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评论者必须首先避免以任何托辞将他的思想“辩证化”，可是这些托辞现成得很。这便是贯穿尼采所有作品的悲剧文化、悲剧思想和悲剧哲学。但是，尼采的“悲剧”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对世界的悲剧性理解与另外两种世界观——辩证的世界观和基督教的世界观截然相反。更为确切的说法是，悲剧有三种死亡方式。第一种是由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导致的“欧里庇得斯”式的死亡。第二种是基督教式的，第三种则死于现代辩证法和瓦格纳的夹击。尼采坚称辩证法和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带有基督教的色彩（《反基督教》，10），并坚称基督教和辩证法先天缺乏经历、理解和思考悲剧的能力。“是我发现了悲剧”，甚至希腊人也误解了悲剧（《权力意志》，第4部分，534）。
辩证法提出了一种关于悲剧的概念，并将它与否定、对立和矛盾联系起来。苦难与生命、生命中的有限与无限、个人的命运与理念的普遍精神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运动与矛盾的解决——如此种种便是悲剧的表现形式。倘若现在读一读《悲剧的诞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尼采并非作为辩证家而是作为叔本华的学生写这本书的。我们还必须谨记一点，叔本华本人对辩证法的评价也不是很高。然而，在尼采的第一本书中，他在叔本华的影响下展现给读者的思想框架仅在一个方面可以和辩证法区分开来，这就是矛盾以及矛盾的解决通过何种方式被理解。因此，尼采后来评价《悲剧的诞生》时承认：“它散发着令人讨厌的黑格尔气息”（《瞧！这个人》，第3部分，“悲剧的诞生”，1）。因为矛盾与矛盾的解决仍然作为根本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在此看到矛盾转化成统一体”。这是一本非常艰涩的书，我们必须循着它的思路，以便理解尼采后来是如何建立悲剧的新概念的。
①《悲剧的诞生》揭示出原初的统一与个体化、意愿与表象以及生命与苦难之间的矛盾。这种“本原的”矛盾明显带有反生命和责难生命的特点。生命需要得到辩护，换言之，需要从苦难与矛盾中拯救出来。《悲剧的诞生》未能摆脱基督教辩证法的阴影，即辩护、救赎与和解的思路。
②这种矛盾在酒神狄奥尼索斯与日神阿波罗的对峙中反映出来。日神是个体化原则的神圣化身。他构筑表象之表象、美之表象、梦幻或是造型艺术，从而摆脱了苦难：“日神在他赋予表象的永恒性的灿烂光辉里克服了个体的苦难”（《悲剧的诞生》，16），他彻底抹除了痛苦。酒神则反其道行之，他回到原初的统一，砸碎个体并将之拖入毁灭的深渊，使之融入本原的存在。于是，他使矛盾作为个体的痛苦复生，又通过让我们参与丰富的独特存在或普遍意志，使矛盾在更高的快乐中得以解决。因此，酒神与日神的对立并非因为它们是互为矛盾的对立面，而是因为它们解决矛盾的方式恰好相反。日神在造型艺术的观照中间接解决矛盾，酒神则在意志的音乐符号中，在再生中，直接解决矛盾。[1]狄奥尼索斯像是背景，阿波罗在这之上镶绣华美的表象；但在阿波罗之下的狄奥尼索斯不断发出低沉的怨声。因而两者的对立势必要得到解决，势必要“转换为统一体”。[2]
③悲剧就是这样一种和解，它是由酒神主宰的奇妙而危险的联盟。因为在悲剧中，酒神是悲剧的本质。他是唯一的悲剧人物，“是受难的光荣的上帝”，他的苦难，沉浸于本原存在的欢乐中的个体化苦难，是唯一的悲剧主题。悲剧唯一的观众是合唱队，因为它富于酒神的气质，并将酒神视为自己的主人和统治者。另一面，日神的贡献在于：在悲剧中，是他把悲剧因素发展成戏剧，把戏剧中的悲剧因素表达出来。“我们必须将希腊悲剧理解为在日神的形象世界中反复宣泄自我的酒神歌队……在连续的宣泄中，悲剧的这个根源放射出本质就是一个梦的戏剧想象……所以，戏剧是酒神洞见与酒神作用的日神式体现”（《悲剧的诞生》，8，10），是酒神以日神的形式、在日神的世界中经历的客体化历程。
注释
[1]关于间接意象与象征（有时称作“意志的直接意象”）的对立，参见《悲剧的诞生》，5，16，17。
[2]《权力意志》，第4部分，556：“实际上我只是力图猜测为什么希腊的阿波罗主义必须从狄奥尼索斯的土壤中产生，为什么狄奥尼索斯式的希腊必然变为阿波罗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