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领导人和他们的背景
性格与环境相结合创造了历史。本书介绍的六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夏尔·戴高乐、理查德·尼克松、安瓦尔·萨达特、李光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由他们所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塑造的。然后，他们又成为战后本国社会和国际秩序演变的建筑师。我有幸在他们六位处于影响力巅峰时期与他们相识，并有机会与理查德·尼克松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些领导人继承了一个因战争而失去了所有确定性的世界。他们为国家重新确定了目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为变化中的世界创造了新的结构。
六位领导人中的每一位都经历了“第二个三十年战争”的洪炉，那是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毁灭性冲突。如同第一个“三十年战争”，“第二个三十年战争”同样从欧洲开始，但外溢到了世界其他地区。第一个“三十年战争”改变了欧洲，使其从一个合法性来自宗教信仰和王朝继承的地区，转变为一个以世俗国家的主权平等为基础、决心将自己的理念传遍全球的秩序。3个世纪后，“第二个三十年战争”对整个国际体系提出挑战，要它采用新的秩序原则来克服欧洲的失望幻灭，消除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
进入20世纪时，欧洲正处于它全球影响力的巅峰，充满自信地认为它几个世纪以来的进步会永远持续下去，甚至认为此乃天命注定。欧洲大陆的人口和经济都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工业化和日益放开的自由贸易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民主机制几乎存在于每个欧洲国家：在英国和法国处于主导地位；在仍是帝国的德国和奥地利尚不成气候，但重要性在增加；在革命前的俄国则是刚刚起步。20世纪早期的欧洲知识阶层和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The Magic Mountain）里的自由人文主义者洛多维科·塞滕布里尼一样，坚信“事态在向着对文明有利的方向发展”[7]。
这种乌托邦式的思想在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1910年写的畅销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达到顶点。该书认为，欧洲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增加使得战争的代价昂贵到无法承受。安吉尔宣称：“人类正不可抗拒地从冲突转向合作。”[8]此言和许多其他类似的预言很快就灰飞烟灭。破灭的预言中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吉尔说的，“任何政府都不再可能采取《圣经》中的古老做法，下令消灭整个人口，连妇孺都不放过”[9]。
第一次世界大战掏空了国库，终结了王朝，毁掉了人们的生活。欧洲从未真正从那场大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到1918年11月11日签署停战协议时，已有近10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命丧黄泉。[10]应召参军的士兵中，7个人里就有一人再也没有回来。[11]欧洲两代青年被耗尽——年轻男子战死沙场，年轻女子成为寡妇或孤身独处，无数孩子成为孤儿。
法国和英国是战胜国，但两国都精疲力竭，政治脆弱。战败国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债台高筑，对战胜国心怀怨恨，国内各个政党还互斗不止。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俄国则在经历了史上最激进的一场革命后，处身于所有国际体系之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民主政体步履维艰，极权主义阔步向前，欧洲大陆陷入贫穷匮乏。1914年的崇武热情早已退去。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态度是忧心忡忡夹杂着听天由命的无奈。这次整个世界和欧洲一样遭了难。住在纽约的英裔美国诗人W. H.奥登写道：
愤怒与恐惧的电波
盘旋在光明
与昏暗的大地之上，
侵扰着我们的私人生活；
那难以言喻的死亡气息
侵犯着九月的夜晚。[12]
奥登这几句诗堪称未卜先知。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少于6000万，主要在苏联、中国、德国和波兰。[13]到1945年8月，从科隆和考文垂到南京和长崎，多少城市因炮轰、空袭、大火和内战被夷为废墟。大战过后，处处是破碎的经济、普遍的饥馑和疲惫的人民。此刻国家重建的昂贵成本令人望而生畏。德国的国家地位，甚至可以说它的合法性，都被阿道夫·希特勒毁坏殆尽。在法国，1940年第三共和国在纳粹进攻下土崩瓦解，到1944年才刚刚开始从道德虚空中恢复过来。欧洲大国中，只有英国保持了战前的政治制度，但它实际上处于破产境地，很快又要面对帝国的逐渐解体和持续的经济困难。
以上动乱给本书介绍的六位领导人中的每一位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从1917年到1933年任科隆市长，政治生涯涵盖两次大战之间因莱茵兰问题与法国发生的冲突和希特勒的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两次遭纳粹监禁。从1949年起，阿登纳放弃了德国数十年来对统治欧洲的追求，使德国牢固地扎根在大西洋联盟之中，并在反映他自己信奉的基督教价值观和民主信念的道德基础上重建了国家，带领德国度过了它历史上的最低潮。
夏尔·戴高乐（生于189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威廉二世的德国当了两年半的战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起初担任一个坦克团的指挥官。法国沦陷后，他两次重建了法国的政治结构——第一次在1944年，为的是恢复法国的本质；第二次在1958年，为的是重振法国的国魂，防止内战。戴高乐引领了法国的历史过渡，从一个输掉战争、四分五裂、不堪重负的帝国转变为一个有合理的宪法做依靠的稳定、繁荣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戴高乐使法国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发挥了重要的、可持续的作用。
理查德·尼克松（生于1913年）从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中学到，他的国家必须在新生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尼克松是唯一被迫辞职的美国总统，但他在1969—1974年缓和了超级大国之间在冷战高峰期的紧张关系，并带领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其间他与中国建立了关系，开启了给中东带来巨变的和平进程，并强调基于平衡之上的世界秩序观，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全球各地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本书讨论的领导人中有两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殖民地臣民。安瓦尔·萨达特（生于1918年）作为一名埃及军官，在1942年因企图与德国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合作将英国人赶出埃及而被捕入狱两年，然后在亲英的前财政大臣阿明·奥斯曼遇刺后又被判刑3年，其间多数时间是单独监禁。萨达特长期受革命思想和泛阿拉伯理念的激励。1970年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突然离世后，他被推上埃及总统之位。此时的埃及正沉浸在1967年战争败于以色列的震惊和沮丧之中。萨达特精明地将军事战略与外交相结合，努力收复失地，重建埃及的自信，同时本着超越当下的理念实现了与以色列长期以来渺不可及的和平。
李光耀（生于1923年）在1942年差一点被日本占领者处决。他主导了太平洋岸边强邻环伺的一个贫穷的多族裔港口城市的演变。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安全、良治、繁荣的城市国家。它的文化多种多样，但它有共同的国家身份来确保国民的团结。
玛格丽特·撒切尔（生于1925年）在不列颠之战期间和家人一起围在收音机旁聆听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广播。1979年，撒切尔夫人接手的英国丧失了全球影响力，国际重要性也大为下降，曾经的老大帝国因此萎靡不振。她通过经济改革和大胆谨慎的外交政策实现了国家的重新振兴。
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世界误入歧途的问题上，六位领导人从“第二个三十年战争”中各自得出了结论，同时深深认识到果断无畏和抱负远大的政治领导力的不可或缺。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提醒我们，虽然对“领导力”最通常的理解暗含它天然性善的意思，但领导力“其实在道德上完全是中性的，既能把人类带上阳光普照的高地，也能把人类带入深渊。领导力是一种威力大得可怕的变化无常的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将其用于实现符合道德的目标。[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