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有个早熟的孩子。她五岁时在电视上看到当时新当选的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宣布将增加所得税，立刻泪流满面。那时，我仿佛是世界上最自豪的父亲。

税收方案被一贯单调乏味的词藻包装。例如，“富人拥有太多，穷人拥有太少”“他们拥有的比应得的更多”“这很公平”，等等。

我推测，政治家们这样说是出于选民的要求，可能这种言论能减轻他们剥削邻居血汗钱的负罪感。毕竟，与其承认自己贪得无厌，不如假装自己的邻居活该被剥削。

不过，这里的关键词是“假装”。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相信“再分配”的说辞。有时候，这种花言巧语可以用来骗人，被骗的人可能会因此感恩，但没人会一直被骗。有时候，人们只是佯装相信。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有个女儿，带她去游乐场的时候，我会听听其他父母对孩子说的话。去了那么多次游乐场，我从未听过有家长和孩子说，可以强行从拥有更多玩具的孩子那里拿走玩具；我也从未听过有家长和孩子说，如果一个孩子的玩具比其他孩子的多，那么其他孩子可以组成“政府”并通过投票拿走这些玩具。

我们鼓励分享，并让孩子以自私为耻；而同时我们也教导孩子，如果其他孩子行为自私，你必须以某种方式应对，但不是强行征用。你可以选择哄骗、交易、排挤，唯独不能偷窃。此外，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府能代表你对他人实施行窃，也没有制宪会议、民主程序或其他机构可以创造一个拥有这种合理权威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根本不存在。

无论我们怎样伪装，这些都不是复杂的道德问题。政客和评论员靠鼓励这种虚伪谋生，当我们与孩子交谈时，这种虚伪就消失了。在游乐场上区分好坏，对于成年人来说轻而易举。

我们教给孩子的是我们心中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一位政治家或者评论家真正相信什么，不要看他的演讲或他的专栏，而是看他给他的孩子的建议。如果你想知道一位政治家的行为是否得当，那就试想一下，如果这种行为出现在你的家中，会被如何评价。

几年前，我带女儿凯莉和她的朋友艾利克斯（Alix）去吃饭，那时她们有六岁了。她们可以选择现在吃冰激凌还是饭后吃泡泡糖当作甜点。艾利克斯选了冰激凌，凯莉选了泡泡糖（给新手父母的省钱秘诀：早些让孩子相信泡泡糖是甜点）。

艾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后，我们去给凯莉买泡泡糖。凯莉得到了泡泡糖，艾利克斯什么也没得到，她大喊大叫。对于任何成年的旁观者来说，显然是艾利克斯不讲道理——她得到了和凯莉一样的选择机会，并提前获得了奖励。

成年人中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保罗（Paul）和彼得（Peter）在年轻时面临过同样的选择机会。保罗选择了安逸的生活，每周工作40小时以获得有保障的工资；彼得把青春献给了创业，为了有风险的回报而夜以继日地工作。人到中年，彼得拥有了财富，而保罗并没有。于是，保罗大声疾呼，抨击助长不平等的制度。

我无意指出彼得的选择本质上比保罗的更令人钦佩，就像我无意指出选择泡泡糖本质上比选择冰激凌更令人钦佩。但我确实想反驳保罗关于那个选择所带来的后果的推理。此处可以做个测试，询问是否有成年人会把一年级学生间的争吵当回事——保罗的抱怨就像小孩的争吵，没人会当回事。

那么，如果收入差异是由纯粹的偶然导致，而非由选择导致的呢？再回顾下你和孩子说的话。如果你为不止一名孩子提供过蛋糕，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抱怨：“不公平——我的蛋糕比较小。”如果当时你非常有耐心，你可能会试着解释说，一个能安心享用自己盘中蛋糕，且不在意他人盘子里有什么的孩子，要比一个经常因为比较而分心的孩子在生活中收获更多快乐。我们希望孩子快乐，于是告诉他们，别人给你一块蛋糕是一种快乐；如果其他孩子的蛋糕更大，你不妨牢记，这个世上到处都是拥有更少蛋糕的孩子。如果下次你的同事获得不应有的晋升，请牢记这一点。

成年人对自己和对孩子有双重标准，而且往往错的是成年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美国人，美国的公共广播机构每年会从你的口袋里拿走约五美元用于资助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等项目。NPR的辩护者（都是成年人）试图通过指责别人拥有更大的掠夺来驳斥这些小型掠夺——单单是美国海军用于武器采购的花费，就是NPR项目的十倍。

也许那些辩护者主要针对的是没有孩子的选民。哪个家长会接受“没错，我是偷了饼干，但我知道有个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这样的借口？

所有父母都能够一眼分辨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据，相反，选民们往往会听信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最大的悖论就在于，父母和选民通常是同一批人。我认为这一悖论的产生，明显是因为相较于思考如何及何时监管国会议员，我们更倾向于慎重思考如何及何时管教孩子。

我建议，不必把孩子和国会议员区分开来，这样能节省你的脑力。有一条很好的经验法则是：如果孩子犯了某个错误后不能因某些借口免受惩罚，那么对父母和国会议员也应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