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听众席上，当介绍完自己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之后，这位满头银发的女士就这些非常小众的历史问题开始了大胆而自由的发言。她的声音像瓷器一般细腻，带着上了年纪的女士所共有的坦率，她有一种可以抛开任何形式主义的天赋和魅力，将事情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

里斯本国际大会在山丘上的贝尔蒙特宫举行，这里聚集了不少作家和研究里斯本的专家，他们不想错过在这初春时节逃离寒冷欧洲的机会。会议上，大家主要讨论了几个世纪以来城市中的黑奴问题，以及他们在地名中留下的痕迹，《国王喷泉》这幅画投影在会议室的一面墙上。葡萄牙民众对混血儿背后的秘密愈发感兴趣，在场人士也对此愈加关注，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一些法国作家。

利奥波迪娜像介绍她的老熟人一样继续介绍画中的人物：黑人男女、奴隶和摩尔人，他们的名字和生活的时期，甚至还推测用16世纪的葡萄牙语如何发音，以及当时常见的侮辱和谩骂的词汇。一条深褐色的披肩遮住了她白色的针织外套，她穿着略有磨损的牛仔裤，系着方扣腰带，脚着棕色的靴子，在我看来这个形象过于新嬉皮。在会议的休息时间里，我看到她在贝尔蒙特宫的图书馆里散步，翻阅一本关于水稻种植的书。

几天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邀请文学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会议主办方认为还应该邀请我这个来自大西洋萨赫勒群岛，却生活在这个白色、平缓丘陵城市的少数群体代表作为观察员。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电话那头的我当时正带着对养育自己的岛国的深深愧疚感，在寻找佛得角移民家庭特殊轨迹的平衡中返回如今生活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葡萄牙语中所说的“思念”，在许多年前随着戴脚镣的黑奴们从南方渡海来到这里。

但这是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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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当嘉宾和公众去吃午饭时，我拿了一张16世纪画作《国王喷泉》的复制品，走下城堡所在的山丘，去阿尔法玛区看喷泉的遗址。

在路上，我想到了画上的那些人，他们应该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观察和复制在画布上，他们也不会相信有人能注意到他们微不足道的存在。我试着想象那位不知名的画家如何在1570年至1580年之间，决定用画笔以典型的北欧绘画风格记录下这个街景，并最后创作出这幅具有极高文献价值的画作。这幅画将这群被忽视的人群的形象和足迹传递给了后世。

这幅画作质量不高，尽管画家满腔雄心壮志，但缺乏天赋，不过作为历史记录，它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个注定将随时间流逝而消失的群体的存在。我费了些工夫数清画中的136个人物，其中有79名黑人，7个孩子在人群中奔跑。第一眼看上去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们是奴隶的证据，甚至可以说这幅画似乎在尽可能地忽略这个事实。至少在他们每天排队装满尽可能多的罐子时，他们与其他人聊天、大笑、欢呼或抗议，谈论那个时代不能给黑人提供任何东西，更不要说是给奴隶。

只要稍加想象，我们仿佛就能听到那些从热带地区被掠夺到里斯本的各族黑人的喧哗声和笑声，甚至还能闻到他们身上穿着奇怪欧洲衣服时所散发出的气味。黑人女子性感的体态，在长裙下乌黑发亮的皮肤和头上顶着的罐子，很可能是最吸引画家注意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在欧洲的公共场所见过这么多欢乐、喧闹和性感的黑人，尤其在16世纪人口众多的里斯本，这些黑人与世界各地的香料一起被运到这里。因此，可以理解这位外国画家想要将这种不寻常的日常记录下来的冲动。

国王喷泉占据了画作的右半部分，画家记录下围绕六个白色马头形喷水嘴的世界。三座拱顶和三座拱门由两根同色的柱子支撑，中庭长17.6米、宽8.8米。在柱子和拱顶以及拱门顶部的平台上种有植物，可能是百合花，还有摩尔人风格的装饰设计和圆点。中间拱门上有皇家纹章，侧拱门上方有一个兽首。

喷泉的整个门廊位于摩尔人旧城墙遗址的两座塔楼之间，为那些要在此长时间等待的人提供遮蔽。

阿尔法玛之水的名声历史悠久。

维特鲁威[1]在他的作品《建筑学》第八册《水利建筑》中谈到了城市东部的水资源，在描述里斯本市的时候，特别强调市中心有著名的温泉。几个世纪后，学者达米昂·德戈伊斯[2]也对喷泉赞不绝口，并称赞其建筑风格、柱子和拱门，以及温泉无比纯净和清爽的味道，让他忍不住想要喝一口。

从图上可以看出，当时喷泉前有一个比道路略低的宽阔长方形广场。在两处石阶旁边，一些人正在悠闲地聊天；有的人似乎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打听些八卦和最新的消息；有一个人看手势似乎在高喊其他人。在整个绘画场景的主舞台上，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女子似乎在迈着探戈般的舞步。两个男人，也许是新基督徒，正计算着在这个辉煌时代的里斯本进行大胆商业运作的风险。

右边，三个大胡子男人观察着在面前经过的黑人骑士，他穿着圣地亚哥骑士团的服饰，仿佛在证明无论何时何地，事物的外在形式并不总是反映其本质。这些人对骑士的好奇和关注的表情反映了画家对这个神秘人物的兴趣。马，这种神圣的动物，以其傲慢和优雅的步伐给人一种优于画中其他人物的高贵感，使之成为画中整个布局的主要因素。

这个违反既定等级制度，以贵族身份出现的骑士到底是谁？一个黑人在画笔下真的可以突然成为圣地亚哥骑士团的骑士？

骑士团是为了保护前往圣地亚哥陵墓的朝圣者而成立，它在成立两年后便进入葡萄牙。最初，只有贵族才能加入骑士团。但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入团的条件逐渐放宽。

弗朗西斯·A.杜特拉[3]在对17世纪至18世纪初被授予葡萄牙基督骑士团、圣地亚哥骑士团和阿维斯骑士团骑士的27人进行研究时，为《国王喷泉》中神秘的黑人骑士的身份提供了一些线索。根据这位学者的研究，这些骑士的父母或祖父母或许是黑白混血，他们很可能是当初修建喷泉的非洲奴隶的孙子和曾孙。这位学者的研究表明，有七名黑人成为葡萄牙军团的骑士，其中三名在圣地亚哥骑士团（16世纪），三名在基督骑士团（1609年），还有一名在阿维斯骑士团（1580年）。但七人中只有一位名为若昂·德萨·帕纳斯克（国王若昂三世统治时期，1521—1557）的是奴隶的后代。杜特拉还提到，出生于巴西的军人曼努埃尔·冈萨维斯·多利亚是圣地亚哥骑士团中第一个非裔巴西人。但那是在这个外国画家记录下这个黑人骑士许多年后的事情了。

因此，这一切都让我们相信，画作上那个骄傲的骑士就是若昂·德萨·帕纳斯克，是国王若昂三世和奥地利卡塔琳娜王后宫廷里的前廷臣。他出生于里斯本，是奴隶的儿子。在某种程度上，他在这个王国的中心、聚集黑人男女的广场上漫步，是一个具有诗意的行为，一个绝对重要的历史时刻。

正如雷东多伯爵弗朗西斯科·库蒂尼奥发现他病倒在床上，裹着白色床单时所说的那样，帕纳斯克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牛奶中的苍蝇”，他以刁钻的问题和面对嘲讽时的斗志而闻名。

“一个葡萄牙骑士的幸福就是被冠以瓦斯康塞洛斯这个姓氏，然后拥有一个农场，60万雷亚尔的收入，愚蠢，并一无是处。”

他经常出现在葡萄牙王室的餐桌上，分享他的笑话和有趣的轶事。1535年，他拥有了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那就是参加路易斯王子指挥的葡萄牙特遣队，在突尼斯战役中为查理五世服务，并摧毁了巴巴罗萨的舰队。

在激烈的战斗中，当时还是年轻人的帕纳斯克注意到城门旁的一座山丘上，有一只狗趴在一棵橄榄树下。他横穿战场，无惧追兵和逃亡者去救起那只受惊的小动物，一只安纳托利亚牧羊犬，后来他一直照顾这只狗直到它死亡。所有的证据表明，他在1550年至1570年间被授予圣地亚哥骑士勋章。当他年老后，伤病、酒精和生活的苦涩使这位被认为是当时精力最充沛的人丧失了活力，变得软弱无能。这使我不禁想知道，与他在宫廷和城市里相遇的其他黑人、奴隶或恢复自由的奴隶对他是什么印象和评价。在他的时代，他没有任何伪装，却成了一个双重角色。

画中还有尊贵的葡萄牙贵族，他们身着黑色的衣服，有的在马旁行走，有的骑在马上。两名法警带着一名醉醺醺的黑人离开，利奥波迪娜在会议上提到了这个细节。为了防止奴隶酗酒成瘾，里斯本市政府禁止他们在酒馆里饮酒，甚至不允许他们出入酒馆。因为奴隶是绝对不允许拥有金钱的，甚至不允许拥有任何物品，一旦他们有酒瘾，就只能靠偷钱去买更多的酒。

当一个奴隶在远处行走时，即使由于光线强烈而无法看出他的皮肤颜色，从他摇晃的走路姿态，还是可以一下子就辨认出他是一个黑人。黑人是个物品，而物品无法购买其他的物品，也不能骑在马上。骑在马上的人，无论其肤色或其他特征都被认为是骑士，而当时的社会不希望黑人得到有尊严的对待，所以他们不被允许骑马，以防止他们像白人一样被视为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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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玛大门口似乎一片和谐。此时在里斯本上岸的旅客可能会看到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子握着小艇的舵，而另一个人则在空中挥舞着手鼓，他们正努力让一对葡萄牙夫妇的乘船之旅更加愉快。

撇开主角帕纳斯克，《国王喷泉》里的黑人男女注定要像盲目的、没有灵魂的鸟儿流落四方。他们的脸仿佛漆黑的煤炭，没有嘴、耳朵、鼻子和眼睛。教会宣布他们是没有灵魂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反思的。基督徒在天堂里的世界是花园，里面飞翔着迷人的天使，而异教徒却被围困在一片阴影和寒冷之中。灵魂的缺失，剥夺了他们的救赎，使他们成为任何基督教墓地都不受欢迎的人。留给他们的只有黑人井和石灰裹尸单作为最后的安息地。

成堆的尸体污染街道的空气，威胁着基督徒、贵族或平民的生命和家园。一座肮脏、泥泞的城市，沉浸在信条和卑鄙中。他们蜷缩的身体上覆盖着大量的石灰，腐烂的肉体和裸露的骨头污染了学者达米昂·德戈伊斯所赞美的纯净之水。

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葡萄牙最初入侵阿尔金和几内亚时，在经历了战斗、死亡，成为俘虏后，被王子手下的贵族们带到此地。掠夺者衷心地感谢主在其他生命面前，尤其是在那些半裸野蛮人面前更偏爱他们。黑人们徒劳地将自己的孩子藏在干枯的田野里。正是宣扬基督和救赎的欧洲人最先发现这个陌生的偏僻之地。

在这口井被打开之前，尸体被毫无尊严和怜悯地从圣卡塔琳娜斜坡上扔下来，作为流浪狗的食物。在天气恶劣的夜晚，残留的尸体会被海浪冲到阿连特茹海滩上。我能想象16世纪在里斯本的老黑奴们思念非洲故土时，他们的脸上布满愁云，心中流淌着寒冷，却无力反抗。对他们来说，生存是首要任务。回到孩时家园的梦想已在冬天、在城市的街头巷尾中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像牲畜一般机械地工作，以及向新的天神、地狱之神和五彩的宗教队伍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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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照老城图纸往海关路的方向走去，餐厅里顾客们正在排队等位。早在16世纪，烤沙丁鱼就是旁边马尔科津哈多小摊在丰收节上的重头菜。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聚集了所有种族的工人，是他们维持着城市的节奏：250名白人和黑人从船上卸下煤炭，往城里搬运；150名黑人装卸货物，200名黑人小伙子用箩筐搬运鱼和肉；1000名黑人妇女在城市里卖水；40名黑人和摩尔妇女捡破烂；50名黑人粉刷墙面；最后，1000名黑人清洁工每天早上把城市的污物倒进河里。如利奥波迪娜所提到的，在16世纪下半叶，骑士随从若昂·布朗珰登记了所有这些工人。

我在巴基斯坦商店门外听到来自亚洲的语言，我不禁思考各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的发展历程。一对对游客走在街上，一边拍照，一边试图解读墙上的文字：国王喷泉，建于13世纪，由迪尼斯国王重修；在1755年重修后又于1774年重建，并在19世纪中期修缮。

马头形状的喷水嘴早已消失，也没有人在这里打水了。喷泉已被列为遗产，属于公共建筑，其范围包括位于里斯本市大教堂区的卡斯·德桑塔伦路、国王喷泉街、圣若昂·德普拉萨街的相关水利设施（水库、蓄水池和水井），另外还建立了各自的特别保护区。

新的喷泉建筑与经时间腐蚀的旧大理石陵墓相融合。当前的外墙始建于1864年，采用的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后面，16世纪的两位女士在阳光下晒被子的地方建起了豪华的国王喷泉宫殿，现在是这座城市旅游业的一颗明珠。叶子花沿着宫殿阳台绽放，在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喷泉。16世纪，在同一地点也曾布满繁茂的百合花，这也是与这名未知画家绘画中唯一相同的细节。

当我拍叶子花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阳台上。

他对我说：“我是水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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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后，我参观完一个相同主题的展览，在回程的火车上遇到了利奥波迪娜，她手里拿着一本和我手上一样的目录，我们没有在几个小时前的展览上相遇，这也是个巧合。我们谈论展览中的展品、复制品、解说板，回忆像在时空旅行般，我们在不同的空间里穿梭，在散落的证据和被尘封的历史碎片中漫步。那是一段长久以来被人忽视的历史：画中的人物做着无足轻重的工作，目光涣散，像被剥夺了尊严的灵魂。我们这些参观者仿佛变成了展览中的临时演员，介于受害者与施刑者、奴隶与官僚之间，有一种轻微的不真实感在我们身上升起，仿佛这是发生在另一个大陆另一个国家中的事情。最后，尽管其中的不公正让人窒息，但文化间碰撞所带来的丰富感减轻了这种感受，不易察觉的相互渗透是不同民族之间冲突所产生的新文化的影子，尽管当中包含了种种屈辱和残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时刻应该被封存，因为他们真实地存在过，是无法被抹去的。

利奥波迪娜拥有一种世界主义精神，她告诉我她退休后一直致力于研究这种社会机制和非洲人在葡萄牙的存在。她对我说，对历史内幕的痴迷在于那些被掩盖的特殊性。

“其实，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不打算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学术论文或类似的文章。”

她已经退休了，独自居住在这座城市一座山丘上的一个地下室里，她是三姐妹中的老大，也是唯一还在世的。她的外甥女每个周末都来看她，天气好的时候她喜欢在贝伦附近散步，但她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几天后，我收到利奥波迪娜下午茶的邀请。当我们沿着哲罗姆派修道院散步时，她向我提了几个关于我的家庭和我们移民过程的问题。我们谈到了20世纪60年代抵达这里的几十个佛得角家庭，他们当时住在里斯本市中心的老式公寓里，当时的邻居们中有些人见证了共和国的到来，有些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可能怀疑我们是萨拉查发动的殖民战争中葡萄牙敌方的亲属。

利奥波迪娜建议我们去离修道院不远的老殖民热带花园参观。我们穿过铁门，在鸟鸣声中，慢慢地穿过一条椰树大道。

她跟我说：“这是这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能让我仍然感到快乐和平静的地方。”

小虫子和蜻蜓在翠绿的湖面上盘旋，白羽红嘴的鸭子在湖面上游弋。在麻黄树的后面，种着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的花园椰子树，还有一片竹子和犹大树，她像介绍老朋友一样向我介绍它们。里面有一栋红瓦的单层老房子，大门口的两根柱子上雕刻着两个黑人青年的头像。那是葡萄牙世界展览会的遗迹。

“真可惜，他们让这个地方变成了废墟。”

交织的树荫完全遮盖住园内的部分区域，营造出一种赤道森林般的感觉。

“桃金娘，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听？”她指着其中一棵树根部的牌子对我说。

我们在树间转了一圈，然后她把我带到一个石椅旁。此刻的亲密感和周围的花园，让我不禁想起少年时第一次和异性坐在花园里的同一张长椅上的场景。

我们面前有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树干，它的影子占据了至少60米直径的区域。它的根部像半埋在地下的巨蛇，每隔5秒钟，我们就会听到小干果掉落到铺满枯叶的地面上的咚咚声。

最长的树根达20米，穿透地面消失在土壤里。这棵树至少高35米或40米。

“这是我最喜欢的树，无花果树，来自亚洲热带地区，人们也叫它菩提树。”

我们保持了片刻的沉默，听着连续的咚咚声，这时利奥波迪娜向我诉说她在会议那天来到贝尔蒙特宫的真正原因。

“我曾曾祖母的一个姑姑，名叫卡塔琳娜，是唐瓦斯柯·马努埃尔·德菲格雷多·卡布拉尔·达卡马拉（1767年，唐玛丽亚一世女王授予他贝尔蒙特第一伯爵的头衔）家的奴隶。从小到大，我都记得家里人说她是如何被主人虐待的，其中牵扯着正义和公平。伯爵的妻子威胁要把她卖到马拉尼昂，这使她产生了逃跑的决心。卡塔琳娜的逃亡故事开始于德弗拉迪克庭院，那也就是未来伯爵的家和贝尔蒙特宫的前身。她的逃亡故事在几代人的餐桌上被讲述。在我看来，庞巴尔侯爵制定的《奴隶子女自由法》对她来说来得太晚了——应该在1773年当她还在襁褓时就颁布。卡塔琳娜当时混入了一个黑人队伍，在19世纪初的一个早晨，穿过萨杜河谷的沼泽地在一个小山丘上定居下来。一个多世纪后，我在那附近的圣罗芒村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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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们带着寥寥无几的财产来到这里后，就住进了弗雷德斯农场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工人家庭一起种植水稻。利奥波迪娜告诉我，黑人和白人在教区的共处并不总是和平的。纠纷主要发生在教堂里，如果黑人女人对白人女人不敬，则根据埃沃拉大主教的要求，村里的牧师会对黑人妇女处以5托斯陶的罚款，并把她赶出教堂。

“约瑟法，我的曾曾祖母，1820年出生于圣罗芒德萨杜村，”利奥波迪娜继续说道，“我们对她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于我的祖母埃乌杰尼娅的惊人记忆。19世纪末，当我祖母还是孩子时，她还见过约瑟法，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老了。我的曾祖母祖尔米拉几乎记下了所有的细节，然后又把这些细节讲给埃乌杰尼娅。埃乌杰尼娅向我讲述了约瑟法如何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帮家里在水稻田里除草。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上面还系着一条黑色的小丝带，她喜欢在田野里采摘野花。10月到11月，人们在田里耕地，等田干了之后，她就去帮父母在苗床上筑高台以种植水稻。在空隙的时间里，她扎稻草人吓跑小鸟，这样它们就不会来偷吃粮食了。”

黑人和当地在农场工作的大多数农民一样贫穷。除草完毕后，农场主会给他们一头羔羊，工人们自己出钱买酒，然后一起聚餐，通常大家做的菜就是炖肉。在聚餐的那一天，大家吃肉喝酒，对老板歌功颂德，把辛苦的工作统统抛到脑后。黑人工人拿起锅即兴打鼓，唱着自己传统的歌曲。夏初，当收割完后，一家人会爬上一辆牛车，去萨尔堡市参加朝圣节。

“约瑟法是个典型的乡下女孩，时而粗鲁、时而甜美又时而叛逆，但脸上总是带着无助的表情，”利奥波迪娜继续说道，“15岁时，她爱上了专制派部队的步兵多明戈斯。内战已经结束两年了，但他的外套里总是带着一把手枪和一把匕首。她喜欢他的硬汉气质，也无法抵抗他的幽默。他们经常在黄昏时分，在远处的水井旁，或者在山另一边的软木橡树下约会。有一天，多明戈斯告诉她，他要去阿尔加维山上参加武装斗争，并承诺一有机会就回来看她。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前指挥官的名誉而战。约瑟法看着他在赭色的午后光影中离开，没有其他解释。”

几周、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音讯。

约瑟法靠在田间不停劳作和稻田里静止的风景来抚慰自己的痛苦，她看着时间在夏日的风中飘过，却没有带来任何消息。一天，她在去萨尔堡的路上，听说阿尔加维的一些城镇遭到了唐米格尔游击队的袭击和掠夺。有一天晚上，她感觉有人在她卧室的窗外徘徊，这时多明戈斯突然从灌木丛后面走了出来，一把抱住了她。她检查他身上有无受伤的痕迹，他很健康，满脸微笑。“战事开展得很顺利，”他说，“指挥官擅长射击，而且对胜利胸有成竹。”第二天，天还没亮，在给约瑟法擦干眼泪后，他骑上了马又消失在阴影里。

出于对他们美好未来的信念和共度一生的希望，约瑟法总是找借口去萨尔堡，那里有关于战争和袭击的最新消息。后来传来消息说游击队穿过阿连特茹袭击了切尔卡尔村和米尔丰蒂什新镇。

多明戈斯向她承诺，如果战胜了自由派，他将拥有阿连特茹南边的大片土地。但是，里斯本的自由派政府不堪游击队的袭击骚扰，于是命令山区居民带着所有的劳动用具返回城市，并往拉古什市派遣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新骑兵团。几天后，专制派首领雷梅克西多被抓获，与一群叛军一起被枪杀。约瑟法一声惊呼，惊恐万分，当她得知被枪杀的游击队员中没有一个是黑人时，她才平静下来。但是，等待的疲惫已经蒙上了她的脸和眼睛，迟迟无法消退，就像当一个人知道她所拥有的随时都会消失一样。

“我的曾曾祖父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利奥波迪娜总结道。

在与自由派军队最后冲突中，没有倒下的叛军们最后都向当局投降以换取赦免。多明戈斯连夜骑马奔向约瑟法的怀抱。他们结婚后，他成了一名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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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戈斯和约瑟法的子孙们增加了当地的黑人人口。

他们与先前来到阿连特茹地区开垦荒地和劳作的人们融合并共同生活。

18世纪末，当葡萄牙国内开始种植水稻时，黑奴们被证明更能抵御在湿润的萨杜地区肆虐的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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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迪娜居住的地下室位于一座山丘上的小楼里。有一天，当我陪她回到她家楼门前时，她邀请我进去。

在客厅的家具上，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她深颜色的皮肤和卷曲的头发说明了她的出身，这张照片是1938年在参观皇后温泉时拍摄的。在房间的墙壁上，挂着《哭泣男孩》《圣母玛利亚》《耶稣圣心》等名画。房间里还摆放着古董银器，在一个黑色的小柜子上有一台她很少打开的老式电视机。在圣女像上，有一幅野马过河的油画，边柜里放着玻璃工艺品和有着绿色眼睛的巨大铜苍蝇。

墙壁的踢脚板是带葡萄丰收图案的蓝白瓷砖。

从她地下室的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街上过往行人的小腿和膝盖。她跟我说：“一个人可以仅从步履的坚定、脆弱的优雅或身体的拖沓来识别他人，这非常不可思议。10月进入冬天后，百叶窗将始终被拉上。夏天，当我忘了敞开的窗户时，风会往屋里带进报纸、树叶、烟头和小册子。无论冬夏、昼夜，屋里总是开着灯。房间里湿气无处不在。”

利奥波迪娜起身，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张A5纸，上面画着家谱树。其实一共是三棵树，它们的枝叶交织连接在一起。她向我展示一个分支上的一组名字、出生和死亡日期、夫妻、子女、孙子、曾孙、曾曾孙，其起源和结束处有时标着一个神秘的问号。这张纸的空白处写满了注释和补充信息，在日期和有些人名旁边有一组带编号的星号。她给了我一份完整的婚姻关系、日期和姓名的摘要。但几分钟后，我在这些信息中完全迷失了方向。我欣赏她在谈论女奴卡塔琳娜和正义、个人与世代的关系、社会与自然元素的平衡时所表现出的热情。

晚上，我帮她把垃圾桶拖到楼外，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工作。她跟我说她像是这个楼里善良的老看门人。我提出帮她打扫院子，几天后，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帮她整理花坛里的干枯杂草，摘下树上的柠檬和枇杷，给这个阴暗的地下室通风，让它多一些生机。她帮我扶着梯子，回忆着有趣的往事。有的时候，我带她去买杂货、洋葱、大蒜、草莓和馅饼，她给我读笔记和记事本上的段落。虽然她已经78岁了，但动作仍然流畅轻盈，幽默感十足，她向我坦言，她热衷于看侦探和解谜的电视剧。

有时候，隔壁邻居唱片机里播放的法多民歌，或者晴天早晨笼子里飞舞的鸟儿，以及在院子食槽前排队的小猫们，都可以缓解一位女士的寂寞生活。

在另一次拜访中，喝完茶后，她从一本书里取出一幅油画的图片。这幅图是她在阿勒克林路上的一家二手书店里看到的，画中两名年轻女子坐在伦敦公园里的一张石椅上，背景是圣保罗大教堂。其中一个皮肤白皙透亮，穿了一件粉色的连身裙，在衣袖和胸前都有白色的花边。她的头发盘起，左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右手亲密地拉着另一个女孩的手臂，那是一个身穿白色裙子的黑人女子，左臂下夹着一束鲜花。

如果说插着羽毛的白色头巾和脖子上的项链增加了黑人女孩的神秘感，那么她的笑容更是蒙娜丽莎般的笑容，她右手食指指着脸颊。两个女孩都很美丽、苗条而优雅。友谊体现在她们的眼神之中，也是整幅图的核心。这幅画是18世纪末的作品，从画的表面上，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贵族继承人和她最喜欢的女仆。

“事实上，”利奥波迪娜向我解释说，“直到最近，这都是这幅油画最被接受的解释。”

“但是，她们都戴着珍珠，身着丝绸。”

曼斯菲尔德伯爵、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英国司法大臣的一种）威廉·默里，花了很大的力气让艺术家创作了这幅油画。但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画中的混血女孩竟不是威廉·默里的侄女伊丽莎白·默里的女仆，也不是他们居住在伦敦郊区肯伍德房子里的女佣。

“迪多·伊丽莎白·贝尔。”利奥波迪娜说这是那个混血女孩的名字。她对这次的分享难掩些许的幸福感。

在茶水、蛋糕和司康饼中，我逐渐了解了贝尔的故事。当她还是一名婴儿时，被装在威廉·默里的侄子、英国海军军官约翰·林司的行李里，从加勒比海带到了肯伍德。曼斯菲尔德伯爵和他的妻子接纳了这个陌生的家族新成员。

从油画中可以看出，在这个富裕的家庭中，贝尔和伊丽莎白是被当作两姐妹一起抚养长大的。没有关于贝尔与她生父之间的记录。混血女孩和伊丽莎白从小就和曼斯菲尔德伯爵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她们一同学习了法语、历史和地理，以及音乐和舞蹈。

利奥波迪娜说，最有趣的是，一个在当时具有如此之高社会地位的人是如何把这个年轻的黑人私生女领进家门的。

根据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前州长的日记，在1779年肯伍德的一次晚宴上，当他看到那个黑人女孩走进大厅与宾客们一起品尝咖啡时，他十分诧异。他写道，更大的丑闻是当他在花园里散步时，看到伊丽莎白小姐和贝尔在他面前手拉手一起走路。

曼斯菲尔德伯爵夫妇所做的一切向世人展示了他们走在时代前列，他们对拥有别人口中的贝尔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也不在乎流传在伦敦的闲言碎语。

忽然间，我看到利奥波迪娜那双灰色的小眼睛闪出光芒，她相信，就像当时人们所谈论的那样，贝尔的存在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曼斯菲尔德伯爵关于奴隶制的一些司法决定。

这一点从奴隶詹姆斯·索默塞特的案例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在逃跑后被主人抓回，然后被卖给一艘黑奴船的船长。曼斯菲尔德伯爵没有把索默塞特看作随便的一项财产，而是决定在法庭上审理此案。最后，像废奴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索默塞特被赦免为自由人，这开创了在英国土地上所有人都是自由人的法律先例。

宗号船大屠杀的结局也加速了奴隶贸易的废除，为利奥波迪娜的理论提供了支持。黑奴在运往牙买加的途中，被活活地从船舷上扔进大海。船长为了骗取保费，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极力反对，指出了该行为本身的残忍，以及通过故意使人溺水身亡来索取保费的可恶。

1782年，威廉·默里的遗嘱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保障了贝尔的未来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宣布自己很荣幸能够得到混血侄女的信任和友谊。

在结尾处，为了打消在他死后可能发生的奴隶贩卖，他写道：“我确认迪多·伊丽莎白·贝尔的自由。”贝尔于19世纪初去世，享年43岁，留下两个孩子。“她可能认识简·奥斯汀。”利奥波迪娜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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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利奥波迪娜中风了，急救中心的人告诉我她正在医院住院。中风影响了她说话。

几天后，我带着一本笔记本去看望她，没有具体的目的。当我们单独在房间里的时候，我问她在想什么。我怀念我们的谈话和散步，她写道：“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圣罗芒村。”通过她颤抖的笔迹，我跟随着她来到社区的烤炉旁，倾听在那儿烤面包的妇女们之间的对话。利奥波迪娜描写经过村庄的人们：吉卜赛人、农民、小贩，他们的马和驴，他们的幽默和对破旧褪色生活的不屑。爷爷坐在长椅上晒太阳。她用笔尖下缓缓浮现的文字告诉我，她至今还记得睡觉时的热气、油灯的光亮和大人们在墙边走动时的影子，她的父亲干完活后总是骑着自行车回到村里。

我看着她重现童年的美好，母亲为她准备晚餐的夜晚，幸福的光芒穿越时空闪耀在医院的病房里，让病房变成一个在时间之外的空间。有那么一瞬间，利奥波迪娜似乎感受到了更深的快乐，记忆中的事物就像怀旧的蒸汽在她的血管里蔓延着新鲜感，带给她关于过去幻想的极致体验，消灭了世界上所有的不好记忆和不完美。

她已经时日无多，但当她在纸上向我描述春天盛开在村庄山坡上的金银花、玫瑰花和天鹅绒般的野兰花的香味时，我能感受到她默默的激动。她和她的姐妹们光着脚丫在稻田的垄上奔跑。稻田里，青蛙呱呱叫，水蛇四处逃窜；树上摘下的果子可以马上吃，空气中飘着瓜果的香味；耳边时不时传来稻田里劳作人们的吵闹声。

一组人物在她的笔下悄悄地进入病房。

她存在于歪歪扭扭的字迹中，化作了诗和欢乐之花。

“你喜欢鸟吗？”

利奥波迪娜向我讲述她的表兄弟们和村子里的其他男孩沉迷于在田间地头里寻找鸟窝。她认为一些濒临灭绝的物种正在重回荒原。

当她写累了的时候，我们通过眼神、手势和想象力继续交流。她的眼睛仿佛浸在一片深水里，嘴边、下巴、眼下都是皱纹的印记，她的表情很宁静。最后，她写道，很遗憾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葬在家乡圣罗芒的公墓里。

它已经关闭多年。

在这过程中，我思考消逝的生命和留给她的快乐，村庄仿佛是宇宙的一个小角落；我思考时间的期限，永久和永恒的意义，想象她华丽冒险的瞬间。她的描述让我向往萨杜河谷甜美淳朴的风光，怀念我从未见过的那些荒原、山丘和宁静的稻田。

“你替我去那儿……”

注释

[1]古罗马的作家、建筑师和工程师。——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外交家。

[3]英国研究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葡萄牙、巴西殖民地和1825年以前葡萄牙帝国海外其他地区历史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