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注中的关羽神迹

后世所以奉关羽为神，论者咸以为是《三国志演义》神化的结果。但既承认《三国志演义》为据史而撰，“七实三虚”，则《三国志》历史记载中究竟有没有支持其后世神化的“原点”，使关羽形象能够在三国诸雄中脱颖而出？值得探究。

其实早在裴注所引关羽的载记故事中，已混入了神异之迹。最重要的是在陈《志》描述关羽父子之死，裴松之所引的三条：

（一）《吴历》：

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则关羽死后首身分离。在上古神话中，炎帝系的蚩尤、刑天，俱为战死而身首异处之神。宋人罗泌《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黄帝）传战执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49］

殊，古意为肢解。据说即为关羽故里“解州”得名之由来。孙冯翼辑《皇览·冢墓记》：

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后世祀为神。《史记·高祖本纪》叙刘邦起兵时“祀黄帝，祭蚩尤于沛庭”，沛正为楚地。《述异记》谓“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50］

又《山海经·海外西经》：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陶渊明《读山海经》赞其“猛志固常在”。按陶本为天师道中人，陈寅恪已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证言之，且云：

其读《山海经诗》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盖《穆天子传》《山海经》俱属道家秘籍。［5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言《山海经》“所载之祠神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52］可见此二神在楚地及天师道民间信仰中，亦具“战神”之功能，而关羽之武勇及结局庶几近之，或即乡人崇祀之一由也。《三国志演义》突出关羽的勇烈之气，即取此义。

（二）《蜀记》：

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

当时人对恶梦所兆是很认真的，还有专门官吏司职占梦。如《三国志·蜀书·蒋琬传》提及蒋梦牛头流血，“意甚恶之”，占梦赵直曰：“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经讨论到《周礼·春官·占梦》中“梦有六候”之说，并举《列子》《潜夫论》和《世说新语》诸书有关记叙谈及“梦”的形成有“想”“因”两由：

盖心中之情欲、忆念，概得曰“想”，则体中之感觉受触，可名为“因”。当世西方治心理者所谓“愿望满足”（eine Wunscher füllung）及“白昼遗留之心印”（Traumtag die Tagesreste），想之属也；所谓“睡眠时之五官刺激”（die Sinnesreize），因之属也。《大智度论·解了诸法释论》第一二：“梦有五种：若身中不调，若热气多，则多梦见火、见黄、见赤，若冷气多，则多梦见水、见白，若风气多，则多梦见飞、见黑；又复所闻、见事，多思惟念故，则梦见。或天与梦，与令知未来事。”“身中不调”，即“因”；“闻、见、思惟”，即“想”。［53］

并批评张湛所言《周礼》“六梦”之义“理无妄然”之语是“漫浪之谈”，《庄子·齐物论》言“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之说为“预言先几之迷信，等梦于巫卜”。［54］以现代心理学观念视之，诚然有理。但在巫风中恶梦是有特殊不祥含义的，以至云梦秦简《日书》中还载有专门禁治恶梦的咒语。这里称的“矜锜”是一种专食恶梦的神灵伯奇：

皋！敢告尔矜锜，某有恶梦，走归矜锜之所，矜锜歙强食，赐某大福：非钱乃布，非茧乃絮。

早期道教信徒亦认为恶梦需要禳解之法。《太平经》卷一三七云：“昼为阳，人魂常并居；冥为阴，魂神争行为梦，想失其形，分为两，至于死亡。”以钱氏列举《大智度论》所言，则佛教初传，也相信梦能“与令知未来事”，亦为预言之一法。“梦示”在历代“关羽显圣”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隋唐佛教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也常常托言梦中所见所闻，宣示神异之迹。

至今山西解州关帝庙主殿东向第一柱石雕上，工匠犹雕刻“龙爪握猪”，当为后世对于“猪啮其足”之说的克相。

（三）《江表传》：

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按汉代本为方术盛行之时，经学与方术结合，便出现了阴阳家与儒家的结合物，正如《汉书》所云：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水；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名者也。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将《春秋》学引至神秘主义，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55］的现象。刘歆解经独尊《左氏传》，与《公》《谷》对立，这实际涉及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一段公案。为后人解经时左右逢源大开了方便法门。后世儒家崇奉关羽者，或尚其知“春秋大义”，或推其能神明断案，以至后世关庙一定要建“春秋殿”，“春秋亭”，塑关羽读《春秋》像，求解“关帝灵签”，其源盖出于此十一字。

今有“品三国”者，动辄以“陈《志》裴注”为信史，却不知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已批评裴松之注有“嗜奇爱博，颇伤芜杂”之病，如引《搜神记》注《袁绍传》之胡母班，《锺繇传》引陆氏《异林》载繇与鬼妇狎昵等事，“凿空语怪”，“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类”。如果考虑到南北朝正是中国“志人”“志怪”，或者人怪兼“志”盛行的时代，就可以理解裴松之何以添注这些内容了。

顺便论及一个历史细节，自从曹魏时创立“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家世阀阅”包括“郡望”，成为士大夫家族的重要资源。东晋南迁，尤重于此，因而形成《晋书·刘毅传》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而裴松之家族本出关羽乡里，《宋书·裴松之传》载：

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员外郎。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一》，“裴氏出自风姓”，周孝王使非子养马蕃息，封其支孙于乡，“六世孙陵，当周僖王时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为裴。”裴陵九世孙从汉光武平陇、蜀，“徙居河东安邑。安、顺之际徙闻喜。”河东裴氏虽以闻喜著姓，但因与解州、安邑两大盐池关系匪浅，故亦着郡望，如其中一支“自河西归桑梓，居解县洗马川，号‘洗马裴’”然。可谓与唐王朝共相始终，故新、旧《唐书》均将其列为“宰相世家”之首。《新唐书·宰相世家》载裴氏一支曾仕南朝，裴邕居襄阳，其子裴顺宗为南齐兖州刺史，五子蒨之、芬之、简之、英之、蔼之。“初归北，号‘南来吴裴’”。松之很可能与其同族。［56］如是，则中唐相继褒扬蜀汉将相的名相裴度（东眷）、裴均（中眷），亦与裴松之同出一氏。虽不无戮力王室，自勉自寓之意，但也标示着这一时代价值评判的趋向。

又据《唐书·食货志》，中唐裴均任度支尚书时曾主持河东盐池池务，惩鉴于盐务之职转繁剧：

安邑、解县两池，旧置榷盐使，仍各别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复以安邑、解县两池留后为榷盐使。

则涉及他在当阳任职期间复修玉泉寺关羽祠庙的背景。后文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