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科技人员社会分层研究融合了资源分配、科研产出、科技奖励、科研人才、科技评价等诸多议题，它将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质、理论探索与经验调查、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集于一体，既是科学社会学、科技管理学、科学哲学等学科的战略交叉点，又是整个科学社会研究学术进展的重要“风向标”。在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入、科学与社会深度融合、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本土化探索加速推进的新时期，科技人员社会分层研究面临着新的理论议题与经验现实。

当代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经历了近40年的探索和推进，目前已经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新时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6号）提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进一步从技术创新市场、科研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等10个方面提出了32项改革举措、143项政策措施。中国科技人员的社会分层状况既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科技体制改革的结果，也是未来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新基础、新起点。理解和把握科技人员的分层结构、变迁轨迹与深层动力对探索未来科技体制的改革方向、路径选择与制度设计至关重要。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持续演进和科学与社会的深度融合，科学技术活动的总体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取代科学建制的自治成为热门话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科技人员、科研团队、科技机构的角色、定位与功能，科技活动的物质支持、动力模型、发展导向，科技成果的类型属性、评价标准、经济社会效应等都向着多元化、灵活性、复杂化的方向持续演进。尤其是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大学与产业界、政府机构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后学院科学、知识生产新模式、学术资本主义、巴斯德象限、三重螺旋、国家创新体系等理论范式相继涌现（Freeman, 1987；Nelson, 1993；Gibbons, 1994；Leydesdorff and Etzkowitz, 1996；Ziman, 2000；Slaughter and Leslie, 1999；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 2000）。这些理论范式不仅认可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劲作用，更强调产业界的力量对科技人员、科研活动、科技机构的复杂影响。例如，科技人员越来越多地从产业界获得股份、咨询费、酬金、专利费等经济回报，经济利益影响着科研活动中的问题选择、试验设计、数据收集、同行评议等环节，科研项目中的经济利益常常引发利益冲突、拒绝分享、延迟发表、保密行为等，甚至科研资金来源与学术内容之间也存在强关联（雷斯尼克，2019）。科技与经济、政治的深度挂钩及政府、市场力量的强势介入，使得科学界的自治几乎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问题。例如，王奋宇、卢阳旭、何光喜（2015）认为，科技公共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议题是科技相关收益与风险的平衡，以及科技公共决策的知识合法性和参与合法性基础，实质是各类行动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协调和妥协。赵万里（2018）提出，在科学技术的自主性和公共性之间寻求适当的张力，形塑科学与政府、市场、公众之间稳定均衡的互动关系和结构体系，是达致科学技术善治之道的关键。以科技人员的分层状况研究为切入点探析产学研合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政府对科学分层的塑造乃至分层状况之下隐含的市场力量、政府力量等议题，有助于为探索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封锁日益严厉。中国加强了尖端科学技术的开发力度，在事关国计民生和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频频实现突破。同时，中国也加大了引进海外人才、开展国际合作的力度，尤其是近几年国内经济持续发展、人才政策效果凸显和国外移民政策收紧等多种力量的合力催生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归国潮。例如，截至2016年底，留学归国人才总数达到265.1万人，其中70%是在党的十八大后回国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越发担忧中国利用美国科研成果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军事建设，对华裔科学家参与国际研发合作的审查日益严苛，相关新闻屡见不鲜。例如，2019年4月，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开除了3名华人科学家，理由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指责三人可能“严重”违反了保密原则。2019年5月，美国埃默里大学开除了李晓江、李世华两位研究人员，理由是他们未能充分披露外国研究资金来源及他们在中国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工作。2019年8月，《自然》期刊网站刊发了一封公开信，美国约150名著名生物医学科学家和制药业领导层出面，反对政府机构和大学针对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的审查行动及其制造的“恐惧和不确定的气氛”，认为更广泛地限制中美科学家和公司之间的合作将损害国家利益，限制在美中国学者接受政府研究经费或受NIH雇用也会损害国家利益。中国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和美国强化华裔科学家审查的“拉力”与“推力”叠加效应，可能进一步催生海外科技人才归国浪潮。在此背景下，分析中国科技人员的分层状况、分层机制及相关人才形势、政策战略的复杂影响，有助于为后续人才和科研政策调整、人才队伍结构升级乃至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讲话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进入一个新阶段。科学社会学的本土化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人员社会分层研究是推进科学社会学学科体系本土化的关键点和借力点。准确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科技体制改革、大科学深度演进等结构性、历史性因素，剖析中国科技人员分层状况的独特性及其社会根源，检验和反思既有理论观点与研究范式，挖掘本土化的概念与理论思想，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研究范式，推动科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和视角的本土化。

总之，改革进程、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与本土特质使得科技人员社会分层问题研究成为应有之义、必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