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美国制裁说起

表象

2020年，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他们再度经历了一次“珍珠港事件”。不同之处在于，头一次遭受的是炮弹袭击，这次是新冠病毒袭击；头一次的破坏范围仅在夏威夷岛，这次影响到整个美国本土；头一次致死2000多人，这一次的数目从截至2021年1月底的40万，还在看不到尽头地往上蹿；头一次是日本蓄意为之，此次是天灾更是人祸。

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问题上的决策失误，是造成人祸的重要原因。然而，对新冠起源的争论，刺激了中美两国广大民众。数千万计疯狂传播的虚假信息和相互指责加剧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也加剧了两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中美民众的情绪互动更多是在“泄愤”，而非“交流”。

最后，无论是美国的体制葬送了这40万人，还是任何其他解释，在面对疫情毫无有效抵抗之力时，美国人非常担心——如果这种病毒卷土重来，美国的价值观将面临破产。

如果不惧怕自由的代价，这个民族就会有灭亡的风险。如果放弃他们存于心中，并镌刻在《权利法案》中的个人自由和权利，那么美国将不得不承认，其文化和制度在今天的世界不如更加崇尚权威的“欧亚文化”。

于是，这个抗拒中庸文化的民族对于中国的态度陡然变化了。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从2008年到2013年，当中国迅速崛起时，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人数在不断攀升；但在2020年，有6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有9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威胁，其中62%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过去有很多为中国说话的政客和专家，现在他们的声音几乎消失了。拜登在2019年7月还发了一封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后，拜登团队改变态度，批评特朗普对中国太软。拜登上台后很有可能继续，不光要使用制裁手段建立不依赖于中国的通信业生态，还要在医疗行业对中国企业开始“针对性管制”。

在2020年，有6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有9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威胁，其中62%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

这期间民意的转变，堪比“珍珠港事件”前后美国对是否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意转变，也许是特朗普政府高层盼望了许久、也引导了许久的。这个转变最终“跟上”了特朗普政府和国会立法者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其结果是国会快速、高票通过多项对华制裁法案，包括《香港自治法案》《新疆人权法案》，特朗普颁布多项行政令。其中，《香港自治法案》连同2019年年底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给特朗普政府装备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制裁“弹药库”，对中国金融行业构成严重威胁。

在美国宣布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中联办、港澳办负责人等11位中国官员以后，不光多个国际性大银行——汇丰、渣打、美国银行宣布配合美国制裁，连多家在美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也采取了“暂时”启动配合美国制裁的措施，对11位高官实行“限制性”对待——拒绝开户、中止信用卡使用。

2020年8月18日，林郑在接受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时说：“对我来说，是不太方便，因为我们必须使用金融服务，而我们又不知道哪些金融服务背后跟美国有关联。现在信用卡大半不能用了。”

事实上，根据这个“弹药库”对被制裁对象极为“宽泛”的定义，被制裁的实体可以扩大至香港国家安全法的主要决定者和执行者，还包括香港立法会、保安局相关人士，以及为政府提供私人数据的公司，如通信公司、社交媒体、相关数据信息收集和处理机构、生产监视系统的公司，上下游企业，如AI技术企业，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此类公司。美国现在选择制裁的11人，没有触及跟中央政府及有关的实体和公司，属于小范围打击，影响仍然可控。

截至作者结稿之时，中资银行香港分行采取了克制态度，尚未进行还击。

这样，就没有给美国或西方大银行将其“排除在美元交易圈”以外的借口和理由。世界上任何银行与这11位受害者进行“大量交易”，不管是人民币交易还是欧元交易，都有可能被美国的制裁条款打击。有大量美元业务的国际性银行因为担心被排除到美元交易圈以外，不管愿意与否，都只能配合美国的制裁。这些年来，这些国际性银行每年在制裁合规上的投入多达上亿美元。事实上，它们早就在建立跟香港制裁有关的“政治涉嫌人物”和“负面媒体消息人物”名单。在名单公布以前，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陈智思等多位香港官员已经感受到了国际性银行对他们的“切割”。他说：“我很确定不只是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我甚至和政府公务员交流过，银行也不愿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交道。”

有大量美元业务的国际性银行因为担心被排除到美元交易圈以外，不管愿意与否，都只能配合美国的制裁。

在非西方国家，被制裁对象的钱也大半成为“死钱”。几年前，因为受美国制裁，土耳其国有银行被冻结了其在伊朗账户下的大量石油美元，土耳其国有银行高官在总统不反对的情况下，与该国一名交易商把这笔钱转到伊朗手中。他们通过虚假人道主义物资等交易，将伊朗的美元辗转多国，通过多个前台公司，最后传输到伊朗没有被制裁的银行账户中。这件事情很快被美国发现，引起了美土纠纷，主办者被判刑，土耳其多名高官辞职。

在外国银行“配合”美国制裁以后，如果中资银行与被制裁对象交易，就面临被制裁的风险，将会受到挤兑。在香港的西方大银行用“配合制裁”来稳定投资者和存储者，他们仍然大概率可以继续与香港大量的基金和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支付。所以中资银行不光要“暂时”禁止交易，还要让全世界知道，让投资人和消费者安心。

而且，中资银行的回应措施，还避免了连累总行。如果美国只制裁中资银行在港分行，不制裁在中国的总行，总行也会受到影响。美国制裁昆仑银行，并没有制裁昆仑银行的控制者——中石油，但是中石油在美国的利益仍然受到了很大影响。由于美国公司的风险规避，中石油在借贷和保险上受到很多限制。可见，很多的限制性影响并非硬性规定的。就拿国际反洗钱组织来说，该组织没有任何法律强制力，但是，被它列为灰名单和黑名单，就会有大量的经济损失。此外，如果中资银行在香港的分行被制裁，中资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就必须切割其联系。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中资银行必须避免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资银行被大量制裁，可能引起香港美元流动性的大规模减少，进而动摇港元和美元汇率稳定，打击港元的世界性和流通性，威胁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根据所谓的《香港自治法》，与被制裁对象有大量交易的银行，将被禁止“涉美外汇交易”。外汇交易市场的背后，实际上是国际性大银行之间的银行间清算和资金转移。因此不光美国银行必须执行禁止外汇交易，大概率西方国际性大银行都要执行。为什么呢？因为美元的清算最终会大概率经过纽约，而现在世界上的外汇交易中涉及美元的交易有89%，可见其打击范围之大。汇丰是一个离岸清算中心，可以不经纽约清算支付，少量资金可以在汇丰解决，大量大额清算则不行。多个中资银行被制裁的结果，将是减少美元供应，影响港美贸易以及过港贸易。

如果中资银行被大量制裁，可能引起香港美元流动性的大规模减少，进而动摇港元和美元汇率稳定，打击港元的世界性和流通性，威胁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

《香港自治法》中另外一个极具打击力的是“禁止与涉美银行间资金转移”。被禁的不光是美元传输，还包括与美国有关的其他资金传输。跟上一条不同的是，即使是自有美元，也无法转移、无法用于国际贸易。如果这些银行通过规避手段达到目的，一旦被发现，还有可能被指定为二级制裁对象，西方其他大银行会将其排除在外。这两条都会造成美元流动性不足，对港币贬值有潜在影响，其程度取决于“被制裁银行”的数量。最坏的结果是，大量中资银行及其总行被制裁，香港的美元流动性大为降低，政府调节汇率市场的能力被制约。一旦到了这个地步，“金融战”就可能成为一个选项，并损害中国和美国双方的重要利益。

到目前为止，这些制裁尚未产生大的、实质性影响，是因为中资银行的应对措施暂时避免了针锋相对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这个“弹药库”，相信不光是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就是美国也不愿意轻易打开。但美国大选之后，国内政治如何发展还是个未知数，不确定性很多，不能排除“异常情况”的发生。

让我们回到促使美国国会快速通过这些法案的催化剂——美国民意。

2019年，中美两国历经艰难谈判，签署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让中美贸易战暂时平息，也让世人看到中美关系好转至少稳定的希望。但是，大部分美国民众并没有加入进来，而且在经济学界、左派和政治人物中也有诸多批评政府对华政策的声音。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暴发，将美国大部分民众拉到对抗中国的阵营。国会迅速通过的多个法案给了特朗普政府一直想要的“尚方宝剑”，正如“珍珠港事件”给了罗斯福政府一直想要的加入二战的“统一战线”。

在美国民意集结的背后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