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天下因为石氏兄弟内乱而躁动不安之时，苟军在河东郡也未停下步伐。在苟政筹谋安排下，苟氏集团已然彻底在河东郡站稳脚跟，安邑北面的闻喜，西南的猗氏、解县，西北汾阴相继被苟军攻克。
自安邑陷落，石凌满门被屠之后，河东郡各县的抵抗意志更加薄弱，并没有多少抵抗。孙万东军也在十三日顺利领军北上，如期攻克蒲坂，控制渡口，建立防御，将这座进出秦晋地区的战略通道掌握在手中。
待到五月下旬，除了东部的东垣县之外，整个河东郡已经基本落入苟军的掌控之中，共有八城的城头上插着苟氏的旗帜。
当然，苟军的掌控，仅限于城市及其直接辐射范围内的土地、人口，但即便如此，比起自大阳出发北上时，苟军掌握的军民人口，已逾五万之众，规模翻了一倍不止。
新增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军事征服，但仍有数以千计河东当地“晋人”，属于主动依附投靠。苟政带着苟氏集团在弘农、河东折腾了这么久，多少是积累了一些名声与威望的。甭管恶名、善名，有兵，有势，能打，就足够了，这是当下这个世界最响亮、最易为人接受的道德标准。
人口是一切发展之根本，在这一点上，苟政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生存发展的事务上，苟政也将人口放在第一位，这是未来，是根本，重视程度也远超那些攻取的城池。
不过，对于苟政来说，目光可以放长远，但对当务之急，却不得不先针对性地解决。而在攻取河东或者说攻略过程中，他面对最紧迫的问题，还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在明面上占据河东，在军民人口翻番之后，粮食危机，再度成为笼罩在苟政及其统帅的苟氏集团头上的一片阴云。仅凭在诸县的缴获，显然是无法长久支撑。
比较幸运的是，河东不比被兵灾反复摧残的弘农郡，以安邑为中心的涑水盆地，产出也远不是大阳那偏狭之地能并论。
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苟军北上之际，正逢河东夏收的季节。羯赵的统治虽然残苛，但此前毕竟还维持着一个薄弱却基本的秩序，因此冬春之际时，河东郡的农业生产并没有耽搁。
哪怕在战争的威胁下，诸县的豪强、平民之家，也拼命卖力地抢收着麦子。而苟军诸部，一受限于苟政三番五次的军纪要求，二则忙于攻占河东诸城，因而没有太多的侵犯与骚扰。
不过，随着诸城既下，实现对河东郡最基本的占领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迫于粮食危机，苟政下令由苟氏集团直接控制的军民，开始到各堡乡抢收粮食。
军队开路，民夫随行，车辆、麻袋，一应俱全，逢田即止，遇麦即割。于是，在这个仲夏，河东的征服者与地头蛇之间爆发了一场“夏粮冲突”。
苟军必须得有足够的粮食去维系这个刚刚步上正轨，并仍在壮大的战争机器，这是生存之根本。而各县的豪强们，也得保护他们的利益，毕竟地里的粮食，也是他们带领部民辛辛苦苦种下的。
不过，这样一场冲突，在没有外力掺和的情况下，胜利者终究是属于苟军的。没办法，拳头大，刀剑利，才是硬道理。
在冲突中，死了不少人，但规模实在不算大。还是得益于苟政的交待，少杀戮，只要粮，因此，下乡的苟氏部将们，也只是将那反抗的豪强部曲杀散驱逐，避免其影响苟氏军民的收割。
因此，发展到后边，河东乡野田土间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苟军的割粮队到之前，各地的豪强、农民都抓紧时间，抢收夏粮，等苟氏军民到时，便不得不进行规避，缩回堡寨。
等盛夏将至，夏收基本结束后，通过从各部收上来的汇总，苟军共得粮四万余斛，可以说，初来乍到，便狠狠地从河东诸县豪强百姓身上吸了一大口血。
加上此前的积累，以及北上之后的各种缴获，苟军所得粮食，不说坚持这一年，省着点吃用，熬到秋冬，总归是没问题的。
等到秋时，还有一轮秋收，依河东各地的耕作规模，届时的产出要更多。夏粮都分一杯羹了，秋收之时，准备充分之下，就更不可能干看着了。
当然，还要不要采取夏收时的强硬手段，苟政也在琢磨，那得根据情况来，怎么也得“包装”一下。作为河东军民的新主人，收取一份基本的“赋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鉴于此，在五月癸丑(28日)，苟政亲自写了一份《告河东军民书》，布告河东军民，对于那些有名望、有实力的豪强，还遣收降的河东僚属，亲自携文登门拜访，表达龙骧将军的“善意”。
在《书》中，苟政表现了一番对晋室、对中国礼仪统治的追忆与怀念，又重点描述暴羯统治下北方各族百姓水深火热、艰难困苦的黑暗现状，再回溯他们这些人起义的初衷与目标......
总结地讲，苟氏义军北上，是欲拯河东黎元于倒悬，使他们脱离羯赵残暴统治，是完全正义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看待，首先得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当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向全河东军民宣告，河东郡的天改了，主人换人了。并且，苟政大方地施恩于河东士民，下令将羯赵朝廷制定的一切带有掠夺、压榨性质的各种苛捐杂税，悉数废除。
这当然不是苟政假大方，只不过，他对河东的统治只是名义上，是极其脆弱的，尤其对于那些占据了大部分人口、熟地的豪强，是毫无约束力可言的。
而想要真正获得对河东郡的统治权，这些豪强是绕不开的，若是不能制服这些地主豪强，那他的统治就永远停留在一种初级阶段，有如空中楼阁，一推就倒。
对河东郡的士民豪强，建立一套合理的沟通交流以及管理机制，是苟政筹谋欲为之事。《告河东军民》书，表明其政治态度的同时，也是投石问路的办法，是继“夏粮冲突”之后，寻求一种妥协、合作的举措。
而这份告示的作用，在五月底，实则还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苟氏集团在河东扎下根来，就慢慢显示出威力来了。
苟政在《告示》中表达的那些事情，对当下的北方士民，尤其是中国士民，是极具号召力与蛊惑力的。羯赵的统治，尤其是石虎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粗暴的，北方士民，不论是士族豪强，还是黎民黔首，乃至羯人之外的胡族，无不深患其害，饱受苦楚，愤恨之情，反抗之心，从未熄灭过。
当初梁犊率高力举事之时，除秦、雍戍卒外，踊跃襄聚的，可有大量关内豪强士民，而河东的士民，对此，可不是无动于衷。
只不过，梁犊声势浩大，席卷而东，却终为羯赵一战破灭，这不得不让北方的士民豪强警醒，热情也是得分时候的。
另一方面，梁犊义军在后来的所作所为，可是瞒不住的，那种不分敌我，肆意掳掠杀夺的做法，比之羯赵也好不到哪儿去，自难得人心。
而苟氏集团，虽然越来越多打“晋臣”的旗号，但“梁犊余党”的身份，可没有那么容易就摆脱。攻略河东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也都证明，这“苟龙骧”，也并非一正直良人。
即便有这些顾忌因素，河东郡士民们对苟政、苟军的态度，依旧有很大的改观，尤其是对那些有一定渊源传承的“留守士族”来说，苟政是值得观望的，比如解县的柳氏，汾阴的薛氏。
看梁犊起义之后是怎么做的，苟政入安邑之后又是怎么做的，对于有学识、见识的人来说，一封《告河东军民书》至少能证明这不是一个只会烧杀掠夺的贼酋。
至于怀有多大的志向与器量，则仍需观察。
对一般的豪强而言，苟政发文，在与他们共情，激起他们对羯赵朝廷的仇恨反抗之心之余，对其废除羯赵掠夺政策的行为，是分外欢迎的。
至于苟军在“抢收夏粮”过程中的掠夺行为，若是深究，实则也算不得什么。毕竟，在羯赵的统治下，能少得了“保护费”？
比起石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军事动员政策，苟军只掠粮、少杀戮的行为，都能称之为“仁厚”了。而远的不说，就说石晖父子当初为抵御弘农义军，其动员的兵丁、辎储，可少不了河东士民的“赞助”。
当然，河东士民对苟政集团的观察与等待，也绝对少不了一个原因，一个极其重要的客观因素。那便是石虎之死，以及羯赵朝廷的内讧。
石虎死后不过一月，羯赵已经死了两个宗室皇裔，其中一个还是石虎指定的继承人，还爆发了一场二十万人规模的内战，数以万计的死伤，还有坑杀......
综合了这些要素要点，但凡有些见识的人，对于羯赵的前景，都有个基本的判断了！如此国度，岂能长久？即便不亡，又何得安宁？
作为羯赵核心统治地区的河北，已然乱象纷呈，关西之地更早早地骚乱大起，这样的局面下，正是英雄崛起的时候。而什么是英雄，兵强马壮就是英雄。
即便，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距离他们所“认识”的英雄还有一段距离，但至少具备这样的潜质。再者，他掌握的刀兵，也是轻易得罪不起的。
因而，对于苟政送上门的布告，大部分豪强堡主，都还是呈接受态度。虽然直接投靠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却与苟氏集团保持着一个基本的默契，你不侵，我不扰，各过各，共同等待着。
而随着关东地区，羯赵朝廷的内耗日益加剧，并且逐渐向整个中夏传导，来自河东士民土豪主动依附投靠的试探，也变多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苟政的善加经营。
自五月下旬，一直到七月初，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除了防备可能来自的外部军事压力之外，苟政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内部的经营，或者说整顿上。
军事优先的原则下，苟政将苟氏诸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彻底的整编。在此前一系列的人望培养，以及攻取河东带来胜利效应下，这个过程，要更为顺利。
当然，这也与苟政依旧保留诸部将们军事上的指挥权有关系。而比起在新安、大阳整编，最大的不同，或者说进步，便在于，由苟政直接掌握的核心力量的极大扩充。
破军营自不必多说，是苟政拣全军忠诚勇敢之士编练，并且扩充至千人。当初攻安邑时，苟政曾令苟安将全军弓弩手集中使用，在此基础上，苟政又挑选善射者，配以良弓，组建了一支五百人规模的射声营，以族人苟顺为营督。
苟顺，论关系，得是苟政的堂兄，无长才，勉强能拿得出手的，便是射术，也算不得高超。但是，他姓苟，并且是早期追随苟政的族部，即便能力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忠心堪用。
而作为苟政最信任的部将，也是素来倚仗的力量，苟政将苟安及其部属，改造为“中坚营”，兵额1500人。
丁良也彻底熬出头，苟政将军中良马以及善骑射者，整编成一支四百骑的“骁骑营”，再加一队百余骑的探骑，统归丁良指挥。
再加上吸纳河东诸胡，兵力暴涨至千人规模的“统万营”，苟政终于建立起了一支直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他的权威进一步得到巩固与保障。
并且，在破军、中坚、骁骑、射声、统万五营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中军指挥系统”，以中军而御外军，也从此开始。
当然，一笔写不出两个苟字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先登营以及苟起、苟威等由苟氏为主导的部曲，也算是苟政中军体系下的一员。
但是，毕竟有“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还得顾忌二兄苟雄，也就使得，在苟氏家族内部的两股派系，正式形成。
再加上孙万东、陈晃、郑隽、王堃、孟淳这些外姓将领部曲，共同构成了“河东苟氏集团”的初期格局。在安邑，苟政正式建立“龙骧将军府”，下属设立长史、司马、主簿、参军、校尉、都尉等职衔，诸将各有安排。
而不得不提的，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由苟侍主持管理的“辎重营”，在攻取河东之后，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攀升至两万余人。
对于这部分群体，苟政的关心与重视，丝毫不下于中军，经过兵源补充、辅卒精选后，剩下人口，整顿为四大屯营，安置在安邑、解县、猗氏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