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书的意义

四书是中国人必读的书。四书之于中国，如同《吠陀经》或《奥义书》之于印度、《古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特别是《论语》，就是中国人的圣经，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源头。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了四书的影响，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于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然作为这社会的一份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产生隔阂。四书表达了中国人的人生信仰与思想智慧。

中国台湾的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有的学者、作家告诉我们，他们的人生观是在十三岁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了下来的。这些价值观在不少人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乃至成为精神生命的主脉、做人做事的准则。我们周围很多人，也是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从而面对现实、立身行世的。我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其实，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文化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文化认同”，一个叫“伦理共识”。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所归属的民族文化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具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不免会遭受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

实际上，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调治现代的生活；中国传统经典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老子》《庄子》，佛家的《六祖坛经》《心经》等，同样有调治的作用。

钱穆（宾四）先生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位伟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钱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很有根据的。朱子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入世、关怀百姓疾苦的有为的政治家。其实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内圣外王”相一致的。“内圣”指心性修养，“外王”指建功立业。没有所谓一心只研究“心性论”或只修身养性的儒家，或是一心参与政治事务的“政治儒学”。这两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学或儒家了。儒家中人对“内圣”与“外王”或者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有所偏重，但绝不会偏废其中任何一方。现代人也是这样，我们修养身心，同时担负着一定的公共事务，有一定的社会职责，仍然是德与业的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