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马拉美的介入》：无神论的继承者们[1]（1）

1848年：君主政体的垮台剥掉资产阶级的“外衣”（马克思语）[2]，顷刻之间，诗，失去了两个传统主题：大写的人和上帝。

先讲上帝：彼时的欧洲刚获悉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虽然现今已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上帝死了。停。未立遗嘱。”继承的口子一打开，一片惊慌失措，大写的逝者（上帝）留下什么？一些机遇吧，世人便获得一起机遇。既然由神明意志确保世人享受的身份被剥夺了，那么莫里亚克所谓“寻找上帝在世人身上打下的烙印”[3]也就徒劳无益了。他是创世的有情人，告别大写的创世之后，把深受1789年（法国大革命）憎恶的大写的自然抱在怀里。大写的自然年迈了，僵硬了，甚至不再奉献目的论依然可爱的遗迹了，而先前，目的论证明革命者的希望有根有据。分析能力作为资产阶级的特别武器，把君主政体的重大综合因素识破之后，无声无息地、几乎不知不觉地终于识破自身起源的存在这座最终综合因素的完美大厦，总之，识破了产生和支配各个部分的整体。大天下解体了，大自然只不过是尘埃的无限飞舞；世人生活在稠腻的神秘变化中，预感到自己患有不露声色的矿物性。

资产者面对这类不由自主的谋反者倍感恐怖，就像他们的先辈，从前过失弑君，把路易十六活活处决了；他们感到犯下一个无法补赎的错误，于是各自互相推诿责任，却枉费心机。为此，资产阶级无法掩饰自己永远背负这项罪名：谋杀君主或上帝是一码事儿。不管怎么说，上帝死了，无神论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部分，使资产阶级的大观念得到补充，以臻完善。亨利·居尔曼非常正确地指出：“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治下出生的一代，即法国去基督教信仰时代，也即旧制度（1789年的王朝）末期，在知识阶层的筹备下，正以空前的方式扩展到社会各个阶级，甚至受到教权的重拳怂恿……在帝制统治下，尤其在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在那么多法国家庭中，基督教信仰就这样消逝了，就这样蒸发了，确是具有巨大意义的一个历史事实。”[4]确实，去基督教化尤其是在王朝复辟时期进行的，到了路易·菲力浦时代已既成事实。

可是，新资产者不能失去信仰，因为他们从未有过信仰嘛。于是，他们只能为灾难的后果吃不了兜着。这不，只在这个时候，全知上帝不在场开始让人不寒而栗：父辈们专心致志于战斗，无暇顾及思想解放；孩儿们咬着牙生闷气，估计着后果，总不能过多奢望万能的神明使他们自信满满，并保护他们去对付民众吧。但他们的父辈人微权轻，不肯让他们接受宗教的援助。作为过度样态，为终结盲目的载体，世人必须断然希望，有别于其他的社会组合部分。假如大宇宙化为一堆无秩序的元子[5]，那么精神秩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假如大人类只是一种类别，那么社会等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假如高等应通过低等来解释缘由，那么精英至上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逆来顺受呗，那怎么对这种忍耐进行说教？高尚的受苦？假如另一个世界没有幸福，怎么回答那些想在这个世界得到幸福的人呢？上帝带着其挖坑的掘墓者一起进入坟墓。巴朗特[6]写道：“罪恶寓于大社会。”莫勒[7]则写道：“社会基础无遮无掩。”莫非他们试图重新找到失去的信仰？那是走回头路呀。他们心知肚明过去不会重新开始，有可能为了辩论的需要有时佯装信仰。资产阶级失魂落魄地发现自己的使命：铲除贵族阶级，然后自我灭亡，以便一个陌生的社会秩序从其死亡中诞生：资产阶级，它，只是个过渡而已，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来说，它只是个中等阶级。

诗人们的愤怒很骇人。愤怒到极点的诗人们突然对大写的人表露他们的憎恨：大写的人原来是个骗子，万万不该充当上帝的儿子。福楼拜是始作俑者，他写道：“谢天谢地，我倒是从来没有受过世人的罪……我恨我的同类。”[8]勒孔特·德·李勒[9]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神经高度紧张，竭力惊呼：

世人哪，世人的继承者，积恶的继承人，

带着你死掉的地球和消失的诸神，

飞吧，肮脏的灰尘……[10]

抑或：

世人哪，杀戮诸神的屠夫们，时候不远了，

时候一到……

你们死定啦……[11]

他很自然地惋惜道：

羞于思想，厌于做人。[12]

再清楚不过了：“杀戮我们的诸神！之后呢？我们哪，我们成什么啦？这可不是几锤子买卖的事儿。”无论他们对自己的怀疑主义，还是死要面子自吹自擂，反正全部怨恨自己的家庭：人家把他们“造成”无神论者，他们在拥有自我决定权之前就不得不“承受”去基督教化。诚然，父母总在没有征求儿女们同意就选定忏悔，但儿女们至少保留着失去信仰的许可吧。不过，半个世纪的年轻人抱怨损害他们的自由更为严重的却是，人家没有征求他们同意就给他们举行不信宗教的洗礼；然而，如果说信仰可以失去，无神论却不可失去。此话再实在不过了，之后“基督回归”尝试多次，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则是他们硬说已超越了不信宗教。自1850年以降，信仰变成一种否定之否定。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我们生活在上帝已经离去的世界。若想相信上帝，就得说尽管上帝不在了，机灵鬼会说因为上帝不在了；若固执预言宗教最后胜利，也得先承认宗教遭到可怕的失败。不过1850年的诗人们彻骨透心感到，不信教产生雷霆万钧之势的进步在欧洲历史上划出一道鸿沟。他们是这道无法弥补的裂缝见证人和第一批受害者。

因为，正是拉马丁、雨果、维尼的诗糊弄了他们的童年，正是按照这三位光荣的生命历程来设计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早在二十年前，大写的诗自信是一种认识方式：诗人从繁星中解读大真理。也许浪漫派中有几个无神论者，即使对他们而言，上帝并没有死亡，只不过上帝不存在了。把上帝的大写人体除掉了，却保留神明这个理念：谁都不会怀疑存在大真、大善、大美，即绝对的真、善、美；谁都不会质疑诗人的大使命。总之，人们很少用心思考可让信仰和不信仰和平共处。波德莱尔（1821—1867）介于上下世纪之间，可以被上下拉拢，以求声望，他有瞒天过海的艺术本领，利用上帝来抒发内在的心醉神迷，同时又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维尼本人，有时非常接近不可知论，用诗兴妄想的可靠直觉来对抗推论的认识：“妄想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将其视为神圣，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对我们出生前已经认识的神圣事物的记忆在我们身心变得如此鲜活，使我们仿佛觉得早已投入上帝的怀抱，难道不是吗？我们难道没有认识到推理是一种武器，对谬误和对真理，同样有用吗？所以我们只能在那样罕见的时刻自我作证已经升华到感知真、善、美了，我们的灵魂想起上帝之美时插上翅膀回到上帝身旁，亲眼目睹上帝之美，围绕上帝飞翔，倍感对上帝刻骨铭心之爱，只见得宇宙充满上帝神明的光辉。”[13]

然而，这些轻诺虚信又轻浮草率的先父们，哪里知道他们严肃刻苦的子孙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对他们而言，无神论和诗人的大使命都与别人发明的理念不搭界，因为对别人的思想只能掌握轮廓，尽力去体验罢了。他们觉得无神论和诗人的大使命已经寓于自己身心，仿佛上一代人遗传下来的，仿佛已经被别人思想过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后退。无法掩盖，不得不接过手来，将其推至极端，并做出结论。当他们刚投入其间，马上发现天赋的观念吃瘪了，天赐的启示熄灭了，柏拉图哲学大真理变成了大幻觉。甚至在弄明白这个把戏之前，他们已经输得精光：他们诗意盎然的沉思录首要主题，他们的天才保证，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饭碗，全部失去了。他们甚而至于觉得一句美的诗是一个绝对的事件，一个心智世界[14]的战栗。但，他们突然明白只有上帝的目光才能给他们的诗句赋予他们所期望的无限雄浑，向世人要求这种天赐的荣耀，显而易见，现在的世人是不可能给他们的：科学向他们揭示人类是要死亡的，只需一场天体失序便给人类历史画上一个最终的句号：他们原来无意之间指望上帝能使他们名垂千古。如此这般，他们的诗便悬在半空中，不可落地生根，只不过是祈祷、感恩和牺牲，但他们“不再相信”他们所诉求的上帝了。上帝死亡，诗回归原位，正本清源，落得个绝望的唯名论。充满灵感的诗韵声，即便偶然给世人带来某些愉快，但至关重要吗？世人即尘埃，红尘即世人之愉悦，一切回归虚无。

唯一的希望依然存在：诗，假如放弃担当心智世界的镜子，能不能从自身的不幸中挖掘一种崭新的使命：“诗品”？只要诗品存在，便足以使世人摆脱物质而升华。假如诗品证明仅凭自身就能产生了大写的自然产生不了的效应，即不可还原的合成，那世人或许摆脱得大写的自然。只叫创造。只有上帝办得到。但上帝不存在：在大写的自然中“既无消亡也无创造”。假如诗人想试一试，怎么办？有两种办法可获得公认来对付：被变创造物或自成创造者。第一种出路已堵死，谈一谈第二种出路吧。这类诗人举棋不定，足以消除基督教残存信奉者所散布的荒诞传言：不，我们的祖辈们并没有被疯狂的傲慢逼到弑神灭教的地步。恰恰相反，上帝驾崩没有随之引起自杀风潮。大写的诗之所以一时被诱惑去继承天赐遗产，竭力在极小的范围内创作，是因为被逼消亡或经受考验，直至他们的天职受到怀疑。信仰盛行时期，天赋是平民的贵族名望：上帝给诗人们额头上烙下印章，他们是天赋人权的诗人。至于灵感，则是美惠的世俗名称。既然射落一只麻雀都需上天的特许，要让话语一开口落地，就得另一种天意特许；既然一切行为皆需超自然的协助，缺少创世的颂扬者就不可思议了。总之，诗人只是号角，灵感来自上帝，天堂发出青铜或紫铜乐器的声音，闻声飘然若仙的世人不由自主冲向天空，拨开通道，直上云霄。在杀害大写的父辈们之后，诗兴只是疯狂的一种奇特形式而已。在烈酒的人为助兴下，一句好诗只不过是一次机遇、一个诀窍组合，动点小脑筋就大有可能搞成。诗人像个“奇形怪状的大号角”[15]般使大写的自然发出咆哮的回响。恼恨促使诗人否定一切形式的灵感。这不，正好有个外国诗人的作品刚翻译出版[16]：“运气和费解是爱伦·坡两个最大的敌人……他的天性是格外喜欢分析、组合和盘算。”[17]这位诗人为作诗制定规则，原则上排除诉求“天赐诗兴”：“一个想法……适用于选择一个印象或一个要产生的效果，这里我认为最好指出，经过构建的辛劳，始终保住眼前的计划，但作品受到普世的重视。”[18]大写的诗成为一门技艺，这是圣言（上帝之圣言）消失的直接后果。我关心这种后果的同时，情不自胜地注意到诗人对读者公众彰显的敌意。诗人吟诵时，让周围的人们被他激情有所感染；沟通感情嘛。诗人在上帝被剥夺之后，刻意对读者们施加影响，向他们传递自己感觉不到的激情。他操纵感情，无动于衷，冷若冰霜，毫不在乎神奇，尽管对创造神奇的手段了如指掌。不管怎么说，对于勒孔特·德·李勒来说倒是一件幸事：倘若人们继续相信那些难以解释的强力，这位不幸的诗人就掩盖不了多久他的极端无知。肥皂泡里的一个闷屁暂且无伤大雅，但水泡终将爆裂。勒孔特·德·李勒绝顶聪明，把自己培养成理论家，并把自己辛勤的劳作徒劳无益地强加给两代人[19]。十五年之后，一个年轻的业士生[20]，天赋极高却懒怠散漫，倒还用心写作，患有一点受虐色情狂：

啊！美妙而君临的灵性。

白鸽，圣灵，神圣的诗兴，

适逢其时的暧昧，殷勤激昂的感情，

加布里埃尔与他的诗琴，阿波罗与他的竖琴，

啊，灵感，我们十六岁时乞怜过的灵性，

我们需要自己至高无上的诗人，

我们不信仰却敬仰的诸神。

必需剪刀裁布似的推敲词语，

必需冷静撰写激奋动情的诗。

可谓大写的顽强，可谓大写的意志，

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孜孜以求，

闻所未闻的努力，举世无双的战斗……[21]

强调把灵感归属于信仰，这再好不过了。魏尔兰却既摒弃灵感又弃绝信仰。这种苦修的劳作结果又如何呢？不敢予以置评。人家宣称“精雕细刻”，“用思想这把凿子雕刻美的处女石”。然而，如此生产出来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作为创作，它足以把人类的印记烙在介质上吗？在唯有一次闪烁中必须同时产生介质和形状吗？问题依然没有答案。谁都没有自信宣称自己是创造主，谁也没有勇气供认我们被禁止创造。那么拭目以待吧。

注释

[1]本书标题是我们添加的，以示区分两大部分，况且作者在手稿中已有标示。——编者注。

[2]参见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又，本书绝大部分注释都出自编者，不再一一标明“编者注”，但小部分的译者注，每次皆有标明。

[3]引自法国大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上帝面前的三个伟人：莫里哀、卢梭、福楼拜》，大厦出版社，1930年巴黎。

[4]亨利·居尔曼（1903—1992），法国评论家。引自其《面对人生与上帝的福楼拜》，普隆出版社，1939年巴黎。

[5]atome，原子（物理、化学用语），此处取哲学用语：元子。

[6]巴朗特（1782—1866），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7]莫勒（1781—1855），曾任路易—菲力浦国王的首相（1836—1839），法兰西学院院士。

[8]参见福楼拜致路易丝·科莱特的信（1853年5月26日）。

[9]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诗人，巴那斯派诗人首领。

[10]引自勒孔特·德·李勒《诅咒》，收入《蛮族诗集》。

[11]引自勒孔特·德·李勒《致现代派》，同上。

[12]引自勒孔特·德·李勒《致一位已故诗人》，收入《悲剧诗集》。

[13]引自维尼《达佛涅女神》，参见《维尼全集》第二卷，七星文库，加利马出版社。

[14]哲学用语。此处指柏拉图以心智世界对照感性世界。

[15]马拉美语，引自《晦气》，参见《马拉美全集》第29页，七星文库，加利马出版社。

[16]指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

[17]引自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乌鸦》的序言。

[18]引自爱伦·坡《一首诗的创作来源》。

[19]参见萨特《家中的低能儿》第三卷，作者为勒孔特·德·李勒撰写简要的评传，对他的文学动机了如指掌。此巨著收入加利马哲学丛书，1972年。

[20]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该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此处暗指魏尔兰（1844—1890），法国著名诗人。

[21]引自魏尔兰《农神体诗》跋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