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二战史·中国战区》一书记载:1942年5月1号,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中将,率三个师两个旅,共5万人,动用800辆汽车、坦克和飞机,采用“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战术,以及“三光”政策,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扫荡,企图发现并围歼“像鳗鱼一样滑溜,不可捉摸”(冈村宁茨语)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从5月16号到6月20号,日军在滹沱河以南、德石路以北、滏阳河以西的三角地带,进行过反复清剿。二里岗战斗,就发生于这期间。后来,日本出版的《大东亚战史》,称它是“五月大扫荡之一典型战例”。
二里岗战斗最早见于1942年10月11号《边区战斗报》,文章的题目叫《敌后铁流》。这篇文章的作者黄炎,当年曾与葛任以及本书第三部分的叙述人范继槐,乘坐同一艘邮轮到日本留学。在《敌后铁流》的第三段,黄炎这样写道:
此次反扫荡战役,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为国捐躯了……在麻田战役中,我副参谋长左权同志指挥所部,向敌军反复冲杀,激战竟日,敌伤亡甚重,难以支持,于午夜向麻田窜去,左副参谋长率部追击,指挥作战,奋不顾身,不幸中弹,在十字岭壮烈殉国;在太行山麓,女战士黄君珏身陷重围,面对敌人篦梳式进攻,搏战竟日,弹尽援绝后跳崖自杀,实为女界之楷模;在二里岗战斗中,文化教员葛任同志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敌军,毫不畏惧,与敌人同归于尽,虽死犹生……民族痛失精英,抗战顿失干城;军民同声哀悼,血债誓死讨清……
关于葛任是个“文化教员”的说法,与事实略有出入。葛任当时真正的身份是马列学院编译室的译员。许多年之后,黄炎再提到此事时,顺便纠正了这一错误。黄炎后来移居了美国,并著有长篇回忆录《百年梦回》。在这本书中,黄炎先生写道:
那时候,葛任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专事译述,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研究。他要算个富人,因为除工资外,他尚有部分稿费收入。因为我是他留日时的同窗,所以他常邀请我,以及他的两位同乡——边区锄奸科副科长田汗、边区医生白圣韬,一起共享民间的美食……在一次外出途中,我发现他喜欢采摘坟间地头的那些枸杞子,他称之为死婴的念珠。啊,时光荏苒,二里岗战斗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葛任的坟头还立于天地之间,我想那上面一定长满了那些念珠。他说,因为牛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舍不得宰杀,他曾有过一个念头,将托洛茨基著作中的“土豆烧牛肉”,译成“枸杞炖狗肉”。
黄炎的文章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仍然认为葛任死于二里岗。看来,这已经成了常识——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录》中,葛任的卒年写的仍是1942年。
1998年春天,我到二里岗采访,曾去过关帝庙,即人们所说的葛任殉国之地。现在的关帝庙,是“文革”后修建的。庙前的石碑记录了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筹资重建关帝庙的经历。门内的石碑,是关帝庙里的旧物。负责出售门票的人告诉我,石碑是从他女婿家的驴圈上取下来的。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三年,碑文记录了关羽浓墨重彩的一生:“汉寿亭关夫子不受曹□之封而一心为汉室,非有功于朝□乎?除黄巾之害,诛庞兵于□,非有德于百姓□?千里寻兄,独当一面,杀身成仁,非有光于名节□?”
导游向我解释,碑文字迹脱落,一是因为枪打,二是因为驴踢。不过,他又告诉我,某电视台“欢乐大本营”剧组,来拍过这个石碑,并拟订了知识抢答题。我曾看过当时的录像片断,抢答题就是字迹为何脱落。随后公布的标准答案是:“这是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留下的。”作为远道而来的特约嘉宾,那些影、视、歌明星,在主持人的反复启发下,瞎猫终于逮住了死老鼠,都蒙对了,并领取了奖品。那是一盒阿拉斯加海豹油。为了显示自己知识渊博,主持人又特意做了一番解释:“这个题太容易了,因为它是个常识。1942年6月1号,著名翻译家、诗人、语言学家葛任,在此与日本鬼子狭路相逢,有过一场生死决战。如果还有人想不起来葛任是谁,那么我一提到冰莹,你就会想起来。这位观众朋友真聪明。对了,冰莹是三四十年代有名的演员。不知道贝克汉姆的人,总该知道辣妹维多利亚吧。对了,葛任就是冰莹的丈夫。不,不,不,葛任已经死了,当时就为国捐躯了。这是个常识。”
读者朋友,不怕你笑话,作为葛任的后人,我在看到白圣韬的自述前,也认同这个常识,即葛任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而被常识忽略掉的东西,比如葛任为何会到二里岗,他执行的是何种使命,似乎也就显得微不足道。在常识面前,我们似乎只有默认、服从,或者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