原住民的语言也都是汉语，这也很好地反映了当时这种情形。
“郡”意为军事管区，郡的太守也就相当于司令官。县与县之间，还有很多地域并没有成为皇帝组织的会员，也就是“夷”。所以，郡太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必须保护好“民”。而对于汉代真番郡太守来说，由于其地处与日本隔岸相望的釜山，所以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确保与倭人之间的贸易往来。
倭人、百余国
由于汉武帝采取的积极的对外政策，使得汉朝财政不振，其后的汉昭帝于公元前82年便废除了活跃了26年之久的真番郡。在这期间与真番郡有贸易往来，并且得到皇帝承认的倭人部落高达百余国之多。而这些部落后来都被乐浪郡接手了。
日中贸易的窗口从眼前的真番郡改到了遥远的乐浪郡，对于那些没有资本实力的小部落来说，每年定期的长途航行令他们感到吃不消。其结果，就使得一些大部落，假借那些得到承认的小部落的名义，对贸易进行了垄断。
最早的就是奴国，它以保存至今的那枚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而知名。奴国国王在公元57年并不派使节到乐浪郡，而是直接派往东汉都城洛阳，去进行朝贡。可见，奴国那时已经利用贸易特权完成了王国建设，这也就是灭亡的朝鲜王国的翻版。
日本建国者为华侨
卑弥呼的出场
倭国的代表商社并不固定，有时会发生窗口单方面擅自进行替换的事情。例如公元107年，也就是奴国国王朝贡正好50年之后，就变成由倭王帅升的使节团前往汉朝进行朝贡。替换的理由不明。日本当时的王权，几乎完全依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并没有什么根基。
公元189年，公孙度割据辽东，并将乐浪郡收入麾下。后来，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从乐浪郡向南方派遣军队，在汉江流域新设置了带方郡。
带方郡负责与倭人的相关事务，而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取代了对汉朝过于谄媚的倭国王，被选为新的友好商社的代表，并享受相当于30国的优惠待遇。这些国家的名字在《倭人传》中都有记载，但是其真实性不能保证。
公孙军阀在公元238年被魏所灭，而邪马台国也首次直接与魏国的皇帝进行联系。翌年，女王的使节团抵达洛阳（这次是在带方郡的帮助下），并展示了皇帝万岁的游行。《魏书·倭人传》中记载了相关事情，尽管这只是为了彰显魏国皇帝的丰功伟绩。
晋灭魏之后，邪马台国依然还是商社代表，得以延续下去。公元266年，也就是在改朝换代之后的第二年，女王台与的使团，也收到了邀请进入洛阳，而这次则是为了彰显晋朝皇帝的“德被八方”。然而，这时确保皇帝权力的军队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以前的国民军，变成了由正规军人组成的军队。其中最为精锐的部队，要算派往北部边境防卫，由游牧民族组成的雇佣军。公元300年，晋朝发生了由正规军的兵变发展而成的内战，而外族部队也马上卷入其中。其中一支匈奴军在公元311年占领洛阳之后，晋王朝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而外族军阀之间的抗争一直持续了长达百年之久，这就是“五胡乱华”。
晋朝皇室衰落之后，军队也陷入了恐慌。洛阳城被攻陷的两年之后，晋朝政府在公元313年便早早从韩半岛上撤军，并取消了乐浪、带方二郡。这一举动大大影响了原住民的各个国家。在此之前，所谓政治，指的就是与中国皇帝之间的往来，能够从皇帝那儿获取最多优惠待遇者方为“王”。当这种国家体制的核心部分，也就是作为权利之源的皇帝却不复存在了，因此也就不得不放弃依靠中国皇帝的做法，心不甘情不愿地独自前行。于是，这些地区出现了民族文化的萌芽。
日本人为华侨之后
追溯韩半岛的历史，实际存在的最初的“王”就是百济的近仇首王、新罗的奈勿王，还有日本的仁德天皇。这三个人的在位期间，都是在公元311年政变之后，也就是在4世纪下半期。这也是第一次成立的、不以中国皇帝为后盾的王权政治。
但是，在这些新兴诸国政府中工作的官吏，却是中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归化人”，即华侨。与非洲的各独立国一样，身居要职的依然是那些原来统治国过来的。不仅是政治，文化上也是如此。动动脑子我们就会知道，纪贯之早在《古今集》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了，日本第一首和歌的作者，是华侨王仁。
总之，建立日本的是华侨，从文化上来讲，日本人是华侨的子孙。其他亚洲国家也差不多是如此，这无须大惊小怪。而《魏书·倭人传》这部史料，很好地向我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