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后裔”疑云

《三国志·关羽传》末尝言:

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

但自裴松之注引《蜀记》说庞德之子庞会当时随锺会、邓艾伐蜀,蜀破,为报其父之仇,“尽灭关氏家”。遂成历史定谳。

隋唐五代是否流传过关羽后裔的故事传说,史无明载,不能妄断。但也不无痕迹,似未经人道及,故特拈出一说。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唐代碑志中,关氏墓志最早的为山西平定出土的东魏武定八年(550)之关胜墓碑(题为“魏故冀州刺史关宝颙诵德之碑文永记”),惟磨氻过甚,难以辨明。此后洛阳出土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关楚征墓志》,首题:“唐故宁远将军□领□□□州襄城府折冲上柱国关府君墓志铭并序”,不署撰人。其开首即言:

昔三国时蜀有名将曰羽,即公之族系。曾祖元敏,祖玄信,父思浑,并代推雄望,蔚为领袖。公讳楚征,陇西成纪人也。幼而孝闻,长乃特达。喜慢不色,穷通适时。[71]

此距邓艾灭蜀已近五百年,且不知何故拉扯到“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令人生疑。但观其三世先祖“代推雄望”及本人事迹,或者还是南北朝武将中崇尚关羽“万人敌”的遗风所及。国图所藏墓志中,还有同样在洛阳出土的《大隋开皇九年岁次己酉十月辛酉朔廿五日乙酉故曜武将军虎贲内郎将关君(明)墓志铭》、贞观元年(627)《关道爱及妻管氏合葬志》、贞观二十三年(649)《关英墓志》、唐显庆五年(660)之《关预仁妻茹氏墓志》等,籍里都注记为“河东安邑人”,其中隋开皇九年(589)《关明墓志》还自叙“其先夏禹之苗胄,大丞相关龙逢(逄)之后”。[72]可知河东关氏此时已托祖夏桀诤臣关龙逄,俨然望族名门。关楚征以“陇西成纪人”而自称河东关羽后裔,说不定也是李唐王朝攀附郡望的一种风习。后世将关羽之祖系于关龙逄,应当与隋唐世族的此种习尚有关,但也悄悄开创了为关羽托祖名臣的后续传说。

如果注意到唐五代时关公崇拜还远未普及,这个现象提醒我们裴松之所引注语未必属实。至少关羽故事还另有“托为后裔”的流播渠道,并且一直延续到五代。著名的《千唐志斋》也收藏有一方碑志,叫作《(后)晋故陇西郡夫人关氏墓志铭并序》(936 ~ 946),其中说道:

陇西郡夫人关氏,即同州冯翊县人也。其先春秋时未详所出,蜀将镇国大将军、荆州都督羽之后也。因徙陇西,乃郡焉。远则龙逢(逄)逆鳞,次则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世不乏贤。具载简编,此不繁述。[73]

亦自称关羽后人,并已明确将夏臣关龙逄作为关羽先祖,在现存资料中尚属首见。盖缘“安史之乱”将曹魏“九品中正”以来的“门阀制度”扫荡殆尽后,中晚唐已不甚重视贵胄阀阅,何况五代之君、士大夫率出卒伍。但亦惟有率出卒伍,才偏好夸示华阀世家,不过多远托周汉支叶,不藉隋唐华胄。如五代前蜀主王建“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但“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74]其子王衍继为蜀主,却自称周室王子晋后。后汉刘知远“其先本沙陀部人也”,即位之后却自称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四代祖讳湍,帝有天下,追尊为明元皇帝,庙号文祖,陵曰懿陵。”注引《五代会要》:“湍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昞之后。”[75]后唐李克用本沙陀人,缘父国昌军功,赐国姓李,“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其一目眇,及其贵也,又号‘独眼龙’。其威名盖于代北。”[76]但在即位诏书中却处处以唐室自居,声言“朱温构逆,友贞嗣凶,篡杀二君,隳残九庙,虺毒久伤于宇宙,狼贪肆噬于华夷。剥丧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动黍离之叹,朝廷多栋桡之危。”[77]

这位关氏夫人正是李克用的亲家母。《碑志铭》复言:

郡夫人有女一人,男一人。女即唐明宗皇帝妃也。皇太妃九天仙态,都苞丽质之中;三洞灵仪,尽统元精之内。贞姿绝代,异贞倾城。夺越水之烟光,容超西子;比晋文之宠侍,羡过南威。崆山之空说云飞,洛浦之虚闻散雨。加以智匡邦国,贤质宫阙,九重之注意备隆,万乘之姿为斯托。及明宗晏驾,嗣帝承基,爰首膺礼册之文,宝贯古今之盛。今上自御宝历,圣泽频仍辉华。晋室之联姻□,耀唐书之史录。

文笔犹带唐人传奇韵致,连引典故,极力赞颂妃子之美丽高贵,俨然又是一个杨玉环,只可惜唐明宗却没有唐明皇那样高贵风雅: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世本夷狄,无姓氏。父霓,为雁门部将,生子邈佶烈,以骑射事太祖,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78]

按关夫人嫁王氏,而李嗣源后宫情况则是: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宪皇后曹氏生晋国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从荣、愍帝;宣宪皇后魏氏,潞王从珂母也;淑妃王氏,许王从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见其世家。夏氏无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国夫人王氏为淑妃,追封夏氏晋国夫人。长兴元年,立淑妃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册为皇后,谥曰昭懿。[79]

其中后来册为皇后的“淑妃王氏”即关夫人女。既与皇室联姻,须要自高门第,而“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居然成为堂皇理由,可知五代藩镇将帅武夫之间仍然以关羽之武勇引为骄傲。

[1]辑入卢晓衡主编《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1月出版。

[2]《蜀书·先主传》。又《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言孙坚四子:“策、权、翊、匡”。《嫔妃传》,权母吴氏“生四男一女”。又“吴主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则孙权之女俱有“虎”名,关羽不应独擅。

[3]曹操为了结好孙策,曾经有个一揽子政策,其中重点就是结亲:“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 ”(《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按孙贲为孙坚兄子,一度追随袁术,“值术僭号,署置百官。除贲九江太守。贲不就,弃妻孥还江南。”又孙策平定江南诸郡时,孙权年犹十五,可知这是一门娃娃亲,后果可知。

[4]《三国志·吴主传》。

[5]如北宋唐庚《三国杂事》卷一已认为此说含混:“汉时荆州之地为郡者七,刘表之殁,南阳入于中原,而荆州独有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备之南奔,刘琦以江夏从之,其后四郡相继归附,于是备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之地。曹仁既退,关羽、周瑜错处南郡,而备领荆州牧,居公安,则六郡之地,备已悉据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犹韩信之言‘假’也, 虽欲不与,得乎?鲁肃之议,正合良、平蹑足之几,而周瑜独以为不然。屡胜之家,果不可与料敌哉。”清代史家,常熟人赵翼《陔馀丛考》总结诸说,结论就是:“‘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于吴人语也。”

[6]《三国志·魏书·蒋济传》。又《晋书·宣帝纪》亦言:“蜀将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修、方果降羽,而仁围甚急焉。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帝(按指司马懿)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字句相同,或者两人意见本同,而《晋书》参照过《三国志》写法。

[7]《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8]《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陆逊对吕蒙言:“羽矜其骁气,凌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则曰:“外自韬晦,内察形变,然后可克。”逊语为陈志评价关羽的依据之一,但也明确表示相信关羽志在北上,对于孙吴并无威胁。可知吴人早已深知“出其不意”偷袭荆州的结果,必然会破坏北伐曹魏、恢复汉室的战略总目标。

[9]《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言,琮曾上书陈羽可讨之计。孙权“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公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10]《三国志·吴书·是仪传》:“吕蒙图袭关羽,权以问仪,仪善其计,劝权听之。从讨羽,拜忠义校尉。”

[11]《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注引《季汉辅臣赞》道及关羽部下降孙诸将:“糜芳字子方,东海人也,为南郡太守。(傅)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郝普字子太,义阳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为零陵太守。为吴将吕蒙所谲,开城诣蒙。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

[12]《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

[13]《东坡全集》卷九十四《孔北海赞》。

[14]陈彦高《北轩笔记》,江苏广陵刻印社影印上海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第五辑第十册,第 344 页上。

[1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中华书局校证本,第 139 ~ 140 页。

[16]《三国志集解·关羽传》引黄恩彤、姚范语。按姚范(1702 ~ 1771)字南青,号姜坞,桐城(今属安徽安庆)人。乾隆进士,官翰林编修。有《援鹑堂文集》《援鹑堂笔记》等。黄恩彤(1801 ~ 1883)字绮江,宁阳(今属山东泰安)人。道光进士,历任署理江宁布政使、广东巡抚等职。参与议订中英《南京条约》,以“议和有功”授二品衔。最近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彦先后发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东岳论丛》2004 年第五期)、《二谈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三论蜀假吴人之手杀关羽》(分别载《探索与争鸣》2005 年第 4、第 8 期),发挥章太炎《訄书》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及方诗铭认为是刘备要翦锄关羽,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 (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等说法,又引起一轮新的争议。此不枝蔓,有兴趣的读者自可翻捡。

[17]在《三国志演义》整理过程中,“大意失荆州”的细节描写也各有侧重。如嘉靖修髯子序本描述得到陆逊卑词谀语书信之后,“关公看毕大喜,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礼物,管待来使。使回见陆逊曰:‘关公忻喜,无复忧江东之意也。’逊大喜,密差人探得关公果然撤荆州之兵大半,赴樊城听调,只待箭疮痊可,便欲进兵。”最为直白。李卓吾评本则借“陆逊曰:‘关公倚恃英雄,自料无敌,必败于人。’”后又引“静轩有诗曰:江东寤寐索荆州,关将英雄独欠谋。可惜荆州归异姓,孔明缘自少机筹。”各自五十大板。锺伯敬、李渔评本则径自惋惜“静轩先生有诗叹曰:陆逊青年未有名,吕蒙诈病暗行兵。关公莫待临危海,总为欺人一念轻。”毛宗岗毕竟生活在关公崇拜日益隆盛的时代,故文辞稍有匡正,未做正面评论。

[18]可参朱大渭《武将群中独一人——关羽人神辨析》,辑入“2001 涿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与关圣》,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 年出版。

[19]《李卓吾〈读三国之答问〉》。陈曦锺《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第 26 页。著者持赠,谨志谢忱。

[20]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

[21]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 355 ~ 356 页。

[22]苏轼《东坡全集》卷四十三。

[23]三国之前“眩”有三义,一曰“昏花”,《战国策·燕三》:“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二曰“迷惑”,《淮南子·泛论》“嫌疑肖像者,众人之所眩耀。”三通“炫”,刘向注《楚辞》“扬精华以炫耀兮”句,谓“眩耀,光貌。”即今人所谓“光彩夺目”。参《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三册第 2211 页。

[24]《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注引吴人《吴书》。

[25]《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及注引《魏略》。

[26]笔者另有《历史与演义:〈三国志演义〉的实中之虚》(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6 月出版)专门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及实证科学等方面验证,讨论《三国志》中描述的“赤壁火攻”能否成立的问题。以其过于枝蔓,不再重复。有兴趣读者可以自行查寻。

[27]《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人《吴书》。

[28]刘备实有辩才。未有根据地前,亦曾周旋诸侯权贵之间,以言词摇撼人主视听。《三国志·魏书·陈登传》叙其在刘表处与名士许泛品评陈登豪气,义正词严,抑扬得体,辞风摧折之锐,拟于形象之伦,竟令刘表“大笑”。

[29]载《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引《恪别传》。

[30]《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31]东晋“清谈”之原始几成专学。《晋书·周勰传》:“时中国亡官失国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驭吴人,吴人颇怨。”吴人谓中州人“伧”,即“粗鄙”之意。同书“周玘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覆之,乃吾子也。’”又《晋书·陆玩传》:“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从吴地眼光审视,楚人亦复如是,故有“伧楚”之说。江东士人当时还没有取得文化主导地位,何以具备这种文化优越感,值得探究。江东大族与南迁贵胄合流则是稍后的事情。“侨居氏族”之间偶尔也以原籍互相嘲骂,如《世说新语》记叙湖北人习凿齿和山西人孙兴公随从桓温,“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排调》)亦是“橘生于淮”又一例。北人嘲南则以北魏时杨元慎斥陈庆之语最为淋漓酣畅,见《洛阳伽蓝记》。

[32]澶渊盟誓以后,宋臣凡能文者,私记例有类似内容。参《回文类聚》记“神宗熙宁间,北朝使至,每以能诗自矜,以诘翰林诸儒。上命东坡馆伴之”,苏以“神智体”《晚眺》诗使“北使惶愧莫云”条;岳珂《桯史》述“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辽使出联“三光日月星”,苏回“四诗风雅颂”及“四德元亨利”“两朝兄弟邦”条等。钱锺书《宋诗选注》论使辽诗亦谈及此,说“北宋对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妆得口气很大”云云(第 157 ~ 158 页)。曩昔见香港大学王赓武教授一文,分析“小国家的外交辞令”,辨析宋代外交文书与稗史私记的差异,尤能凸显文士这种双重人格和扭曲心态。

[33]元康《肇论疏》上。

[34]鲁迅曾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中古文学论集》继之,但论题都不止于谈风。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出版)似专意于此,惟笔者对其所论“‘清谈’对当代的政治起了极坏的影响。其唯一可称述之处,是在语言方面,进一步对散文及诗歌做了有益的贡献”这类“二元对立”方式的论断不能赞同。

[35]《关帝志》卷四《艺文下》。

[36]《管锥编》中华书局增订本第五册,第 25 页。

[37]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

[38]《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又 20 世纪50年代初修建成渝铁路时,曾在成都扬子山一号、十号及成都站东乡汉墓发现汉代“骑吹画像砖”三方,载《重庆博物馆藏四川汉画像砖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57年出版,第 67 ~ 71 页。可以参见汉代“骑吹”情况。

[39]《三国志·吴书》注引《江表传》。

[40]郭注引《晋书·乐志》云:“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其词与曹氏名篇《观沧海》时间前后衔接,无矫饰大言,故质朴刚劲,千载之下,苍凉悲壮之气犹扑面而至。按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击乌桓。曲中地名“白檀”为今辽宁滦平之北,“平冈”为凌源西,“柳城”为朝阳南。

[41]《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42]《三国志·吴书·周鲂传》载周诱曹休时密书言七事,即有“今举大事,自非爵号无以劝之。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魁帅,奖励其志。并祈请幢幡麾数十以为表帜,使山兵吏民目瞻见之”云云。

索要印传封赏如狮子大张口,可知亦稔熟此种收买技巧,且善要价矣。又钱锺书谓周鲂乃“今世西方术语之‘复谍’(the double agent);‘密表’所呈‘笺七条’即伪谍之存根备案。” “文献征存,吾国复谍莫古于鲂。”(《管锥编》第三册,第1099 页)“复谍”即今所谓“两面间谍”,足为有意中国间谍史者留心。

[43]《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吴录》。

[44]参《三国志·吴书》权及浚传。

[45]《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薛综慰问语。

[46]其实终吴之世,荆州一带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没有解决。《三国志·吴书·锺离牧传》言,“永安六年,蜀并于魏”之后,吴的西部边境受到晋的威胁,抚夷将军高尚也承认是因为彝陵战后“刘氏联合”,武溪蛮夷才“诸夷率化”的。陈寿评赞总结时有“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等语,把不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归结为孙权所以一再向曹魏苟安妥协的重要因素,亦非的评,严重影响了史书的客观性。

[47]《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48]《管锥编》,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 1412~1413 页。按陶元藻字龙溪,号篁村,晚号凫亭,会稽(今属浙江绍兴市)人。清乾嘉诸生。久困科场,典衣卖文。后客扬州,归里筑泊鸥庄,以撰述自娱。著有《泊鸥山房集》《香影词》《全浙诗话》《凫亭诗话》《越画见闻》等。

[49]文渊阁四库全书《路史》卷十三,第 22 ~ 23 页。

[50]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

[51]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52]《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

[53]《管锥编》第二册,第 488 页。

[54]同上,第 494 页。

[55]《经学历史》第三章。

[56]陈寅恪《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云:“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皆在不讳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然。故裴蒨之等五人名讳不得与裴松之作辈分上的简单比附。

[57]《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七“关张之勇”,中华书局本,第 137 ~ 138 页。

[58]《南齐书·曹虎传》。

[59]《晋书》卷一○○《刘元海载记》。又言“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

[60]元人《三国志平话》曾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以发现玉玺情节为关键,注入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关羽形象。则刘渊“须长三尺余”及爱读《左传》,都是由《三国志》关羽形象袭取。(日)大塚秀高《关羽与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134 册,1997 年 3 月)则以元刊《三国志平话》结尾所写蜀汉后主刘禅的外孙(实为匈奴首领)刘渊乘乱起兵,攻灭西晋,即“汉皇帝”位为起点,分析刘渊形象与关羽形象的关系,认为二者“表里一体”。

[61]参见《关公民间造型之研究——以关公传说为重心的考察》,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九六,1995 年 5 月初版。此书承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蒋秋华代为赠送,谨志谢意。

[62]辑入《全唐文》卷六八四,中华书局影印本。

[63]参钱氏《管锥编》第二册,第 770 页。

[64]见范摅《云溪友议》。

[65]巴人尚武,或许也是他们同情认同关羽之因素之一。《隋书·地理志》:“荆州: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亦天性然也。”又《魏书》卷七九《董绍传》:“董绍,新蔡鲖阳人也。萧宝夤反于长安也,绍上书求击之,‘当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肃宗谓黄门徐纥曰:‘此巴真瞎耶?’纥曰:‘此是绍之壮辞,巴人劲勇,见敌无所畏惧,非实瞎也。’帝大笑。”可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笺证。

[66]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释证及推论》。

[67]邓嗣禹《城隍考》(《燕京大学·史学年报》2-2,1934 年)曾有论列。

[68]《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第 7 册,第 2400 页。

[69]《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一卷。

[70]俱载影本《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二九。

[71]碑原为河南洛阳市出土,拓片 38×37cm。中国国家图书馆墓志编号2352。按杜佑《通典》卷三十四《职官》十六“勋官”条载:“……隋置上柱国。柱国:以酬勋劳,并为散官,实不理事。大唐改为上柱国及柱国”,可知此勋仍似荣誉名号。《旧唐书·职官一》列入“正二品”,并注明“无职事官”。

[72]以上四碑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号分别著录为“各地 5165”“墓志604”“墓志 746”“墓志 412”“墓志 1005”。

[73]《千唐志斋藏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代墓铭拓片目录》12832 号,碑铭 56×60cm。又中国国家图书馆墓志馆藏号 3666,拓片 60×60cm。

撰碑者署为“前淄、青、登、莱观察推官,将仕郎,前守弘文馆校书郎杨敏升撰,延州长兴延庆禅院僧惠进书”。按杨敏升无考。《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四《鬼》三十九“惠进”条言:“西蜀有僧惠进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资福院门,见一人长身,如靛色,迫之渐急,奔走避之。至竹箦桥,驰入民家。此人亦随至,撮拽牵顿,势不可解。僧哀鸣祈之,此人问:‘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异。’乃舍之而去。僧战慑,投民家,移时稍定,方归寺中。是夕,有与之同名异姓者死焉。(出《录异记》)”不知是否其人。

[74]《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

[75]薛居正《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上》。

[76]《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四》。欧阳修有论赞言:“呜呼,世久而失其传者多矣,岂独史官之缪哉!李氏之先,盖出于西突厥,本号朱邪,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为姓,拔野古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碛也,当唐太宗时破西突厥诸部,分同罗、仆骨之人于此碛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为都督;其传子孙数世皆为沙陀都督,故其后世因自号沙陀。然予考于传记,其说皆非也。”

[77]《旧五代史·唐书·太祖纪上》。

[78]《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六》。欧阳修有论赞言:“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

[79]《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传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