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志病针灸学起源与发展

神志病针灸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我国古代文献中没有专著进行论述，但是历代医籍中均有记载。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神志病脏器的名称“心”字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有关神志病证的零散记载，如在病因病机方面，《左传》中提到“春时有痟首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管子·内业》曰：“忧郁生疾。”《黄帝内经》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医学巨著，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其中就有大量关于神志病证的论述，涉及经络和针灸治疗的内容也相当丰富，这些均为从经络理论来研究神志病提供了依据。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而脏腑等躯体功能有赖于气机协调，故情志活动与气机关系密切。《素问·举痛论》指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由此可见，神志病证的主要病因是情志因素，情志因素通过影响人体气机而致病。

神志相关病证的产生往往涉及多个脏腑，因此其病机较为复杂，如《素问·宣明五气》说：“邪入于阳则狂。”《灵枢·九针》说：“邪入于阳，搏则为癫疾。”《素问·通评虚实论》说：“癫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素问·调经论》说：“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阐明了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的基本病机。另外，《黄帝内经》还提出神志活动与经脉关系密切，有多篇可见神志病证与经脉相关的记载，如《灵枢·经脉》说：“胃足阳明之脉……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脏腑病变必先见于相应的经络，且如果经络功能失调，精微物质不能输布濡润，则脏腑功能必定受影响，并可能因此出现神志失常。《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有“心脉急甚者为瘛疭，缓者，为狂笑”。

东汉时期成书的《伤寒论》记述了神志病辨证和治疗的相关内容，重视针灸，提倡针药并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中的热入血室病，张仲景认为是瘀热结于血室，而血室属肝，治之“当刺期门”，即针刺肝之募穴以泻热；除此之外，“随其实而取之”指出了针刺特定穴位泻热的方法也适合于其他病症。如针灸治疗阴阳失衡性的失眠多梦，治疗失眠，取通于阴跷脉的照海穴补阴，取通于阳跷脉的申脉穴泻阳；治疗多梦者，反行之，取申脉补阳，取照海泻阴。另有针药并用治疗神志病证者，如《伤寒论》有“太阳病，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此为太阳中风，本桂枝汤证，而邪壅经络较甚，寻常草木之品难成其功，当先针刺风池、风府以疏通经络、挫其病势，然后服以桂枝汤调和营卫，邪气乃服。《素问·评热病论》亦谓“表里刺之，饮之服汤”。可见针刺法在临床中应用时机得当，能使病证很快得到缓解。

晋唐医家对神志病提出了针灸、方剂等多种治疗方法，完善了神志病的治疗体系。如晋代皇甫谧再《针灸甲乙经》中记载了多个治疗神志病的穴位和方法，具体有关治疗神志疾病的穴位85个，分布于十四经中。葛洪《肘后备急方》用琅菪散治疗癫疾，还收集了许多民间的方剂，其中治疗神志病的方剂和针灸方法达20余种，还提出用水喷淋治疗神志病的方法。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提出了“鬼穴”治疗癫狂之疾，《备急千金要方》云：“论曰，凡诸百邪之病，源起多途……如斯种类癫狂之人，今针灸与方药并主治之。”孙氏临床治疗情志疾病的经验效穴十三鬼穴，包括督脉三穴，任脉二穴，心包经二穴，肺、脾、大肠、胃、膀胱经各一穴，目前仍在临床广泛应用。

明清时期对神志病学的认识逐渐明确，分类更精细，辨证方法趋于完善成熟。如《景岳全书·郁证》云：“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认为五气之郁是由于各种病因致使脏腑功能失调而导致的人体气血津液等瘀滞不通，所谓因病而郁。又如清代陈士铎所著《石室秘录》将神志病划分为狂病、癫病、花癫病和呆病4类，在治则和方法上也多有新的创建和补充。

近代随着科技进步及西方医学的传入，人们对针灸治疗神志病的认识有了较大进展。近三四十年，由于采用多学科、多途径的方法对针灸临床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神志病针灸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神志病针灸学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而受到针灸学界的广泛重视，特别是运用针灸治疗神志病的研究和探讨上，在中医针灸的基本理论、临床经验的总结、群防群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神志病针灸学进行的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使神志病针灸学从基础到临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大大丰富了神志病针灸学的有关内容，并且出版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出现了许多关于针灸治疗神志病的报道，这些更加体现出针灸治疗神志病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