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法国革命与科西嘉

“他们试图攻击我个人，以此来摧毁革命：我将捍卫它，因为我就是革命。”这是波拿巴在1804年保王党阴谋失败后的宣言。这是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充满气魄的翻版。即便在人们习惯于专制君主任性妄言的时代里，路易十四的话也算得上大胆了，而年轻的科西嘉人更富胆略，将自己等同于一场革命，那可是影响遍及全人类、如同真理一般深远的革命。可是，当他口出此言，却没有被人嘲笑为狂妄的蠢话：对于大部分法国人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就像严肃的真理，也像是合乎现实的想法。人们也许会好奇地问道，为何短短十五年，波及全球的法国大革命运动就要系于一人之身？1789年的革命波澜壮阔，孕育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却又为何要凭借第一执政的形式和好恶存在下去？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人格化，重重的谜团无法仅靠历史解开。这个问题部分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科学研究中，不仅涉及人，还要涉及社会与国家的愿望、情绪和种种奇思怪想。而我们的任务则要平庸得多了，那就是指出波拿巴与大革命的关系，并说明他如何运用强大的意志力量，将大革命拖回到现实中来。

显然，我们首先要面对以下的问题：大革命的崇高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1789年的人是否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追求这些目标？对于前者，本章至少能提供一部分答案。至于后者，下几章中叙述的事件将带来一些启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将波拿巴推上了命运的巅峰。

在此，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简单、一致的运动。错综复杂的局面下，革命秉承的多面性斗争信条中，潜藏着不和谐的种子。大革命精神领袖们提出的理论多种多样，而刺激追随者攻击当时腐朽暴政的动机也各不相同。

不满与信念是革命的终极动机。信念是革命的准备，而不满则成就了革命。理想主义者从不同的思想层面宣扬人类可以达到完美之境的信条，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成功地将希望带到了法国劳苦大众的心中。在此，我们不去评论哲学方面的推论，但可以简略地谈谈三位著书立说者所起的教化作用，他们对革命政治学起到了明确、实际的影响。这三位伟人便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孟德斯鸠绝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支持英国那样的混合政体，这种政体可以保证国家不会受到独裁专制、寡头政治和暴民统治的威胁。他对法国君主制的批判不过是出于无心。但是，他唤醒了人们批判性质疑的情绪；任何的质询都将动摇法国旧政权的根基。孟德斯鸠的教导激励着温和改革派群体，他们在1789年渴望按照英国的模式改造法国的政权体系。然而，民众的情绪迅速将这些亲英派甩到脑后，追逐伏尔泰更具吸引力的目标。

伏尔泰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他以深入人心的哲理和极具讽刺的连珠妙语，令特权阶层（尤其是高级神职人员）无言以对。论到对腐朽政权的口诛笔伐，从来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取得一连串耀眼的胜利。受到讽刺的阶级只能讪笑着退缩，而法国知识分子则深深折服，向往革命。从此以后，名义上自由的农民不可能为了国家的苛捐杂税而辛苦劳作，也不可能养活那些在凡尔赛宫里围着君王寻欢作乐的贵族了。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六确实进行了多次改革，但他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废除荒唐的税务豁免政策，让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因此，在1789年之前，中等阶层和农民几乎负担了全部税收，后者还要缴纳封建制度下的各种税费。这些弊政导致民怨沸腾，将思想家和实干家紧密团结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卢梭平等学说的传播。

在卢梭的政治学说中，我们关心的只有两项：社会平等和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在这些思想似乎注定破产时，拿破仑·波拿巴却传承了卢梭的政治遗产。根据卢梭的理论，社会和政府起源于某种社会契约，按照契约的规定，全体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便契约精神在奢靡之风中烟消云散，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对文明社会的背叛，社会成员有理由立即恢复原始的理想。如果国家的生存濒临危险，就可以动用武力：“若有人拒绝服从公意，全体将迫使其服从；这也意味着，他将被迫自由。”卢梭关于公意不可分割的学说同样貌似合理却很危险。他认为一切公众权力源于社会契约，这也就不难证明，归于全体公民名下的主权，必然是不可动摇、不可剥夺、不可代行、不可分割和不可毁灭的。英国人现在恐怕很难理解，这种以否定为精髓的说法当时能够唤起那么大的热情。但对刚刚脱离特权时代、正与君主同盟对抗的法国人来说，“共和国不可分割”的口号就是战斗的号角，激励人们为了胜利而不惜牺牲。只要能够拯救社会平等，任何改变都是可以忍受的，即便迎来专制统治也在所不惜。卢梭声称，罗马共和国曾为了拯救早期的自由，授予一位暂时的独裁者无限的权力，因此，年轻的共和国必须效法“保存自我”的大自然第一法则，采取类似的手段。独裁者可以通过暂时取消自由的手段拯救自由本身；暂时收回议会的立法权，为的也是让它真正地直言不讳。

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为卢梭的这些理论加上了悲剧性的注脚。这场伟大运动的第一阶段中，我们看到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追随者们团结一致，猛攻特权阶层的堡垒。就连巴士底狱的高墙也在他们的军号声中轰然倒塌。国民议会第一次开会，便取消了令人憎恨的封建特权；各省的高等法院均被关闭。旧的行省被废除，1790年初，法国通过新的政区划分，各省在地方事务上享有充分自由，但在所有全国性问题上，整个法国与巴黎成立的平民政府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改革者之间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对神职人员特权的憎恨，以及填补空虚国库的渴望，导致了首次废除教会的行动。什一税被取消，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修道会遭到镇压；主教和神父的薪俸改由政府支付。而且，1790年7月的《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明确规定了神职人员隶属于国家，否认了他们对教皇的臣属关系。大部分教士拒绝这一法令，他们被称为“拒绝效忠派”或者“正统派”教士，较为顺从的派系则被称为“宪政派”教士。教会因此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干扰了法国的宗教生活，原本应当是自由之友的教士与卢梭宣扬的绝对平权论分道扬镳。

1791年的新宪法也是不和谐之源。出于对王权的猜忌，国民议会夺取了政府的许多行政职能，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法律不起效力，税款无人征收，军队因哗变而分心，这个原本的君主国缓缓滑向破产和混乱的深渊。就这样，在三年中，革命者将神职人员逼入绝境，准备推翻君主制，而每个月的情况都证明，他们的地方自治政府根本不能运转，革命者本身也分裂成不同的派系，将法国推向战争，有组织的大屠杀使这片土地成了一片血海。

年轻的波拿巴对大革命开始时的事件究竟作何感想，我们知之甚少。从他的笔记中似乎可以看出，他将这些事件视为对其科西嘉计划的干扰。但是，大革命逐渐激起了他的兴趣。我们发现，1789年9月，当拿破仑在科西嘉休假，他和岛上的同胞们一样，希望法国国民议会中的科西嘉代表能赢得独立的恩惠。他劝诫同胞们支持民主事业，认为这将加速摆脱法国暴政的进程。他敦促同胞们佩戴三色徽章，因为那是巴黎人战胜旧王朝的象征；他劝说人们组建社团，最重要的是组织一支国民卫队。这位年轻的军官知道，军事实力将从此时心怀不满的保王派军队一边转向国民卫队。后者肯定将成为拯救科西嘉的根本。然而，法国驻科西嘉总督出手干预，社团被取缔，国民卫队也解散了。波拿巴立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反对总督的暴政，向法国国民议会请愿，要求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他的名字出现在了请愿书的开头，对于一位休假中的少尉军官来说，这真是英勇之举，但他的爱国精神和胆魄绝不止于此。他前往科西嘉岛首府巴斯蒂亚，卷入了1789年11月5日民众与王家军队的一场纷争之中。幸运的是，法国当局此时已有心无力，只能要求他回到阿雅克肖；他在那里重新组织了一支民间武装，并通过在一位个人对手的住宅之外设立岗哨，为岛上的异见分子树立了纪律严明的榜样。

此时发生的其他事件开始缓和他对法国的敌意。从1768年起流亡在外的科西嘉人得到准许返回故土，享有全部公民权，这要归功于米拉博的雄辩。不管是巴黎的自由之友还是这位政治家本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举措的所有后果：此举使许多科西嘉人对其征服者的态度软化；最重要的是，拿破仑的心第一次与法兰西民族和谐地联系在一起，他对保利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冷淡。作为著名的流亡者，保利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对法国忘恩负义的指责。法国国民议会的法令恢复了保利的科西嘉公民身份，随后的礼遇更令此举增色不少，出于法国人的慷慨天性，这种做法更能赢得人心。路易十六和国民议会热情地向保利致敬，承认他是科西嘉岛国民卫队的首领。可是，在一片祝贺之声中，保利看到了无政府状态的苗头，因此表现得有所保留。不错，从外表看来，一切似乎很和谐，1790年7月14日，他登上了科西嘉的土地；但山地居民与渔民对法国人的仇恨由来已久，绝不是几个姿态就能平息的。事实上，岛上已经暗潮涌动。教士们鼓动民众反对新颁布的《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其中一次骚乱甚至危及了拿破仑的生命。当时，一群教士和教徒列队游行，激起民众的同情和愤慨，他和哥哥约瑟夫恰好路过。人们都知道，这兄弟俩是大革命的拥护者，便以暴力相威胁，幸好他们举止沉稳，且有和事佬相劝，才得以脱险。

而且，法国承认科西嘉岛为地方自治的省份，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困难。巴斯蒂亚和阿雅克肖为了正式首府的荣耀而争斗不休。保利支持巴斯蒂亚，因而惹恼了阿雅克肖的支持者，波拿巴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保利专横的做派令裂痕进一步扩大，这也使他不适合作为民间武装的首领。实际上，人们很快就能明显看出，科西嘉这样的小地方并不适合保利和拿破仑·波拿巴这种专断的大人物施展才华。

两人第一次会面的情景想必非常有趣。地点在蓬特诺沃的杀戮战场。毋庸置疑，拿破仑是带着崇拜英雄的情绪前往的。但对英雄的崇拜很少能在真正谈话的紧张交锋后保存下来，更何况，期待见面的信徒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惯于犀利的言语表达。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次面谈的结果，不过所包含的意义却十分深远。保利解释了他的部队在蓬特诺沃对抗法军时的部署，然后波拿巴对哥哥约瑟夫冷冷地说了一句：“如此用兵，必然得到那样的结果。”[1]

当时，波拿巴和其他科西嘉民主派人士都密切关注布塔福科伯爵的不端行为，后者是科西嘉12位贵族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在1791年1月23日的一封信中，波拿巴激烈的批评令此人手足无措——1768年，伯爵将自己的祖国出卖给了法国。他在当时的行为完全出于私利，而且一贯如此。布塔福科以法国统治为幌子，企图将科西嘉置于贵族们“荒唐的封建制度”之下。出于自私的保王主义思想，他一直反对法国的新宪法，认为它不适合科西嘉，“但这部宪法与过去那部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的旧宪法完全相同；后者是在一片血海之中被夺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充满着南方人的激情，而且对保利的语气也更加强硬了。波拿巴写道，保利过去一直“被包围在狂热分子之中，不能理解一个人除了对自由与独立的痴迷之外，还有其他的感情”，在1768年受到了布塔福科的欺骗。[2]这段话明显针对1791年的保利，此时他被与其一同长期流亡的人所包围，他们都以英国宪法为榜样。与此相反，波拿巴是法国民主制度的公认拥护者，阿雅克肖的雅各宾俱乐部印发了他言辞激烈的书信。

发出这篇战斗檄文之后，波拿巴于1791年2月返回欧索讷的驻地。他的回归正是时候，尽管他以健康原因延长了假期，但在前一年的10月也已经到期，因此面临着6个月的禁闭。但这位年轻的军官正确地估计到垂死王朝的软弱；而他所在的团几乎到了哗变的边缘，无论何时，军官们都乐于看到他回来。波拿巴一路经过普罗旺斯和多菲内，到处可见革命原则取得的胜利。他注意到，农民支持革命，团里的普通士兵也是如此。而军官们和四分之三的“上流社会”都支持贵族统治；妇女们也都是如此，因为“自由比她们更美，令其黯然失色”。显然，革命思想正在左右他的内心，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对科西嘉的感情，此时保利的冷落更削弱了他与这座海岛的联系。波拿巴曾将关于科西嘉的著作题献给保利，并将手稿寄给他审阅。可这位老人将稿件束之高阁，过了很久才冷淡地回复道，他无意接受波拿巴的赞颂，不过仍衷心地表示感谢；保利表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这足以让他在晚年心满意足；而且，历史也不应该在年轻时书写。后来，约瑟夫·波拿巴请求归还这部无足轻重的手稿，保利却回复说没有时间找出拿破仑的文章。经此变故，还有什么英雄崇拜能够维持下去？

波拿巴在欧索讷度过的4个月，确实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艰难时期。他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供同住的弟弟路易上学，这也让他少了些孤寂之苦。除了一张没有帷幔的床、一张堆满书籍和手稿的桌子以及两张椅子之外，屋里几乎一无所有——这就是1791年春季拿破仑少尉所处的环境。他只吃面包，为的是省下钱，将弟弟培养成军人，也为了能买下一些书籍。攒够钱买下垂涎已久的典籍，是最令他狂喜的时刻。

拿破仑在欧索讷困苦的生活条件，也许能够解释他在一篇论文中的辛辣笔触，该文是为参加里昂学院的有奖征文而写，标题为《为了人们的幸福，该向他们传授何种真理和情绪》。这篇文章没能获奖，现代读者一定会同意其中一位评委的裁决——文章组织混乱，文笔也不流畅。拿破仑以急促、激烈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想法，全无早年文章中表露出来的感情，反倒让人嗅到一丝物质主义的冰冷气息。他认为，理想的人类社会是基于某种明确假设的几何结构。所有人都应该能够满足其天性的某些基本需求；超出这一界限的任何事物都是可疑或者有害的。理想的立法者将剥夺财富，促使富人恢复本性，凡此种种。文中几乎找不到对人类生活广泛可能性的旷达展望。他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强迫人类回到斯巴达人那种沉闷的状态，熠熠生辉的雅典式生活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但是，最令人好奇的或许是他宣扬反对罪孽和荒唐野心的那一段。他将野心刻画成一个人，他脸色苍白，眼神狂乱，脚步匆忙急促，笑中带刺，对这个人来说，犯罪是一种娱乐，谎言与诽谤只不过是演说中的论据与花样。接下来的文字让人想起了朱文诺[3]对汉尼拔军事生涯的讽刺：“亚历山大从底比斯赶往波斯，又从那里杀到印度，究竟是想干什么？他总是焦躁不安，失去了智慧，自以为是天神下凡。克伦威尔是什么下场？他统治了英国，可是，最后不还是要忍受被复仇女神利刃剜心的痛苦吗？”即便在波拿巴的年轻时代，这些话语也是透着虚假；人们很容易理解，他晚年时渴望着烧掉年轻时的每一篇文章。然而，这些文章几乎都保留了下来；对野心的这番抨击成了一根羽毛，历史女神将其做成利箭的翅膀，射向高飞的帝国之鹰。[4]

这一年的仲夏，拿破仑被调到另一个团任中尉，驻地恰好在瓦朗斯；但他第二次逗留此地时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越来越热爱革命事业了。1791年秋季，他再次回科西嘉休假，直到次年5月。他发现这个小岛已被纷争撕裂了，这些无趣的细节我们按下不表，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由于保利对所有法国大革命支持者都怀有疑心，这位独裁者与波拿巴家族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年轻的军官确实也无意去弥合裂痕，他决心确保自己能当选新科西嘉国民卫队的中校，花了大量时间招募愿意为他投票的国民卫队新兵。为了进一步确保成功，他将一位代表保利利益的专员从朋友那里带走，关押在阿雅克肖的波拿巴住宅中——这是他发动的第一次政变。[5]更奇怪的事还在后头。复活节来临，民众因迫害教士和关闭修道院的法令而愤怒，与波拿巴兄弟的国民卫队连发生冲突。这件事的起因是一次小小的口角，却被狂热的党派分子利用，以致席卷全城，也让拿破仑这位年轻的雅各宾派得到了推翻政敌的机会。他的计划甚至扩大到夺取要塞，引诱法国驻军团的士兵离开被其称为贵族的军官。这一图谋失败了，由于很快就有一整套谎言掩盖了事实，整件事的真相也许难以辨明；不过毋庸置疑的是，纷争的第二天，波拿巴的国民卫队开始战斗，随后威胁要塞里的正规军。这场冲突最终被保利派来的专员阻止了；国民卫队也离开了这座城市。

此时，波拿巴似乎处于绝境。他的行为很可能引发多数同胞的憎恨，也可能招致法国战争部的训斥。实际上，他有双重罪过：他实际上已经超假4个月，从技术上说，他首先犯了擅自离队的过错，其次则是叛国罪。如果在平常时，他应该已经被枪毙了，但在这非常时期，他正确地判断出，一场欧陆大战正在酝酿中，到巴黎去是最为大胆、同时也最为审慎的道路。保利准许他前去，毫无疑问是秉承着这样的原则：给这个年轻人一条绳子，让他自己上吊去。

拿破仑刚抵达马赛，就听说法国已对奥地利宣战，因为路易十六最近刚刚被迫接受的共和派政府认为，反对绝对王权的战争将点燃法国的革命热情，加速共和国的建立。他们的猜测没有错，波拿巴到达巴黎时就目睹了路易十六统治完结的情景。6月20日，他看到群众闯入杜伊勒里宫，侮辱国王和王后数个小时之久。尽管拿破仑热情地支持大革命的原则，但看到这种粗鲁的暴行，他体内那出身显贵家族的血液沸腾了，他高喊道：“为什么他们不用大炮干掉四五百名暴民？那样其他人就会作鸟兽散的。”这句话意味深长，虽然他在思想上支持雅各宾派的信条，但本能上始终同情君王。他的事业就是要将理智与本能协调一致，在疲惫的法国实现一个古怪的折中产物——革命性的帝制。

8月10日，拿破仑从杜伊勒里宫附近一家商店的窗户，看到了给垂死的君主制致命一击的奇怪事件。他的心又一次站到了这群贪婪暴民的对立面，同情好心的君王，因为后者只让自己的军队驯良地防御。他在给哥哥约瑟夫的信中写道：“如果路易十六骑上马，胜利就将属于他——这是我从当天早晨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得出的判断。”当一切都结束时，当路易十六刀剑入鞘，前往国民议会避难时，当凶猛的马赛人屠杀瑞士近卫队和国王卫队的士兵时，波拿巴冲上前去，从南方人的刀下救出了其中一个不幸的人。波拿巴喊道：“南方的同志们，让我们放过这个可怜的人吧——你是南方人？——对。——好的，我们会饶了他。”

对于这位年轻的军官，这真是一个幻想完全破灭的时刻。巴黎暴民的残酷和污秽被揭露得何等深刻！路易十六表现出了基督徒的克制，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那些人，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此情此景，葡萄弹不是远胜过《圣经》的箴言吗？拿破仑铭记这一教训，为的是将来在同一地点发生类似危机时派上用场。

巴黎人取胜之后，还让路易十六顶着有名无实的国王头衔，就在那几天里，波拿巴接到了上尉的委任状，这是由战争部长塞尔旺代表国王签字的。革命政府就这样放过了他在阿雅克肖的两次违纪。“唯才是举”这句大革命的格言，在这件事上最能得到体现，他的行为不仅轻而易举地逃过了处罚，还迅速得到了晋升。对于所有共和派或雅各宾派军官，那确实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他们的保王派同僚源源不断地开往边境，加入奥地利和普鲁士侵略者的行列。而国民自卫军招募了成千上万名新兵，就是为了将这些侵略者赶出法国。当时，整个欧洲都在注视着法国，等待它万劫不复的结局，可是这个国家却如同被施了魔法，奇迹般地恢复了力量。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是巨人安泰的力量，是牢牢根植于祖国土地之上的农民的力量。只需要加以组织和好的领导，就能将这些内心炽热的群众转变为最难以战胜的士兵；军事生涯的光明前途，使波拿巴的感情与法国的视野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9月21日，当新的国民议会（称为“国民公会”）宣布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可以确信，促使拿破仑为新的民主共和国付出一切的，不仅有精明的算计，也有着真诚的信念。[6]

不过，当时有一项家庭义务促使拿破仑回到科西嘉。他得到批准，陪同妹妹埃莉斯回家，这是他第三次在科西嘉休假了。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军队的纪律却如此松弛，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革命首领们知道拿破仑忠于他们的事业，并相信以他在科西嘉岛的影响力，这项非正式任务产生的价值将会大于他在陆军中的贡献——当时他所在团正攻打萨伏依。因为点燃拿破仑理想的“共和国”一词，是对保利和大部分科西嘉岛民的一种冒犯；法国人总是挂在嘴边的“共和国不可分割”这句口号，似乎预示着这个小岛必然成为法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翻版——现在的法国，正由那些导演了邪恶的“9月大屠杀”的人统治着。正因如此，岛上的亲法力量迅速衰退，保利正准备与法国断绝关系。由于这件事，他曾被人痛斥为叛国者。但是，从保利的角度出发，法国获得科西嘉本身就是卑鄙的背叛；而且从技术上说，当国王被迫下台，共和国成立之时，他对法国的效忠也就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叛国者”的称呼只不过是一种孩子气的谩骂，无论从法律、公义还是当时的民众情绪，都无法证明是合理的。种种事实表明，岛民非常反对当时统治法国的政党。科西嘉人排外、虔诚且保守，对在法国作威作福、嗜血残暴的无神论改革家们十分敌视。这种敌视并没有因六千多名法国志愿军的行为而缓解，来自南方港口的这群社会渣滓从阿雅克肖登岸，准备远征撒丁岛。头戴红帽的志愿军号称热爱自由、平等和友爱，却与阿雅克肖人大打出手，并绞死了三个人。暴行激起了当地人的愤怒，联合远征、从君主制暴政下解放撒丁岛的计划也不得不修改；再次担任科西嘉卫队营长的波拿巴提议，科西嘉人应该独自进攻马达莱纳群岛。

这些岛屿位于科西嘉和撒丁岛之间，对历史学家来说有着双重的意义。其中的卡普雷拉岛注定将成为另一位意大利英雄——高尚、勇于献身的加里波第——晚年的隐居之所。马达莱纳群岛的主岛，也是波拿巴在正规战争中首次尝试的攻击目标。多次推迟之后，这支小部队在保利的侄儿切萨里·科隆纳的率领下扬帆出征。根据波拿巴事件结束后的正式声明，他的士兵成功地在所要攻击的市镇附近登陆，打乱了撒丁岛上的防御，此时他的长官却发出了诡异的命令，让他停止射击回到船上。也有人说，这次撤退是因为保利和切萨里·科隆纳之间达成了某种密约，故意让远征胎死腹中。后一种说法很可能是对的，切萨里·科隆纳将撤退命令归因于舰队旗舰上发生的一次兵变，可是，此类兵变一再发生，这一次也许是保利的支持者发动的，目的是破坏拿破仑的计划，令其被俘。无论如何，年轻的波拿巴匆忙撤回船上，并将一门臼炮和四门大炮扔进海里，总算保住了自己和手下的性命。这位了不起的上尉就此结束了第一次军事冒险。

一返回阿雅克肖（1793年3月3日），波拿巴就发现事态极度混乱。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国和荷兰宣战的消息刚刚传来。而且，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向土伦的法国当局秘密告发保利；从巴黎派来的3名特派员奉命解散科西嘉国民卫队，将这位科西嘉独裁者置于法国意大利军团司令的麾下。[7]

此时，一场真正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开始了。法国特派员中最有才干的是科西嘉代表萨利切蒂，他邀请保利前往土伦，协调科西嘉防务。保利看穿了这一诡计，嗅到了断头台的气味，表示因年事已高而无法成行，并和朋友们暗地里准备抵抗，坚守阿雅克肖堡垒。与此同时，特派员们向这位老首领提出了友好的建议，拿破仑参与其中，他对吕西安在土伦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拿破仑对过去的偶像说话时仍饱含感情，但这些建议的诚意确实令人怀疑。即便他出于真心，而狂热的巴黎执政者也让达成妥协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4月2日，他们命令法国特派员以一切手段控制保利，将其带往首都。科西嘉各地顿时一片愤慨之声，波拿巴草拟了一份宣言，证明保利并无不端举动，请求法国国民公会收回成命。[8]同样，人们仍然不得不怀疑，这份宣言主要是（即便不全是）写给当地人看的。不管怎么说，宣言并没能平息公众的憎恨，亲法派很快就与保利的支持者交上了火。

此时，萨利切蒂和波拿巴计划以种种手段从保利支持者手中夺取阿雅克肖要塞，但三次都被同样狡猾的保利挫败了。年轻的上尉并不甘心失败，而是寻求和巴斯蒂亚的法国特派员联系。他找了一位可信任的牧师作伴，打算横跨科西嘉，却在波科尼亚诺村被保利的党羽发现并关了起来。不过，波拿巴家族在这个村子里有一座古老的庄园，一些村民对他们怀有旧日的感情，偷偷地放走了拿破仑。他返回阿雅克肖，却发现科西嘉爱国者发布了对自己的逮捕令。这一次，他及时躲在朋友家花园里的洞穴中，逃过一劫，随后，他从另一位亲戚家的庭院溜到一艘船上，前往某个安全地点，又从那里去了巴斯蒂亚。尽管身处逃亡之中，他的内心仍然坚信阿雅克肖属于法国，呼吁派一支军队去解放那里。法国特派员同意了，这支远征军也得以起航，但只换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阿雅克肖人同仇敌忾，击退了亲法派的进攻；而且，一场狂风袭来，波拿巴和手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重新夺回船只。他在近处找到了母亲、叔叔和兄弟姐妹们。波拿巴夫人有着非凡的坚韧意志，并将这一特质传给了名闻天下的儿子。她曾希望守卫阿雅克肖的家，抵御满怀敌意的民众，但在朋友的警告下，最终逃往最近的安全地点；愤怒的民众几乎将波拿巴家毁坏殆尽。

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波拿巴仍抱着为共和国夺回科西嘉的希望，可现在只能靠法国军队帮助了。法国国民公会要求保利前往巴黎，这刺痛了岛民，使他们团结到这位独裁者的身边；年事已高的保利则向英国示好，请求结盟。在英国海军的威胁下，亲法派已经难以为继，连波拿巴钢铁般的意志都被打垮。他在科西嘉的生涯暂时结束了，只能带着亲友们扬帆前往法国。

上述的事件之所以有趣，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们清楚地证明了波拿巴天赋的非凡心智和意志。尽管参与的是一项失败的事业，环境又是如此狭小，他仍展现出所有特质，一旦条件有利，这些特质就将驱使他统治欧洲大陆。拿破仑寸土必争，每个紧要关头都表现出真正意大利式的足智多谋，以过人的胆魄避开或者碾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能看穿人心，以旁敲侧击的巧言笼络他们，或以更胜一筹的智谋震慑他们。即使面对喜怒无常的命运之神，他也决心全力抗争，直到最后一刻才考虑后退。在这种浓缩了力量的特性之中，唯一可见的弱点便是过分依赖意志，而忽视了审慎的才能。他本有着生动的想象力，但却只用来点燃全部自信，让他觉得自己能够跨越所有障碍。

可是，拿破仑在此之前遇到的尽是失败和挫折，如果他能停下来权衡这些教训，肯定已经发现自己与时代的力量抗争时是多么无力。这时，他和科西嘉爱国者断绝了关系，而仅仅两年之前，他还是爱国事业最热情的支持者。显然，波拿巴和保利的最终分裂源于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同看法。保利接受法国革命原则的唯一前提，就是革命者承诺将自由建立在阶级利益的合适平衡上。他是孟德斯鸠的追随者，渴望科西嘉实现和英国或者1791年的法国类似的制度。君主制垮台之后，对于法国和科西嘉来说，这种希望都不存在了。至于驱逐正统派教士、斩杀温和的路易十六的雅各宾派共和国，保利觉得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令人厌恶，他曾对约瑟夫·波拿巴说：“我们一直是国王的敌人，但绝不做处决他们的人。”从那时起，他与英国的结盟成为必然结果。

相反，波拿巴是卢梭的信徒，后者的思想是在君主制垮台后跃上政治舞台的。尽管他一直对第二次革命的过度做法深表遗憾，但在他看来，这代表着新理性时代的黎明。新政治信条的清晰定义与拿破仑死板的人生观相得益彰，他认为，应该用法治拯救人类，社会则应劫富济贫，直到实现来库古[9]的理想。因此，他将共和国当成实现社会复兴的有力机构，不仅对法国有效，也面向全人类。他的海岛情结逐渐融入更为远大的理想中。利己主义和党派之争的分化效应无疑有助于这种心理变化；但对“社会契约”的研究明显是他早期思想成长的试金石。拜读卢梭的著作，曾使他的科西嘉爱国主义思想得以加深；可从中吸收的信条，又令他无法抗拒地卷入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以及由此引发的宣传和征服之战。

[1] 约瑟夫·波拿巴《回忆录》，第 1 卷，第 44 页。

[2]许凯在其《拿破仑的青年时代》（巴黎，1898 年）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一段文字说明了他对保利潜藏的敌意。我们或许可以引用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对马尔科姆夫人讲述的这一时期的一件事（《日记》，第 88 页），即保利曾敦促他接受英国陆军中的一项职务：“但我更喜欢法国人，因为我讲法语，信奉他们的宗教，理解和喜欢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且认为大革命对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是个好机会。保利很生气——此后我们就没有再说话了。”这些说法自相矛盾，难以调和。
吕西安·波拿巴说，他的哥哥就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部队中服役之事考虑了一段时间；但是英国官员向我保证，没有任何现存的申请记录。

[3] 朱文诺（Juvenal）：古罗马诗人，讽刺作家。——译注

[4]整篇论文显然都受到了民主派人士雷纳尔（Raynal）著作的影响，波拿巴曾将自己的《关于科西嘉的书信集》（Lettres sur la Corse）题献给雷纳尔。在《里昂言论集》（Discours de Lyons）扉页，他写上了“政府自由，道德就会存在”的格言，这也是仿效雷纳尔的类似言论。下面几句话也值得注意：“我们在生理上有一些不可或缺的需求：吃饭、睡觉、生儿育女。因此，食物、房屋、衣服、妻子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在精神上也有同样迫切的需求，满足这些愿望更为重要。只有它们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人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感受和推理。”

[5] 纳西卡，《回忆录》；许凯，《拿破仑的青年时代》，第 248 页。

[6]拿破仑彻底放弃雅各宾主义，以至于有些人怀疑他是否曾经真正信奉过。这种怀疑是一种奇特的天真想法，已遭到如下事实的驳斥：波拿巴曾写过支持雅各宾主义的文章，后来又急于否认或者销毁它们，了解他早期经历的人们都提供了证词，他自己也曾坦陈：“雅各宾派中也有一些好人。有段时间，任何有志气的人都必定会成为雅各宾分子，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蒂博多，《执政府的记忆》（Mémoires sur le Consulat），第 59 页］）

[7] 我用“特派员”一词对应法语“représentant en mission”，这一职务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

[8] 在荣格的《波拿巴和他的时代》第 2 卷第 249 页上可以看到这份奇怪的文件。马松对此未予留意，但承认保利派和亲法派都试图欺骗对方。

[9] 来库古，古希腊政治改革家，传说他于公元前 9 世纪创立了斯巴达政治、教育及军事制度，主旨是贵族政治、土地国有化、限制工商业及奢侈享受、全民军事教育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