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人的发明

引论

我们试图组合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在这个组合中，我们首先要把技术问题放到时间中来考察，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从技术史范畴研究技术自身的历史。研究技术史的范畴先于研究这些范畴记述的事件性，这就意味着要把技术的进化过程理论化。

目前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认识技术进化的过程，是因为当代技术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的难题：我们并不立刻理解它的实际内容和它的深层变化，尽管我们不断地就当代技术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越来越感到它们的结果是始料不及的。而且在日常的技术事件中，我们无法自然地区分哪些是貌似惊人却昙花一现的现象，哪些是持久的变换过程。

更进一步说，问题的实质在于弄清楚我们是否能够预见或引导技术的进化——技术的力量。我们对技术的力量到底有什么权力？这个问题虽然并不新鲜，但在当代技术面前，它却以崭新的姿态被提了出来：自笛卡尔以来对此问题的自信已被动摇了。同样，哲学从一开始就在技术和知识之间划分的界线也成了问题。二者之间的新型关系——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随工业革命的到来而诞生，并从20世纪开始，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造成了真正的危机。技术问题成了当代哲学论战的根本问题，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分别代表了这场论战在欧洲的两个对立面。

面对这种现代化现象，像西蒙栋、海德格尔和吉尔这些在技术问题上观点迥异的思想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忧虑：思考一种人和技术的新型关系。

西蒙栋因此呼吁要发展一种新型知识：“技术学”或“机械学”。[45]它并不理所当然地属于工程师的知识范围，因为工程师关心的是技术的整体；它也不属于工人的知识范围，因为工人关心的是技术的部件。这个专业需要的专家既要懂得技术的单个分子，又要能够把技术作为具体化过程来把握。这就是技术的新发展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西蒙栋指出，当前文化的特征是把技术归于非人性的范畴，并因此与之抗争；他对这种同技术现实相对立，并进而把人和机器相对立的文化作了批判；他呼吁要建立一种技术的文化，以重新认识文化和技术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西蒙栋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人能够具备关于技术现实的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引入文化的范畴之中？”这种意识对于两种人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一种人“仅仅因为工作才和机器发生关系，并且有每天的工作定额，这种利用关系不利于上述意识的形成”；第二种人“管理着使用机器的企业”，他们“评价机器的标准是价格、运行效力，而不是机器本身”。至于科学认识，它“在技术物体上看到的只是一种理论法则的实际应用，因而和技术领域不属于同一层次”[46]。

随着机器的出现，文化一旦失去了和技术物体的真正联系，那么它也就会失去文化的真正的一般性特征。具有当代技术现实的意识就是指：必须意识到技术物体不是一种用具[47]，这一点在工业技术物体中尤其明显，它的进化被西蒙栋归入具体化过程，它排除了简单化的目的—方法关系。[48]

在此，我们将从一般性的体系的角度来研究技术的进化，尤其要探讨它是怎样导致当代技术体系的。西蒙栋提出了一门新知识、新专业的必要性；吉尔提出了一种新权力的必要性；海德格尔则更深刻地提出了建立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新思想的必要性；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现代技术的特殊性，也就是现代技术体系，确切地说，就是现代技术开创的技术体系的新时代。在本卷中我们将引入这个特殊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将把它留待第二卷中展开）。

现代技术的特殊性从本质上说就在于它的进化速度，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将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组合起来考察。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试图从一般技术史的角度来认识现代技术的特殊性，这就是说要把历史作为加速的历史，在布罗代尔看来，加速也决定了历史本身。

西蒙栋认为，现代技术的特性就是以机器为形式的技术个体的出现：在此以前，人持有工具，人本身是技术个体；而如今，机器成了工具的持有者——人已不再是技术个体；人或者是为机器服务，或者是组合机器：人和技术物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海德格尔从他的观点出发，用座架（即对理性的原则系统化）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技术的“嬗变”。从语义学的角度说，座架和体系一词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并且在吉尔看来，技术体系的概念是为技术建立一门科学的历史的基石。

通常地说，一个“体系”是指“由部件或同类因素构成的机构或装置”[49]。装置是德语“Gestell”一词的可能的译法之一。至于部件问题，它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现代技术受控制论——关于部件组织的科学——支配，从广义上说，部件组织一词可追溯到代表生命特征的组织机构——器官。维也纳尔就是如此确定控制论科学之计划的[50]；同样，海德格尔也用控制论科学来代表现代技术的特征。[51]

如果我们断定体系性贯穿整个技术的历史，那么现代技术的特征又何以要用座架来表示呢？

我们已经指出，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的根本观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已充分表明，不能从手段的范畴出发来认识技术：现代技术成为具体的对一切资源的“检查”的装置。如果将这种“检查”的结果公布于世，人们就要提问：人是否是这样一套装置的主宰？如果人真的也属于技术的“一切资源”的一部分，人能否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一装置的进化是否就是人类世界的进化？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现代技术的体系性是“激发”性的，这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时代的标志。技术指令（指令“kubernaô”是控制“Cybernetique”的词源）自然。过去则相反，是自然指令技术。现在自然受技术“调动”，也就是说它成了技术的“职员”“从属”；同时，技术作为自然的主人，对自然进行开发利用。作为被开发和调动的对象，自然可以构成现代技术体系不可缺少的资源、储备或随取随用的积累。开发和调动自然实际上就是实现自己成为自然的“主宰”和“占有者”的计划。

自我主宰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本性。那么，技术是否是我们能够借以征服自然的手段？或者技术在成为自然的主宰的同时，是否也将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也征服了呢？海德格尔正是首先从这个观点出发，在《技术的问题》的讲座中指出，技术不能被定义为手段。然而在把技术概念定义为一种“去蔽形式”的同时，他使这个问题超越了人类学的层次。

把技术作为体系的条件就是不能把它当作手段来认识——这正如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语言自身的进化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以说话者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海德格尔反对黑格尔把机器定义为独立的器具（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定义近似于西蒙栋的说法）。海德格尔这样指出：

从手工器具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是确切的。但是恰恰如此，机器并不是从它赖以存在的技术的本质出发被思考的。［……］［相反，从技术的本质的角度看］，机器是完全有依赖性的；因为它的存在意义仅仅在于为一定的任务而被调动。[52]

和机器一样，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53]

显然，和手段范畴格格不入的技术体系性在现代技术之前就已存在，它是构成一切技术性的基础。怎样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和描述现代技术特有的激发性的体系功能？吉尔曾试图通过程序化[54]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决策、预测，即时间的问题。

针对技术问题，吉尔在突出现代技术的计划性和程序性（确切地说是“计算”而非“设想”）的同时，揭示了它所要求的一种新的社会职能的必要性，这一点同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的时代》[55]一文中的思想是很接近的。作为一种计划，技术发展的程序化是技术进化条件的裂变。但是，技术—经济的计划就其对技术体系本身有程序的干涉意义而言，会对社会的其他基本体系构成无法预计的后果——这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未被有计划地“调整”[56]。因此，技术进化的程序化就有可能给社会的整体平衡造成威胁。

假定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要求其他社会体系随之调整。当然，我们可以提问：社会、文化等体系是否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加以“调整”？尤其重要的是，以上假定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新体系出现。然而如果我们关于速度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么新体系岂不处于周期性的不稳定状态之中？这样又何谈“调整”的基础呢？

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观点使我们得以把调整的问题引入技术和社会问题之间。确切地说，由于他把社会统一体建立在种族之上，所以他就把种族和技术的关系作为一切人类学的基础来考察。勒鲁瓦—古兰提出的问题就是，从技术的角度给人类学下一个本质性，因而也是根本性的定义。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就表现出了建立一门为人类学奠基的技术学的意图。他首先从技术物体的传播入手，然后在提出了贯穿于历史和地理并独立于种族范畴的技术趋势的概念的基础上，把发明的过程放在种族群的层次上来考察。

建立技术学——关于技术的进化和技术的起源的科学——的必要性，是由马克思在批判了传统的技术发明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

如果有一部批判的技术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技术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技术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57]

吉尔、西蒙栋、勒鲁瓦—古兰和马克思一样，把技术学的科学性和这类批判本质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将把技术和时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发明的问题来考察。这实际上就是要认识“技术体系”的动力，研究建立一门技术进化论的可能性。我们将由此对技术决定论提出疑问：技术的进化一直摇摆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两种模式之间，技术物体既有机又无机，它既不属于矿物界，又不属于动物界。关键就是要确定技术进化论和生物进化论之间切实可行的类比的界限。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假设是：技术进化论会在生物进化论内部造成断裂。由此我们将会动摇技术物体和自然物体之间的传统的对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自我再生规则。

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吉尔的技术体系的概念，这个概念也被其他人在不同的形式下使用过，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技术体系的概念，但是却大体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在吉尔的理论中，技术体系首先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一整套相互依赖的关系。技术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握从一个技术体系过渡到另一个技术体系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将研究勒鲁瓦—古兰怎样从另一个不同于吉尔的意义上阐发了技术的体系性的观念。他提出了技术成体系进化的假设，并用技术趋势的概念来概括它。他由此提出了涉及现代技术特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种族和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技术是否会使各种民族“去根”？是否会淡化以至抹杀不同种族之间的区别？

关于西蒙栋，我们要考察的是当代技术体系，即把它放在具体化过程中和工业技术物体的关系中来考察。我们将要研究用具体化概念来描述一般技术体系的进化的可能性，并把体系本身作为个体和对象来研究。

第一章综述技术进化的问题，也就是把技术放在时间中来考察。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与其说技术在时间中，不如说它构造时间。我们将在研究技术学（或技术发生学）和人类学（或人类发生学）的同时，通过对卢梭和勒鲁瓦—古兰的史前理论的解读来提出这一观点。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放弃人类学的观点，并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的时间性范畴相比较，从而充分展开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