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羽成神与佛教“中土化”

“关公显圣”

“关公显圣”由于其跨越时空的神奇功能，一直是历代各地关公传说津津乐道的主要内容。而“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甚至被不愿说“怪力乱神”的明儒写入了后世广为流传的《三国志演义》文本，也是构成后世“关公信仰”的基本依据。但若溯其根由，还得由一桩南北朝的佛教“公案”谈起。

现存最早“关公显圣”的记载，正是《全唐文》所辑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除前引段落外，其中还有一段郑重其事谈及此事经过的文字：

玉泉寺覆船山东，去当阳三十里，迭嶂回拥，飞泉迤逦，信途人之净界，域中之绝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名羽，河东解梁人。公族功绩，详于国史。先是，陈光大中，智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殁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荆南节度工部尚书江陵尹裴均曰：“政成事举，典从礼顺，以为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佑我蒸庶。而祠庙堕毁，廞悬断绝，岂守宰牧人之意耶。”乃令邑令张愤经始其事。爰从旧址，式展新规，栾栌博敞，容卫端肃。惟曩时禅坐之树，今则延袤数十围。夫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营建之日，白龟出其新桥，若有所感。寺僧咸见，亦为异也。尚书以小子曾忝下介，多闻故实，见命纪事，文岂足征？其增创制度，则列于碑。贞元十八年纪。［1］

这里提及主持复修玉泉寺关羽祠宇的裴均，就是前文所述闻喜裴氏家族成员。而“万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的描述，以现代科学眼光看去倒更像是一次大地震或滑坡活动造成了这个因缘。光绪《当阳县志》卷之二《方舆·祥异》载：

晋永嘉三年己巳七月，邑地裂三处，各广三丈三尺，长百余步。

（元）泰定三年丙寅秋八月地震。

可知该处是地震区，也是古人附会神异之说的依据之一。董文引起关注的核心记述，则是天台宗大师智荆楚传法的一段经历。这也是佛教奉关羽为“护法伽蓝”，历世相传的主要依据。

智（538 ～ 597）为天台宗四祖，实为创始人，世称“天台大师”。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后迁荆州华容。其父为梁朝显宦，十八岁投湘州果愿寺法绪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初从慧旷学律，后至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等。二十三岁至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学禅法，修行法华三昧。陈光大元年（567）学成，到金陵讲授《法华经》等，传布禅法，大僚僧徒从之者众。陈太建七年（575）入浙江天台建草庵，陈宣帝割天台山所在之始丰县之（调）以供寺用，又蠲两户农民之赋役供寺薪水。后应陈后主诏，请回金陵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论》《法华经》等。陈亡，游化荆、湘二州，又往庐山说法。隋开皇十一年（591）应晋王杨广之请去扬州讲授菩萨戒，从上授“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卒后杨广派人按其遗图于天台山下造寺，即帝位后赐名“国清寺”。所著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各二十卷及《四教义》《净名义疏》《金光明文句》《观音义疏》等。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据柳顾言《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灌顶《智者大师别传》、道宣《续高僧传·智传》，参以《国清别录》诸书，作“智年表”。记录他是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五十五岁时“坚请往荆襄”。十三年（593）年至荆，答地恩，造玉泉寺。十四年（594）在玉泉寺讲《摩诃止观》。十五年（595）自荆下金陵，受晋王请，制《净名疏》。从情理推知，其建造玉泉寺，亦即“玉泉山关公显圣”之确切年份，应为隋开皇十三年，即公元 593 年。此可以纠正董文“陈光大中”的误记。

智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的高僧。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谓智者大师门下“受菩萨戒者不可记称，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流落江汉莫限其数。”其遗文第四则自言：

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荫，不获增长。

可见他在荆楚一带传布的成绩。盖因荆楚巫风本盛，且山水湖泊地理阻隔，外来佛教遭遇困难尤多。智即本地人，熟知民风民心，建寺倡佛欲借助土著信仰心理，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后世佛教传人因而附会其事，正是聪明之举。灌顶是当时追随智者的传人，他曾记叙这次造寺情况：

既慧曰已明，福庭将建，于当阳县玉泉山而立精舍。蒙赐额号为一音，重改为玉泉。其地本来荒险，神兽蛇暴，谚云：“三毒之薮，践者寒心。创寺其间，决无忧虑。”是春夏旱，百姓咸谓神怒，故智者躬至泉源，灭此邪见。口自咒愿，手又略，随所指处，重云叆叇，笼山而来，长虹焕烂，从泉而起，风雨冲溢，歌咏满路。荆州总管上柱国宜阳公王积到山礼拜，战汗不安，出而言曰：“积屡经军阵，临危更勇，未尝怖惧，顿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违觐，向方遥礼。［2］

“神兽”一语是否指当地土著奉祀的关羽，颇可寻味。可知智在玉泉山珠泉显示神迹，王积之言尤可为后世奉关羽为武勇之神作注。但并未提及智“梦化关羽”之事。

又董侹撰碑之时，荆州复建的其他佛寺亦曾出现类似“神迹”。赞宁言：

有天皇寺者，据郡之左，标异他刹，号为名蓝。困于人火，荡为煨烬……先是烟焰之末，殿宇不立，顾缁褐且亏瞻礼，密念结构，罔知权舆。禅宴之际，若值神物。自道祠舍滨江水焉，凡我疆畛，富于松梓，悉愿倾倒，施僧伽蓝。命工觇之，宛若符契。于是斩巨栋，干修楹，撑崖拄壑，云屯井构。时维秋杪，水用都涸，徒众敛手，块然无谋。一夕雨至，万株并进，晨发江浒，暮抵寺门。剞劂之际，动无乏者。其余廊庑床案，糜非幽赞。事邻语怪，阙而不书。［3］

当时的职守者，也正是命复关羽祠，且又以道悟为师的裴均，不为偶然。［4］可知托言“神迹”，本为当时僧道创寺建观的常用借口。这样既可以远托神人，自高身份；又可以强指硬索，无须凭据；更容易获得崇道或佞佛的帝王官员许可。于是历代相传，算得佛门道流强索施舍的“不二法门”。

天台宗可谓第一个自觉实施“中国化”的佛教流派。它的学说以《法华经》第一卷“方便品”为据，大开“方便法门”，以调和儒、道两家思想。其三祖慧思以道家之成仙为成佛必经途径，希望“成就五通神仙”，“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异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灵芝草及神丹，疗治重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藉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5］而智也讲“意守丹田”一类道家调息之术，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6］这样讲求调气、炼丹和“不死之药”，无疑融会道家成分。所以陈寅恪曾直截了当地认为：

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7］

作为最早与天竺所传教义有所区别的中国教派，天台宗融合儒、道，亦时势之所必然。说明后世以它藉关羽以传教，绝非偶然之举。

智死后其徒灌顶承袭法钵，玉泉寺一度由灌顶门下宏景为主持。他在初唐亦很有影响，宋之问有《送沙门宏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自注：宏景，玉泉寺僧。先是，景表请高僧十四人同住寺）》，诗言：

一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

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

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

何日舒真果，还来入帝乡。［8］

法号还列于以“西天取经”闻名后世，唐太宗并为之修建佛寺的玄奘之前，可证当时玉泉寺之地位。在日本以弘扬佛法闻名于史的鉴真和尚，就是从宏景受具足戒的。

天台宗倡言“定慧双修”，故其门徒持戒精严，智著述亦多为戒律之说。但戒律的维持有时也不能全凭“定慧双修”，智、宏景的后代徒孙也许没有他们那样的道行，对于“慧根不定，六耳不净”的僧徒，有时也免不了要靠别的方式来示惩戒了，包括用关羽这样的武勇之将的神迹来辖制心生贪嗔之徒。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第三述玉泉寺时说：

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

其戒律森严可知。按葛洪《抱朴子》言：

学道术乃令变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聚合鱼鳖，入渊不溺，蹴刃不伤。

则“召致虫蛇”本为道家法术之一种。天台宗融道入佛，以巫挟禁，也不失为佛教“因地制宜”落地生根之一法。今观初唐集成的《法苑珠林》所载各地传法灵验，率多本地人物事迹，就是明证。就连关羽生前的朋友兼对手张辽，也有类似记述。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言：

元和五年，相国李公墉之理广陵也，以峻法操下，刚恩少决。一见坦，郑重加礼，召居华林寺。寺内有大将军张辽墓，寺僧多为鬼物所惑。坦居，愀然无眹矣。［9］

可知至迟中唐时张辽墓地亦被划入佛寺，也曾被佛教认为厉鬼。

随着关公“玉泉显圣”这个故事藉佛教和小说、戏剧广为流传，后世其他地区的庙宇也每喜自我作古，附会者众。如明人李维桢《重修关王庙碑》即言解州关庙“结祠传自陈、隋”。［10］明末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也称京师关庙：

在皇城地安门东者曰白马庙，隋基也。姚斌盗马庙在三里河天坛，亦隋基也。

又言宛平县东成化十三年（1477）重建汉寿亭侯庙亦“皆隋基也。”都是以此传说，作为关公信仰起始的佛教依据。后话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