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刚自恃有功于国，对村里的事总是看不习惯。经常口无遮拦地妄加评论乡村经济的开发和发展。说什么，掠夺性经营必将导致毁灭性灾难。还说要写文章向媒体投稿，让全社会都来关注此事。余道明数落了他好多次：“就你有忧国忧民的意识？我看，你是杞人忧天！上帝第一次灭世，洪水抛天，人还不是都逃出来了？什么毁灭性不毁灭性，未必就把你一家给‘毁灭’了？天塌了还有长子撑着，何必要你独去操那份闲心？一只跳骚翻不动一床被子。弄好了，保住的资源是国家的，是集体的，是子孙后代的。你又能享用多少？弄不好，得罪人却是你！你出那无益的恶人头不值得。人家会记恨你一辈子。到那时，人家明里暗里报复你，你还蒙在鼓里！常言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说起来你是坚持正义，可实际上你却在给自己树敌。不要说白进财搞木材加工厂是办了手续的，是合法的。去年，我们村遭那么大的灾，上面给我们村拨的两万斤救灾粮，白进财全部卖给酒厂，村民一粒粮也没见到，村里还不是没饿死人？村里摊派那么多钱，硬行要求村民集资改建村小学，收起来的钱呢？一个教学点，原先还有七八个孩子一二年级挤在一起上复式班。现在呢？一个民办教师几年没拿到报酬，撂挑子不干了。原有的几张三条腿桌凳干脆被人偷去烧柴火了。教学点也就顺势撤了。正好无须追查村民集资办学款的去向了！别以为你在部队学了一点文化，动不动就拿什么‘法律’什么‘理论’来招人厌恶，也抵不上一个村干部如今能点石成金的权利。”
“你不也曾经有过权力吗？”少刚反唇相讥。
“身稳口稳，处处安身。村上的事务没轮着你管，你就少插言。——落得清闲不安守，硬要把挂在墙上的葫芦取下来挂在脖子上。有自在太阳不晒，却把牛尿往身上浇一身骚！”父亲有些激动了。
“大路不平，众人踩修。幸亏你退下来了。要不然，在父老乡亲跟前，你仍然是个罪人。”
“我半辈子的事，向乡亲们还说得清白。”老支书说。
“就算你做了十几年清官，可毕竟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轻’官！”
“好了，好了！我们这一辈人没用，已经是螃蟹的眼睛，定神了。往后就看你们的了！”老支书站起身，打着呵欠捶着腰走开。
少刚见父亲挂起了“免战牌”，自己也只得闭了口，进屋去睡觉了。
全省开展经济普查工作，按照上面的要求，乡村干部不敢坐在家里做表。他们必须深入农户调查摸底。不仅工作量大，而且要求村干部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乡政府考虑到白进财基本不识字，只达到扫盲的程度，一个有文化的村文书万晓琴才上任没多久又被乡政府挖走了。在朝阳村突击完成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困难。乡政府便请余少刚临时协助支书白进财填写表册。白进财误以为乡政府又给他们村上了一个村干部。一个沉重的包袱无形地压向白进财，心头像被乱麻缠裹着撕拉不开：余少刚无论是政治资质还是文化素质，都是对白进财村支书职位的莫大威胁。
余少刚像鸡群中的一只鹤，鸡鹤混群，注定它们不可能融洽相处。鹤看不起鸡，鸡更妒嫉这异类的鹤。
各村的村文书，包括临时请的余少刚，都会聚在乡政府小会议室整理普查资料，把在下面调查得来的重要数据誊抄过录到正式表册上。这些表册，汇总到省里要上计算机的。填写要求非常严格。所以，遵照上级指示，乡政府特别安排了副乡长石厚能担任普查指导员。
指导员没有具体事做，就拿了一沓报纸打发时间。为了对工作认真负责，偶尔也拿起普查员的表册过目一下。石乡长拿着余少刚的表册研究了一会，倒也没发现有大的毛病，可总感觉多少有点别扭。石乡长突然问余少刚：“你上过高中？”
余少刚一时不明白石乡长的问话意图，红了脸，指着表册上“普查员基本情况·文化程度”栏说，“是的。”
“既然是高中文化程度，怎么还不会写自己的姓名呢？你看，余少刚的‘余’字你都舍不得把下面的‘未’写出头！”
村文书都齐刷刷抬起头来看脸胀得通红的余少刚。有的人走过来接过表册仔细看。普查员“姓名”栏的确填写的是“余少刚”三个字。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乡长说错，大致就是错的。
余少刚想争辩，嘴唇嘬了几下，硬是把话忍了回去。他跑到文书办公室里，把小李的《新华字典》拿来，翻到有“余”字的那一页，便莫名其妙地叫嚷道：“你们来看《字典》，这哪是我‘舍不得’把余字写出头呢？是编字典的不按石乡长的意图编嘛！”
大家都抢着字典看。石乡长也放下手里的报纸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笑道：“不出头的好！枪打出头鸟嘛。”随后，一下午他都没进会议室来指导工作。
一个人，文化程度高低与他的心机度才并不是成正比的。白进财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他的心机却颇深。相比之下，余少刚反显得憨厚、刚直，凡事想到就说，说过就算了，从来不把它放在心里搅来拌去的。白进财在开群众会的时候，趁着人多时，对余少刚开玩笑说：“有人说你最近患了夜游症啊？听说外面又停矿了，外出打工的人都在往回赶。小心人家把你逮住了，村支部却调解不了风流纠纷哟！”
余少刚也就随口便答地笑道：“那你就把后门锁紧些。”
“哈哈，我那黄脸婆长得丑，送给你都不要。”
山里人见面开玩笑，相互在嘴上占些便宜，本是平常不过的事。不想没过几天，整个万佛寺都遍地乌鸦乱叫起来：谁家女人凉在屋外凉竿上的裤衩、胸罩被人在夜里偷了。而且，连续几夜，村里还有几个女人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小偷所为。还有的女人半夜里睡得正酣，猛地里被一阵哐啷哐啷推搡门板声惊醒。女人在屋里大声问是“谁？”门外却又寂静无声了。过一会儿，女人正要迷迷糊糊入睡时，门又被人搡响了。还伴随着似牛喘气声。这不像是闹鬼，分明是男人焦急、激动的喘息声。吓得女人再也不敢睡了，眼睁睁等到天亮。出来查看时，门口还留有重重叠叠的大脚印。再到了晚上，女人不仅插死了门闩，还用木梯子把门撑住。门背后备了菜刀和火钳。一时闹得人心惶惶。
难怪政治家们都把舆论工具看得同生命一样重要的。心理暗示或者说舆论导向，有时却有着非常神奇的效应。村民们自然都联想到白支书对余少刚开那个玩笑并非空穴来风。一时，村里人都以疑邻盗斧的眼光来看余少刚，而余少刚还蒙在鼓里浑然不觉。
余道民原是外来户。他两岁半死了娘。四岁时，父亲又死了。外婆收留了这个孤儿。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五年，外婆也死了。
外婆在世的时候，余道民读了两年私塾。什么《三字经》、《百家姓》都背得滚瓜烂熟，可就是不认识那上面的字，更不要说会写了。舅舅是个武大郎式的缩头乌龟，木讷，呆笨。外婆一死，舅母便是出了笼子的母老虎。余道民就唱不成仰天书了，给他舅母放牛！太阳出来太阳晒，下雨了雨淋。到了晚上就在牛栏里同牛睡。牛肚子比舅母的脸色暖和多了。几年来，他没吃过一顿热饭。晚上回来柴背少了还得挨舅母的打骂。十一岁的时候，他把舅母的牛赶下悬崖摔死了。
余道民摔死了舅母的牛，不敢回家，就盲目地逃跑。逃了几天几夜，又吓，又饥，又累，脚也跑肿了。本来就跑不动了，再遭到几条狗的围攻，他便倒地昏了过去。
也算余道民命大，被一个流浪卖艺的汉剧班子救起并收留了他。从此他唱起了汉剧，流落到白沙县。
他先是唱旦角儿。唱红了，遭了其他戏班子的妒嫉。人家借慕名拜师为由，在酒水里暗放毒药，余道民哑了十多天的口，破了嗓子。他伤心欲绝，痛不欲生。还是班头也是他的恩师连骂带劝，教他改唱花脸。他又振作了起来。幸亏基本功扎实，不几年又唱红了。而且，名气越来越大，可是，旧社会的艺人名气再大也只得在街头卖艺。
余道民来到万佛寺，无亲无故，上无片瓦遮身，下无寸土立足。吴子钦是个迂腐透顶的小学教师。据说，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县师爷，职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工作人员。说话总爱酸溜溜的半文不白：整天“寂寞岁月”，“孤独春秋”，“风烛残年”地哀叹。什么“潜龙勿用”啦，什么“履虎尾”啦，还有什么“见南山”啦，成天自言自语地讲着鬼话。人都嘲笑他半疯半癫。都担心他把孩子们将来都教成了请神驱鬼的道士。后因患忧郁症，拖了半年死了。
吴子钦丢下老婆孩子不管了，但活人还得好好的活下去。女人带着大麻儿吴世权和小麻儿吴世利两个孩子，日子过的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经好心人的撮合，余道民就挑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女人怀上了余道民的孩子，直到吴子钦的遗孀怀上了刚儿，他们才想到要办张结婚证。一张结婚证就是一把锁；锁住一个女人，也就锁住了这个家。
余少刚出生的时候，他的两个隔山哥哥大麻儿才七岁，小麻儿还不满四岁。
那时候，两个孩子突然生病了，几天高烧不退。女人用三支筷子立水碗，问是哪个死鬼多了嘴。筷子在水碗里立不起来，几个死了的先人都不承认。还是文仕陟见了，说孩子可能是出疹子，用中药表一表看怎么样！指点了几样单方儿让试一试。女人在山上挖了些葛根、升麻之类，给孩子熬些汤喝了，孩子出了一身水痘儿，脸上就留下了许多麻坑，就像刚抹过水泥灰浆的地面儿又打了一些雨点子。
为了讨好大麻儿和小麻儿，余道民表演一段《时迁盗鸡》滑稽剧。他刚来这个家的时候，两个孩子躲得远远的对他怒目而视。而现在，不管他有多么疲乏，一进门，两个小家伙就像猴儿似的一左一右缠住他不放，甚至惹得孩子的妈妈也忍俊不禁。
余道民从小以卖艺讨口，哪里接触过种地？农活一样都不会干。大集体干农活，几十个男女老少排成一条线。两边各站一个懂行的好劳力，控制着两端，既掌控着行进的秩序，又起到相互督促的作用。整体行动起来，就像拉锯似的，一个波浪锯过去，一个波浪锯过来。夹挤在队形中间的人就只能随波逐流。
余道民当然是夹在队形中间的。可他不懂得随着锯波移动。锯波往左浪，他阻碍着右边的人；锯波往右浪，他又阻碍了左边的人。而且，干活时，总把裤腿绾得老高，裸着毛茸茸的腿。当地人个个都是庄稼把式，见他这个样子就不顺眼。当锯波浪起高潮的时候，排在余道民左右两边的人相互挤眉弄眼的向开一让，堵住并制约着别人顺坡往上冲，冲到一定的高度，再往中间一挤，一收，就给余道民关一个大大的“葫芦”。这时，搞恶作剧的人就站在高处大声吼叫：“发狠啊，老余！”别人都借着歇息的机会，嘲笑他一个人还在拼命干活。更有半吊子楞头青年故意挖动大土疙瘩滚落下去打他的腿，他也不晓得避让一下。打着了，他痛得牙巴骨一呲，揉几下痛处，又埋头继续干他的活。
余道民对于农活是一窍不通，干任何事都很笨拙，但他心里明白：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就要学会忍受什么样的煎熬。他懂得上善若水的道理。水，从土里渗出来，从石缝里挤出来，再经过多少曲折和坎坷，才流入江河，奔入大海。逆来顺受，看起来窝囊，实则是深藏不露，大智若愚。一些柔软无骨的动物总能在狭窄的夹缝里生存。
女人不识字，淳朴善良到几近愚昧的程度。但她有一种能耐：即便家里没有一根柴禾，没有一粒粮食，有了她，家里照样有生气。她认识山里几十种能吃的野草和树叶。她从小就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女人给吴子钦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又给余道民生了一个儿子，真是令人喜出望外。少刚的出世，是他们夫妻的一切希望之所在。少刚得到的宠爱自然要比两个同地不同天的隔山哥哥要多得多。
余道民啥都不会做，所以家里的活他一点都插不了手。天亮就去队长院子里等候派活路；天黑夜深了，等记工员记上了他的8分工日才回家。
下雨天，别人都割些葛藤锤成葛绒编草鞋，砍棵竹子劈成篾片儿编条背篓系襻儿，或砍根木棍儿削个锄头把柄。这些，余道民都不会。他只会唱几句戏。可在家里唱戏不能当饭吃，而且唱戏又有讲究：没有乐器配合唱不出来，没有好心情也唱不出来。有一次，会几句皮影戏的文士陟悄悄来拜访他，两个人的戏路不一样，唱不到一块儿去。“文士陟的戏，不看不怄气。敲的破破锣，唱的嘶声气。吃了生板栗，尽放响雷屁！”尽管皮影戏是民间快要失传了的艺术瑰宝，可文士陟耍戏的水平，听了这几句顺口溜，大概就不敢恭维了。况且，文士陟有个毛病：唱戏一用劲儿就要放屁，往往是上下一齐凑热闹。看戏的人就笑得流眼泪。文仕陟还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是自己把观众引入了剧情中，更是上下卖起劲来。人都说他唱的是屁眼儿戏。
文仕陟的“屁眼儿戏”又是用方言土语演唱的，在余道民的眼里，属于下里巴人的东西。再说，文士陟的嗓音嘶声呱气，像才开始打鸣的仔公鸡报晓。更可怕的，是文仕陟自编一些言辞敏感的段子来发泄心中的愤懑。无异于顶着油锅舞狮子。余道民开口就是“二黄”、“西皮”，文仕陟又听不懂。文仕陟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唱了一段《蔡鸣凤辞店》（大概就是现代黄梅戏《小辞店》的蓝本吧），当地人打丧鼓也用四平调唱过。而余道民的《祭东风》、《空城计》、《追韩信》、《铡美案》等，文仕陟从来就没听说过。
不管是文仕陟的下里巴人也好，还是余道民的阳春白雪也罢，总而言之，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只有在没外人的安全场合，才敢用烟袋锅子敲着板凳哼唱几句。
文仕陟的皮影大众化，雅俗揉杂。看的人也还是有的。但大多数都是借光看模混儿，可又有几个人花钱请他？早先的时候，有钱人祝寿，请一出《五女拜寿》，讨个彩头儿；或者天旱久了，村民凑份子请他耍一场《哪咤闹海》以震慑龙王，他才挣得几升苞谷。其他时候是没人请的，也请不起。更何况现在谁还敢贩卖这些封建流毒！所以文仕陟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每逢青黄两不接的时候，往往是吃罢早饭无晚饭。东家赊西家借，拉下新账还旧账，挖了南墙补北墙。人家见了他就绕道走。不是怕沾了他的穷气，而是怕他缠住借粮度光阴。借了粮吃了又无抵货。到后来，去向他讨账，他就五尺长一个，啃他脑壳光骨头，咬他屁股喷屎臭！三年缝了一条白洋布裤子，用锅墨染成灰色，有皮影子耍时，文仕陟穿；他老婆回娘家走亲戚时，他老婆穿。当然，还是文仕陟穿的时候居多。长年累月时间久了，两边屁股蛋都磨穿了窟窿。两膝盖也露出了灰褐色的腿肉。他老婆给稻田里撒化肥时，向队长讨要了一条尿素包装袋。那袋子是尼龙料，比白洋布结实多了。老婆用这尼龙袋把裤子的前后窟窿补了，再用锅墨染一染，基本上看不出是新还是旧的。可是穿了一段时间后，锅墨磨掉了，问题也就出来了：不仅分明能辨清是四块补丁，而且还能辨清大腿前是“日本株式会社制造”，屁股后有“保证含氮量46%以上”的承诺。人又都说文士仕陟穿的是条进口裤。
文仕陟虽然穷，但他穷得光荣。他是沙坝坪的贫协代表！那时，生产队的一个贫协代表比后来的一个县人大代表政治威望都高。而且，文仕陟还有一手好锄把子。他闭着眼睛锄草，不仅伤不着禾苗，还超越在别人的前面。这些都是余道民没法比的。尽管余道民瞧不起他的戏，所以也不敢怠慢他。
文仕陟又是有些搞场的人。不像余道民，胆小怕事不说，脑袋里面像是河床石，水都冲不翻身。人家是穷则思变，余道民是一穷就死了门路，还硬给自己的无能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是“君子固穷”！
在大集体干活，中午休息一小会，余道民的女人送饭来了。看管人员让他们休息一会儿。余道民接过女人手里的木食盒子（女人向漆匠讨要的收集过生漆的木制器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着吃着就放慢了速度，用筷子敲敲食盒子，然后停下来，拨弄着数点剩下的鹌鹑蛋大的嫩土豆泡儿：“大麻儿两个，小麻儿，也是两个。刚儿小些，给他四个。还剩三个是你的。”他把食盒递给女人，女人推着他的手，说“下午时间还长呢，我还没想到晚上吃啥东西的办法。”
“吃饱了。”他起身走开。
“老余，吃的啥子好肴货儿？”看管人员走近去看他女人手里的食盒。
“蛤蟆衣汆洋芋泡儿。”余道民老婆有些不好意思。“蛤蟆衣”就是车前草的叶子。车前草喜欢生长在沟旁道边，叶片总是穿满麻点似的小孔，像癞蛤蟆的皮。
“老余，来一段！”
“早忘光了。”余道民支支吾吾地不肯唱。
“老余，你唱了，下午免你的义务工。不然，明天再加罚你干一天。你唱，还是不唱？”
“好久不唱了呢，唱不好你们不要笑。”余道民顺手捡两截竹棍儿，一根竖在大腿上，另一根横放着。只见他偏仰着头，眯着眼睛，手配合着嘴，嘴里模拟着二胡的音韵，“底格儿郎里郎格儿底......”摇头晃脑地入了境界：“临行~，喝妈~啊，一碗酒！”那滑稽的样子惹得人差点笑岔了气。
“先说过，唱不好你们不要笑。笑了我就不唱了。”余道民起身干活去。大家也都笑着散开。
余道民的工分低、工日少，队里分给他家的粮自然就少些。每次分粮，都是大麻儿和小麻儿用挎篓去背。下了几天连阴雨，队里分苞谷，两个孩子背着挎篓等到天黑了才轮到他名下。人又小，泥路又滑，黑麻咕咚的雨夜又点不燃火把。回家的时候，大麻儿摔了一跤，一挎篓苞谷籽，在路边坡地里倒去了一大半。母亲心疼不过，抽取竹枝条就打两个孩子，打得他们像跳花绳。说“娘老子一年才挣得这点东西，让你两个败家子一下都糟蹋了，看你们明早喝西北风去！”，两个孩子晚饭也没吃，伏在灶台上哭了半夜。第二天，他俩就去队里干活。大麻儿每天三分工，小麻儿只有一分半工。这样，他们一家三口同时出勤，可顶人家一个壮劳力的工日。
第二年，全面抽调民工上三线，大麻儿和小麻儿也在其中。走的那天，天没亮，母亲把四个鸡蛋煮熟了，放进他俩的衣袋里。又把仅有的半升苞谷粉子筛出大半碗细面，烙了几个饼儿。准备好了，就一个人站在门口抹眼泪。两个儿子见了，也跟着哭。孩子出门的时候，给继父老儿打招呼，余道民装做睡着了，故意把呼噜扯的山响。
前房的两个儿子出了门，家里少了两张吃饭的嘴。余道民仍然是一天8分工。下雨天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拌有薄荷叶子的蓝花烟。刚儿也九岁了，卞老师来了好几回，“请”小家伙去上学。因为没有裤子和鞋子穿，吃饭也没保障，靠剜野菜度日，现在还没法去。整天跟在妈妈屁股后面遍地里挖蕺耳根（鱼腥草）。挖回来的蕺耳根洗干净了，剁碎，掺几把苞谷面蒸熟，山里人管它叫蓑衣饭。刚儿见了这种饭就哭。他怕吃那种麻唧唧有药腥味的饭。母亲没有别的法子，骂他“叫花子还嫌饭馊？——挑食就饿死你！”一边骂，自己的眼睛就红了。就转移话题，数落余道民没能耐，数落自己命苦，嫁了几个男人都是窝囊废......
刚儿是想上学的。吴子钦曾教过书的义学已改成朝阳教学点了。现任教师是卞绍华。学校是三间土墙瓦房。阶沿砍下是一个大操场坝。原先在学校房檐下吊的一张破薅锄如今也换成了铸铁铃铛。铛铛铛铛，铃声急骤地响过，学生全进了教室；铛啷~，铛啷~，舒缓悠扬地响几声，学生就像受惊的蜜蜂一般从教室里飞跑出来，十几个人在操场坝里去抢一个像南瓜似的东西。刚儿远远的站在对面的土包上痴呆呆地看，羡慕的不行，晚上做梦就去学校抢那能腾跳飞飘的南瓜去了。
为支援三线建设，队里精壮男子抽走了大半。剩下的大多都是些老弱病残，以及妇女等辅助劳力。大队又抽调了一部分人进山开荒建药材场，队里能出工的劳力就更少了。为了不使队里的土地抛荒，队长一家一户地搜集劳力拼命地种，却不顾后面的锄草和追肥。从清明前就开始播种苞谷，直到小暑了还在往地里抛苞谷种。先前种的苞谷苗一簇一簇的火把拢，长的像高粱苗，后面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种。结果，苞谷禾秆从草里挤出来，长有小指头粗，半人高。大半空秆不背“娃”。随后跟上来的禾秆没来得及抽天花就迎头一夜霜。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戳队长的脊梁骨：“当了那么多年的干部，越干越堕落，成了草中的斑鸠，分不清春秋。”
这一年算是白忙活了。
转眼到了腊月。晚上记完工分，大家准备点火把回家时，会计宣布：领票！
大家都退回来站着，安静了。会计翻开花名册，说：“先莫急，坛子喂猪，一个一个地来！白德运，您儿子上了大学，户口转走了，您家只能按四口人算。布票，人均八尺，四八三丈二。棉票，二斤四两。糖票，户均一斤。煤油票每月四两，全年四斤八两。来，捺手印。肖明智，肖老大来了没？下一个......”
全队三十多户人家都点名了，尽管有几户没到场。到了最后，还没听见点余道民的名字。等人走得差不多了，他问会计：“有多余的没有？娃儿都快十岁了，还没穿过裤子呢。唉！他娘也该换条裤子了。”
会计：“这都是按人头分配的，一颗钉子靠一个眼眼儿，哪里还有多？——你们外来户没有造册报上去。”
余道民：“就算我一个人是外来的，可刚儿他娘却不是飞来之鸟，浪来之沙！娃们和他娘是有户口的。”这是余道民在万佛寺十多年来对别人说的口气最硬的话。
会计懒得搭理他，把花名册装进弹簧夹子里起身走了。
余道民也只有怏怏不乐地走了。
接着分过年粮。
这年，队里缺劳力。队长只种不注重管理，指挥生产失误，导致主产粮食——苞谷歉收。把公粮一交，来年籽种一留，储备粮再入库，轮到分给村民的粮食就少得可怜了。况且，大多是剩下的下脚料、扫场籽儿。工日挣得最多的，也才分得八九十斤毛粮。回家把霉烂、杂质筛选掉，又要折十好几斤。
分给余道民二十八斤苞谷，三十二斤黄豆。黄豆有不少是烂的，皴满裂纹，像肿涨的老鼠肾。
正好队里摔死了一头牛，余道民也分得六斤牛腔子骨。还有一抓啦牛下水，那是别人都嫌脏，丢弃不要了的。余道民是狗子吃牛屎，只要堆堆大就好。
总算在腊月里有几顿饱饭吃了。当然，每餐饭是少不了掺些野菜野草的。穷苦人的日子细水长流，粒粒粮食都得精打细算。六斤牛排骨，剔除了骨头，估计还有二斤肉。女人将它焯了水，用篾丝儿串起来，挂灶头熏干了，放着第二年青黄两不接时，可是救命的好东西。牛下水就不用收藏了，掺些黄豆和萝卜，炖了一锅汤，美的像猪八戒放量吃了一餐人参果。
穷人有穷讲究。越穷，忌讳也就越多。当然，这也是人心向好的一种精神寄托。还没交腊月的时候，女人就要求孩子们多说吉利话。譬如，要把“柴”说成“财”，把“油”说成“有”，下雪了，要说成“下银飘子了”，猪的舌头要说成“转（赚）头”。余道民一年四季不管柴火，正月初一早晨，女人是非得要他去屋后山梁上扛一捆“财”回来的。记得大麻儿小的时候，妈妈在灶屋里喊他拿几块柴，他找了半天没找着，回说：“妈耶，没有财了。”妈妈跑过去就掐他的嘴，嘴都掐出血了。骂他是不长记性的东西。后来，他长成大小伙子了，上了三线，又入伍当了兵，说话还要考虑半天，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当时介绍他入党的连长还以为他呆笨。
过年，妈妈煎着荞麦面饼子。面糊才贴锅起泡儿，刚儿就急不可待地跳着脚叫唤：“我要饼，我要饼！”
“啪！”一个巴掌打来。“我教你多少次了？说不能叫饼（病），不能叫饼（病），你偏叫。”
看来，女人特意叫余道民请卞老师写了“童言无忌”贴在墙壁上也不管用，余道民还是犯了小孩子的口忌。春天最忙的时候，余道民患了肿病。先是眼睑肿，他只顾忙活路，也没在意。过了几天，脸上、脚腿上，都肿了。满脸焦黄，动则喘气，双腿硬邦邦地走不动路。没几天就卧床不起了。
山里人患病，从来没听说过进医院去诊治，谁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甚至还有人嘲笑城里人住医院是钱多得没处花了。尤其是万佛寺的人，一旦有个什么头疼脑热，感冒发烧，上朝阳崖烧炷香，求求菩萨保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方便的事。
余道民病得越来越严重了，女人几次爬上朝阳崖给石菩萨磕头，并许愿说，菩萨保佑余道民的病灾退了，就在这里再搭一道天桥，以方便香客前来上供，烧香。石菩萨大概不在乎这些，对于女人的哀求无动于衷。
余道民的病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似乎更有加重之势。有人说了个土单方：荨麻草和冬瓜皮煮合渣可以治肿病。
荨麻这种草倒是沟沟岔岔里到处都有。当地人把它叫火麻。叶梗上生满密麻麻的白色细绒毒刺。人的皮肤触及到它，立时起一片燎煎泡，开水烫过似的疼痛难忍。当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鬼子长驱直入，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唯独不敢擅闯西南山区。据说，就是因为日本人在那山野外拉屎，随手抓这种草擦了屁股。倭寇想：山里的草都这么厉害，何况人乎！
不知这种怪草是不是真的能治水肿？反正死马权当活马医吧。
把黄豆泡发涨透，磨细，不过滤豆浆，掺以菜叶或野草，连渣煮熟，就是合渣。也是山里人最简便，最实惠的吃法。余道民要吃用荨麻叶煮合渣救命，女人就去找队长借黄豆。队长说：“我是个空架子呢，如今都是驻队干部掌权。你去跟他们商量看？黄豆，队里应该还有些。只是这冬瓜皮——”他挠挠后脑勺，苦着脸，摇摇头说，“瓜秧儿才拃把儿高呢，哪里就有瓜了？”
女人说实在找不着冬瓜皮就算了，黄豆是万万要借点儿的。就去找驻队干部。
驻队干部是个年轻娃娃，却生一脸恶相。他把白眼翻了几翻，劈头盖脸地训道：“给你们分的过年粮就吃完了？我不是每次开会都讲过，粮不够，瓜菜代吗？呃——，你不是说家里有病人吗？是患了好吃懒做的病吧？”
女人说：“还是去年腊月称的二十八斤苞谷，三十多斤黄豆，三个人吃了几个月，就作算当药吃，也吃完了唦！若不是有病人要点黄豆磨合渣煮药吃，谁给谁说好话呢？”
驻队干部冷笑道：“真正笑死人，从没听说过合渣还能治病！那白米细面不是更能治病了？给你们看病的郎中也肯定是个好吃鬼！——苞谷黄豆都能治病，全国各地还用得着开那么多医院，开那么多药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