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盲人父亲和糟糕的赌徒

当我看到犹太人，

我感到一丝苦闷。

当我想到其他人，

我便庆幸自己是犹太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

这是一条狭长的小巷，一座座房屋紧紧地挤在一起，每一寸生活空间都必须利用起来。底层是商店，堆满了货物，二楼是住宅，挤满了人。这里居住着大约5000人，远远超过官方登记的人数。并非每个人都愿意登记，有些人是非法投靠在朋友和亲戚家里的。这条犹太巷位于维也纳以东60公里的普莱斯堡犹太人区（Pressburger Getto）。爱丽丝的故事就开始于这里。她的祖父萨洛蒙·迈尔（Salomon Mayer，1798—1883）在这里长大。按照家族流传的说法，迈尔7岁的时候就和父母一起站在小公寓的窗前，亲眼看到了书写世界历史的一刻。据说他的母亲指着外面对他说：“看下面那个骑着白马的小个子男人。整个世界都在他面前颤抖。他的名字叫拿破仑。”[2]

就像很多家族传说一样，这个故事并不太可信。虽然《普莱斯堡和约》［Friede von Pressburg，普莱斯堡就是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确是于1805年12月在犹太巷附近缔结的，但签署者是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塔列朗（Talleyrand）和代表哈布斯堡（Habsburger）家族的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翰·约瑟夫（Johann Joseph Fürst von Liechtenstein）。拿破仑本人是四年后才来到普莱斯堡的。所以也许是他们记错了年份，萨洛蒙见到法国皇帝时已经11岁了。但这匹马的颜色也不太准确——拿破仑的战马是一匹浅灰色的阿拉伯马，名叫马伦戈（Marengo）。当然，也可能是萨洛蒙的母亲认为这匹马原本一定是白色的，只是在上一次战斗中有点脏了。[3]在犹太人区，培养一些想象力对于驱散生活中的阴霾是非常重要的。白马听起来当然要比灰马浪漫得多。

无论萨洛蒙是否真的在1809年看到了拿破仑和他的马，这个场景对于他和其他普莱斯堡的犹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其背后的关键原因在家族传说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无须解释，因为当时每个人都知道：拿破仑代表了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已经成为许多犹太人向往的国度。那里的犹太人自1791年以来就被允许成为自由的法国人，他们与其他法国人的区别只在于宗教信仰不同——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普莱斯堡的犹太人眼里，拿破仑带着这种思想走遍了整个欧洲。这就是为什么迈尔一家在家庭记忆中将自己置于窗边，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说到底，年份和马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们满怀希望期待着一个没有恐惧的未来。这件事对于迈尔家族来说是一种起源神话，爱丽丝的哥哥菲利克斯（Felix）后来甚至想过要写一部题为《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的家族史。为此他还做过一个小小的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在他的亲属中，离婚和罹患癌症的情况出奇地少，但有过两起自杀事件。根据菲利克斯的统计，迈尔家族中从未出过一名罪犯[4]，但有很多家庭成员成为一场世纪罪行的受害者。最终，菲利克斯没能下定决心去描述这一罪行。他的图书项目不了了之。

总之，这个家族故事开始于萨洛蒙·迈尔在窗口的一幕。萨洛蒙之所以对他的后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原因之一是他在生活中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包括娶了一个聪明的女人，一个可以与他一起成就大事的女人。安东尼娅（托尼）·弗兰克尔［Antonia （Tony） Frankl，1806—1895］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成了家族传奇的一部分。[5]当时在普莱斯堡的犹太人区有30个纺织品批发商，迈尔家族是其中最成功的商家之一，这要归功于托尼的高品位。[6]托尼不仅工作极其努力，还生了16个孩子，其中只有9个活了下来。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不断有孩子出生、死去，这成了一种必然规律。有数不清的疾病可能导致婴儿死亡——百日咳、伤寒、腹泻、猩红热、出牙热、麻疹、斑疹伤寒。但犹太区的婴儿死亡率似乎高于平均水平。爱丽丝的父亲西格蒙德（Sigmund）将其兄弟姐妹的早逝归咎于恶劣的卫生条件。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描述了犹太区简陋的居住条件：

公寓楼的木制楼梯摇摇欲坠、一片漆黑，楼的后半部分紧靠着山，那一侧的房间格外潮湿昏暗。排水系统很糟糕，院子狭小，空气流通极其不畅，有种浑浊发霉的气味。没有一栋房子有单独的水井。所有住户只能从两口公共水井中抽取劣质的、几乎无法饮用的水。[7]

但西格蒙德憎恶犹太区还有其他原因。他确信，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从来没有笑过。他也不记得有任何一个孩子在犹太巷玩耍过。这里只有一种感觉——恐惧。那些被迫生活在犹太区的人，是名副其实地生活在牢笼之中。每天晚上，“小巷被警察用沉重的铁栅栏封锁起来。”[8]官方说法是，这些铁栅栏可以保护基督徒不被“危险的”犹太人所伤害。实际上，其目的是防止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随时都可能发生。虽然普莱斯堡的人们白天也会到犹太人的商店来购买些便宜的东西，但情绪可能会迅速反转。那些早上从犹太人那里买了丝绸、针线、麻绳、刷子、纽扣和梳子的人，到了晚上可能就会对价格感到恼火。西格蒙德记得与他家合作的一位名叫菲利普·舍尔茨（Philipp Scherz）的天主教商人，这位商人常说：“犹太人和猪不值得尊重，除非他们死了。”[9]

人们生活中的恐惧不仅来自充满敌意的顾客和商业伙伴，也来自随时可以把你赶出去的房东。作为一个犹太人，即使你攒够了钱，也不可以在犹太巷买自己的房子。买房只能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让一个基督教徒出面买下房子，再与他签订用益物权合同或世袭租约。[10]

人们对于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也传递给了孩子们。他们经常被同龄的基督教孩子殴打，而且不能抱怨，更不用说反抗了。但危险的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内部也不乏激烈的冲突。犹太学校的老师把自己的攻击性发泄在孩子们身上，用打骂的方式来教授知识。当然，他们与非犹太教师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对孩子们来说，知道自己无论在学校还是在街上都难免挨打，这使生活成为一种折磨。对犹太区居民来说，处处受制、任人摆布的感觉是种常态，这使他们要么变得听天由命，要么擅长讽刺挖苦——前者是最坏的情况，而后者是最好的情况。正是这些行为方式使西格蒙德理解了那些伟大犹太作家的作品：“只有与犹太巷的‘囚徒’一起生活过，一起受过苦，才能理解路德维希·伯恩（Ludwig Börne）尖锐的嘲讽和海涅的愤世嫉俗，才能理解为什么……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和卡尔·马克思刚好都是犹太人。”[11]

身为犹太人，虽然你可以离开犹太区，但犹太区永远不会离开你——西格蒙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犹太巷时使用的语言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他其实很早就已离开了那里。1842年普莱斯堡的犹太区解封时，西格蒙德才11岁。当时迈尔一家搬进了一处较好的房子里。西格蒙德和他后来出生的弟弟妹妹们也因此有了更大的生存机会。他们摆脱了恶劣的卫生条件，成长得更加健康。[12]

当西格蒙德·迈尔在1917年出版《维也纳犹太人》（Die Wiener Juden）一书时，他坚信自己所描述的那种伤痛早已成为过去：“今天仍然活着的人中，很少有人还能了解真正的……犹太人隔离区。”[13]在他看来，这种畸形的东西显然永远不会再出现了。他没有亲眼看到后来发生的事：1942年，他的三个孩子被迫离开了普通市民的生活，退回到犹太区。他的女儿爱丽丝逃脱了这一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她在家庭中一直被忽视。

*

爱丽丝对她的父亲既敬佩又畏惧。对于这两种感情她都有充分的理由：“我的父亲是一个威严的人。他个子比较小，这让他一生都很苦恼，但他用睿智弥补了身体上的不足。他从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清醒的头脑、坚强的意志、幽默感和绝对的优越感。”[14]

西格蒙德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他曾在布拉格和维也纳学习法律。然而，一次患病使他近乎失明。由于没有人愿意雇用一个视力受损的律师，最后别无选择，只能进入家族企业。他希望至少在这个领域能有所建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与弟弟阿尔伯特（Albert）和妹妹雷吉娜（Regine）一起建立了国际纺织企业迈尔公司（A. Mayer & Co.），并向黎凡特地区（Levante）扩张。[15]1882年，公司总部位于亚历山大港，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士麦那和维也纳等地设有分支机构。[16]迈尔兄妹的不懈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1910年，他们跻身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州（Niederösterreich）1000名富豪榜之列。[17]

尽管他的兄弟姐妹们满足于此，但西格蒙德却另有追求——他开始参与维也纳地方议会的工作。在那里，反犹主义者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成了他的对手。

阿道夫·希特勒后来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卢埃格尔的启发，但“英俊的卡尔”[18]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反犹太主义者。西格蒙德甚至认为，卢埃格尔只是为了当上维也纳市长而刻意转变立场，开始仇视犹太人：“自始至终，卢埃格尔的反犹观念完全是伪装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他心里对犹太人根本没有……种族主义仇恨。以前他不只是喜欢与犹太人打交道，甚至他结交的主要都是犹太人……在下议院……我对他说过：‘我指责你并非因为你是反犹主义者，而是因为你实际上并不是。’”

但无论他是伪装的还是真实的，最后的效果都一样。卢埃格尔使反犹太主义得到了维也纳上流社会的认可。西格蒙德收到了威胁信和决斗挑战，他用一句话予以回击：“如果一个人一无所长，那么他就会以反犹主义者自居。”[19]

然而作为地方政客和常为《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撰稿的专栏作家，西格蒙德不仅与反犹主义者作斗争。[20]他也将矛头对准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赫茨尔认为，为了应对反犹主义，犹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犹太国家”，而西格蒙德则断然拒绝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他赞成文化同化。爱丽丝后来写道，她的父亲和赫茨尔有过激烈的争论。[21]但在1897年，西格蒙德在发表了一篇抨击赫茨尔的讽刺性文章之后，双方的论战就戛然而止了。文章背景是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巴塞尔（Basel）召开，那里被西格蒙德鄙视地称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城市”。他这样描述了大会的发起人：“两位才华出众的专栏作家——维也纳的赫茨尔先生和巴黎的诺尔道（Nordau）先生——突然从随机的、天生的犹太人变成了职业犹太人。”西格蒙德认为，他们主张的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思想将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犹太人……赢得了一个很可能并无价值的家园，为此他们却真正成为欧洲各国的客居民族！而这就是最优秀的犹太人奋斗了两千年所得到的！……因此，我们认为并不存在犹太国家诞生的风险，这几乎不值得在严肃的报纸上讨论。但对犹太人及其最重要的利益来说，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危险……是赫茨尔先生。[22]

在那之后，这两个人可能再也没有交谈过。只是最后他们被埋葬在了同一个地方——德布灵公墓（Döblinger Friedhof）的以色列人区。[23]

*

西格蒙德不仅在职业生涯中奋战于多条战线，他某些阶段的个人生活也是一个战场。爱丽丝的出生要归功于一件事——西格蒙德的第一任妻子亨丽埃特（Henriette）背叛了他。19世纪70年代初，西格蒙德经常在开罗出差，在此期间亨丽埃特找了一个情人并怀孕了。西格蒙德断然决定休掉妻子，把她与情人所生的女儿加布里乐（Gabriele）留在了身边。亨丽埃特收到了一笔经济补偿金，包括一张前往她老家小城的车票。西格蒙德惩罚她的严厉程度符合他钢铁般的性格，同时这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做法。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在1856年就描写了包法利夫人这样“偷情的妇人”会有怎样的下场；1878年，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身亡；1894年，特奥多尔·冯塔内（Theodor Fontane）笔下背叛婚姻的埃菲·布里斯特结局也很不幸。喜欢小说的西格蒙德是否读过《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书并不能改变什么。西格蒙德的妻子给他造成的深深伤害导致他在随后的十年都没有再婚，而是作为单身父亲独自抚养着四个孩子。[24]最后他还是再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保利娜·古特曼（Pauline Gutmann）比他年轻20岁，她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他，成为仆人式的妻子。[25]西格蒙德与她又生了三个孩子：菲利克斯（生于1884年）、爱丽丝（生于1886年）和海伦妮［Helene，小名穆齐（Mutzi），生于1894年］。

爱丽丝有蓝色的眼睛和浅色的头发。因此，她在人们眼中是个漂亮的孩子，但她父亲考虑的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她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才能吗？

几乎所有的犹太家庭都渴望培养出一个神童。一个神童可以提升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可以证明自己被社会所欢迎。在养育神童这件事上，男孩和女孩之间并没有区别。任何孩子都可能是神童。也许一个孩子有潜力成为数学天才或伟大的钢琴家？当然，人们也希望为天赋加点助力。很多人为此雇用了私人教师和法国家庭教师，就连那些生活拮据的家庭也将他们的积蓄投入到培养后代上。几十年后，爱丽丝仍然可以说出哪些维也纳家庭培养出了最成功的孩子。最值得一提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女儿安娜（Anna），其次是律师迈特纳博士（Dr. Meitner）的孩子们：

他把他的三个女儿带到了我们这里，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已经在上大学了。当时，这个优雅的女孩莉泽·迈特纳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看起来很单纯。我没想到有一天她会从事一个很不简单的职业——她参与了原子弹制造……她的姐妹们也很有天赋，其中一位钢琴家后来成了奥托·弗里施（Otto Frisch）的母亲，我认识奥托·弗里施时，他还是个婴儿。[26]

还有很多孩子是写作天才，比如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s），他的母亲与爱丽丝的母亲是朋友。当然，每个人都羡慕施尼茨勒（Schnitzler）一家，他家甚至出了两个成功的儿子——医生尤利乌斯（Julius）和作家阿图尔（Arthur）。施尼茨勒太太甚至没办法假装出必要的谦虚。当人们问及她那个“有名气的儿子”近况如何时，她会反问：“哪个？”[27]

爱丽丝梦想着也能像那些孩子一样有所成就。7岁时她希望成为歌星，而这曾让她的父母非常尴尬。1893年，全家人前往阿尔陶塞（Altaussee），他们每年夏天都在这里避暑。这一天，爱丽丝像往常一样在林荫道闲逛，突然发现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在散步。她立刻开始放声歌唱。这场表演可能并不成功，因为爱丽丝很快就被她的母亲拉到了一边。爱丽丝后来说：“我被人发现是个神童的梦想就此破灭了。”[28]

在家族内，兄弟姐妹也有等级高下，爱丽丝的地位是比较靠下的。她的四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被公认为天资聪颖。此外，哥哥菲利克斯勤奋努力，后来进入了家族企业。妹妹海伦妮后来实现了父亲的梦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而爱丽丝的一生在学历方面屡屡受挫：“我很懒。后来我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9]

在爱丽丝11岁生日之前，全家人都住在犹太人聚集的利奥波德施塔特（Leopoldstadt），在上奥格腾大街（Obere Augartenstrasse）32号的楼房里。楼房一层是店铺，爱丽丝的祖母、来自普莱斯堡的托尼住在二楼，西格蒙德一家住在三楼，西格蒙德的弟弟阿尔伯特住在四楼。迈尔夫妇产生了跻身上层中产阶级的野心，爱丽丝对此有详细描述：

这栋楼里的女士是不会自己去买菜的，买菜是妇女做的事，女士不做。女厨师们必须每天去采购，因为当时还没有冰箱来为食材保鲜……女士们也不做饭，做饭是女厨师的事。女士们也不会亲自照顾自己的婴儿，这是保姆的事。她们也不去看管稍大的孩子，这是女家庭教师的事。而女士们要做的，是购买奢侈品，互相拜访做客……午餐的时候，所有的家人都会回来，总是会先上一道汤作为前菜……然后是肉和蔬菜……每餐压轴节目都是饭后甜点。典型的维也纳式甜点是包着李子、樱桃或杏肉的团子，包什么馅要取决于季节。当然还有果馅卷。吃完这么丰盛的一顿饭后，每个人都必须立即午休。然后孩子们又去上学了，一直上到下午四点。男人们下午也去继续工作。女士们则从下午四五点钟开始与前来拜访的女性朋友们一起喝咖啡。[30]

爱丽丝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女士，所以她只偶尔去厨房看看，但爱丽丝却把厨房当成了家里最重要的地方。这里闻起来很香，储藏室里有甜品。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喜欢坐在凳子上，看着厨房里忙碌的人。厨房的帮工们一边做着有趣的菜肴，一边谈论着令人兴奋的话题——酒馆里的爱情艳遇或《克朗报》（Kronenzeitung）上的最新谋杀故事。爱丽丝的父亲是客厅里的权威，而厨房里则由女厨师说了算。她是个强势暴躁的女人，每个人都得忍受她的坏脾气，因为她的创造力至关重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可以靠着厨艺把一个家庭送到社会顶层，而女主人总是害怕好厨师被别人家抢去。[31]不仅是萨赫饭店（Sacher）或德梅尔甜品店（Demel）试图从彼此那里挖走最好的糕点师，私人家庭也不得不随时担心被挖墙脚。为了让厨师心情愉悦，女主人会密切配合她。菜单是一起研究制订的，因此端上餐桌的每道菜都是“烹饪杰作”。当然，每位女主人都梦想在大型晚宴上拿出一道独家秘制的菜肴。弗里德里希·托贝格（Friedrich Torberg）在他的《乔列什姑妈》（Tante Jolesch）一书中描述了这种“秘制菜谱之战”的激烈程度。乔列什姑妈以烹制卷心菜面片而闻名。在她临终前，她的一个侄女还在最后尝试让她说出菜谱：

“姑妈——您总不能把菜谱带进坟墓吧。难道您不想把它留给我们吗？您不想告诉我们，为什么您做的卷心菜面片总是那么好吃吗？”乔列什姑妈用她最后的力气稍稍挺直了身子：“因为我每次都做得不够多……”

她说着，含笑离开了。[32]

在这方面，乔列什姑妈比市场营销专家们领先了几十年。她早就知道，菜肴不仅要味道好吃、品相诱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稀有。在孩提时代，爱丽丝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烹饪出特别的东西：“我的父亲不仅在精神上要求颇高，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美食家。他的表情总是很严厉，但我刚刚长到比厨房桌子高一些的时候，我就想为他做饭，因为这样他就会对我微笑。”

爱丽丝学习烹饪是因为想取悦她的父亲，这听起来像是粗糙的厨房心理学。但这确实是唯一能引起父亲关注的方式。

父亲很少和我们说话，我们这些孩子只能在吃饭的时候见到他……如果他问我们问题，我们必须礼貌地回答，仅此而已。星期天他会带我们去散步，但在我印象中，我20岁之前他从未单独与我散过步……作为孩子，我们过着与成年人完全分隔的生活。[33]

厨房是通往成人世界的纽带。在这里，爱丽丝学到了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 她当然希望能通过烹饪赢得周围人的认可。她的尝试只产生了部分效果。随着时间推移，爱丽丝的厨艺越来越精湛。虽然西格蒙德对这些菜肴颇为赞赏，但他从未想过要把爱丽丝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厨师。当时如果有人预测说，整天荒度时光的爱丽丝会写出一本畅销的菜谱，他一定会很惊讶。也许他会为爱丽丝最终觉醒并有所成就而感到欣慰，但促使爱丽丝“觉醒”的那些事，一定会令他惊愕。

*

关于爱丽丝这一代维也纳女性的陈词滥调数不胜数。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s）的画作和阿图尔·施尼茨勒的戏剧对于很多刻板印象的形成负有责任。施尼茨勒剧作中的女主角往往是一个来自维也纳郊区的“甜美姑娘”，她真诚地爱着她的贵族追求者，但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终究要嫁给那个无聊的守门人。与她对立的是出身上流社会、优雅华贵的妻子，她一点也不“甜美”，还经常背叛她的丈夫。爱丽丝并不符合这些刻板印象中的任何一种。她对性爱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在她那一代人中很普遍。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和爱丽丝一样出身于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用文字表达了她永远无法表达的东西——这一代人爱情生活的沉闷无望。在茨威格的眼里，她这样的女孩没有机会获得正常的性体验：“年轻女孩们的生活完全与世隔绝，她们处于家庭控制之下，身心自由发展受到阻碍，而年轻的小伙子们又迫于一种根本没人相信，也没人遵循的社会道德而只能在背地里去干些不可告人的事。”[34]

爱丽丝（前）和她的妹妹，法学博士海伦妮·艾斯勒

这种道德束缚导致大多数年轻男子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在妓女身上获得的。在维也纳的许多角落都站着这样“可怜的极乐鸟”——茨威格是这样称呼这些妓女的。她们短暂的“职业生涯”通常结束在医院里。各种社会阶层的男人都在消费她们，只是有的在门口，有的在维也纳较好的妓院。哪里都不安全。每一次性交易都伴随着各种巨大的、真实的恐惧，令人害怕的事情之一是性病。梅毒已经在大城市蔓延开来，还没有办法可以治愈。阿图尔·施尼茨勒的父亲约翰在维也纳大学教授医学，由于担心儿子感染梅毒，他撬开了儿子的书桌，看了他的秘密日记。16岁的阿图尔在日记里记录了他与“希腊女神”的所有经历——其中有真实的也有他幻想的。这些日记险些使他的父亲心脏病发作，他强迫儿子阅读了一本关于梅毒和皮肤病的医学教科书。[35]那些吓人的插图起到了作用，阿图尔暂时不再去找那些“希腊女神”了。但这种煎熬他并没能忍受太久。

因此，性关系就像一场赌博，像爱丽丝这样“与世隔绝”的处女只能希望她未来的丈夫在婚前没有被染病。这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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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的一生经历过很多挫折，其中之一就是她的婚姻。在那之前，爱丽丝的日子过得很舒适。[36]丰衣足食，也不乏漂亮的衣服。维也纳人经常说“没有丑女人，只有不会穿衣的女人”，爱丽丝也赞同这句话。像战前一代的许多维也纳女人一样，爱丽丝也喜欢五颜六色的布料、大帽子和华丽的蝴蝶结。由于她的家庭是靠纺织品发家的，她不必担心衣服不够穿。人手也绰绰有余，富裕的犹太上层中产阶级已经从贵族那里学会了请人“上门服务”的习惯。裁缝、制帽师，甚至剃须师都可以到家里来。[37]没有假面舞会或晚宴的时候，大家会去听音乐会、看歌剧或去城堡剧院。爱丽丝喜欢外出参加活动，而且她并不缺乏吸引力。她圆润的身材和低领口下丰满的胸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非常受欢迎的。爱丽丝的脚确实比较大——据说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女性的特征[38]——尽管如此，她依然完全可以在婚姻市场上收获成功。但爱丽丝对此兴趣有限。她同父异母的姐姐西多妮［Sidonie，昵称西达（Sida）］和卡罗琳娜［Karoline，昵称卡拉（Karla）］都已结婚，她们似乎过得并不幸福。西多妮的丈夫尤利乌斯·罗森伯格（Julius Rosenberg）是一个颇有魅力的匈牙利人，但他经常转行，也经常为此动用妻子的财产。[39]卡罗琳娜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她曾与书商理查德·洛维特（Richard Löwit）结婚，主要是因为她的父亲对此人青睐有加。西格蒙德·迈尔热衷于收藏图书，因此他把女婿打造成了一个出版商——当然少不了贴补很多钱。[40]对卡罗琳娜来说，这种安排并不理想，直到丈夫去世后她才重新绽放光彩。[41]

在爱丽丝看来，两个姐姐的经历并不值得憧憬。她不相信婚姻会改善自己的生活。未婚反而有很多好处：她可以去语言学校，可以继续上唱歌课，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精进厨艺。她的梦想是成为第二个安娜·萨赫（Anna Sacher），或者至少开一家小餐馆：

我对厨艺很感兴趣，但在那个年代，一个来自良好家庭的女孩怎么可能开一家咖啡店或餐馆呢？……其实我希望能在维也纳找一家大型蛋糕店当学徒。但当时女孩是不能从事这一职业的……我18岁时，一位女士在我家附近开了一家走高端路线的、貌似很高雅的烹饪学校……授课的老师中有一位法国糕点师，他为环城大道最好的酒店制作西点。我去这所学校上了课，那些为数不多的课程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我丝毫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课程会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位来自环城大道的“蓝带厨师”教给我的厨艺，后来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还在他那里学到了精湛的甜点工艺，他的菜谱我至今仍视若珍宝。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爱好有一天会对我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学习这些新知识只是出于好玩。在父母让我展示的情况下，（我）会做一些非常特别的小点心。圣诞节或生日时，我还会在大大的礼物篮里放入自制的糖果、花色小蛋糕和其他甜点。[42]

西格蒙德认为制作甜品没有前途。像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一样，他可以决定自己孩子应该从事什么职业以及他们与谁结婚。尽管爱丽丝想方设法尽可能晚一点谈婚论嫁，但到1912年，她的最后宽限期还是结束了。当她遵从西格蒙德的决定时，她已经26岁，算是一个“老姑娘”了。她结婚只是为了让父母高兴，为了符合社会的期望。出于这个错误的动机，她嫁给了一个错误的男人。1912年12月，爱丽丝在第18/19区的犹太教堂成为马克西米利安·乌尔巴赫博士（Dr. Maximilian Urbach）的妻子。

*

乍一看，马克斯[43]·乌尔巴赫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他出身于大家族，家里曾出过商人、医生和律师。1908年7月1日，他在布拉格获得“全科医学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儿科。[44]爱丽丝后来写道，马克斯之所以对她感兴趣，“是因为我是个家境良好、漂亮而富有的女孩。他想开一家诊所，这需要钱”。[45]

她从未解释过他们是如何相识的，有一种可能是西格蒙德去找媒人介绍的，这应该是一位忧心忡忡的犹太父亲最后的办法了。一旦说媒成功，媒人将获得一大笔佣金。媒人可以是男性或女性，重要的是他能找到门当户对的配偶。针对迈尔这样的中上层家庭，媒人会优先推荐律师和医生；毕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下嫁。未来的丈夫可以从这样的婚姻中大赚一笔。爱丽丝的嫁妆金额达到了8万克朗，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一个女仆一年的收入是100到300克朗，一个大学教授的年薪是8000到16000克朗）。[46]如果爱丽丝的婚姻真的是媒人促成的，那么迈尔一家完全有理由要求返还佣金，因为马克斯·乌尔巴赫并不像他假装的那样是个一本正经的女婿。他是个赌徒，而且有过很多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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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后来写了两个版本的回忆录——一个是给家人的比较详细的回忆录，一个是给自己的非常简短的回忆录。[47]在正式的版本中，她只用几句话提到了她的婚姻：“结婚七年后，我的丈夫去世了。我不想解释我当时的感受。这个故事的重点应该是我的作为和经历，而不是我的感情。”[48]在非正式版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为什么不愿多提。关于她与马克斯的婚姻，她写道：“我早有第六感。当我在婚宴上坐下来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哦，上帝，我做了什么！”可惜理智来得晚了几个小时。新婚之夜她迎来了一连串婚姻灾难中的第一个：“我的丈夫完全不知道如何对待一个单纯的女孩……他没有亲吻或爱抚我，全程只持续了几秒钟，然后他抽了一支烟就睡着了。我当时想，我必须履行我的义务，但我讨厌它。”[49]

无论是在秘密日记还是在官方记录中，爱丽丝都叫不出马克斯的名字。她总是以一种保持距离的、非常正式的方式称呼他为“我的丈夫”。她对他从未有过爱称，而这一点也有充分的理由。与马克斯的婚姻不仅在性方面令她失望，而且还导致她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

11岁时，爱丽丝随父母从利奥波德施塔特搬到了德布灵的别墅区。[50]“别墅区”被公认为维也纳最美的住宅区。这一带住着富有的商人和著名的艺术家。阿图尔·施尼茨勒于1910年在天文台大街（Sternwartestraße）71号买下一栋别墅，施尼茨勒的朋友、《小鹿斑比》（Bambi）的作者菲利克斯·萨尔腾（Felix Salten）也住在别墅区37号（萨尔腾后来为爱丽丝的小儿子提供了如何饲养兔子的建议）。[51]

总之，德布灵是个特别的地方，爱丽丝很喜欢自己的家。别墅的颜色是一种浓郁的黄色，也就是著名的“美泉宫黄”。所有的房间都很明亮，大花园里的苹果树枝繁叶茂，人们可以坐在树下看书。

婚礼结束后，爱丽丝不得不和马克斯一起搬到奥塔克灵区，在那之前她只是听说过这个区的名字。只有维也纳人才能明白，在1912年从德布灵搬到奥塔克灵（Ottakring）意味着什么。从地理位置上看，两个区相距并不是很远，但这两个区之间的社会鸿沟直到今天仍然难以弥合。

奥塔克灵与别墅区的环境有天壤之别。这里是一个拥挤的工人区，住房昏暗闷热。放眼望去没有黄色的别墅，也没有大大的花园，到处笼罩着一片单调沉闷的灰色。没有人种苹果树，在这片沥青的荒漠里也没有地方可以种苹果树。1911年，也就是爱丽丝婚礼的前一年，奥塔克灵地区曾因房租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而发生了严重动乱。从那以后，这里就被视为一个社会热点，对于像爱丽丝这样出身较好的女孩来说，这里肯定不是个理想的住处。尽管她的新家看起来宽敞舒适，但她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一定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爱丽丝在婚前也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搬到奥塔克灵。她只知道自己要嫁的是一个刚刚建立自己诊所、必须要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医生，但究竟是多么低的底层，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斯的病人几乎连房租都付不起，更不用说花钱看病了。但奥塔克灵唤醒了爱丽丝，让她看到了工人阶级女性的生活是多么艰难：

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一大家子只能共用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房间通常紧邻嘈杂肮脏的街道，厨房没有窗户。家庭主妇只能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做饭洗衣，身边围绕着孩子们。有时，当她们完全没有钱或孩子的父亲失业时，她们就会收留一个租借床位的人，让他在厨房过夜。这时，父亲、母亲和孩子们就得全部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无论他们中是否有人生病……结核病在维也纳蔓延，人们把这种疾病称为“白色死亡”。当然，那里也没有浴室或独立的厕所（只有7%的住房有单独的供水系统）。多户人家共用院子里的一个厕所。由于厕所和生活空间的拥挤，女人之间经常发生争吵，男人之间也经常打架。[52]

尽管爱丽丝所住的公寓条件要好得多，但奥塔克灵的悲伤沉闷还是让她感到抑郁。在这段时间里，唯一让她高兴的事情是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我一结婚就怀孕了，我很爱这个小家伙。他病得很重，但在我的照顾下恢复了健康……他魅力十足，是个很棒的儿子。”[53]

*

奥托出生于1913年9月，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十个月的时候。他生命中的第一年是他所经历的为数不多的和平年代之一。战争和动乱一直伴随着他——从维也纳到中国，从二战中的士兵生活到漫长的冷战时期，直到他去世。他父母的家里也始终笼罩着紧张的气氛。爱丽丝在她的秘密笔记中写道：

我婚姻的头两年并非完全不快乐。但后来战争爆发了，就没有机会再做饭了。从那时起，我丈夫每天晚上都去一家酒馆，在那里和一群人一起吃饭、喝酒、打牌……我和照看孩子的保姆待在家里，假装对这一切并不在意。但一个犹太男人怎么可以如此糟糕呢？我为自己做了这样一个错误选择感到非常羞愧，但我从未对任何人谈起这些。我能向谁倾诉呢？父母年事已高，也没人会去谈论夫妻间的丑事。[54]

比夫妻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马克斯赌博成瘾。正如阿尔弗雷德·波尔加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两种赌徒：“有些人赌博是为了娱乐，另一些人则是因为需要钱；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段时间后，第一类人也会变成第二类人。”[55]对爱丽丝来说，与马克斯结婚意味着她要与一个赌棍共度一生，并一点一点被他拖入经济困境。战争并没有使情况好转。爱丽丝的哥哥菲利克斯像迈尔家族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去了前线，而马克斯则被分配到后备军担任军医。[56]但这也意味着他不是去遥远的前线服役，而是就在维也纳。爱丽丝宁愿他去很远的地方：

我不记得我最终是如何再次怀孕的。当时我尽量避免怀孕，因为我觉得可能会生出一个因酒精而畸形的孩子。但我还是怀孕了，我丈夫说，我应该去堕胎，因为他有性病。因为有了孩子，离婚是不可能了。我们过着完全分离的生活，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57]

儿时的奥托

马克斯究竟得的是什么性病，爱丽丝始终不清楚，也不知道他是否在结婚前就已染病并隐瞒了病情。但有一点她是幸运的，那就是她和孩子都没有被传染。1917年11月，她的第二个儿子卡尔健康出生了，家人昵称他为“卡里”。“卡里”成了与他父亲完全相反的人：一个可爱的、乐于助人的男孩，他总是试图让身边的人快乐。然而，他所出生的时代是最不快乐的。

1917年10月，俄国爆发了革命，维也纳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社会动荡。饥荒和疾病肆虐，人们厌倦了战争。新皇帝卡尔一世还在试图背着德国盟友与协约国进行秘密谈判。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他再也无法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分崩离析。[58]

尽管每个人都渴望着战争结束，但最后战争以失败告终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爱丽丝那一代人曾经熟悉的、对明天的确定性突然间不复存在了。她的外甥女莉莉·巴德（Lily Bader）写道：“几天来，维也纳充斥着各种传言和骚动，但皇帝于11月11日退位仍然出乎人们预料。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他们已经统治这个国家600多年了。对我们来说，这件事就像月亮从天空中辞去它的职位一样奇怪。”[59]

只有两个儿子的名字还能让爱丽丝想起君主制：大儿子是以奥托·冯·哈布斯堡的名字命名的，小儿子则是以不幸的皇帝卡尔的名字命名的。他们两人都完全没有变成君主主义者，爱丽丝在1918年后也对美丽的茜茜公主的故事失去了兴趣。她已经认清了奥塔克灵的现实，这里并没有什么浪漫之处。

尽管皇帝一夜之间失去了权威，但无论怎样革命，犹太家庭的等级制度仍然存在。从以下关于保罗和埃贡·埃尔温·基施（Paul und Egon Erwin Kisch）的一件往事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18年11月12日，愤怒的记者、满怀激情的共产主义者埃贡·埃尔温·基施试图与赤卫队一起闯入《新自由报》（Neuen Freien Presse）的编辑大楼。他在楼梯间撞到了他的哥哥、《新自由报》的经济编辑保罗。保罗挡住了埃贡的路，问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埃贡？”

“你都看到了。我们要占领你们编辑部。”

“你们？你们是谁？”

“赤卫队。”

“你们为什么要占领报社？”

“因为报社是资本主义的堡垒。”

“别干傻事了，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保罗，你不了解形势的严峻性。我以革命的名义要求你让开。否则……！”

“很好，埃贡。我向暴力屈服。但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会给布拉格写信告诉妈妈的。”[60]

听到这一可怕的威胁之后，埃贡·埃尔温·基施便退缩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尽管《新自由报》确实曾被赤卫队短暂占领过。当时一些认识他们母亲埃内斯蒂娜·基施（Ernestina Kisch）的人发誓这件事是真实的。[61]

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也导致人们无法再买到匈牙利的廉价小麦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煤炭。维也纳人现在不得不去找农民进行易货交易。爱丽丝在她的正式版回忆录中写道：

我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喝过鲜奶，也不知道橘子是什么样子，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在没有配给卡的情况下买到面包……在战后的几年里，对食物的争夺变得异常激烈。按照官方规定，一切都还是限量供应的。那些买不起黑市商品的人就只能挨饿，或者冒险越过边境线，用最后的财产去交换食物——一件毛皮大衣换几磅黄油，一台相机换一些土豆。农民不接受钱，因为他们的钱已经多得花不完了，现在他们的家里摆满了各种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没人会弹的钢琴，穿不了的晚礼服，或者一些他们既不会去读，也理解不了的珍贵书籍。[62]

在战后的第一个冬天，维也纳的孩子们了解到，美国是一个与这里截然不同的、富有的世界。美国援助组织向他们提供了“美国施食处”。[63]演员莱昂·阿斯金（Leon Askin）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他后来描述了当时在维也纳普遍存在的躁郁情绪。学校因无法供暖而不得不关闭。孩子们在街上闲逛，常常连续踢几个小时的足球，以免自己被冻僵。谁都没有真正的球了，他们把废旧的布料卷起来，用铁丝缠住，叫它“废布球”。

虽然阿斯金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犹太家庭，但他仍然能够参与文化生活。在奥地利，食物是昂贵的，但文化活动人们还可以负担得起。为了节省灯光，剧院把演出时间挪到了下午，七点半就谢幕了。[64]但没有人介意这一点。最主要的是戏剧能让人们逃离日常生活。与莱昂·阿斯金一样，奥托也喜欢以这样的方式逃避生活。两人都对芭蕾舞剧特别着迷。在国家歌剧院，他们可以欣赏《小红帽》或安徒生的《红舞鞋》，把现实抛在脑后几个小时。

也有大人躲进了剧院，看完剧再凑些钱在咖啡馆度过一个晚上。对爱丽丝来说，与朋友们外出参加这些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事。

在我小的时候……如果没有丈夫的陪伴，女人是完全不可能去咖啡馆的。战争改变了这一切。食品、电力和取暖燃料的短缺使女人们也来到了咖啡馆。那里很温暖，她们可以打桥牌，喝咖啡替代饮品，用配给卡买一块小面包。一些男人对于女性的侵扰深感遗憾，毕竟咖啡馆曾是他们的地盘。[65]

但爱丽丝只是想尽可能地躲开她的丈夫。他们两人后来的共同经历只有一些灾祸：“1920年，他在牌桌上输了一大笔钱，逼着我卖掉了漂亮的钻石手镯来还债。就这样结束了。我想，此后他只活了一个星期，因为他死的时候，我手里还有钱。”[66]

那些钱应该维持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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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诗句由作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提供，他与爱因斯坦一样生活在普林斯顿。另见：弗里德里希·托贝格的《乔列什姑妈或关于西方衰落的轶事》（Die Tante Jolesch：od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in Anekdoten），1986年维也纳出版，第1、2部分（1975年首次出版），第288页。然而，爱因斯坦工作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没有这方面的书面记录。在此感谢该研究院档案员马西娅·塔克（Marcia Tucker）的大力支持，她为本书寻找许多其他资料来源提供了帮助。

[2] 出自菲利克斯·迈尔所写的《迈尔家族：从普莱斯堡到维也纳》（The Mayer Family：from Pressburg to Vienna），纽约，1960年，十页的机打手稿，迈尔家族遗物。

[3] 或者她后来在某一幅画中看到了这匹马，有许多绘画作品都把它描绘成了白马。

[4] 出自菲利克斯·迈尔的《迈尔家族》。另见乔治·高古什（Georg Gaugusch）的《历史人物记：1800—1938年维也纳的犹太上层中产阶级》（Wer einmal war：Das jüdische Großbürgertum Wiens 1800—1938）［《阿德勒纹章学及家谱学协会年鉴》第17卷（Jahrbuch der Heraldisch-Genealogischen Gesellschaft Adler，Vol. 17）］，第二卷L-R，2016年维也纳出版，2254页起。

[5] 爱丽丝后来认识了她的祖母托尼（安东尼娅），并将她描述为“真正特立独行的人”。另见：爱丽丝·乌尔巴赫的《迈尔家族的一些成员：1789—1957年》（Some Members of the Mayer Family，1789—1957）。出自《迈尔家族回忆录》机打手稿，1957年由爱丽丝·乌尔巴赫口述，查尔斯·兰德斯通（Charles Landstone）撰写，伦敦，1957年，迈尔家族遗物。

[6] 另见阿德尔海德·迈尔（Adelheid Mayer）和艾尔玛·萨姆辛格（Elmar Samsinger）著《好似天方夜谭：欧洲与东方之间的犹太纺织品商迈尔》（Fast wie Geschichten aus 1001 Nacht. Die jüdischen Textilkaufleute Mayer zwischen Europa und dem Orient），维也纳，2015年，第13页。

[7] 出自西格蒙德·迈尔所写的《维也纳犹太人：商业、文化、政治，1700—1900》（Die Wiener Juden：Kommerz，Kultur，Politik 1700—1900）。1917年维也纳出版，第5页。更多细节见他的回忆录：《一个犹太商人，1831—1911》（Ein jüdischer Kaufmann 1831—1911），柏林/维也纳，1926年。令西格蒙德引以为豪的是，由于他对犹太区的描写，他获得了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等作家的祝贺。另见西格蒙德·迈尔给阿图尔·施尼茨勒的信，日期不详，约1914年。阿图尔·施尼茨勒的遗物，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Literaturarchiv Marbach）。

[8] 西格蒙德·迈尔，《维也纳犹太人》，第4页。

[9] 西格蒙德·迈尔，《维也纳犹太人》，第10页。

[10] 西格蒙德对此写道：“根据法律，犹太人不允许拥有房地产。如果想买一栋房子，就必须让一个基督徒作为买主，并通过不可终止的用益物权合同及后续的抵押担保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这种担保通常是通过质押或其他秘密方式进行的。但即使有这些手续，犹太人当时也不可能在犹太区外的市区合法购买房子，不会有人产生这种想法，因为那里不允许犹太人居住！”西格蒙德·迈尔，《维也纳犹太人》，第6页。

[11] 西格蒙德·迈尔，《维也纳犹太人》，第4页。

[12] 西格蒙德对犹太区的描述遭遇了强烈的批评，尤其是来自犹太教正统派的批评：“（西格蒙德·迈尔）是典型的同化论者，从他对普莱斯堡犹太区的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那里的犹太生活的感受是冷冰冰的，尽管书中其他部分的描写引人入胜。”引述于《犹太报：为正统派犹太人利益发声》（Jüdische Presse：Organ für die Interessen des orthodoxen Judentums）。第17/33期，1920年11月，第5页。

[13] 西格蒙德·迈尔，《维也纳犹太人》，第3页。

[14] 出自爱丽丝·乌尔巴赫的《旧世界与新世界：爱丽丝·乌尔巴赫太太的个人生活故事》（Old World–New World：The Personal Life Story of Mrs. Alice Urbach），25页的机打手稿，1977年，第2页，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遗物。

[1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他的母亲奈莉（Nelly）与迈尔一家有亲属关系，因为她称西格蒙德的弟弟阿尔伯特为“舅舅”。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写的《危险时代：20世纪的一段生活》（Gefährliche Zeiten：Ein Leben im 20. Jahrhundert）， 慕尼黑，2006年（英文第一版于2002年出版），第19页。然而，阿尔伯特似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舅舅（信息来源：米夏埃尔·利夫尼）。

[16] 出自鲁道夫·阿格斯特纳（Rudolf Agstner）撰写的《埃及的三家维也纳百货公司的故事：迈尔、施泰因和蒂灵的东方冒险》（A Tale of Three Viennese Department Stores in Egypt：The Oriental Adventures of Mayer，Stein and Tiring）见：《建设报》（Aufbau），第9期，1999年4月30日，第12页。

[17] 迈尔公司排名第828位，但其联合创始人西格蒙德在一年前已退出。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是“皇室、高级贵族、退休人员、银行家”，此句见罗曼·桑德鲁伯（Roman Sandgruber）著《百万富翁的梦幻时光：1910年最富有的929名维也纳人》（Traumzeit für Millionäre：Die 929 reichsten Wienerinnen und Wiener im Jahr 1910），第11页。关于迈尔家族的部分见第400页。

[18] 1900年后卡尔·卢埃格尔成为维也纳人的偶像，被其追随者称为“der schöne Karl”（英俊/漂亮的卡尔）。

[19] 引述于迈尔和萨姆辛格合著《好似天方夜谭》，第99页起。

[20] 他为《新自由报》写稿40年，与卡尔·克劳斯等人为敌。1903年，《新自由报》刊登了西格蒙德的演讲《维也纳犹太人的财富》（Der Reichtum der Juden in Wien），他在演讲中驳斥了关于“犹太人占有的国家财富多于基督徒”的说法。犹太记者卡尔·克劳斯尖锐地反驳说，富有的西格蒙德·迈尔却大肆宣扬这种理论，这特别荒唐。出自卡尔·克劳斯主办的杂志《火炬》（Die Fackel），第131期，1903年2月，第22页。

[21] 出自爱丽丝·乌尔巴赫的《旧世界与新世界》，第5页。

[22] 1897年8月28日，《时代》（Die Zeit），第12卷。（《时代》是奥地利的一份报纸，从1894年到1904年每星期六发行。）

[23] 赫茨尔（Herzl）于1904年去世，他的遗体在1949年从德布灵转移到以色列。而西格蒙德则留在了德布灵公墓。

[24] 爱丽丝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姐姐有：阿诺德·迈尔博士（1862—1926）、西多妮·罗森伯格（1865—1942）和卡罗琳娜·洛维特［后改姓为弗莱施纳（Fleischner，1866—1942）］、西格弗里德·迈尔（Siegfried Mayer，1869—1923）。此外还有一个加布里乐·迈尔（1872—1876）。

[25] 她生于1850年8月12日，死于1921年4月17日。

[26] 出自爱丽丝·乌尔巴赫的《旧世界与新世界》，第4页。

[27] 出自爱丽丝·乌尔巴赫70年代的采访录音，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遗物。

[28] 出自爱丽丝·乌尔巴赫的《旧世界与新世界》，第4页。

[29] 出自爱丽丝·乌尔巴赫的《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6页。

[30] 出自爱丽丝·乌尔巴赫的《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4页。

[31] 弗里德里希·托贝格说，一个“经营得当的家”有助于改善丈夫的职业前景。出自托贝格的《乔列什姑妈》，第64页。

[32] 出自托贝格的《乔列什姑妈》，第25页。

[33]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3页。

[34]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The World of Yesterday： Erinnerungen eines Europäers），1978年法兰克福出版（1942年第一版），第88页。

[35] “有一本日记被发现了，正好是最后一本［关于埃米莉（Emilie）的］。父亲大发雷霆。”1879年3月18日，阿图尔·施尼茨勒16岁时的日记。引述于彼得·盖伊（Peter Gay）的《阿图尔·施尼茨勒博士的时代——19世纪的内部视角》（Das Zeitalter des Doktor Arthur Schnitzler. Innenansichten des 19. Jahrhundert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2年，第21页。

[36]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3页。

[37] 托贝格，《乔列什姑妈》，第17页起。

[38] 路德维希·赫施菲尔德，《维也纳：导游手册没有告诉你的事》（Wien：Was nicht im Baedeker steht），慕尼黑，1927年，第241页。

[39] 西多妮19岁时嫁给了尤利乌斯·罗森伯格，后者于1849年11月13日出生于特梅斯瓦尔（Temesvár），1938年8月去世。1910年，他们住在第九区的塞尔维滕路（Servitengasse）13号。见维也纳犹太人社区的登记簿（有一些日期错误）以及网站：https://www.geni.com/people/Sidonie-Rosenberg/6000000024633195072

[40] 虽然洛维特于1883年自己创办了书店、旧书店和出版社，但得到西格蒙德的支持后，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41] 卡罗琳娜于1887年与理查德·洛维特结婚。在这第一段婚姻中，他们的儿子弗里茨·洛维特（Fritz Löwit）于1890年出生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摆脱了资产阶级的背景，成为一名热血的共产主义者。家人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是他1942年为布加勒斯特（Bukarest）的一家共产主义报纸工作。卡罗琳娜的丈夫理查德·洛维特早在1908年就去世了，于是卡罗琳娜卖掉了出版社，出版社继续以“R.洛维特”为名，但此时它属于新的犹太主人迈尔·普拉格（Mayer Präger）博士。1938年9月，“功勋卓著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埃里希·兰德格雷布（Erich Landgrebe）接管了公司。迈尔·普拉格在“德奥合并”之后不久被捕。关于这一点，见默里·霍尔（Murray G. Hall）与克里斯蒂娜·科斯特纳（Christina Köstner）合著的《“……国家图书馆要掌握的各种东西……”：纳粹时期的奥地利制度》（“... allerlei für die Nationalbibliothek zu ergattern…”： Eine österreichische Institution in der NS-Zeit，维也纳，2006年，第111页）。迈尔·普拉格于1942年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42年11月3日被杀害。另见伊丽斯·帕夫利琴科（Iris Pawlitschko）撰写的《维也纳的犹太书店：1938年到1945年间的雅利安化和清算》（Jüdische Buchhandlungen in Wien：Arisierung und Liquidierung in den Jahren 1938—1945，维也纳大学硕士论文，第97页起）。1913年，卡罗琳娜嫁给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金属制品生产商马克斯·弗莱施纳（Max Fleischner），他是皮克与弗雷施纳公司（Pick und Fleischner）的合伙人。关于这一点见菲利克斯·迈尔所写的《迈尔家族》。

[42] 这段叙述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就连西格蒙德的家里也庆祝圣诞节。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7页起。

[43] 即马克西米利安。

[44] 《布拉格日报》（Prager Tageblatt），1908年7月3日，第4页。

[45] 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非正式回忆录，由卡特琳娜·乌尔巴赫保管的爱丽丝·乌尔巴赫遗物。

[46] 见罗曼·桑德鲁伯著《百万富翁的梦幻时光》，第16页。

[47] 正式版本的标题是《旧世界与新世界》（Old world－New world），非正式版本只有十页。

[48]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5页。

[49] 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非正式回忆录。

[5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格蒙德·迈尔与其家人在德布灵区内搬了三次家。他的地址先后是：卡尔-路德维希大街（Carl-Ludwig-Straße）77号，兰纳大街（Lannerstraße）12号和林内广场（Linnéplatz）5号。

[51] 出自萨尔腾给卡尔的信：“亲爱的卡里（即卡尔）·乌尔巴赫，我写这封信并用特快专递寄出，是为了你们的小兔子。它必须有新鲜的生菜叶，新鲜的卷心菜，新鲜的小的或大的胡萝卜……所有的食物都得是新鲜的，没有经过人手加工，没有经过清洗，完全自然生长出来的。重要的是：每天都有新鲜的、新的食物，尽可能变换不同的品种。除了喝水之外，最重要的是：不要打扰小兔子，少去抓它、抱它或带着它到处跑，确保它能自由活动。如果你们成功地把这个小家伙养活了，我就做了一件好事。菲利克斯·萨尔腾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出自卡尔·乌尔巴赫的遗物。

[52]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6页起。

[53] 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非正式回忆录。

[54] 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非正式回忆录。

[55] 引述于弗里德里希·托贝格《乔列什姑妈》，第92页。

[56] 1909年，马克斯在服兵役前的体检中被列为“不适合服役”，但在1917年被列为“适合服役”。在档案中，他被称为儿科医生。见奥地利国家档案中的战时后备军花名册：马克斯·乌尔巴赫，索引号AT-OeStA/KA Pers GB，维也纳第九卫生队。

[57] 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非正式回忆录。

[58] 关于这些努力，可以参见卡琳娜·乌尔巴赫的《希特勒的秘密帮手：为权力服务的贵族》（Hitlers heimliche Helfer：Der Adel im Dienst der Macht），达姆施塔特（Darmstadt），2016年，第153页起。

[59] 莉莉安·巴德（Lillian M. Bader，即爱丽丝的外甥女莉莉·巴德）《一次生命是不够的：一个维也纳犹太女人的回忆录》（Ein Leben ist nicht genug：Memoiren einer Wiener Jüdin），2011年维也纳出版，第189页。

[60] 托贝格，《乔列什姑妈》，第29页。

[61] 赤卫队强行出版过一期特刊，然后又撤出了报社。弗朗茨·恩德勒（Franz Endler）是质疑这段历史的人之一。来源：弗朗茨·恩德勒所著《两次战争之间的维也纳》（Wien zwischen den Kriegen），1983年维也纳出版，第20页。

[62]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第1、5页。

[63] 莱昂·阿斯金，《平静与探寻：戏剧中的主角与反派，透过莱昂·阿斯金的眼睛观察舞台上下》（Quietude and Quest. Protagonists and Antagonists in the Theatre，on and off Stage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Leon Askin），莱昂·阿斯金，里弗赛德（Riverside），1989年，第41页。

[64] 莱昂·阿斯金，《平静与探寻：戏剧中的主角与反派，透过莱昂·阿斯金的眼睛观察舞台上下》（Quietude and Quest. Protagonists and Antagonists in the Theatre，on and off Stage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Leon Askin），莱昂·阿斯金，里弗赛德（Riverside），1989年，第41页。

[65]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5页。

[66] 爱丽丝·乌尔巴赫的非官方回忆录。在她的官方回忆录中她为她的孩子们美化了他的死亡：“我的丈夫身体并不强壮。他日以继夜地医治那些贫穷、营养不良的人，压力和忧虑导致了他的早逝。” 爱丽丝·乌尔巴赫，《旧世界与新世界》，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