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言

什么都没过去变得快。

——《观察》

历史，若非当代史，实属可疑。

——布莱兹·帕斯卡

过去的极端脆弱性在我们眼里触目惊心。放眼全球各国，对历史的看法不停地在变化：新的文献出现，政治体制变化，年轻的史学家踏上舞台，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过去，强势推进新的方法。但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诞生十月革命的那个国家那样，过去竟然经历了如此频繁和激烈的动荡。

俄国首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米哈伊尔·伯克洛夫斯基革命后担任行政职务，负责“历史阵线”这一领域，进而提出了一个与过去建立联系的原则：历史，就是重回过去的政治。无疑，我们可以在伯克洛夫斯基的公式和上述所引的帕斯卡的观点之间发现相似性。但有一个本质性的差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首先是一种实践的价值观。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是个悲观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历史是对大多数无足轻重的事件通常并不准确的描述，这些事件是由执政者和士兵的行为所引发的，而执政者绝大多数都是十恶不赦的恶棍，士兵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白痴。”伯克洛夫斯基的公式可以使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从过去取用自己的所需，由此来决定往昔时代，谁是恶棍，谁是英雄，谁是白痴，谁是贤人，谁是可以宣告未来的先知。

1931年，斯大林第一次演示了如何对过去进行解释，他把俄国视为悲惨的牺牲品：“俄国历史之初就可归纳为一连串挫折，都是因为落后而挨打。蒙古大汗、土耳其贝伊、瑞典封建主、波兰—立陶宛大公、英法资本家、日本贵族都是急先锋。而每一次，都是因为落后。”俄国历史上的这幅墓志铭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很有必要，可以此来强调国家需向前跃进，转变成工业强国有多急迫。

过了几年，斯大林修改了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他想利用俄国民族主义来巩固政权，于是又对过去进行了改动。要建立一个强国，疆域要不断扩大。1936年新的历史课本要让学生接受对乌拉尔图国的描述，公元前9世纪，乌拉尔图国坐落于外高加索的凡湖周边。为什么选这个国家？因为这是未来的强国领土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

随着30年代后半段欧洲局势的日益紧张，俄国的过去又开始发生变化：新的敌人出现，以前的敌人暂时得到忽略。俄国的历史不再是一长串的失败，而是一系列的胜利，胜利出现在东方、西方和北方，而且一次比一次漂亮。对过去的评判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对罗斯（Rus）[3]一词的起源和诺曼人在罗斯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我们后面会提到的《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对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或多或少改良主义的行为所进行的探讨，都是国家事务。1939年，苏联最具盛名的中世纪学者、院士鲍里斯·格列科夫对成书于12世纪的俄国首部编年史《往年纪事》（基辅罗斯初期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下过一个鲜有人提及的判断：“毋庸置疑的是，编年史家是某个阶级的代表，有其自己的观点，想要达成某些政治意图。因此，我们在将该编年史当作历史资料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4]几年后的1943年，鲍里斯·格列科夫宣称：“《往年纪事》是人类天才的创造，漫长世纪以来始终都在激发人们的兴趣……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份独特的资料、记述，虽不详尽，却……原汁原味，内容丰富，是罗斯历史初期阶段……”[5]

1990年代初，诞生于俄罗斯帝国废墟上的苏联解体，对俄国往昔的观点又再次发生改变。如今，可以把俄国史看作帝国诞生、发展、强盛、衰落的历史。帝国是指这样一种国家，它由专制君主领导，囊括被占领土上的民众或聚集于其麾下的民众，从这样的概念中可以发现一个观念，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国内政策，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习俗风尚，均以这个观念为基础。弗拉基米尔·达尔的《俄语理据词典》给帝国下的定义是“主宰者拥有无限权力，享有皇帝、无上君主尊荣的国家”。[6]

俄罗斯帝国正式诞生于1721年，彼时，北方战争的得胜者彼得大帝自封为皇帝。但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15世纪起，莫斯科就总有一种梦想，想要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百年以后，这个想法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两个罗马陷落，第三罗马稳如磐石，第四罗马绝不会出现。”1547年，伊凡四世（伊凡雷帝）获得了“全俄沙皇”的称号。沙皇（是拉丁语恺撒的变体）说拜占庭消失之后，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但蒙古奴役俄国之时，拥有沙皇之名的是鞑靼人的可汗。伊凡雷帝因此也想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

数不胜数的俄国历史学家都拥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国家的强权欢欣鼓舞。乌克兰历史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说希望很快就能见到那样一个时代，“其时，无论是出于统一国家还是强化国家的目的，均可采取强制手段，虽然历史学家盛赞这种做法可谓骇人听闻，而且也不可能站在讲台上，认同宗教裁判所的拷打折磨和火刑堆，认为这么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可以统合信仰，将彼岸地狱烈火中的灵魂大量拯救出也并不会得到赞许”。[7]就算俄国历史学家并没有为创建帝国而采取强制手段齐声大唱赞歌，但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扩张领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几代人阅读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的《俄国史》一书丝毫没有提及俄国的殖民政策。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态度，有两个理由。其一，扩张疆域，直至自然极限（山脉、海洋）的倾向很容易理解。俄国就像压路机，一路穿越广袤的平原，带去文明和文化。其二，因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存在，历史学家们可以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为出发点，研究这个帝国的过往。赞誉头戴胜利光环的国家还有一个额外的动机，那就是许多代人奋力得来的这个强大的国家将会成为后世历史学家膜拜的对象，其所受追捧的热度，从前的人根本无从知晓。1946年，院士叶甫根尼·塔尔列热情洋溢地高喊：“为我们的福祉着想、领导我们国家的人拥有无数才干，其中一个就是能够辨认出究竟哪些人才是在真心为人民服务。斯大林的那一代人很清楚俄国的历史就是对俄国的爱。”[8]

帝国的崩溃可以使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思考那段历史，思考构成大国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俄国是否存在非帝国的可能性。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这本书中，爱丽丝对记忆只能回溯、只能记得往昔的做法深表同情。历史有时可以帮助人回想起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